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市长张铁民

序

下午两点五十分，距约定的时间还差十分钟。我在病室外的沙发上坐下来，守候我的主人公。

屋外，是甲子年闰十月下旬绵延不止的雨雪，绿蓁蓁的冬青，碧苍苍的刺柏，还有沉静的塔式屋脊，都雾蒙蒙地贴着眼帘前的大玻璃窗。走廊上有两位养病的老人，在呵呵地谈笑着，是说去三兆火化的末日设想。我抬眼望去，一位在不经意地翻动画报，一位在自动人体秤上佝偻着腰。想来必是曾横刀立马的将军，或是驰笔书海的学者。此刻，在这人生之旅的最后的驿站上，正做一番体质的调补与精神的沉淀，而后以全力朝黄昏的终点行进。

只一阵子，走廊里又复寂静。有穿白大褂的女护士匆匆走过，红地毯上泛不起一丝足音。

三点差一分。我看看表，从沙发上站起来。

我不认识他。倒不如说，是他不认识我。我在报纸上认识他，在电视上，在我日常的生活中认识他。进入他的生活领域，搜寻他留在西安这座城市的角角落落的脚印，竟一直追索来到他的身边了。

“写张铁民，咋样？”

《延河》编辑部的同志在让我谈完报告文学选题的信息之后，曾做了一些比较，将本文的主人公推到了我的面前。

“张铁民！”我意识到了自己所谈及的几个选题的价值，也许会写得生动有趣，却不免是些小品而已，远远不如张铁民值得写。

这是个老少皆知、无人不晓的名字。起码，在八十年代初的近几年里，在我们所居住的这座古老而崭新的大都市的西安委实如此。

三年前，我想到过采访他。他抓市容卫生七风八火，山摇地动；抓服务质量，私察暗访，勤政秉公。以致被构成若干社会文学的传奇轶事，充塞了西安的每一处市井院落。市民们是以一种充满希望的自豪感，来传播关于市长的美谈的。当然，为之摇头的也不乏其人。

一种使命感，使我十分自信却也是冒失地应承了我们的编辑的稿约，闯入了曾经是西安市政府第一号人物的生活领域，以及他惊凡骇俗的精神世界。那一片心灵的天地，使我感受到了现代的老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阳刚正气。我认为，我触摸到了当今民族的脊梁。

没等我站起来，那扇我正盯的门轻轻启开了。

他一定是张铁民市长。身架魁实威武，略微有点驼背，宽阔的额头与果敢的眉宇之间，透出五六十岁男人所具有的刚健、豁达、轩昂的气度。

他在送出客人三几步的一瞬，猜出了我这位不速之客，一双宽厚的大手伸了过来：

“噢！和谷同志，来来，来！”

他转身领我步入病室，将我手里的提包和雨衣撂在一旁的医疗器械上，便让座，递烟。

他坐在旁边的沙发上，吸着烟，亲切地微笑着，与我侃然而谈。听说我是铜川人，忙感兴趣地打问，哪个公社，哪个村子的？

“噢，黄堡南凹，我走过。现在还好吧？”

“不错，都成电视村了。”

他长出了一口气，说道：“我在铜川干了五年半，到西安，又是三个年头过去了。”

往事历历，往事历历啊！

他时而沉思不语，时而慷慨陈词，时而讲述得娓然动听，时而又陷入深邃的忆念之中，犹如牵动远处流来的溪水，缓缓道来，其悠悠思情，可触可叹。

一阵工夫，就得咳几声痰，站起来，挪动略显不便的脚，朝里间的痰盂边走去。

这时候，我把目光投向窗下的桌案。案头除了一摞报纸、文件外，即是他一生所珍爱的文房四宝。还有，一副暂且小憩的晶亮的眼镜。

第一节

社会犹如一条船，每个人都要有掌舵的准备。

一

“市上的事繁琐，吃喝拉撒睡，都要管，不如省经委好搞。”老伴余敏劝说道。

张铁民不语。

“那你就去吧，至少少活五年！”

少活五年？也许是。张铁民觉得到了这个年岁，时间是不多了，要紧的是赶快做事，为人民多做点事。

余敏想起了在铜川的日子。节假日，你带人下到煤矿上去，没黑没明地干。“文化大革命”差点被整死，你却“记吃不记打”。人都说，在铜川干出来的没一个有好下场的。回答你的果然是贴满了一条街的大字报。这不是鞭打快牛吗？我劝你不要干了。我害怕，家里整天没个安宁。你不吭气，还是那么个撞到南墙不回头的犟脾气。

到了省上，叫张铁民当经委主任。余敏说，你以前是以省军级对待的，怎么不提呢？张铁民说，有什么可提的，档案里有。没过几天，又说让回铜川。余敏生气了：

“这回我不去了。你死到那儿我也不管。反正我不去。我害怕。”

趁张铁民出差的机会，余敏自己找到了省委组织部的同志：

“省上就再没人了，你光知道有个张铁民？他在铜川常跑矿上，累得常犯肺气肿病，你知道不？造反派整天围住他，哪儿都去不了，你们省上还一天几次打电话，要煤！要煤！他一边抓煤，一边挨‘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不是他不想干，能干吗？”

组织部的同志笑笑，怎么说好呢？

就这样，张铁民还是去蹲了几个月的点。

“组织决定的！”张铁民还是那句话，余敏也照例没话说了。

有什么可说的呢？这对于有着四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从黄河、汾河边走来，在地下党工作中就假称夫妻，而后又弄假成真，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从青年时代走到了人生晚年的这一对老人，不管道路多么坎坷，“党组织”在心目中依然是一个崇高而神圣的字眼啊！往往，夫妻间的分歧的最后裁决，总是以党性原则为准绳的。

余敏依了。从艰难岁月中度过多半辈子生涯的老共产党人，谁不想在桑榆迟暮的夕阳里呈现出金黄的晚节呢？

西安，其形如舟。张铁民在他年满六旬的时候，捋捋开始斑白、秃顶的大背头，挽起袖子，掌起了这座城市的大舵。

二

自古乃帝王之都的西安，是一只古老而年轻的船。史册中，它屡经颠簸沉浮，兴衰变迁，震惊中外的事件是历不胜数的。华夏民族的繁衍史，黄河流域的歌与哭，周、秦、汉、唐优秀文化的痕印，几乎遍及于这终南山下、泾渭之滨的每一寸土地。

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叶的这座城市，是在一边修补船体上的漏洞，一边扬帆起航的。其步履，可谓艰难而沉重。

按古都的市民们惯于挑剔的习惯，作为西安市的市长，得有相当的本事和胆识，才能压住阵脚。听说铜川的市长要来西安当市长，人们似乎不以为然。

市政府大院里的干部也自然颇为关注，这新市长究竟是怎么个市长？

第一次露面，是在礼堂讲话。这张铁民还可以。讲话实实在在，没有大话套话。

在张铁民看来，眼下要抓的，也就是说，精力的支配，时间的支配，必须是在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方面。当然，也包括一部分规划问题，还要兼顾其他方面。

再切实一点，对于他的走马上任，这个雄踞在脚下、坐落于中国版图腹地的古老城市，在呼唤着什么呢？

卫生差，这是其一。蔬菜供应短缺，这是其二。公共交通紧张，为其三。

要坐稳这把显赫的交椅，对以上三个棘手的问题，必须用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举动做出响当当的回答。像站在这座城市的高处，面对着的是二百六十万双期待的眼睛。

这位几经沉浮的共产党人，默默地自问自答：“作为一个市长，应该怎么样工作？抓哪些工作？”

“还是抓服务性工作吧！”一个刚毅油然的山西口音的语调——“衣、食、住、行、用，吃、喝、拉、撒、睡。”

于是，张铁民大声疾呼道：

“作为市政府、市长来说，把群众生活安排不好，秩序不好，没有一个好的条件、环境，什么也就无从说起。”

“古人讲‘安居乐业’，不安居，就不可能乐业！”

“我只有一个愿望，在离休之前，把西安整治成一个文明、整洁的城市，使它成为四季常青，春、夏、秋三季鲜花盛开的城市。给全市人民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学习、休息环境。”

张铁民这样开始他西安新市长的构想，是偶然遇到的具体情况所致。是偶然的，却也不是必然的吗？

过不几天，西安城内街谈巷议，说张铁民厉害，把副市长们“整”了一下。

他严肃地宣布了一条纪律：“就从常务会开始，今后咱们的会不能迟到，不能请假。”

一位副市长第一次迟到了，他瞥了一眼，没吭声。

第二次，就说了：“注意！不能迟到。”

第三次，不客气了，批评，严厉地批评！

一天刚上班，张铁民把各副市长叫到他的办公室，手里抖着一沓群众反映乘车难的来信：

“今天停止办公，每人挤一路车，再挤回来，在这里集合。”

新鲜！市长们完全成了一个个普通的乘客，品尝候车的滋味，然后分别从各路汽车的起点挤到终点。又被推来搡去，摇摇碰碰地乘车回到钟楼附近，赶回张铁民办公室。

“哎呀张市长，把我冻美了！”李廷弼副市长喘着气，“一上去，就把我老汉挤到车后头，车尾又没玻璃，受不了！”

张铁民笑起来：“你冻美了，冻得好！你才挤一次车，冻了一次，群众得天天挨冻。我看你在解决乘车难时，先解决给车上装玻璃的问题。”

“玻璃不好买呀！尤其是车头的拐弯大玻璃，缺门货。”李副市长皱了眉头。

“好解决的话，要我们这些当市长的干什么？”张铁民正经起来。

李副市长只是点点头，默认了。

很快，玻璃问题解决了。

张铁民又同他的助手们，出现在公交公司、调度站、十字路口的岗亭里，着手抓分散乘车高峰的流动量，调整上下班时间，科学规划行车路线和车次，缓解乘车难的问题。

紧接着，关于局长会议的传闻又从市政府大院不翼而飞。

以往，常是局长开会带着科长，科长又带着干事。汇报工作，局长不清楚，有科长；科长谈不出来，由干事递话。

“这怎么成？”张铁民定下一条规矩，“开会不允许带助手！本来是常务会，你局长是列席的，还要带上科长、干事，是不行的。”

“十足的官僚主义！”张铁民的嗓门高起来，“让不了解情况的人做决定，工作能搞好才怪呢！”

三

在此之前，如何整治西安的卫生，已是迫在眉睫的事。

一位翻译工作者，在陪同外宾参观西安之后，以对这座古城的赤子情感，以一个中国人的自爱自尊之心，尖锐地提出西安卫生太差的问题，径直投书中共中央。

号称文明古都的西安，几乎被垃圾山和尘土所包围。文物古迹胜地的脏乱不堪，大煞风景。远涉重洋而来的外国朋友，抱着“不到西安等于没到中国”的欣喜憧憬而至，却以沮丧失望之情怅然离去。西安，这就是闻名遐迩、久负盛誉的世界名城之一的西安吗？

而居住在这座城市的市民们，究竟是习惯了如此环境的栖身之地，还是失望于市政管理部门而破罐子破摔了呢？古城长安，如此尊容，西安人是愧对祖先、愧对远朋，也是愧对当今和未来的啊！他们不是没有呼唤，而是呼唤到了几乎无声的程度。

