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研究设计

（一）核心概念界定

1．文化

关于文化的概念界定，国内外学界有不同的定义。

西方学界中，E．泰勒是首个给文化下定义的文化人类学家，他如此界定：“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① 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Kroeber）与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在《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一书中统计了164种关于文化的定义。虽然这些定义并没有将文化的全部内涵囊括其中，但其主要含义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点：首先，文化有正、负面之分，两面皆文化。其次，“物质”“精神”的粗疏二分法不足以特指文化内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能截然划分。再次，文化始终处于变动之中，没有不变的永恒文化。又之，价值观念是构成文化的要素。最后，文化价值大体是相对的，因此很难评价某一文化优秀或不优秀。加拿大学者P．谢弗梳理出九种有代表性的定义，并提出宇宙学的文化概念将其作为第十种文化概念。

中国古代关于文化的概念，最早出自《易经》中的“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主要含有通过人伦道德规范的教化推广于天下之意。不论是后来的“敷文化以柔远”，还是“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其基本指向都是一种人文关怀与精神，其基本功能多是教化。近现代中国学界关于“文化”的概念界定，可以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的定义为典型，即认为文化无所不包，政治与经济、人造物质形式与自然景观形式皆可纳入文化范畴。② 当代学者李文海认为文化包括以哲学、政治、道德规范为代表的观念形态，以文字、语言、教育为代表的反映观念形态的传播媒介，以风俗、衣食住行为代表的群众日常生活。① 中西方虽对文化概念有不同理解，但将文化分为物质、精神、制度文化已是共识。其中精神文化包括价值观念以及思维方式，它在文化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有学者认为：“文化是指人类精神的社会存在形式的总和。”②

关于文化的特征，可概括为共享性、习得性、象征性、整合性、适应性以及变迁性。共享性一般表现为社会习俗被社会成员广泛认同。习得性则意味着文化不是依靠生物性遗传获得，而是通过社会性遗传。象征性本身就体现了文化对象征性符号系统的广泛使用，没有象征，诸如政治结构、艺术等文化机制则无法存在。文化的整合性指的是文化系统内部各个方面都是相互联系、互相作用的。文化的适应性是对自然、社会的适应，是文化存续、传承的重要原因。变迁性则是为了适应文化对外在环境发生的变化。

2．社会文化、乡村社会文化

其实“社会文化”与“文化”的本质相同，只是社会文化更凸显其社会性。社会文化既是与自然相对的社会人文体系，又是具体到某一社会实体的生活观念与行为体系。社会文化更加侧重呈现文化的社会功能。其一是导向功能。作为思维观念、伦理道德规范、日常生活行为习惯综合体的社会文化，对社会个体的社会行为、性格心理、价值理念、精神追求都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其二是凝聚功能。这主要体现在社会文化通过潜移默化的隐性渗透方式沟通社会成员之间的思想情感，进而融合成为社会成员互通的群体意识，例如理想、信仰等，最终产生群体性的凝聚力。其三是规范功能。社会文化是特定社会生产方式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对从事社会生产生活的社会成员具有普遍性规范作用。这种规范作用主要体现在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中，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中，经济、政治、贸易等社会交往中。其四是认知功能。社会文化的认知功能是社会成员改造社会、推动社会文明发展进程的首要前提。社会成员通过认知自然、社会知识，进而提高其运用知识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

总而言之，社会文化的价值在于提高人的能力与素质，规范行为习惯，调节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关系，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社会文化价值是社会成员的集体精神归属，需要文化主体的自我认同及其相关评价参照体的认同。

由于社会文化本身内涵丰富，本书特指具有规范功能的社会生活层面的文化。这里需要对社会生活的范畴加以界定。关于社会生活的概念，本书主要依据社会文化史中的相关解释。社会生活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其概念本身也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状态，即人类整体的生活状态。狭义的社会生活则特指社会生活状态本身，即日常生活。而日常生活范畴中，同样也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日常生活是包括婚丧嫁娶、两性伦理、风俗娱乐等最为基本的日常生活。广义的日常生活则是在最为基本的日常生活基础上扩展开来的日常生活。① 本书则主要从狭义的社会日常生活为切入点。

就地域而言，乡村与农村所指相同，但前者的概念更能体现中国社会的乡土本色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乡土特色。因此，本书将“乡村社会文化”的概念界定在反映最为基本的具有中国乡土特色的社会日常生活的文化，并截取其中的婚姻、家庭、妇女、民俗娱乐四个最为基本的社会生活领域为重点研究对象，以集中反映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众在最为基本的日常生活领域发生的文化嬗变，以及这种有形的乡村社会文化嬗变所带来的关乎农民情感理念与价值追求的无形文化的变迁。

（二）研究思路

本书秉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立场和方法，以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文化变迁为主题展开研究，以尽可能全面、完整地呈现边区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图景，探究其变迁的背景、原因与特点，总结其对当今乡村文化现代化的有益经验。

全文的研究首先对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背景进行梳理；其次，阐述边区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主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总结边区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特点以及动因。最后，对边区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经验启示进行总结，以期对今天的乡村社会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

