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原作咏之，后改润之），湖南省湘潭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延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委员会主席。

“三样法宝”

1938年7月9日，陕北公学、鲁艺、延安工人学校等校的部分学生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在欢送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他引用古典小说《封神演义》里一个故事做比喻说：“当年姜子牙（姜太公）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等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总结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他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对三大法宝的内容和意义做了更加完整的概括，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写作

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

延安时期，毛泽东到各个干部学校给学员做报告，经常是步行去，不让接送。1940年初秋的一天，他去马列学院做报告。从学院到毛泽东的住地杨家岭有四五公里，中间还隔着延河。

走到半路上，遇到了学院派来接他的教育处长邓力群等人。

毛泽东抢先问：“你们四个风风火火的，要干吗子去？”

邓力群回答：“学院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

毛泽东笑了笑：“接我？是怕我忘了今天的报告会吧？学院给我的任务，我是忘不了的。”

邓力群连忙解释说：“我们是来接主席的。我们来晚了，很不好意思。”

毛泽东扬起手摇了摇：“这样做有点儿不好，一个人要四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

他环顾一下四周，幽默地说：“哦，四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下回呀，跟你们领导说，再加四个人，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大家闻言都笑了。

毛泽东笑着又说：“那才不像话嘛！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呼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我们既要革命，就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我们两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这几步路算不了什么。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我们共产党人绝不能搞特殊

1940年是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候。

这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延安留守兵团的司令员萧劲光到毛泽东住处汇报工作，见他围着被子斜躺在床上办公，以为是病了，正要询问，毛泽东抬起头来指指地下的火盆，笑着说：“裤子洗了，还没烤干，起不了床，起来就要光屁股了！”萧劲光鼻子一酸，指示警卫员赶快到兵团去领一床被子和一套棉衣。

毛泽东一听，连说：“不行不行，领来我也不要。现在，大家都困难，我若要搞特殊，讲的话就等于放屁，没人听。他们会说你不是真革命，是蒋介石，是封建皇帝！”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又说：“劲光啊，我不能搞特殊，你也不能搞。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能搞。你要记住这句话，我们共产党人绝不能搞特殊！”

1942年春，毛泽东和朱德与参加高级技术干部会议的代表合影

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会议室正在召开县、区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突然风雨大作，一声响雷从东南方炸响，击中了会议室外靠近窗户的一棵树。被雷电击断的一根树枝从窗户飞入会议室内，砸中了坐在窗口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他不幸触电身亡。

无独有偶。当天安塞县一位老农民在市场买东西时，拴在木桩上的驴被雷电击死。老农又哭又骂：“老天爷不长眼，你咋不打死毛泽东？要打死我们家的驴？”

中央保卫部门的人听说后，认为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很快就逮捕了这个“竟敢如此咒骂毛主席”的农民，打算进行追查，并公开处理。

毛泽东知道此事后，立即制止了保卫部门的行动。他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儿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毛泽东派人去跟骂他的农民谈话，询问骂他的原因。这个农民说：“公粮负担太重了，负担不起。”毛泽东了解情况后，要求保卫部门立即把这个农民送回家。

不久，在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村又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情。

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毙。伍兰花一边悲痛，一边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中央社会调查部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准备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和中央审批以后，即在清涧县枪毙，以此来稳定社会局势和群众情绪。

毛泽东从中央社会调查部部长康生派人送来的《情况汇报》中知道了这件事。

他对中央社会调查部的人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嘛！……中央设立社会调查部，不是设几个官位。如果不做调查，就随随便便抓人、杀人，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就这些而论，人家骂得就有道理呀！”

当晚，毛泽东的心情仍然难以平静，就叫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钱益民，要他立即把伍兰花带来。

在会客室里，经过拉家常，毛泽东了解到：伍兰花的家里共有六口人，七十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三个娃，最大的才十岁，最小的还不到三岁半；里里外外全靠丈夫支撑着。1935年，中央红军来了以后，她家里分了五亩地，头几年还好，政府收的公粮少，家里的粮食吃不完，踏踏实实过了几年好日子。这几年变了，干部只管多要公粮。如今她丈夫死了，家里的顶梁柱就没有了。