翻译同志的信递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办公桌上，而后层层下转，要西安迅速把卫生抓好。习仲勋同志批示说，我陪外宾去西安，信上所说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先是以市委书记身份乍到西安的张铁民，参与了这方面工作，并担任市容卫生整顿指挥部的副总指挥。

不久，张铁民出任西安市市长，亲自担任市容卫生整顿指挥部总指挥，发出了先搬掉市内六十多座垃圾山的动员令。

一座座坟墓般的垃圾山，在地动山摇的几天里，由四万多辆车次驱逐出城，被赶到了远郊外的未来的垃圾处理场。这三十多万吨垃圾，连同陈腐僵死的一些属于这座城市的精神瘤块，一起被撵出了人们的视线范围。

浑身污秽的西安，如释重负，像洗了一个爽快而舒坦的温泉澡。

“西安有希望啦！”1982年的第一缕春光这样说。

张铁民市长，在驱车驰过古城大街的时候，似乎于颠簸里感到了航行中的大船的呼吸，以及作为一个船长的自信心。

第二节

凡是新的事情在起头总是这样，不经过一番苦功是做不成的。而只有想做的人，才忍得过这番痛苦。

四

垃圾山搬走了，是搬走了昨天所积累的污垢，搬走了西安往日所吐出的二氧化碳的凝固物。而今天的街市，依然在周而复始地吐故纳新，像一个人一样吃喝拉撒。

事实也恰恰如此。摘除瘤块后的西安，其体质和容貌并没有多大的恢复，环境卫生没能得到理想的改善。

怎么办？市长同志！

尽管还是寒风料峭，而我们的张铁民市长却两颊春意。

张铁民是把中共中央发布的“五讲四美三热爱”的这股铺天盖地而至的暖流，融入中共西安市委、西安市政府发布的有关十四条纲要的字里行间。

于是，他出现在各区长会议上，出现在大街小巷，出现在手持扫帚和簸箕的清洁工面前。在他匆忙的脚步里，略显斑白的鬓发所覆盖的大脑的皮层深处，开始酝酿一个综合治理西安市容的宏大方案。

在世界名城之群里，棋盘似的方方正正的西安城是独具特色的。背街小巷不上算，光像样的街道就有六百一十多条，筋络一样构成了这座城堡的强健体魄。一下子，是怎么也梳理不清的，简直像老虎吃天，无从下爪。

“先抓‘三点十线’！”三点，即车站、钟楼、机场，是西安的门户和心脏。十线，即东西南北大街、解放路、和平路、雁塔路、五路、莲湖路、劳动路，是支撑这座城市的枢纽和主体干道。

张铁民仰脸环顾着墙壁上立起来的西安市区蓝图，整个城市的经经纬纬都站在面前，期待市长的摆布和吩咐。

场面终于铺设开来。全市上下总动员，在“三点十线”摆开了大阵势，可谓雷厉风行。

快过春节了，仅东大街每天有成十万人通过。主干线上，一百八十四个自行车保管站快侵占到快车道上了。自行车便上了快车道，机动车辆只好钻人的空子走。有的商亭、百货地摊也摆到了街上，油条锅、饺子锅也支在了人行道上。火车站更乱，横七竖八地挤满了无奇不有的各类摊点。

标语残迹、寻人启事、广告，贴得到处都是。瓜皮纸屑，更是随处可见。痰盂，也不过是一种十分不雅的摆设。违章建筑，使街道扭曲成了畸形。

如此状态，亟待大刀阔斧地去整治。

张铁民用手掌做着推的姿势，要求先把自行车保管站一律压到人行道三米之外的背巷里去。违章建筑，违章摊点，一律拆除。车辆行人，各行其道。临街门面，全部刷新。设立监督岗，严禁随地吐痰、乱扔果皮纸屑。

一份详尽的公告一发布，层层督促，匹夫有责，三天之后果然见效。

但总有那么一些单位，那么一些人，惯于拖沓，视市容指挥部的公告为儿戏，依然按兵不动。

市长兼市容整顿总指挥的张铁民俨然是一个巡视于阵前的将军，沿街走过每一个店铺，每一处路口，每一株街树下，一旦发现问题，就请来该段负责同志，查问处理，其措施果敢切实，刀下见菜，丝毫没有迟缓的余地。

“别的不说，起码能给我们的孩子一点方便，走起路来安安全全。”张铁民语重心长地向人们做宣传工作。

惯于扯皮、安于现状而又善于嘲讽新事物的人们，仍然是撞不动的。也许，他们属于那种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人。

张铁民在省人大主席团会议上，见到了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

“西安的卫生最近抓得不错。”马文瑞说。

“刚刚开始，还有阻力。”张铁民说出了内心的忧虑。

“事在人为，只要下决心，又有一套正确的政策和方法，一定能够搞好的。”

“抓好不难，但你要给我开罚戒！”张铁民一吐为快，“当然，主要是宣传教育。但对于不搞的、搞得不好的，要罚！”

马文瑞笑了：“该罚的，当然可以罚！”

罚？不会是强迫命令吗？不会遭受别人的唾骂吗？张铁民主意已定，一切顾虑都撂之脑后。只要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了这座城市的康复，个人的得失，算不了什么。

张铁民又脚步匆匆地巡行在街市上。

他来到了钟楼广场，踏入了钟楼邮电大楼的门槛。这里卫生很差，看来是没有大动。第一次没动，曾给讲过道理，限期搞好。第二次，街道办事处去检查，好，动了，但很不像样。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卫生面貌仍不符合要求。

张铁民气呼呼地回到市政府，马上召开会议，请来了邮局的有关领导。

一开口：“你西安的邮局，受不受西安市政府管辖？”

“当然归西安市管。”邮局的领导笑着答道。

“那市政府抓卫生，你们邮局有什么理由可以不动？”

“动了。”此话不假。

“什么时候动？我问的是彻底搞好，而不是应付差事！”简直是步步紧逼！

“我们正在动。”也许是谎报军情。

张铁民舒口气，点燃一支烟吸着：“大家都谈谈意见，该怎么处罚？”

在座的你一句，我一句，议论不休。

“我提三条。”张铁民灭掉烟头，人们的议论戛然而止。

“一、两天之内必须改变卫生面貌。二、如果不改变，就实行罚款。三、还不行，就动舆论，报纸上见！”张铁民站起身来，气并没消。

看来，会议就此结束了。邮局的领导笑着请求说：“张市长，罚了款，职工会看我们领导的笑话。能不能缓几天？”

“这就更应该罚！由此可见，你们的领导班子是个什么样的班子？三天，三天！”张铁民晃着三个指头，口气很坚决。

三天之后，区上和街道办事处前往邮局验收，卫生面貌达到了出乎意料的高水平。原来，领导一回去，就上上下下动员，连夜加班搞，里里外外，果然在限定日期之内完全大变了样子。

杀一儆百也罢，杀鸡给猴看也罢，张铁民的这一举动，无疑使那些顶着不办的人为之震惊，悄悄地行动起来了。

而对于邮局的改观，张铁民很高兴地说：“实行减、免、缓政策，免予处罚。还有，登报表扬！”

整治了邮局，可还有比邮局更有地位的大机关、大企业单位，敢碰硬吗？百姓点灯可以不许，那么州官放火呢？

过不几天，大雁塔街道办事处汇报，他们所管辖范围的省委机关的卫生，经验收是不合格的。按说是要罚款的，但鉴于是陕西省首脑机关，西安市政府的顶头上司，能罚吗？

张铁民听完汇报，不加考虑地吐出一个字：

“罚！”

“按规定罚二百元。”汇报的同志说。

“罚二百。”不容置疑。

开罚戒是省委书记马文瑞许可的，省委机关的罚与不罚肯定在规定之列。

这是张铁民的老脾气，他不会那种只顾保乌纱帽而擅耍圆滑的本事。

“罚得好！该罚。”马文瑞听说了，对张铁民的举动表示赞赏。

好家伙！省委都认罚了，哪个敢顶着不办？西安城中，以至省内外，此奇闻不胫而走，传为佳话。

张铁民，成了“铁市长”。而“张市长”的称呼也随之被“铁市长”取而代之，贵姓却被淡漠了。

之后，又发现省政府在西五路违章堆放建筑材料。第一次，让退回去，把人行道让出来。经耐心做工作，退了。第二次，怎么又出来了？垒的墙用泥抹过，还占着人行道。要求退五米，只退了三米，影响了这一条街的整顿。

张铁民给街道办事处的同志说：“要退回去，不行就强行拆除。”

这一招，人家恼火了。有位副省长说：“不退！让张铁民来罚我好了。”

街道办事处的同志无能为力，传声筒一样把话递给张铁民。

“坚决要退，谁不退就罚谁，不管他是谁！”张铁民的回答可谓斩钉截铁，落地铿锵作响！

话又传了过去，垒的墙很快地乖乖拆除了。

“铁市长”，铁面无情，真是名不虚传！

全市性的卫生大检查，总是由张铁民亲自带队，一条街一道巷地走去。大街小巷，居民院落，角角落落都跑遍了。

人们一听说张铁民要来检查卫生，都手忙脚乱地干起来，干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无懈可击为止。

群众是支持他的工作的。检查团每到一处，职工、居民，尤其是孩子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看有铁市长没？”“快！铁市长来了！”一时间，会把个街巷院落挤得水泄不通。

他的绰号也就是他的威望，不是自封的，而是群众给的。

在涉足第一线进行全市性的卫生大检查中，如何彻底改变市容面貌，张铁民意识到了治标进而治本的问题。首先从环卫建设入手，加强了环卫局。资金上，省上给西安三百万，一百五十万就拨给了环卫事业。垃圾桶、垃圾车、清扫车、洒水车，一次就配备了不少，改人工操作为机械操作，效率提高了。

此间，张铁民依照他所得到的第一手资料，并吸收多方面的意见，亲自动笔起草了整顿“三点十线”的二十条要求。

以至后来的五十条、三十五条、绿化十一条、整顿服务工作四十条，都是他一笔一画、逐字逐句撰写修订的。

其中的三十五条，是张铁民在一个农历正月初五的清早，像市容指挥部的下级办事员似的，风尘仆仆，冒着寒风，匆匆忙忙把材料亲自送到指挥部办公室的。

我们的市长，是在万家灯火、爆竹声声、杯盏叮当的年节里，没有沾家，独自从三十晚上一直到初四深夜赶写出了这份详细的市容管理条例的。

那费心涂抹的墨迹里，调入了六十岁老人浓烈的热血。

市容整顿指挥部的同志们，无论如何是被这种场面感动了的。

这位姓“铁”却更谦恭的一市之长，那一大早的叩门声，在他们的心里如余音绕梁，三日不散。

五

张铁民早有思想准备，随时迎向各种突如其来的棘手问题。他明白，凡是新的事情，在起头时，总要经过一番苦功才能做成的。没有坚忍的毅力，没有能够忍受各种烦恼的打算，就不如撒手不做。

整顿市容一开始，设在五路铁路局门口的出租汽车公司，按规定要迁往背街，但人家就是不搬。

张铁民亲自出马。

一些工人丝毫没有胆怯的意思，反而如火上浇油，总算可以当着市长的面出出气了。

有人在喊叫：“你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要工人活不活？”

