张骞西域行走

通往遥远的西域，原本没有路，因为脚印多了，于是就成了路。远古时期，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之北的草原上，有着一条时隐时现的由许多不连贯的小规模贸易路线大体衔接而成的草原之路。这一点已经被沿路诸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这条路就是最早的丝绸之路的雏形。

丝绸之路的真正形成，始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

读史可知，西汉时，阳关和玉门关以西即今新疆乃至更远的地方，称作西域。西汉初期，联络东西方的通道被匈奴所阻隔，无路可行。汉武帝时，中原开始与西域相通，朝廷加强了对西域的经略。西域原本是由36个小国组成，后来分裂至50多个，都位于匈奴之西，乌孙之南。

从战国早期起，到汉武帝之前的数百年里，西域长期处于中国北方强大的匈奴汗国统治下。当时，有一个种族叫月氏，先前在今天的祁连山一带，后来被匈奴打败被迫迁到大夏（今天的阿富汗）。汉武帝听说，被匈奴侵犯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于是决定派陕西汉中人氏张骞为特使，去说服大月氏与汉朝一起夹攻匈奴，将其彻底打败。

张骞一路坎坷，饱经磨难，途中却不幸被匈奴俘获，一滞留就是10年。他好不容易寻机逃脱，昼夜西行数十日，终于到达大夏。然而，这时的大月氏已经放弃了对匈奴的敌意。张骞苦口婆心，始终得不到月氏王明确的表示，一无所获。这次西域之行，张骞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见到了许多新奇的东西。他对西域的地理、物产、风俗习惯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为日后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积累了宝贵的资料。

秦统一后，至汉武帝前期，秦汉版图的最西边界仅到临洮，即今天的兰州一带。与西方的交流很有限。张骞向皇上讲述西域的故事，让汉武帝大开眼界。汉武帝知道了，东西长达一千多公里的河西走廊，是去往西域的最主要的通道。这里水草丰茂，可兼农牧，是匈奴人的主要经济基地。张骞给汉武帝带来了大国之梦。

汉武帝一时惹不起匈奴，便遣使探求，想通过罗马开辟一条不经匈奴而到大夏的交通线，但是没有成功。后来，汉军终于打败匈奴，控制了河西走廊地区，汉武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通了大汉王朝与西域之间的通道。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次出使没有什么军事目的，却肩负着政治目的，即联络西域强国乌孙，以断匈奴右臂。怎样联络乌孙？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说，就是“炫富”。向西域炫耀、宣扬大汉王朝的财富和强大，引诱西域各国来长安朝见。出发时，张骞带了大批礼品，以赏赐给西域各国君主，其中最主要的礼物是丝绸。当时西域各国没有丝绸，自然是“物以稀为贵”。再说，只有像丝绸这样价值高、分量轻的东西才适合长途运输。

西域商人大开眼界，他们由此看到了大汉人生活的富庶，并认为有利可图。西域的民众也立即喜爱上了这又薄、又软、又结实的丝绸。丝绸流通到波斯、罗马那里，立刻形成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价格堪比黄金，因而不少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不畏艰险、不顾疲劳地奔波在去往大汉的路上，贩运丝绸。于是，西汉与西北诸国开始了频繁的贸易往来，丝绸之路越走越宽广。

从此，各国使者、商人沿着张骞开通的道路，贩运货物，络绎不绝。在这些贩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是在两汉时期形成的，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史学家认为，张骞出使西域的意义在于成功将东西方之间最后的珠帘掀开，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会之路。

据史料表明，当年的这条“丝绸之路”，东起中国都城长安，经过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和新疆5个省区，出境后，经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到达地中海，以罗马为终点。全长7000多公里，其中，中国段4000公里。

正是这条道路，成就了中国连接欧亚的大陆桥。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汉帝国一起，连成了一条从苏格兰高地到中国海，横跨欧亚大陆的文明地带，从而使各帝国在一定程度上能相互影响。”

从那以后，一队队骆驼商队常年行进在这条漫长的商贸大道上。他们越过崇山峻岭，将中国的养蚕、缫丝、冶铁、造纸、凿井、灌溉等技术带向中亚、西亚和欧洲，再将那里的葡萄、核桃、石榴、蚕豆、黄瓜、芝麻、无花果等食品带回中国。与之返回同行的，还有异国的狮子、犀牛、良马等动物。

从那以后，一队队骆驼商队带动了中西方文化的流动。不同国家、地区和人民的生活习惯、经商理念、信仰风俗、劳动技能开始相互渗透、融入。中国传统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刻，与外来文化杂糅与融合，变得更加异彩纷呈、爽心悦目。

千百年来，在这条道路上，行走着酋长、商人、教徒、士兵、外交家和学术考察人员。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乞丐狱犯，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千百年来，在这条道路上，无论是战争的胜利与失败，还是文明的兴盛与衰败，“丝绸之路”上的人流与驼铃却从没有中断过。大漠孤烟，驼铃悠悠，古丝路悠久的历史文化散发着永恒的魅力。