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同农民亲切交谈

毛泽东又把钱益民叫进来，当面嘱咐说：“把这个妇女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她回家。记住，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她家困难多，当地政府要特别照顾。对于清涧县群众的公粮负担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我们决不能搞国民党反动派那一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伍兰花回村以后，对乡亲们讲了自己在延安的经历。长辈们听了以后说：“古人讲，宰相肚里撑大船，将军头上跑快马。毛主席太了不起啦，真是个不怕雷打、不怕鬼邪的大人物！”

从民众怨骂声中，毛泽东进行了深刻反思，举一反三查找问题。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全党兴起调查研究之风。当时，著名的调查报告有林伯渠的《甘泉、富县调查》、张闻天的《出发归来记》、李卓然的《固临调查》等。

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是：边区农村经过土地革命后，中农增加，贫农减少，但是，耕地、粮食未增加；在财政经济方面，脱产人员增加，财政收入锐减，群众负担过重。

毛泽东在延河边散步

针对具体问题，1941年11月18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了精兵简政的决议。在中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带头行动，先后进行了三次精简。1942年12月，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毛泽东做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全面开展大生产运动，全力解决部队给养和各个根据地的经费问题。通过实施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各个根据地增加了收入，在减轻人民负担、减少经费支出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使各个抗日根据地渡过了经济难关，坚持了长期抗战。

我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犯了错误就立即改正

1943年，延安开始了“审查干部”运动。康生作为当时具体负责审干工作的社会调查部负责人，大搞“逼供信”和“车轮战”，过分夸大了特务、反革命分子在革命队伍中的比例，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

毛泽东及时发现了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强调不能搞“逼供信”，并制定了审干工作的“九条方针”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对被“抢救”的干部进行甄别，对被整错的同志给予平反、恢复名誉，还亲自出面向被整错的同志赔礼道歉。

对审干工作扩大化的错误，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多次进行自我批评。例如，有一次在中央党校礼堂开会时，毛泽东说：“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我是负责人嘛！”“这次大家都洗了澡，就是水热了一点儿。不少同志被搞错了。凡是被搞错了的要一律纠正，坚决平反！”“有的同志被错戴了帽子，这也没得要紧。帽子戴错了，现在我把它给你们摘下来就是了。”“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今天，我就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

许多受过冤屈的同志最初怨气很大。但是，毛泽东这样主动承担错误，并多次诚恳地赔礼道歉，大家不仅怨气消了，还深受感动，对过去的事释怀了，心情舒畅了，而且同志间还增加了感情，增进了团结。

群众利益无小事

1944年的一天，毛泽东把时任中共延安市委书记的张汉武找来，问他：“听说西川侯家沟的妇女大都生不下孩子，群众很着急，有各种议论，市上知道不知道？”

张汉武回答：“是有这么回事，都是农家的小事。我们管不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法管。”

毛泽东说：“生孩子是群众的利益，这不是一件小事啊！政府一定要管，还要好好管。那么多人不生孩子，会不会是水的问题，可以派人去化验一下。”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张汉武很快找边区的化验人员去侯家沟化验了群众吃的水，果然是村子里的水含有导致妇女不孕的物质，经过改水处理，问题得到了解决。

了不起的变化

1943年，一支从抗日前线返回边区的部队因为连续行军，人困马乏，来到一个村子宿营。部队领导的警卫去找房子，在一户老乡家门上敲了很久，门也未开。警卫不耐烦了，便使劲敲起来。

一会儿，门开了，出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不高兴地说：“你们是八路军吗？怎能这样对待老百姓？”

警卫辩解道：“我是给首长找房的。”

老太太更加生气：“干部越大，越得讲群众纪律！”

这支部队的一些同志认为，战士们在前方流血牺牲，回来还挨老乡的批评，有点儿想不通，就把事情反映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果断地评断：“老太太做得对！”