因为搬到背街，是要影响经营收入和奖金的。

火暴性子的张铁民处于层层围观的人群里，却难得地不动声色。也没有高声辩论，而是耐心做工作。

他柔中带刚地说：“一个城市，交通的畅通，影响全局。不搬，是绝对不行的。”

结果，搬了。

雁塔路拆除违章建筑的工程已近尾声，仅剩了一个独老婆，说什么也不拆。

老婆说没房住，给分房，她把房子给了大儿子。又给分房，她把房子又让给了二儿子住。

她仍不肯拆，想要第三回房。

张铁民一听，火了：“如此得寸进尺，必须搬！找一下老婆两个儿子的单位，找一下妇联，给她把政策讲清楚。道理讲清之后，限期一定要搬。不然，强行拆除！”

还能拖着不搬吗？

类似的问题，在张铁民这个铁腕人物手里，都一一迎刃而解。

随之而来的，一边是对他高度赞赏，一边却是毫不掩饰地唾骂。尽管，后一种是极少数人，出自于自己眼皮底下的那么一点点利益。

告状的，骂娘的，闹到国务院的，都有。

给他抛来的帽子也不少：“土匪”“法西斯”“国民党”“秦始皇”。

张铁民在忍受一种无端的痛苦的同时，并不以为得罪了人而忏悔，也从来不在任何场合提及告黑状的事。他听之任之，不去追查，不给告状的人施加压力，而是让实践去验证。

他说：“认准了的，就干到底！干出成绩，让大家去评论。只要是为大多数群众的利益，有什么可惧怕的呢？只要是决定了的，谁也别想再拉回来！”

这也可谓开拓型人物的领导艺术吧。

“三点十线”上的违章建筑基本拆除完毕，设在大街上的保管站约有一百多万辆自行车，也已全部压到背巷。车辆行人各归其道，西安的街市第一次出现了井然有序的景象。

人行道腾出来了，却仍尘土飞扬，遇雨雪天则泥泞不堪。加上多年失修的旧路，和新开拓的街道，明显是灰尘滋生的根源，亟待修复完好。

铺设人行道的问题摆出来，张铁民便皱了眉头。谈何容易？一百多万平方米的面积，光砖头块就得花两千多万元。市政财经困难，是拿不出这么多钱的。

靠什么？老办法：靠群众。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的口号喊响了。

一寸寸的人行道，在千千万万群众的手中，被镶嵌得平整洁丽，锦缎一样展现在成百上千条街巷。这是西安人脚下的路，不再泥泞的路，紧紧贴着阳光的古城的衣襟。

但在群众的来信中，他仍听到关于路的呼唤。

潘家村的路被垃圾堵住了，晴天也得穿靴子过街。

张铁民亲自跑去了，同有关职能部门，问津这条仍在呻吟的路的症结与康复，并限期治愈。他不放心，每星期得亲自跑一两次，督促检查。结果，一个月内，这里的六条路得到了综合的治理。

一阵可爱的童音在向市长呼唤，也是为了路。

这是署名“红星小学学生”们写来的信。说门口的路上积水很深，上学得家长背来背去。

小市民们也在找他们的市长了。张铁民拿着信，很焦急，似乎已经看见了那些红领巾在泥水中的可怜样子。

他问身边的同志：“你知道红星小学在哪儿？”

“不知道。叫红星小学的，西安怕不少哩！”

最后，他几经周折，总算打听到了，即刻前去查访。这段路也终于被修好了。

又有关于步行街之弊端的反映接踵而来，说沿街的商店营业额下降，是不顾经济效益，专做表面文章给人看。

是这样的吗？张铁民马上派有关同志去调查，事实却并非如此。且看数据，1982年第一季度成交额为1192万元，竟比1981年同期增长28.44%！好嘛，完全是不重实际地瞎起哄！

搞花坛，也有人告状。张铁民没有在意。什么事情，要想让百分之百的人满意，是办不到的，除非你不去做。

市内大街上，随处可见的3400个花坛，包括院内的有两万两千多个，都是在他倡导下搞起来的。甚至连什么地方搞多长多宽的花坛，什么样子的，他都带上主管的副市长，绿化局的负责同志，还有各级整顿办公室的人员，一个一个现场勘察。

“修栏杆，你们搞一些废的钢铁材料就行了。”他说，“我到自行车厂去的时候，和他们讲好了。那里有好多金属材料，稍微焊一下，搞得艺术一点，就行。”

作为一个市长，他什么都想到了。

紧接着，张铁民又在全市组织大规模的植树活动，绿化美化西安。这年春天，古城内外栽上了153万株树，种植了29.36万平方米的草坪。其数量，是解放以来前所未有的。

绿色的生命，在新的西安的街市上，象征着一种美好而顽强的力量。

六

所谓“脏、乱、差”，“脏”指卫生面貌，“乱”指交通秩序，“差”则是服务态度。

经过一个大的回合，“脏”改变了，“乱”整顿了，而“差”却一时难以改进。服务态度的改变，服务质量的提高，绝不可能像清除垃圾那样去搞，而需要做耐心细致的关于人的工作。

但张铁民明白，要纠正克服一切旧习惯，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他却坚信一条，即“事在人为”。

当他读到许多批评服务态度的群众来信时，就意识到了这个棘手的普遍性问题，市容面貌的改变，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它紧密联系着人的精神状态。而服务性工作人员的精神面貌的好与差，又同这座城市的精神状态息息相关。

张铁民手中的笔在墨砚上舐过一阵之后，即刻用小楷行草写道：

“马上成立服务质量整顿指挥部，我当总指挥。”

随后，张铁民就一屁股蹲到市内最为繁华的炭市街一带坐镇去了。

说是坐镇，也是跑个不停。到处私察暗访，见问题就处理。跟他一起的年轻人跑一天也喊腿疼。

他亲自起草的服务整顿指挥部的二十条要求，密密麻麻，有反复改过的痕迹。其中特别强调人的质量，人的素质。一些奖惩办法的细则，他至少改动过三四次，听取意见后，一两天时间就退到有关部门去付诸实施。

后来的七十条要求，他改的时候，把禁止大肉落地加了进去。他曾当场批评过这种现象，把冻肉堆在地上怎么行？肉是人吃的。还特别添上一句：“装载熟食的车辆如果没有防尘措施，或坐在躺在食品上的，罚款五元。”

老营业员以为这是基本性的职业要求，“立正、稍息”的要求。新营业员说办不到，有的大骂张铁民，售货员上班连凳子也不能坐，报也不能看，饭也不能吃，规定太死。

既已立法，就执法如山。在张铁民的强硬措施下，该奖的奖了，该罚的罚了，该给顾客当面赔情道歉的，则上门去寻顾客认错，有的还追索到偏僻的山沟里去“负荆请罪”。

群众写给张铁民的信中，反映服务态度差的信逐渐被表扬信所取代。他没有盲目乐观，在下转这些信时郑重地批道：“服务人员的素质抓一年两年不行，要花时间。对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工要培训，讲职业道德，练基本功。”

作为饮食服务行业卫生面貌的一个重要环节，遍及城内外的农贸市场的整顿，也同样至关重要。他一有空，就去市场上转悠。像一个普通的市民，去挤西瓜摊，去光顾小吃部。回来便提醒有关部门，应要求卖西瓜的地上不许有西瓜皮，要有瓜皮桶，免得苍蝇嗡嗡乱飞。似乎是怕弄脏了街市的衣角。

他看到卖小吃的，洗碗筷的水就那么一盆子，凉皮、饸饹、豆腐脑、凉粉，洗得那盆水稠咕咚咚的，不卫生。就找有关同志商量，能不能要求每天卖多少碗，一早就预备多少个碗，是消过毒的。尽管这一条未必合理，未必行得通，但他却愿意动动这方面的脑筋，琢磨一些可行的办法。

有人说：“你当你的市长，管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干什么？”

他却不以为然。

这年上半年，在服务行业评出了两百个“优质服务单位”，决定一律送匾奖励。

张铁民对这件事很费脑子，送什么样的匾，什么颜色，多大比例，都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并建议字要请书法家来写，讲究一点好。

匾额上的字，后来是请茹桂写的，挺漂亮，他很满意。在看罢发奖的证书之后，张铁民却非要在证书上写上两段这样的话不可，意思是：一、鼓励；二、如果你不能坚持优质服务，请把匾敲锣打鼓退回送匾部门。

具体搞工作的同志说，这样不好写，可他坚持非写不可。

西安这城市的变化，是居住在这里的260万市民有目可睹的。

消息传出，关外人却半信半疑。

北京来了记者，在大街上走了一圈，不由得赞叹道：“原来不信，果然名不虚传。没有随地吐痰的，不容易啊！”

还是那阵顽劣的气味，又不知从何处散发开来，说张铁民靠罚，群众怨声载道。

是的，罚过，但张铁民也一再强调，以教育为主。罚，也是有策略的，即罚大不罚小，罚多不罚少，罚是为了不罚，不得已而开罚戒。

据有关方面统计，在整顿过程中，共罚款二百多起，现金总额为9346.3元整。

这对于一个260万人口，大大小小成万个单位的大都市来说，真可谓“多乎哉？不多也”。

第三节

至于我，生来就为公众利益而劳动，从来不想去表明自己的功绩，唯一的慰藉，就是希望在我们的蜂巢里，能够看到我自己的一滴蜜。

七

工作只不过是个开头。千家万户，角角落落，还有多少婆婆妈妈的事等待着我们的市长去解决。而市长的每一件工作，都有众多的“匹夫”以强烈的责任感在关注着。

在写给张铁民市长的一大堆群众来信中，有一封是署名刘谱航的青年工人写来的。听信访办的同志说，信中把张铁民奚落一番，也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张铁民便坐下来，认真读起来。

小伙子直截了当：“市政府去年提出的十件好事里面的五件，即吃菜、乘车、用水、修路、环卫，怎么今年又重新提出？以后是否年年要老调重弹？这样，市政府每年实际上只能给西安人民办好五件事。这五件事，是否办完了，办彻底了？还很难说清楚。公厕八二年计划新建五十座，只建成二十座，那三十座难道还要列入八三年、八四年的十件好事里吗？”

这里面确有文章！张铁民沉思了一下，在信上旁批道：

“这段所搞工作中的缺点是存在的。除了这些以外，也还有其他的缺点。要求我们没有缺点的心情也可以理解。但毕竟要知道，不可能没有缺点。一分法是不行的，还是要两分法。而且要特别提道：我们是对这些缺点进行批评，积极改正呢，还是听之任之。是前者，就应该肯定。还要看到刨个金娃不是？”

张铁民似乎面对着这位青年工人，一老一少在促膝相谈。

“市政府及您本人应该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为西安人民多办几件有切身体会的好事。不要图虚荣，走过场。您市长、市政府的领导也要立军令状。”

后生可畏，好大的口气！

张铁民却很感兴趣，用笔在这段话底下画了线，旁批：“完全赞成。应当做，也一定要做。”