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石泉县前池河出土了一件西汉珍品“鎏金铜蚕”。这个“鎏金铜蚕”高5.6厘米，腹围1.9厘米。全身首尾共计九个腹节，胸脚、腹脚、尾脚均完整，体态为仰头或吐丝状，制作精致，造型逼真。质地为铜，蚕体饱满，形象逼真，说明当时人们通过蚕桑生产已熟悉蚕的生理结构。

据《石泉县志》记载，当地古代养蚕业就很兴盛。由于当时养蚕之风盛行，加之鎏金工艺的发展，有条件以鎏金蚕作纪念品或殉葬品。汉代的养蚕缫丝业达到高峰。大的作坊均为官府经营，织工多达数千人，丝织品颜色鲜艳，花纹多样，做工极为精致。西汉丝织品不仅畅销国内，而且通过“丝绸之路”途经西亚行销中亚和欧洲。

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丝绸之路”不断得到延伸。广义上的西段已到达法国、荷兰。通过海路还可达意大利、埃及，成为亚洲、欧洲和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丝路东段已到达韩国、日本等国。

就在陆上“丝绸之路”兴盛的同时，海上也有一条“丝绸之路”通往世界。

随着中国造船及航海技术的不断发展，海上的贸易商路逐渐成为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据《新唐书》记载，当时东南沿海有一条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红海沿岸、东北非和波斯湾诸国的海上航道，即所谓“广州通海夷道”，这大概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早在公元前的秦始皇时期，中国丝绸就开始从海上输出，这时就已经有了东海与南海两条起航线。这是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当时海船载运的“杂缯”，即我们现今所讲的各种丝绸。

史载，东汉时期，中国商人在广州进行贸易时，将丝绸、瓷器由海路经马六甲海峡、苏门答腊岛运到印度，然后采购香料、染料运回中国。印度商人则把丝绸、瓷器经过红海运往埃及的开罗港或经波斯湾进入两河流域到达安条克，再由希腊、罗马商人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加沙等港口经地中海海运运往希腊、罗马两大帝国的大小城邦。

可见，东汉时期横贯亚、非、欧三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就已经形成。从中国广东番禺、徐闻和广西合浦等港口启航西行，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与从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沿海港口出发往东航行的海上航线在印度洋上相遇并实现了对接。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而中国境内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由广州、泉州、宁波三个主港和其他支线港组成。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

海上丝绸之路自秦汉时期开通以来，一直是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到了宋元时期，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大幅提升以及指南针的航海运用，全面提升了商船远航能力。这一时期，中国同世界60多个国家有着直接的“海上丝路”商贸往来。

采访考察“丝绸之路”的历史是一件复杂艰辛的事情。沧海桑田，时光荏苒。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演变，这条东西交通线路包括了太多的内容。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丝绸之路”，实际上是一个十分纷繁复杂的概念。

从运输形态来分，“丝绸之路”有“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之分；从地理景观来分，又分为“北方丝路”“南方丝路”，还可分为“草原森林丝路”“高山峡谷丝路”“沙漠绿洲丝路”等。“北方丝路”又分为东段、中段和西段。不同的路段，又有南北线之分，而南北线又有多条岔道。由此可以想象，当年使臣、士兵、商人们该有多么大的探险精神和追求勇气，才打通了这条如此庞大复杂的古道。

和“陆上丝绸之路”相比，“海上丝绸之路”就没那么复杂，大致分为三个航线：东线至日本、朝鲜；南线至东南亚；西线至南亚、欧洲和非洲。与张骞出使西域相媲美的郑和下西洋，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推至顶峰。中国商品可从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沿海城市出发，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

遥想当年，无论是哪一条陆上丝绸之路，沿途尽是高山、大漠、草原、荒野，大多数地方人烟稀少，许多地方甚至人迹罕至。然而，也正是如此，才彰显了丝绸之路的悠久历史、丰富内涵和壮丽姿态。

由此可见，丝绸之路不只是一条路，它是一个道路系统，由不同路线所组成的一个基本走向，是起于东亚，途经中亚、西亚，连接亚洲、欧洲、非洲的东西方交通线路的总称。它不仅仅是横贯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也是东西方交融的文化桥梁。它是一个由不同地区若干条陆地、海上线路，以及它的扩散、辐射道路之间联结所形成的物流网络，是一个从中国西部开始向西，沟通东西方，甚至通向世界的文明平台。

毫无疑问，丝绸之路对人类文明最大的影响绝不仅仅是货物的流通，而是丝路上穿行的人们将各自的文化像种子一样沿途播撒，包括观念、信仰、技术以及它们在物质上的表现。可以自豪地说，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多种文明穿行与交流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