1944年初，有位老乡针对部队个别同志没有认真执行群众纪律的问题，给军分区司令员提了意见。毛泽东听说后很高兴，认为这是好事。他在接见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四旅的干部时说：“边区一位老乡给我们一个分区司令员提了意见，这是天大的好事！那个老乡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负，他们敢怒不敢言。现在这个老乡敢向我们分区司令员提意见，敢批评这位 ‘长官’，你们看这有多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

七大期间毛泽东和陆定一交谈

咱们是一家人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喜庆节日。每逢春节，亲戚朋友都要相互拜年。党中央在延安期间，群众发展生产、安居乐业，给毛泽东等中央首长拜年成了中央驻地周围农民每年必不可少的一件喜事。

1942年春节，延安等地的农民纷纷选派代表，带着油馍，提着米酒，给党中央领导人来拜年。

1943年春节，新市场、桥儿沟、杨家岭、枣园等地的群众，组织了十几个秧歌队，抬着各种年货，敲锣打鼓，到杨家岭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拜年，秧歌队演了三个多小时，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1945年春节，毛泽东早早就跟周恩来商量：“今年赶个早，不要让老乡又抢先了。”

他和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带着礼物赶到枣园乡政府，提前给老乡拜年。

一位老人拉着主席的手说：“现在大家丰衣足食，全是共产党领导得好。本应我们给你们拜年，怎么你们倒先给我们拜年了。”

毛泽东笑着说：“不要分你们我们，咱们是一家人嘛！”

要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1946年初春，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先被安排住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部队考虑到他在苏联待得时间长，吃不惯小米、烩菜，便让他上了干部灶，每顿两菜一汤，还有细粮。

毛泽东知道后很快把毛岸英叫来，说：“岸英啊，你妹妹李讷一直就在大灶吃饭，你这么大了，还要提醒吗？”于是，毛岸英谢绝了领导的好意，坚持与战士们一起在大灶吃饭。

有一次，美联社记者访问毛岸英，要他对抗战胜利后的形势谈谈看法。稿子写成后，毛岸英拿过来请父亲审看。不料毛泽东还没看完，便一把撕掉，严厉批评说：“你小小年纪，刚从国外回来，情况不了解，有什么资格对外国记者发表意见！”声色俱厉，不容置辩。

不久，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对毛岸英说：“莫斯科大学毕了业，但学的都是书本知识。你还需要进另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外国没有，它叫劳动大学。在这所大学毕了业，才算真有知识。到吴家枣园去！那里能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毛泽东和毛岸英在延安王家坪合影

就这样，毛岸英去了延安县柳林区吴家枣园向劳动英雄吴满有学习种地。临行前，毛泽东对毛岸英约法三章：要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毛岸英到了吴家枣园后，同吴满有一家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劳动在一起。毛泽东作为一名父亲，以最朴素、最直接的方式教给孩子们“不骄不躁”“虚心好学”“做群众的小学生”“为人民服务”等品质。

毛泽东与黄炎培谈“周期率”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国民政府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等人，为了促使国共恢复商谈，避免内战发生，于1945年6月2日联名致电延安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表示希望以个人身份访问延安。当月22日，延安复电表示欢迎。

7月1日，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从重庆乘飞机抵达延安。在延安机场，当毛泽东和黄炎培握手时，毛泽东说：“我们二十多年不见了！”

黄炎培一下子愕然了。原来，1920年美国杜威博士访华时，黄炎培曾请杜威在上海演讲。当时，台下听众中就有毛泽东。

来延安之前，黄炎培对中共的情况已有所闻。通过在延安期间跟中共领导人长谈，以及参观访问，对中共领袖人物，对中共的施政及延安的政治作风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有了亲身感受。

黄炎培注意到，“这里称毛泽东便是毛泽东，不大连用他的衔名”。他还注意到，延安街头设有意见箱，“人人可上书于主席毛泽东”。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转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引起了黄炎培的高度关注。

他后来这样写到了延安的作风：“就所看到的，只觉得一切设施，都切合乎一般的要求，而绝对不唱高调，求理论上好听好看。……毛先生说：我们要打倒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要向老百姓学习……他主张有些书本知识的人，快回到实际工作里去。这都是中共三年来的新方针。”