又是步行街的老问题，看来这位青工是站在对立面的：“大街不设保管站是美观漂亮点，可是保管站在背街小巷星罗棋布，一个接一个，自行车因为没有地方放而横七竖八挤在一起，很多保管站没有牌子，一辆挨一辆的在进出口处排队，车碰车，人挤人，人们怨声载道。”

牢骚！张铁民在最后一句话下划了重重一杠，旁批：“还是要把大街挤满吗？原来的状况就是那么好？”

还是老主意，坚信不疑。

小伙子有点动感情了：“尊敬的张市长，您是不愁吃，不愁穿，更不愁住房的人。可是您了解我们吗？像李燕杰讲师说的，您了解我们青年人吗？我想您应该多交几个朋友，了解他们的心理，知道您肩上担子的分量，和应该为群众再办些什么。”

“很好。”张铁民笑笑，感叹地旁批道“是的，偌大一个城市，他的了解毕竟是有限的。他即就是一位棋界高手，也不可以同时和无数人对弈的。但必须为群众提供反映问题的机会，自己也要多看些来信，尽量多处理一些问题。忧群众之忧，乐人民之乐，设身处地地替老百姓着想，才是作为一个市长的工作的意义。”

噢，这小伙子无怪乎热切地关心着城市的管理和建设，是因为这一切与他的贴身利益息息关联。全家四口人，父母、他和弟弟，三十年一直居住在别人的一间六平方米的房内。以后将厨房翻修了一下，才十二平方。如今兄弟二人均已娶妻，母亲又瘫痪，他的妻子患骨瘤才动手术，如何住下呢？他想将一杂棚改建成油毡棚勉强住人，备了材料，公社就是不同意。他把别的省市建房的经验搜集提供出来，如民办公助、公办民助、自建改建、建楼卖楼、分期付款等等。

张铁民为此感到痛心。如何改进人民住房的困难，他在来信中提到的建议字句下，一停一顿地画了线。就拿这位普通青工来说，是以一腔忧怨和一腔热血向他当市长的诉衷肠的，说是一旦有住处，他还年轻力壮，平时努力工作，假日就去参加修城河义务劳动，以后要修地铁，他也要添砖加瓦。要求有个住处，这实在不算过分啊！

安居乐业。安居才能乐业。张铁民从这封信中更坚信了这一点，想到了他走马上任时的那一番构想。

张铁民当即给刘谱航回了信，又约来面谈两个多小时。他从这位青年工人身上，看到了前进中的某些失误，更看到了成千上万这样的市民身上所蕴藏的极大的热情。

要调动这种积极性，点燃人们胸腔里那一片热情，他便常常迈开双脚，走到生活在底层的市民群众中去。

这年快过春节的时候，有个群众买了口锅，回家一用就漏水，便拿到商店去换。售货员说不能换，他就提着锅来找市长。

市长还管一口锅的事吗？张铁民管。

他找到卖锅的商店，要求换口好锅，尽快送到买漏锅的用户手里，还要赔情道歉。

“铁市长换锅”，一时在西安传为美谈。他以为，要让群众过个好年，新锅漏水是会令人窝火的。

群众见张铁民为民办事，丢了孩子也向他写信。

他读罢信，马上要秘书布置公安局迅速查清，把孩子找回来，然后汇报。

过了几天，他问秘书：“那个孩子找见了没有？”

“还没找见。”秘书如实汇报。

张铁民火了，在屋子里急得团团转。他对着秘书，似乎是在对着公安局的同志，厉声说道：“公安局是吃闲饭呢？连个小孩也找不见？”

“你马上去，亲自查清。”他又给秘书派任务了。

秘书只好前往。一连去过几次，调查了解，研究情况。最后，在公安部门的努力下，很快查清了这个丢失的小孩的下落，原来是被邻居杀害的。一桩骇人听闻的案件。

有一位十二岁的女学生给市长写信，说父亲去世了，母亲另嫁后，继父常奸污她，母亲也虐待她，逼她去死。要市长救救她这个可怜的孩子。

张铁民看后拍着桌子大骂起来，即刻将信批给莲湖区委书记李应祥，要求抓紧处理，且安排秘书与附近的派出所联系，保护孩子的生命安全。

派出所打来电话，说查无实据。他急了：“人家都报案了，还查无实据？人死了就有实据啦？回去重新查清，把处理意见报上来。”

几天后，开会的时候，张铁民碰见李应祥，还不知情况如何，就硬拉上李应祥直奔这个学校。

找见了写信的女孩子，并找老师和邻居调查，群众很气愤地反映这件事。女孩子的继父和母亲却不认账。

经公安机关审查，很快将女孩子的继父拘捕判了刑。

关系到孩子们身心、健康的大事，难道不是市长的责任吗？常言说“父母官”，张铁民正是以父母之情，去爱抚遇到不幸的孩子们的。这些孩子需要市长为他们做主，张铁民没有使一颗颗童心失望。

一个国防厂子的小孩患了骨瘤，只有西安医学院二附院能够医治，却怎么也住不上院。孩子家长心急如焚，跑遍了西安各大医院，找熟人说情，都被推来推去，解决不了问题。

孩子家长突然想到了他们的市长，写信求救。

本来，西安医学院不是市属单位，尽管属于这个城市的一部分，往往是有问题向省上反映为好。

张铁民不以为是这样的，他一见到信，就觉得要管，必须管。他让秘书先从侧面打听清楚医院书记、院长的名字，便铺纸提笔，匆匆写道：

“……我乞求你们，收下这个孩子！”

一个市长，为收下一个患病的孩子，在乞求一个医院的领导。还能说什么呢？这是医院的天职，分内事，却要市长煞费苦心，医生们感动了。

张铁民接到医院来信，说孩子已住院，并尽力治疗，以及孩子家长沾满泪渍的信之后，才舒了一口气。悬在心上的事，终于算撂下了一桩。

哪些事该他管，哪些事不该他管？张铁民觉得，只要有信写给他，就是信任他，他就有责任去管。

西安地域之内的事不用说，甚至连宝鸡山区的事儿，也来信给他。

一位农村姑娘，不知怎么也晓得西安有个为民办事的铁市长，也竟从宝鸡山区的穷乡僻壤寄信来告状，说她的父母包办婚姻，她不服，遭到了毒打和凌辱，没办法活下去，要铁市长搭救她。

张铁民亲笔回信，要她坚持同旧的传统势力作斗争，并为她出主意，想办法，让她先向当地组织反映，取得支持。万不得已，可带上他写给宝鸡市委书记杜鲁公的亲笔信，去宝鸡伸张正义。

还是宝鸡的事。

一位妇女，被迫出走，从宝鸡流浪到西安。在火车站又被坏人欺骗，病倒在街头。

张铁民接到呼救的来信，即刻写信给有关方面，要求全力拯救这位濒临绝境的妇女。

事后，宝鸡市委对张铁民市长十分感谢。

什么是“父母官”？怎样才算“人民的市长”？张铁民头上的这些“桂冠”，是他用自己日理万机、呕心沥血的艰辛劳作，从群众那里赢得的。而他从没想去表白它。

八

张市长为民办事的称誉，顿时蜚声西安内外。群众登门求见的，写信来的，与日俱增。可叹的是我们的职能部门，工作效率太差，信访办也管不了很多，一些中层部门处于板结状态，使得问题积累如山。

张铁民从报上看到长春市设立专线电话的消息，思路大开，如获至宝，便提议设立市长专线电话。

这一提议，得到了副市长们的支持。从1984年3月1日起，市长专线电话通向了西安的每一台电话机。这里，像是这个城市的中心枢纽，纲一样联络着经经纬纬的网状神经。如同千千万万条小巷，通向了坐落在北院门的西安市政府大院。电话消除了距离的障碍，使世界变小了，却也使市政府的视野阔大了。

开张头一天，张铁民一大早就跑到专线电话办公室，叮咛在这里负责的王建鹏同志，群众反映的问题可以随时送给他，并且说：

“你们的工作，要有主动性，要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不要事事给市长汇报。也就是说，你们有权处理问题。遇到紧急情况，直接到现场第一线，处理之后再行汇报。”

既然市长这样说了，具体做工作的同志就完全可以放手去干了。

市里发生了什么事，最敏感的首先是这市长专线电话。

关于集资办学的事，市上没方案，没细则。一说可以搞，一些学校就给学生家长摊派。结果，拿钱盖宿舍的有，发奖金的有，也有用作书报费的，还有买了各种不该买的东西的。这样，增加了家长负担，反映很普遍，但制止不力。开学这一天，好些学生被拒之门外。

反映这方面情况的电话，一时间从四面八方打给市长专线。群众说，这问题不马上解决，就组织上街游行。

张铁民听到汇报，立即召开有关会议，一定要制止这种摊派风。层层下达市政府的意见，又布置市政府发言人在电视上出安民告示。

群众一听，心安了。但教育部门有些同志想不通，强调学校基础差，设备、校舍简陋，教师工资偏低，要求提高教师生活水平。

像水里的葫芦，这里压下去，那边又浮起来。张铁民连续组织了四五次会议，反复做工作。应该肯定，集资办学的方向是对的，也应该承认，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偏低，但不能有乱摊派，草率从事，而引起社会不安。

防汛时节，群众纷纷打来电话，怕房子塌了。张铁民一边布置防汛措施，一边留神有关西安的天气预报。

天一下暴雨，他就坐不住，急着赶出去，在风里雨里查看排水情况。哪里房子塌了，斜了，他随时打电话找有关部门解决。

吊桥街遭到水淹，他赶到了现场，心里很难过，这一带地处低洼，民房简陋，排水不利，已经是第二次遭水灾了。

张铁民对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副市长何家成说：“要彻底改造！不然，明年又要遭水淹，我们可怎么向这里的群众交代，怎么向全市人民交代？”

关于自来水的问题，也使他一度颇费周折。群众反映的很多，他只能一处一处去跑。

广济街的群众反映，担水走很远的路。张铁民独自一人跑去查看，被居民围住了。经过了解，他当场拍板，增铺自来水管。

郊区一个村子，三十多年来一直吃浑水。他带上一套人马，赴现场勘察设计，商量民办公助的做法，使这里的群众吃上了清水。

通过整体的安排，以及他身先士卒，亲临第一线督阵的促进，关于吃水问题的群众来信来电很快减少了。

“要多处理一些问题，处理一件就少一件”。这时候，张铁民由衷地感到了他的想法不断得到了证实。

少说些漂亮话，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来自生活的、被生活检验过对群众有益的事。一个当市长的，也同样需要这样做。

九

这座城市还在睡眼蒙眬之中，一些要找张铁民伸张正义的人们，便开始悄悄地向市长所居住的家属院集聚。

晚上就有人敲门，或把信件从门底下塞进屋子。

习惯于早起的张铁民，一出门遇上的，便是夹道迎接他的送信的人群。他一一接过，放进皮包里，钻进车中去上班。

有时候，司机马师怕耽误了市长上班，就给群众做工作，想替市长先收了这些信。但人家信不过似的，非要把信直接交给张铁民不可。有人送过信了，还要在车外瞅瞅，看市长看了他的信没有。

天长日久，张铁民有时为考虑其他事情，就假装不理睬地将信放在座位上。也是的，有些写信告状人，满以为自己的事情比什么都重要，好像市长是专门处理信件似的。临下车了，张铁民又将信珍惜地拿起来，并一封封地看过，生怕误了大事。