（三）研究方法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以原始文献为依据，综合运用社会学、社会文化史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方法，其中主要的研究方法有以下几种：

1．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下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本书在论述边区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原因时，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立场，强调经济、政治对文化的决定作用，与此同时，文化又可对社会经济、政治产生能动作用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换而言之，如果充分利用文化对物质世界的积极能动作用，则可促进社会的文明发展进程。但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深受社会经济、政治等外在物质条件的制约，因此文化的发展进步无法脱开社会经济、政治基础独立发展。此外，本书坚持发展的观点分析问题，坚持对立统一规律认识、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的相互联系与作用导致事物的运动、变化与发展，发展的实质便是新事物的产生与旧事物的灭亡，在社会发展领域中，新事物在否定旧事物腐朽因素的同时，保留旧事物合理、符合新条件的因素，不断创新、增添旧事物所不能容纳的新内容，最终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本书在论述边区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特点时，做出“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这一结论，正是运用了这一原理。与此同时，对立统一规律作为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体系的核心，正是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促进了事物的发展，其中和谐作为矛盾的特殊表现形式，存在于矛盾双方平衡、合作的情形下。因此要正确协调好事物内部关系，积极促进事物的发展。本书在论述边区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特点时，做出“知识精英与农民大众的互动”这一结论，正是运用了这一原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本书所研究的边区乡村社会文化变迁，其主体便是边区乡村民众。笔者在总结边区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经验时提出“农民是乡村社会文化现代化的主体力量”，在概括现实启示时提出“确保农民在乡村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这些都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体现。

2．文献研究法

笔者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关于西北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献资料。为系统梳理边区乡村社会文化的背景，笔者阅读了古代、近代以及当代的地方志，如乾隆年间的《环县志》《合水县志》，光绪年间的《绥德州志》《绥德直隶州志》，民国时期的《米脂县志》《陕西通志稿》《陕西省保甲史》《中部县志》等。当代地方志主要参考了《延安市志》《庆阳特色文化研究·农耕文化卷》《盐池县志》《吴堡县志》《庆阳特色文化研究·民俗文化卷》《横山县志》，等等。为研究边区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内容，笔者充分利用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1—1945）》《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汇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等原始文献；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等报刊；《陕甘宁边区史》《延安文艺丛书·民间文艺卷》《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国女子教育史》《陕甘宁边区民政工作资料摘编》《中华民国发展史·社会发展》等论集、史料专著。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文本的解读，厘清研究对象的发展脉络，以全面、细致地考察边区乡村社会变迁的背景与历程。

3．史论结合法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文化变迁历程。这一问题主要采取的是历史研究法。通过研究这段变迁历程，旨在以史为鉴，坚持史论结合，即在史料基础上总结这一时期边区乡村社会文化的变迁特点，剖析其背后的原因，研究其文化现代化的经验，为当前的中国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史论结合既可避免单纯的史料堆砌，又可避免想当然地照搬理论或空谈。

（四）创新点与不足

1．创新点

研究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文化变迁问题，不仅需要掌握大量原始文献史料，还需要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社会发展理论去诠释其变迁的特点与原因，从宏观上把握这个质变阶段。本书尝试的创新之处在于以下几点：

一是对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文化变迁进行整体性研究。学界关于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系统文化变迁的研究不够体系化，尤其关于当时边区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背景、内容、特点以及原因，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对此，本书试图展开深入的、细致的、全面的、体系化的研究。笔者梳理、归纳边区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背景、内容，概括其特点与原因，总结其经验与启示。因此，关于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整体性研究，是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的拓展与创新。

二是试图抽象出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特点。本书并非大而化之的一般性说教论述，而是基于边区乡村社会文化的变迁背景与主要内容，提炼出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民族文化与民主文化的渗透、知识精英与农民大众的互动这三大特征。这在本书研究中具有原创意义。

三是试图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边区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结合。目前学界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多是停留于史学研究阶段，多是以具体的某一事物为切入点，对其进行历时性的描述。本书试图通过结合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深入分析边区乡村社会文化的变迁特点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2．不足之处

对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脉络进行系统梳理，尚存在不足之处。本书的内容是关于边区乡村社会文化的变迁，这意味着探究一个历时性的问题。如何克服历史距离来还原一种动态的文化变迁历程，是本书的首个局限性。为此，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不可或缺。系统阐释社会文化变迁，更是需要完整、全面的资料。由于关于边区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资料多是政府、政党层面的文化建设，关于边区农民大众的社会生活资料相较少，因此，本书多是从边区政党、政府类的文献资料中进行筛选，这成为本书的第二个局限性。研究边区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特点是本书的第三个局限性。这不仅需要深入、具有代表性地总结出边区乡村社会文化的变迁内容，还需要总体把握其变迁过程，准确地抽象出其基本特质。关于上述这些难点，笔者只能尽自己所能试图克服，但能力有限，因此仍有不足。

① 泰勒：《原始文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②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① 李文海：《中国近代文化问题》，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页。

② 严春友、严春宝：《文化全息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7页。

① 梁景和等：《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1919—1949）——以婚姻·家庭·妇女·性伦·娱乐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