六位参政员即将返回重庆时，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问黄炎培有什么感想。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 ‘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在论述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率中，特别提到了“人亡政息”的历史现象。“人亡政息”，出自儒家经典《中庸》。原文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意为周文王、周武王的政令都记载在典籍上。他们在世时，其政令都能得到执行；他们亡故后，其政令便停止执行了。也就是政令的贯彻因人事更迭而中断；政治局面因执政者的代谢而改变。

黄炎培当时似乎已经预料到，在未来的国共对抗中，中共会取得最后胜利，在全国执掌政权。他以朋友的身份向毛泽东进言，希望中共在得到天下以后，能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兴亡周期率的支配，避免重蹈历史上“人亡政息”的覆辙，保持政权，用好政权。

毛泽东听了黄炎培的这番话，当即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十分赞同毛泽东的这一观点。事后，他写下了自己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黄炎培从延安返回重庆后，向他询问延安情况的人非常之多，应接不暇。他说：“我无法一一口头报告，在友谊上又不能不报告。”于是撰写和出版了《延安归来》一书，作为公开答复。

黄炎培在《延安归来》一书中写道：“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自己也明白，因为他们现在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至于中共重要人物毛泽东先生，依我看来，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为长者。此外，轰轰烈烈的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诸位先生（徐向前先生在病中，没有能相见）在一般人想象中，一定脱不了飞扬跋扈的姿态。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静，一点儿没有粗犷傲慢的样子。真是出乎意外。”

共产党人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1937年10月5日傍晚，曾经参加长征的二十六岁的抗大第六队队长黄克功携带勃朗宁手枪，约陕北公学学员刘茜在延河边散步。散步中谈及婚姻问题。黄克功强硬要求刘茜承认与自己的恋爱关系，短时间内同自己结婚。

刘茜被黄克功逼急了，冲黄克功说：“你们这伙人是土匪！”刘茜的话激怒了黄克功。

黄克功愤怒地问刘茜：“你敢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土匪！”

“土匪！你们就是土匪！”刘茜连续顶撞黄克功。在刘茜的一再刺激下，黄克功连开两枪打死了刘茜。此事在延安引起极大轰动。

时任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原原本本地将这件事给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听了罗瑞卿的汇报，震怒。

据叶子龙回忆，毛泽东当时愤怒地说：“这是什么问题？这是什么问题？这样的人不杀，我们还是共产党吗？! ”毛泽东很快做了批示，要求公审处决黄克功，并于10月10日给当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刑庭审判长的雷经天写了一封信。

黄克功被捕认罪后，也曾幻想党和边区政府会因为他资格老、功劳大，对他从轻处罚，给他留一条生路。

黄克功在第一份陈述书中说：“功乃系共产党一分子，值兹国难日益严重，国家民族存亡之秋，非但不能献身抗日疆场，反而卧食监狱，诚然对党和革命深深抱愧。因此，功对党和法庭有所恳者，须姑念余之十年斗争为党与革命效劳之功绩，准予从轻治罪，实党之幸，亦功之幸也。”

在第二份陈述书中，黄克功说：“法庭须姑念我十年艰苦奋斗，一贯忠实于党的路线，恕我犯罪一时，留我一条生命，以便将来为党尽最后一点忠，实党之幸，亦功之最后希望也。”

毛泽东给雷经天的信

1937年10月11日，在陕北公学大操场，边区召开了数千人的大会，对黄克功枪杀刘茜一案进行了公开审判。

审判会上，雷经天站起来，庄严地宣布了处黄克功以死刑并立即执行的判决。判决书中指出：“刘茜今年才十六岁，根据特区的婚姻法律，未达到结婚年龄。黄克功是革命干部，要求与未达婚龄的幼女刘茜结婚，已属违法，更因逼婚未遂，以致实行枪杀泄愤，这完全是禽兽不如的行为，罪无可逭。”“黄克功实行逼婚不遂杀害人命一罪，立判处死刑。”

对判决结果，黄克功没有表示任何反抗、抵触、激动或消沉的情绪。他只是转过身来，面向群众，举起双手，高呼了几句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蒋介石！”当一位法警自动予以制止时，黄克功低声说：“为什么不让喊口号呢？”随后，他跟着行刑队，穿过坐在东北侧的人群，向刑场走去。