他曾和司机商量，错开上班时间。不行。换换车牌子，也不管用。要找他的群众，不知从什么渠道，把他的行踪打听得万无一失。

他每次下班上车，少了人护送就乱了套。来访的，告状的，有的抱腿，下跪，拍打车门，拦车，呼唤着“铁市长”，喊冤不止。

中国的老百姓啊，在传统的观念里，总是要像古戏上拦轿下跪的场面一样，向他们信得过的“包青天”喊冤。似乎，除此形式之外，便找不到更好的办法。

写信是可以的，但张铁民每天收到的信件上百封，最多收到一千多件，他纵有三头六臂，也是看不过来的。

电话，是现代化通信工具，曾经有一天竟达千余次，恐怕需要电脑才能梳理得清。

但他还有别的事要做，就是专门坐下来看信，每天最多也处理不了十数封。一些信件，是他结交的知识分子朋友，有教师、教授、工程师，写信来提建议、出主意的。还有工、农、兵、学、商各方面的人，从外地来西安的人，有什么看法、问题、意见，都写信给他。

张铁民搔着头皮，感叹地说：“可惜得很，看不了这么多。”

有些事情，他一次两次批过了，没有彻底处理好之前，人家还要找他的。什么时候处理完了，才算了事。可市长的工作，怎么能这样去安排呢？

张铁民处于十分矛盾的心理状态。群众所反映的许多事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同情的。十年动乱，留下这么多残迹。加上风气不那么正，群众为什么信任你，是看你公道不公道。正派不正派。你能为他们办一件事，也赞成你。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一年四季庙门大开，也没人来登门。

他也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也是有大大小小缺点错误的人，不过应该正派一些。所谓正派，就是不胡来。这样办事，却往往要得罪人的。但如果本身没正气，害怕磕打人，那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

有段时间，市民的吃菜难、乘车难的问题缓解了，唯独小孩入托难的问题解决不好。

在一次市委座谈会上，长期从事妇女儿童工作的市政协副主席、八十七岁的老人李润深强调提出了入托难问题。因为她老人家的儿子同主管文教卫生的雷行副市长曾经是老战友，平时常见面。所以她就直截了当地对雷行说：

“你是管文教的市长，可要关心一下入托难的问题啊！应该给强健幼儿园等一批民主人士创办的幼儿园落实政策。”

雷行笑了：“不是正在抓紧处理吗？”

老人却拄着拐杖似笑非笑说：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你不给强健幼儿园落实政策，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她这一说，坐在旁边的几位领导都哄堂大笑。

张铁民想笑，但没有笑得出来，似乎刚才的一番话是一个年长者说给自己听的。

他站起来，走到李老身边，赞叹地说：

“李老，您喊得好！您要为下一代的利益继续喊下去！”

李老说：“这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我会逢会就喊的。”

张铁民了解到，这个幼儿园是过去一个叫孙蓉的老太太创办的。她的丈夫是个书画家，攒了不少钱。后来丈夫死了，她守寡，置了三十八间房，办起了强健幼儿园。“文化大革命”中，揪斗老太太，被打得浑身是伤，挂牌子，跪玻璃渣子，硬把老太太给整死了。幼儿园的地方，也被别人侵占了。近几年，老太太的孙女一直上告，幼儿园理事会也上告，却一直得不到解决。

张铁民牢牢记住了这件事，只要强健幼儿园理事会的反映材料到了他的手里，他总是马上研究，立即给予明确批示。一次，两次，三次，批示到了基层却总被打折扣。

这使张铁民十分头疼，李润深老人的话总在他耳边重复着，唠叨着，那是一番怎样令人深思的话语呢！

老人曾浊泪纵横地说过：“我的儿子是在抗战中牺牲的。那阵，他在山里打游击，日本鬼子夺走了群众的牛羊，我们又夺回来交给群众。被鬼子杀掉的牛羊，把肉还给群众，自己却吃野菜、杂面。下雨了，下雪了，宁可住在房檐下受冷，也不忍心去打扰群众。八路军多好！共产党多好！现在的党风被一些人破坏了，不为民办事，却干坏事，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人家老婆守寡多年，捐建了幼儿园，为后代造福，有人却侵占着不归还，不是给我们党的脸上抹黑吗？”

这番话，同张铁民自己在汾河岸边的战火年月的记忆揉在一起，激奋之情不可遏止！这类事，又何止一个强健幼儿园呢？

在张铁民的不断督促下，前后共批示过六次，才使西一路纺织配件厂归还了占用的部分园址。这个老大难问题，拖延了八年之久，到1983年底，终于得到了部分解决。

但他觉得，自己似乎愧对于下一代，愧对于明天，当市长的，没有把儿童们的事情尽早办好。对于强健幼儿园来说，市长的费心，却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之后，张铁民在完成全市上半年经济指标承包任务时，便把受奖的一个月标准工资，全部捐献给了市少年儿童基金会。

也许，他又想起了李润深老人的话语。

也许，他什么也没有想。

一天，一个老头来找张铁民，谈房子的问题。张铁民倒是记起来了。他想到在一年前，这位从事教育工作一辈子的老校长找过他。

当时，老校长对他说：“市长，我教了一辈子书，该到退休的年龄了。但我说什么也不能退休，一退休就没房子住了。”

“是啊，教一辈子书，为社会培养了多少人才！该退休了，想要一间房子住，要求实在不高，合情合理，应当说是不成问题的，但我们的实际情况却就是没有房子。你也只好等一等，先委屈一下了。”张铁民说得有点动情。

老校长理解张铁民市长的难处，等了整整一年，又来了。

“等了一年，还不好办吗？”老校长问。

张铁民有口难言，怎么说呢？他只好给教育局写了一封信，要求给老校长分房子。

群众相信市长，也谅解市长的难处，这是民族心理结构的可贵一面，而更多的，恐怕来自于市长用他躬耕不止的劳作感动了人们，从而取得人们的信任和爱护。

长安有个农民，领着他的盲女来找市长。

他是“四清”下台的农民干部。当初批斗他时女儿得了病，顾不上医治，结果眼睛坏了。现在他的问题平反了，孩子却落个终身残疾。女孩儿正在上盲哑学校，他要政府解决孩子的就业问题。

三伏天，热死人。父女俩一连三天，守候在市政府门口，要见铁市长。

秘书叫先回去，说张市长近几天忙着开会，他却非要见到张铁民本人不可。

这天，张市长看见了这父女俩，就问秘书：“那领小孩的有啥事，快去问问。”

为市长办信的宗楠同志去了，详细谈了一会，记在本子上，做了一番工作。她知道张市长太忙，没有马上汇报。

过一会儿，张铁民主动问宗楠：“我叫你接待的人呢？”

宗楠还有点莫名其妙：“我接待过了呀！”

“你汇报一下嘛，不能藏在你心里。”张铁民要检查落实了。

宗楠赶紧写材料。张铁民看罢，即刻批道：“先让孩子上学，毕业后再说就业问题。”

告状的父女俩还没有走。宗楠赶到跟前，把批文给念了一遍。

“那不成！铁市长不是这样批的。”人家不信。

“不相信，让别人读给你听。”宗楠只好让旁边一位同志读一下。

当然，宗楠是不会骗他的。

没想到，这位农民竟认了。只要是铁市长这么说，他服。便立即拍打净身上的尘土，拿起行囊，默默走了。

张铁民听宗楠回来大笑着讲完这段趣事，却默然不作声了。

不知怎么，他的思绪回到了几十年前，寻觅、追溯他苦楚的少年时代和向往真理的青年时代，在记忆中留下的痕印，那至今也难以忘却的往事。黄河岸上的风涛，吕梁山间的夜火，汾河之滨一片一片培育过自己的土地，一时间占据了他整个的思维空间。

从那里走来的，正是自己。

第四节

踏上人生的旅路吧。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面前才有路。

十

那是在哪里，一个破落的县城，一个同样破落的小学校？有一颗泡在苦难之中的童心，在希望之星的抚摸下颤动着。

张铁民的父亲，是在县政府当录事的雇员，整天有抄不完的公文。从完小毕业后，张铁民无事可做，只好给父亲帮忙，抽空割些草拿回家喂猪。

有段时间，父亲将每月只有七八元收入的饭碗打了，没法养活一家老小，便借钱买了一头骡子，开座磨坊，靠磨面赚些钱糊口。这样还生活不下去，就又送礼、请客，重新回到县政府当上录事。抗战时，父亲已经五十多岁了，给国民党抬伤兵，又吃不上饭，还挨马棒。实在受不住了，夜里开了小差，不幸掉到沟里跌死了。

张铁民的母亲是个家庭妇女，很能干。她是独生闺女，娘家家境好一些，能为穷苦的日子接济一些。但母亲染上了抽大烟的瘾，也使得生活实在难熬。家中所拥有的四五十亩很瘠薄的山地，由伯父代种，一年给几石粮食，勉强可以维持生活。到后来，地也全当了，日子便濒临绝境。

读完高小找不到出路的张铁民，苦恼地寻找自己的前途，未来怎么办？父亲死后，家里剩下母亲、弟弟、妹妹和他四口人，家庭的重担必然落到了他这长兄肩上。没有钱，一块糖也没有，他就进山砍柴去。六七十斤柴火，压得肩膀肿得老高。冰天雪地，揣上几个干窝窝头，去抬大木头，给阎锡山修炮楼，可以挣几个钱。

遇上邮政局招收信差，他报了名，考取了。整天的差事就是收信、送信、送包裹。此外，还负责打扫营业厅和街道。这邮局属于三等邮局，一个局长，一个信差，局长不在的时候他就管事。每月报酬十八元法币，年终有一个月的奖，家里好过些了。

在生活的重压之下，他向往革命的愿望像火一样埋在心里。从小，他在这同农村没有多大区别的县城里，是与生活在底层的人们一起爬滚大的。夏天的晚上，老太太们舍不得灯油，就在院子里摆龙门阵。他常听老人们讲千年古代的故事，长了许多见识。但占据他精神领域的东西，对他最有感召力的，是县城之外那神秘的天地。

热风从黄河北岸的陕北高原吹来，东征的红军队伍打开了吉县县城，俘虏了伪县长。红军严明的纪律，秋毫不犯的品行，给了长期受阎锡山统治的这个县城的人们以莫大的触动。

特别对于念书人来说，吸引就更大。阎锡山曾宣传说，红军个个青面獠牙，一介武夫，什么也不懂。但看了红军的传单、标语，是宣传抗日救国的。有着很好的书法基础的张铁民尤其注意了这些，觉得红军里有人才，是讲文化的，红军打入县城时，他随家人也躲起来了。赶回家时，面让人吃了，在面缸里发现纸条，吃了几斤面，多少钱，钱都放在了缸底。这座小县城的人们，感到这一切很稀罕，再同阎锡山的反共宣传一印证，知道阎锡山完全是骗人的。

生他养他的这座小小县城，与陕北宜川一河之隔。一到冬天，陕北根据地有人来黄河这边，讲那里打土豪分田地的红火事。加上接受革命思想的那些启蒙教育，张铁民坚信共产党是讲平等、闹共产的，特别是要救国救民打日本的。像他这样的家境，最容易投身革命斗争。一旦加入这个伟大的队列，就会赴汤蹈火，一往无前。

1937年春天，张铁民加入了进步组织。同年10月，入了党，做吉县县委的宣传委员，公开身份为牺盟会协助员。这样，邮差就舍弃不干了。

为这，可是一番斗争。家里人，还有亲戚、朋友，都不赞成他的抉择。说邮局是铁饭碗，能干到底，到牺盟会那个杂牌里面去，没多少待遇，还苦。还说信差的名字虽不好听，人们见了还唤“先生”。

而张铁民的革命志向是坚定的，谁也阻拦不住。假如说他当初选择的是邮差的职业，那么今天，他最多是个好的老练的绿色使者，就不能成为这么个好市长。而党的领导层中，就少了一个铁骨铮铮却又柔肠万千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了，那该多么遗憾！

1939年11月，张铁民离开了老家吉县那破落的小城，投奔到党的地下工作中去了。从这时起，开始真正走上人生的旅途。

十一

这旅途，前路很远，也很暗。

在吕梁山区，在汾河两岸，张铁民星火一样游移于原野与莽林之间，用他血气方刚的热情去点燃人们心底的干柴。下农村，跑山野，一批批发展壮大着我们党组织。又常同老百姓吃在一起，睡在一起，走在一起，干在一起。他从农民群众的思想库里，也索取到了许多东西，以致一直保存在自己的记忆中，又时常回到他的思绪里。

为掩护地下党的秘密工作，张铁民操办了个小粉坊，亲自当掌柜的。运城的一位姑娘，被组织上派到他的粉坊里来，与他以假夫妻相处，出外搞地下斗争，蒙骗敌人的耳目。

这姑娘，便是后来张铁民的妻子余敏。

粉坊办成了，他又同她在另一座小县城开起杂货铺子，一个当掌柜，一个称作掌柜的夫人。

直到1944年，张铁民与余敏一起到了太原三分区公开搞工作，才各自还原了本来的身份。他带领一支游击队走了，她留下来，搞农会和反霸斗争。

在这出生入死的艰难日子里，张铁民与余敏结了婚，算是成家立业。新婚，便是告别。夫妇之间，一年半载见不上一面。他仍带领游击队穿行于枪林弹雨之中，她呢，还留在后山里做群众工作，搞后勤。

张铁民同游击队员们在汾南一带与敌人周旋，一次，被子弹穿透了右腿。他在战友的搀扶下，边打边撤，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受伤的张铁民，被担架抬到了后山，他的妻子余敏才看到了挂花的丈夫。

如此相逢，却又匆匆，夫妻又分开了。

后来，张铁民来到晋绥分区，在临汾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准备动身南下。

之后余敏留在了临汾生孩子，而张铁民为迎接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迎接一个更为壮观的新中国的曙光的降临，跨马挥刀，一直朝南打去了。

人民的天下，崭新的社会，即将由理想化为活生生的现实。

张铁民落脚到了四川西康一带，写信给临汾等候着消息的妻子。余敏便收拾行囊，一个人抱着刚满三个月的儿子前往西康。先从临汾坐上闷罐子车，到宝鸡之后又换乘大卡车，七天七夜后才赶到了丈夫身边。路上，她坐的车子前面的一辆车翻到沟里，死了几个人，使她怪害怕的。

年仅三十岁的张铁民，担任了西康区的党委秘书长，后又当省委组织部部长。他仍是下去搞土改，清剿残匪。她呢，在省妇联工作，要带管孩子。到有些少数民族地区去搞工作，言语不通，有时就出人命。余敏知道在妇联一起工作的两个女孩被误会打死了，就不免为丈夫担心。他一走，又常是几十天，几个月，一干起工作就不要命了，也不管家了。

之后呢？

张铁民到中央党校学习，被留在中央交通工作部工作。来西安时，是在西北局经济计划委员会当副主任，西北局第二机关当党委书记。

再后来呢？“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张铁民，同千千万万共产党人一样，一夜之间，跌入了厄运的深渊，在动乱中苦苦挣扎了整整十个年头。

是的，他的命运同我们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几经挫折，荣辱沉浮，备尝了人生旅途的很远很暗而又很光明的情味。我们的人民，西安的这一块古老而年轻的土地，同样接受了风吹雨打，终于在别一种废墟上开始了新的历史进程。

张铁民，从吕梁山走来，正踩动这座城市的每一寸土地，正拨动260万市民的每一根神经。

西安，在这位六十多岁的市长微微驼背的脊梁上一动。

第五节

生活的广大原野，其中散布着一些黑暗的地方和一些光明的地方。我们的工作的目的，应该是或者扩大光明地方的界限，或者在原野中增加光亮的中心。

十二

在铜川当市长的时候，张铁民是晚上熬夜看文件的。到了西安，他的习惯有所改变，晚上基本不工作的。除会议外，看过电视新闻就睡觉。翌日凌晨四时，闻鸡起舞，看文件，办公，学习。他以为，这时候脑子清楚，精力充沛，效率也高。

天亮之后，吃些早点，然后乘车在城内外转一大圈，再赶到市政府大院上班，市面上有什么问题，什么情况，一目了然。看到问题，就给有关方面打电话，催促处理。

上班后除过开会，看文件，所剩的时间全部拉到外边去。他有个毛病，出去不喜欢带人。如果带人出去，总是有目的的。有时候，他也换衣服，以便把自己融入万头攒动的人群里。

西安有多少背街小巷，怕连在西安居住过几十年的老户也不会数得清，走得遍。张铁民，我们的市长，不能说全走了，基本上都走遍了。

上班时候他走，下班时候也走，节假日他还在走。不是始终沿一条线徘徊，而是不重复地去用脚步丈量那一条条小巷，一道道窄胡同。

人们都说，张铁民市长节假日从不休息，要说是休息的话，是在外边。叫上几个同志，或者踽踽独行，到处跑，到处看，到处问。

他说这是很好的锻炼。谁说不是？但如果仅仅被看作是身体方面延年益寿的那种锻炼，就大错而特错了。

他周围工作的同志知道，在星期天想要找到市长是很困难的。老伴余敏说，老铁一天不沾家。别人问什么时候能回来，她苦笑着，也确实说不准。

渐渐地，人们便惊奇地发觉，张铁民到西安当市长不过一半年工夫，竟把抓市容和基层工作的许多同志，许多街道办事处的书记、主任的名字记得清清楚楚。并且把这些同志的思想状况、工作能力、长处短处，都摸透了。

大年三十，西安被大雪覆盖了。张铁民所操心的不是自己怎么过年，而是如何组织清扫街市上的积雪，怕出了车祸，滑倒了人。

他喜欢读报，尤其注意《西安晚报》和《陕西日报》的那个专门登载群众来信的专栏，从“钟楼下”“秦岭瞭望哨”的窗口，窥视着八面来风，捕捉这座城市的一些角落传出的声音。

一边看，一边用笔勾画着，在报缝里，或者干脆在报道旁的报纸上圈圈点点、密密麻麻地写满批语。在发行数十万份的省市党报上，如此用心良苦的读者，怕只有我们的市长了。

其批示，又通常十分具体。哪些部门、哪些行业的问题，他就直接指名道姓地批给那里的负责人。语气或执着，或婉转，或劝慰，或严斥。这些批示，会迅速递到第一线，处理情况又一一回到他的脑子里。

这些问题，有反映走后门的，反映车祸的，大肉后腿卖给熟人的，乱收经营执照的，服务态度恶劣的，乞丐向外宾讨钱的，鸽鸟花市混乱的，乱搭香烟的，自来水跑水的，乱倒废渣的，食物中毒的，盗花的，违章操作的，等等，等等，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一个城市，几百万人口，每天都有若干来信，若干电话，铺天盖地地向市长涌来。他却嫌不够似的，借报纸的窗口去透视散布着一些黑暗的地方，以扩大光明地方的界限。

为了西安，他虽没有三头六臂，却通过这些手段，无形中多了一只只强而有力的臂膀。一桩桩一件件事情，他比谁都记得清楚，你不办，他就抓住不放，反复追问，直到事情了结为止。不少干部都知道张铁民的脾性，不论是他批来的群众来信，还是市政府转来的，迟办不如早办，不办是绝对过不去的。

在他私察暗访中，如果有走后门的事情遇上他，是怎么也跑不掉的。

在铜川工作时，他也是常常出没于平民百姓之中，检查那些使人们深恶痛绝的阴影。

有次，他来到一个菜场。不为买菜却要尝尝排队的滋味似的，夹在了买菜的长蛇队列里。他看见有熟人插了队，还多买了好几份。

他走上前去，和气地问售货员：“同志，排队每人一份，这位同志怎么买了几份？队排得这么长，这样做好吗？”

“你管得着吗？人家给别人捎的，可以。”售货员挺有理。

他想了想，又回来排队。轮到他：“买三十几万份吧！给铜川市每人一份。”

售货员怔住了，接着就胆怯地检讨起来。他被认出来了。

在西安，张铁民不止一次地大声疾呼：“一定要叫走后门的不正之风在西安断子绝孙！”

一次检查卫生，经过大雁塔菜场时，张铁民看见群众在排长队买豆腐。听群众嚷嚷，排了两三小时队了，还买不到。豆腐从后门被提走了。

“走后门？”他马上绕过店门，果然在后门处碰见一个妇女、一个小孩拿着豆腐走出来。

“先别急着走，豆腐放在这里，把店里主任叫来。”

主任来了。

“群众排长队，你们却开后门，有没有纪律？”

“有，有。”主任不知说什么好。

“请你打一下电话，把蔬菜公司主任、二商局局长找来。”

上级领导被找来了。张铁民批评道：

“不要看是个别现象，类似问题很多。这种风气一定要煞住！我建议，这件事情要严肃处理，把豆腐收回，钱票退还，让到外面排队去。”

以后，多次到大雁塔十字检查，张铁民都要到这个菜场看看，问群众说：“现在这里还有没有走后门的？”

“好多了。”群众高兴地说。

有次遇上排队买豆腐，没货了，他就叫从别处调豆腐来。

群众中传播着这桩佳话，同时也传播着与此相应的一段奇闻：说有位领导在开会时，研究吃菜问题。这位领导听说吃菜短缺，突然茅塞顿开似的说道：“吃菜紧张？可以吃些豆制品嘛！”条子递上来了：“豆腐要票。”“啊？豆腐还要票？”这位领导吃惊地叹道。

这两桩传闻，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在李家村菜场、纺织城商店、东五路以及北关等等商店，张铁民都在那里查访过，排过队，处理过棘手的问题。百货上去的少，饭馆和副食店去的多一点，农贸市场也经常有他的影子。人们开始不认识，后来渐渐认识了，不规矩的人互相挤个眼，都收敛了。

后来，他简直不敢上街了。每到一个地方，就围上一堆人。

“铁市长！”“张铁民！”互相转告，路过的人们都要看一眼他们所尊重的市长。这样，倒使得张铁民心里不安。

十三

1982年，西安一度面粉供应告急。人们传说要涨价，都去抢购，面粉越少越显得紧张。

张铁民亲自指挥，从外面调来面粉，供应很快缓和了。

不久，火柴告急！

张铁民把财贸部一位副部长和主管这方面的副市长找来，开口问道：

“面粉危机刚刚解除，怎么火柴又告急呢？”