恰在这个时候，法庭收到了毛泽东给雷经天的亲笔信。因为信上建议要当着黄克功本人的面向公审大会宣读，所以审判长与张闻天商议后，又命令把黄克功带回来，重新站在犯人的位置上，听审判长宣读毛泽东的信。

当黄克功知道毛泽东有信要向他当面宣读时，流露出希望和感激的表情。雷经天把毛泽东给他的亲笔信当着黄克功的面念道：“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当黄克功用心听完了毛泽东的信后，深深地低下了头。这可能是领悟了这封信所体现的高度原则性的表示。最后，黄克功以认罪伏法的态度离开会场，走向刑场。

“黄克功案”处理后，毛泽东还在抗大特意做了一场“革命与恋爱”的讲演，提出了革命青年在恋爱时应遵循的三原则——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和学习的原则、自愿的原则。他要求大家从“黄克功案”中吸取教训，要严肃对待恋爱、婚姻、家庭问题，要培养无产阶级的理想和情操，坚决杜绝类似事件发生。

延安时期毛泽东给晋绥干部做报告

三个月后，在抗大的一次宴会上，毛泽东又提起此事，说：“这叫否定之否定。黄克功一粒子弹，否定了刘茜，违反了政策，破坏了群众影响；我们的一粒子弹，又否定了黄克功，坚持了政策，挽回了群众影响，而且使得群众更拥护我们了。”

此后，毛泽东还多次提到过这件事，指出作为党的干部，居功自傲、贪图享乐、欺压群众、自私自利，是万万要不得的。

拔除“莠草”

1937年9月13日，毛泽东去中央医院看望住院治疗的干部战士。当他看到躺在病床上的肖玉璧有气无力、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的时候，便问医生，肖玉璧得了什么病，医生回答说：“他实际上没有什么大病，只要吃一个月的饱饭就行了。”毛泽东知道，当时边区物资供给紧张，红军战士因为营养不良已经到了危及生命的地步。心情沉重的毛泽东便从警卫员那里把中央特批每天补贴给他的半斤牛奶的取奶证让给了肖玉璧，还嘱咐医生，每天清早到中央机关管理处取奶。

肖玉璧，陕西清涧县城北马家村人，时年四十四岁，1933年参加革命，身经百战，是一位身上留下九十多处伤疤的红军战斗英雄。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清涧县区苏维埃主席、定边贸易局副局长、波罗地方税务分局局长、盐池税务分局副局长等职务。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任边区政府贸易局副局长。

在医院里，肖玉璧因为有相对较好的伙食照顾和毛泽东给他的每天半斤牛奶，加上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1937年12月，组织上考虑到肖玉璧的身体状况，安排他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出任局长（相当于税务所主任）。肖玉璧对给他分配工作的人员大发雷霆，认为自己曾任过县区苏维埃主席、边区政府贸易局副局长，又是身上有九十多处枪伤的老红军，怎么也得分配给他与过去级别相当的职务，没想到只得到一个乡镇税务所主任的职务，嫌级别太低。

他认为，当个小小的主任是大材小用，便找到毛泽东，解开衣扣，对毛泽东说：“你数数我身上有多少伤疤！”

毛泽东一听就火了，厉声对他说：“不识好歹！延安人多粮食供应不上，那里人员少，粮食供应比延安相对容易，是为了照顾你能吃上饱饭。”