“客观原因很多，……”

“我不要听客观原因，我要听解决办法！如果我们当市长副市长的，连群众生活所必需的极普通的火柴都解决不了，我们不如就不要干这个工作！”

“……”

“这事不是经委管的吗？和他们打个招呼，要立即设法解决！这个事，就不必我亲自给他们讲了吧？”

似乎，他的责任已经尽到了。不，他是坐不住的，一个人独独上大街了。

张铁民穿过鼓楼向西，见小店就进。

“有火柴吗？”

“没有。”

几个小店的回答相同。

“为什么没有？”

“进不来货。”

他途经市招待所门口，进去在市容整顿办公室休息了一下，喝口水，又向西走去。

之后，又去了商业局、火柴厂、仓库。

于是做出决定：“把所有库存，给我全部拿到市场上去。你唯恐脱销，压那么多，买的人就越多，也就越是买不到火柴了。一人只准买一盒，让营业员给顾客讲清楚，就说先用着，火柴问题马上可以解决。”

同时，又组织货源，从延安等地进货。

过了几天，他还不放心，又到大街上去了。这次还是上回那样，见小店就进，就问：

“有火柴吗？”

“有。”

“可不可以买一包？”

“一人只许买一盒。铁市长说啦，先用着，火柴问题马上可以解决。”

营业员们都在重复他讲的那番话。他放心了。

一些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开始不理解他，就问：“一些问题，你怎么了解得那么具体？”

“一、观察。二、群众来信。我一天不看群众来信，心里就发慌。”

他回答得很简单。

大伙儿与他一起工作熟了，就开玩笑说：“你当市长，是抓原则的，抓这么具体干什么？”

张铁民便徐徐道来：

“十年动乱，把我们的党风搞坏了，社会风气也坏了，我们党的好多优良传统也被丢掉了。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着拨乱反正的历史使命，就是要一件事一件事地去具体解决！用实际的工作，让人民群众信任我们这个党，信任人民政府，说我们的延安精神又恢复了。”

“我们天天讲为人民服务，如果群众看不见，摸不着，他就不会相信我们，说我们搞空头说教！”

“我们的工作搞到现在这个地步，就是要解决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为人民造福。我们这号人哪，年龄大了，工作机会不多了，更要拼命抓紧时间工作啊！”

夏日的一个星期天，张铁民带几位同志，一大早就站在五路口起点站等候上车。

他星期天不休息，可总记着要给司机留半天休息时间。

挤上公共车后，见窗子脏，座位也脏，他就要来抹布擦着。见有抱小孩的，他就让座。女售票员开始有些厌烦这位戴草帽的老汉，逐渐被老汉的热心劲儿给感动了，便说：

“老师傅，我今天没来得及收拾车容，害你帮忙，请原谅，也谢谢你了！”

车快到终点的时候，有人认出了铁市长，售票员忙凑上去，惭愧地说：

“你星期天不休息，还操心乘车问题，我今后保证好好工作！”

之后，张铁民又悄然踏入郊外的菜地，找菜农了解情况，酝酿着扩大菜田面积的整体规划。

下午四时许，他又由南郊乘另外一路车回家。

一天之中，他只喝了一杯酸梅汤，吃了一杯冰淇淋。赶到家里，已经是饥肠辘辘了。

张铁民每天工作多少小时？似乎没有谁去统计过。如果仔细地算一算，其数字一定是惊人的。谁见过他有星期天？谁见过他有节假日呢？

星期天他忙，而节假日就更忙。

大年三十晚上，张铁民是在车站和陌生而亲近的旅客一块儿度过除夕的。他要车站给旅客包饺子吃，并亲自下到伙房去看，在候车室里同身在异乡的旅人团圆。他代表西安这座城市，以主人的身份，陪伴客人们在这古老传统的佳节里迎接新年。

接着，他又一起到环卫局同清洁工人联欢，到站上去看望值班的清洁工。他觉得，越是在这时候越是要想到打扮这座城市的清洁工人们。环卫职工，在他的眼里并非社会地位低下的公民。

夜里十点钟了，东大街浴池打来电话，反映什么走后门的事，他又匆匆赶去了。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爆竹声声的零点了。一阵阵沉雷似的闹声，滚动在古城的上空。他这才长出一口气，躺在了那把旧藤椅上，望着窗外的礼花，舒心地将酒杯轻轻举起来。

初一、初二，以至这一年的整个春节期间，张铁民的行踪在自来水厂，在汽车一场，在电车场，在调度站，在土门、钟楼、广场，在人烟辐辏的街市、商场，在小巷子的深处。

他的脚印，叠在了千千万万人的脚印里。他踩着初春的土地，感到了泥土涌动着的博大的暖流。

第六节

如果我曾经或多或少地激励了一些人的努力，我们的工作，曾经或多或少地扩展了人类的理解范围，因而给这个世界增添了一份欢乐，那我也就感到满足了。

十四

“山西人，九毛九。”人们说张铁民这位晋籍的市长，对待时间也是“九毛九”。在时间升值的现代社会生活中，何止“九毛九”。

研究市容整顿的工作会议开始了，碑林区艾区长迟到了几分钟。

张铁民很严肃地说：“老艾，你为什么迟到？你看看表，迟到了几分钟？你再数数多少人开会，乘一乘这个数字。为等你一个人，大家把多少时间浪费了！”

艾区长解释道：“张市长你不知道，我忙得很哪！就这，我还是争取来参加会的。”

张铁民笑了：“你忙，我承认。你比我这当市长的还忙吗？不忙，要你这当区长的干什么呢？”

“我当然没有市长忙。”老艾打趣道。

“我都能按时来，你呢？”张铁民说罢，对大家宣布了一个规矩：今后开会谁也不许迟到。

市政府常务会议，他曾立过这个规矩。看来，得层层立这个规矩，彻底改变懒散作风。

从此后，凡是市容整顿方面的会议，只要是由他主持参加的，别人是不敢迟到的。这种严格遵守时间观念的领导艺术，也被不少想打开局面的领导者们所效仿。

同张铁民一起工作的副市长们，都十分清楚他们“班长”对工作的拗劲。

西关派出所同交警三中队发生了矛盾，打起来了。是交警检查违章的，查到派出所乱放自行车的事。上级调解，三中队不服，捅到市政府来了。

这件事，副市长孙殿奇负责处理，感到问题复杂，不好办。

张铁民知道了，又是催着抓紧办。

“我处理不下去。”孙殿奇有点为难。

“你处理不下去，那我处理吧！”张铁民又揽到自己头上了。

孙殿奇知道张铁民很忙，怎么能不替他分忧，还要把自己主管的工作推给他呢？再说，这分明是张铁民在将他的军。还是自己处理吧！

接着，孙殿奇重新做调查，听取双方意见，并召开了三方联席会，处理结果终于是各自都满意了。

张铁民是用自己的工作热情，和敢于负责的精神，激励了他周围同志们的努力。在市政府班子里，该研究的研究，该坚决办的就不含糊。同样，该“主观”的也主观得使别人接受得了，该放弃自己看法的也绝不固执。只要你说的有可取之处，即就是一个普通的市民，张铁民不也虚心地听过苦口良药的意见吗？

这年正月初一，张铁民带检查团回到机关。他同李廷弼副市长，还有各局的局长等不少人，一起谈论检查的情况。

张铁民说道：“管理街道树的问题，怎么能管得好？”

“我建议同分片包干抓市容卫生一样，下放到各街道办事处去。”有人提出设想。

“好！我同意这个设想。”张铁民觉得，此建议不妨一试。

在机关值班的一般干部王建鹏列席在座，他对这个问题有点看法，便插嘴说：

“张市长，这街道树可不敢轻易下放。”

“怎么？”张铁民有点疑惑。

王建鹏就说：“这树和其他东西不一样，不敢折腾。以往有这方面的问题，一交一移，就要砍不少树。谁管，谁说了算，说砍就砍了。区上交的时候，先砍几棵，毕了从街道办事处往回收的时候，街道办再砍。一棵树，多少年才长起来。”

“可以限制多少年不准砍！”张铁民设想。

“你能当几年市长？”王建鹏开玩笑地说：“树又不会说话，是看斧头的。”

张铁民点点头：“有道理。那就先不动。”

有时候，张铁民是带上各路人马下去检查工作的。他对身边的干部要求很严，哪怕是小小的不足挂齿的纰漏。

一次去火车站检查，发现西安汽车站太脏。还充老大，撞不动。

张铁民批评得很严厉：“你是西安的门户，不要给这座城市脸上抹黑。如果搞不好，区上、街道办事处有权按规定重罚！”

他一扭头，看见街道办事处的主任在一边叼着烟，不时地弹着烟灰。

他不满意了，翻了几次眼皮。这位年轻的主任还没意识到怎么回事，以为给自己壮胆。

最后，张铁民终于忍不住了，岔开话头说：

“年轻人，你工作时间把烟叼上，像个什么样子？”

年轻人赶紧灭了烟头。

张铁民觉得，市长带的一帮人，工作要严肃，要以身作则，不要丢执行政策者的脸。你都是这样，还能教育别人，处理别人吗？

区区吃烟小事，他不仅说了这个年轻的街道办事处主任，就是对任何人他也直言不讳。据说对在一起工作的靳副市长，曾为吃烟“违章”之事，他在一天之内就批评了七回。

就是司机，也为抽烟受过张铁民的话：“你把烟灰弹在街道里，让谁扫？要抽，回车上抽去。”

司机这才发现，张市长走在街上是不抽烟的，到集体场合也不抽，尽管他的烟瘾很大。常常，烟瘾闷得不行了，一上车就急于点烟，狠狠地抽上几口，下车时肯定要灭掉的。

这种日常的生活习惯，从张铁民自己开始做起了，影响了周围的人们。

十五

在张铁民身边工作的秘书，工作也就不很轻松了。依他的脾性，该是怎样去要求秘书呢？

一上班，秘书的办公室便像涨潮似的，没有一丝安静的。胡太平在一旁处理文件，宗楠在门口接待来访的群众，电话铃又在一旁响个不停。

三十出头的壮小伙子小胡，每天忙到下午三四点钟，头脑就要炸了似的。

张铁民究竟有多少精力，去处理那么多繁杂的事情呢？

经常上班时间，他就在一张纸上抄了七八个问题，一大早交给小胡、老宗去办。也总要叮咛那么一句：抓紧，抓紧办！

下午六点钟批的文，要下班了，秘书就得留下来，办完后才回家。

文是批给哪个部门领导的，说不定第二天他就见到了这位领导。这就要问，什么事儿，办得如何了？如果人家说还没见批文，不知道，他回来就要查问，迟缓了就得批评。

当天的事，是要求当天办完的，谁也不敢压。凡是张铁民批的文，秘书一拿到手里，就得慎重对待，赶紧打电话，或者出门去尽快办理。

张铁民常对秘书讲：“要尽可能多处理些问题。你一天处理一个，一星期还可以处理它七个问题。处理掉一个，就少一个。”