肖玉璧自己认为，他是不得已上任，便以功臣自居，开始贪污享乐，在征税时采取多收少报、不记账的方式贪污公款。当时，征税有时征收的是实物，比如粮食和食油等，肖玉璧就利用职权，把征来的粮食和食油等实物税收变卖给国民党部队。1938年间，共贪污公款二百八十元，同年12月，又贪污公款一千五百二十元，1939年1月，又暗扣公款一千元，共计二千八百元，全都不记账。二千八百元的数字在今天看来不是大数目，但是，相对于当时边区各级政府人员的津贴、边区战士的月生活费、边区政府的办公费，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红军长征到达陕甘宁边区后，在供给方面一直处于困难时期。为了开源节流、节约物资消费，边区军政人员的供给在1937年至1940年，已经降低到几乎连温饱都不能维系的水平。1937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办事处颁布的《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规定了各级军政人员的供给水平：边区正副主席、边区参议会正副议长及厅处负责人的津贴每人每月五元，正副专员和正副县长的津贴每人每月二元五角，区长每月一元五角，而一般工作人员的津贴则为每月一元至一元五角，勤务员和炊事员为一元。1940年，因为边区经济特别困难，又取消了少得可怜的津贴。边区政府办公费每月三十元，分区政府办公费每月十五元，乡政府办公费每月只有一元。按照当时边区的物价，一元钱能买蔬菜三四十斤，或清油二斤，或柴火一百斤。边区县、区级干部当时一年的津贴买不到一双鞋子，两三个月的津贴才能买到一条毛巾。

肖玉璧贪污巨款造成了张家畔税务分局亏空，引起边区财政厅的注意。1939年1月，边区财政厅开始派人调查肖玉璧的贪污情况。就在调查期间，肖玉璧以外出讨账为由，又携带公款二百五十元、税票十八张逃跑。行至宁条梁时，肖玉璧将十八张税票以七十二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叫徐二的商人。肖玉璧在外逃期间，投靠国民党，给国民党军队招募兵员十多人。边区财政厅在调查清涧县税务账目期间，除发现肖玉璧大量贪污公款外，还发现他在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任上，私自将边区短缺的粮食和食用油等重要物资卖给国民党部队以谋取私利，事情公开后激起极大的民愤。1940年下半年，当地的群众看到肖玉璧潜回清涧县后，马上报告当地政府，最终肖玉璧被当地执法机关依法逮捕。

陕甘宁边区检察机关审讯肖玉璧，肖玉璧对所犯的罪行供认不讳。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检察署经过对案件缜密审查，认为肖玉璧贪污案证据确凿，遂向边区高等法院提起公诉。边区高等法院组成以时任高等法院审判庭庭长雷经天为主审的合议庭进行审理，于1941年2月13日做出判决。依据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八项和第三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处被告人肖玉璧死刑。

执法人员对肖玉璧宣布了边区高等法院的判决书后，肖玉璧不服，与执法人员吵闹，并要求面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林伯渠念及肖玉璧是老红军英雄，便答应见他。

肖玉璧见到林伯渠后说，自己被判处死刑太重了，要写信向毛泽东求情。林伯渠答应了肖玉璧的请求，把肖玉璧的信转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没有看肖玉璧写给他的信，只是问林伯渠：“肖玉璧贪污了多少钱？”

林伯渠回答：“三千元。”

毛泽东又问：“肖玉璧的态度如何？”

林伯渠说：“肖玉璧在信中请求党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分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上。”

毛泽东又问林伯渠：“你对此案是什么态度？”林伯渠说：“据统计，目前干部队伍贪污腐化犯罪率达百分之五，这股歪风非刹住不可。不过，究竟怎样处置肖玉璧，边区政府和西北局都想听主席的意见，所以就特地来请示。”

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对林伯渠说：“你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

林伯渠说：“忘不了！”

毛泽东接着说：“那么，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就这样，肖玉璧于1941年底被依法执行枪决。

毛泽东和群众在一起（延安革命纪念馆雕塑）

1942年1月5日，边区《解放日报》专门发表评论，评论指出：“肖玉璧判处死刑了，因为他贪污，开小差，为升官发财以至叛变了革命；虽然他还当过一些不小的 ‘官’——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贸易局副局长、税务分局局长，等等。据说，边区近两年来，贪污案件占总案件百分之五还强，反贪污的斗争是非常要紧的！今年，是边区更发展的一年，但也是更困难的一年；在和困难搏斗中，定会有千万个英雄挺身出现；但，却也避免不了有 ‘肖玉璧’式的 ‘小丑’贪污腐化、怕困难、开小差，或者竟走向叛变之路！我们要严重地注意！注意每一个反贪污的斗争，抓紧揭发每一个贪污事件，我们一定要做到：在 ‘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 ‘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