他很忙很忙，秘书能闲下来吗？

看来，在张铁民手下当秘书的，没有极大的热情和吃苦精神是不行的。只有工作上拼命干，至于想在这个显赫的名义下沾点什么光，没门儿。

敢说敢为的山东籍的宗楠，在这里办信，也是谨慎工作，夹着尾巴做人。三年之间，过年时候连一张别人送的年历也是不敢要的。怕张铁民知道。

她知道张铁民的脾气。

过春节前，机关为改善生活，派车从青海买回一批牛羊肉，每人都有份。小胡知道张市长其他好东西不稀罕，一辈子就爱吃牛羊肉。

“好不好？”张铁民高兴地问。

“好！给你来二十斤吧？”小胡说。

“对！来它二十斤！”张铁民难得的痛快。

小胡手脚快，一阵工夫肉买回来了。张铁民见小胡给他买了二十斤，自己却买了十斤，就问：“怎么，舍不得钱？”

小胡说漏了嘴：“干部和领导有区别，规定干部每人可以买十斤，领导可以买十五到二十斤。你就拿回去吃吧！”

这时候，张铁民突然对吃牛羊肉的浓厚兴趣荡然无存了。他马上让转告伙食科：

“一个人多少，都多少！领导不要特殊。”

小胡感到很懊悔。自己说漏了话，又感到张市长在享受方面过于苛刻自己。

张铁民在这一点上，不会使秘书感到满意的。但是在日常工作上，却尽可能支持秘书，给以鼓励、鞭策、扶持。

秘书写给他的情况反映，他总是认真看，动笔改，批得很仔细，很具体。也不完全是命令，常用一种温和的商量的口气。他的文笔修养，在所改的材料中显而易见，使秘书不得不折服。

张铁民刚上任那阵，宗楠给他写了一份半年的总结。结果，张铁民只是画了个圈，一句话也没写。

宗楠感到很委屈，第一次碰钉子了。她开始写时，着重反映实际问题，怕文字上弄不好，交给卓豪光去改。接着，到厅主任那里又改，送秘书长那里再改，竟改得没有多少原来的内容了。

到年底写总结时，宗楠就自己负责，写完之后直接交给张市长去看。

张铁民看完，很感兴趣：“写材料，不能掺半点假，要多处理些实际问题。我要的是第一手材料，不要套话、空话、做官样文章。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像这样的材料，希望你每季度给我写上一份，或是一两个月写一份更好，我很爱看。”

宗楠还碰过几次钉子。

她原先是在市委信访办工作的，文件规定是批给下一级机关的。可给张市长办信，发现他常把信直接批给街道办事处。她在基层干过，知道那里没有收发文的手续。思考再三，便壮着胆子对张铁民建议说：

“你把文批给街道办事处，没收文制度，怕丢了。咱们的文件，要对局一级才对。”

张铁民一听，脸沉下了：“我刚来不久。”

宗楠以为老经验起作用了。忽然，张铁民停了一下，坚决地说道：

“我还想对居委会呢！你说对局一级，对公社，旧的层层叠叠的一套，难道就不能改啦？”

宗楠一句也不敢再说了。

在一旁的卓豪光，想笑不敢笑出声。看，碰了一鼻子吧！

一阵子，西安人传说铁市长要调走，宗楠就试探地问张铁民：

“听说你要去广州当市长？”

张铁民又是沉了脸，眼睛瞪着，热不热冷不冷地说：“你也希望我走哇？”

“别说我们，怕西安市人民也不希望你走。”

“什么时候西安不要我了，我再走也不迟。”张铁民深沉地说。

十六

张铁民常是一个人出入于街市上。司机马昌林，往往就充当了秘书和助手的角色。一停好车，就去撵他。

停车时，张铁民还要叮咛一句：“这儿能停车吗？要把车放到指定地点去，小心罚款！”

曾有过一次，张铁民坐另一位司机开的车上街，车没及时停到规定地点去，被市容监督员发现了。监督员并不知道这是张铁民市长坐的车，就罚了款。

张铁民说：“该罚！”

他的车子，照例是不能免于他自己所立的规矩的。

马昌林同张铁民的性格差不多，都不爱多说话。车在行进着，车内总是一团沉默的气氛。

当然，有时也聊天。

有一次开会，马师傅没有把时间估计好，等会开完了，车稍晚一点到的，张铁民就说：

“以后不要胡跑，咱们时间很紧，有时要耽误事的。”

马师傅认了。张市长每天一个事接一个事，中间只有很少的交递时间，耽搁不得。其实，马昌林是很尽职的，马失前蹄的时候极少。

但马师傅怎么也想不到，这年大年初一，张市长一上车，却要他把车开回家去。

“今天头一家走你那儿！”

“干什么？”马师傅有点不解。

“不行，我住五楼，你那么胖，爬不上去。”马师傅很为难。

“我说了算！开车。”

马师傅不敢违命，只好把车开回自己家院子，扶着张铁民一步步爬到楼顶。

马师傅的爱人见来了贵客，有点手忙脚乱。一边沏茶递烟，一边使眼色埋怨丈夫，张市长要来，怎么不早说一声？

“你看，你是回民同志，别的不好给你带，但又是头一回给你拜年，只好拿了这点家乡的特产，你不要见怪。”张铁民从皮包里向外掏东西。

那是两瓶山西老陈醋。

张铁民气喘吁吁地把礼物递给马师傅。

马师傅感动得有点心酸。大年初一，市长第一个给他拜年，实在有点不敢当。他给领导开了一二十年车，哪里有市长给一个普通工人、一个司机拜年的。礼物，又是别有意义。

马师傅的爱人待在一旁，已经眼泪汪汪的了。她要留张市长吃饭，好客的她会用穆斯林传统的上等饭菜款待市长的。

可张市长只是坐了几分钟，又同马师傅一起去忙工作了。

后来，张铁民患病住院了。马师傅也因重感冒住进医院。

张市长知道后，让秘书小胡拿着点心糖果来看望马师傅。马师傅觉得，张市长平时话不多，但温暖，使他感到了一种至深的同志式的情感。

对同志，对群众的这番情谊，绝非那种表面文章，而是张铁民从生活实践中懂得的。

在搞地下工作的年月，党和群众是血肉唇齿关系。他腿上尚留着枪伤的疤痕，在为着纪念主人养过伤的那间老百姓的土屋，那里有真诚的寄予自己希望的群众的目光。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使他陷入了厄运的泥沼，备受了一番心灵的苦痛的话，倒不如说是在那特殊的年月里，使他从人民群众那里吸吮了做人、做官的精神素质。

那是一段怎样的记忆，怎样的不同于腿上疤痕的创伤呢？

很难设想，如果张铁民没有那特殊的恶劣境地的体验，就不可能加深思考生活、认识社会和以老骥伏枥的气度，成为响当当的人民的好市长的。

夕阳燃烧着的黄金晚节，有着风刀霜剑所构成的那么一番苍茫的天地。

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立体的张铁民市长的人物塑像。

第七节

没有哪一个聪明人会否定痛苦与忧愁的锻炼价值。

要意志坚强，要勤奋，要探索，要发现，并且永不屈服，珍惜在我们前进道路上降临的善，忍受我们之中和周围的恶，并下决心消除它。

十七

就在张铁民担任西北第二机关党委书记、西北局经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期间，因贯彻了什么“工业七十条”，“文革”一开始，就被批判为刘少奇路线的黑帮。

是的，他在什么时候都是讲求实干的。组织上决定的，他就坚决执行。在国棉四厂搞社教时的东西，后来便成了“西北的桃园经验”。

张铁民是被斗得很厉害的一个。他把满腔的苦痛曾交给酒精医治，或者是想寻找一个精神上暂且躲藏的一隅。

上批斗场之前，他昂起脖子，半瓶酒下了肚，像要奔赴沙场。下了阵，又是半瓶酒，然后默默地缩进被窝，蒙头大睡。

十七八岁的儿子张立，学校里哪派组织都不要他，是一逍遥派。父亲喝酒，儿子就去买，又没有白酒，只能弄到果子酒一类东西。

喝了酒，又怕别人看见。酒瓶子没处藏，张立母亲只好把瓶子砸得粉碎，挖坑埋掉了。她以为，丈夫这么坏的情绪，又借酒浇愁，怕是活不下去了。

儿子有空，还得帮父亲抄写交代材料，一份又一份永远也写不完的认罪书。

这一切，在这个家庭里，是整日伴随着无声的哭泣和悲愤进行的。

有时候，他被整得太惨了，就说再也不做官了，以后谁也不许当官了。他想起了老家，想能解脱的时候，回到那黄河岸边的黄土地上去，解甲归田。

这种想法，是在经过一件事情之后，又被校正了的。幸运，并非没有许多的恐惧与烦恼，而厄运，也并非没有许多的安慰与希望。土地，就在脚下。

漆黑的夜，张铁民被人架走了。与往常一样，被置于一群人之中，置于呼号声、呵斥声、辱骂与唾液之中。

妻子余敏在家等候着他。她奇怪，今天晚上怎么还不见回来呢？

有人告诉她，一派和一派打起来了，砸了批判会场，张铁民不见了。

整整一夜。她没等上他回来，心急如焚，又不敢出去，孩子在家得她照管。

漫长的夜。她猜疑，丈夫是死了，还是活着？

翌日早上十点钟，张铁民推门回来了。余敏几乎没认出他，跌跌撞撞的，怎么衣服也换了样子。进了门，就倒在那里起不来了。

批判会场被砸后，工人群众把张铁民围在了中间，并让他蹲在地上，被保护起来。造反派们怎么也没能找到，便四处去捉拿了。

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忙把大衣披在张铁民的身上，还有连接的帽子，并塞给口罩、手套，推他快跑。

一夜里，他走一走，停一停，坐下来歇一阵子。还要躲着抓他的造反派们，就不得不绕好多路。

他在星夜里踽踽独行，想了多少？想了些什么呢？沉沉的黑夜，都是白天的前奏。人世间没有永恒的夜晚，就如同世界没有永恒的冬天一样。而春天的色调，只有冬天才能认清，在火炉背后才能吟出最好的五月诗篇。

他是酷爱古诗词的。这夜路上，他想到了哪一首慷慨悲歌之士的诗句了呢？

无论怎么说，张铁民在被裹上这件女式棉大衣时，在被人用有力的手掌在背后猛推了一下的时候，他是有热血在燃烧的感觉的。

是的，希望附丽于存在。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

从暗夜，他走到黎明，走到阳光下了。

过了几天，有人来拿那件掩护过他的大衣，才知道是一个财政局的年轻干部。

他隐隐地，想起那些搞地下工作的年月。

后来，张铁民被扣在一个地方月余时间，不准他回家。

接着，又被关在机关大院的果园里。这又是一年多过去了。

他的身体被整垮了，血压很不正常，病倒了才送回家。张铁民同他的妻室儿女，都被赶出西安城了。

西安，含泪在送别一群群被放逐的人们。

十八

张铁民却有一种解脱感，似乎等待着他的就是自由的天地。

那阵，工资扣得仅剩下十四块钱，按原来的党费标准交过四元，一家就靠余敏一人的工资维持生活了。儿子要下乡，得花钱，经济上颇显窘迫。就这，他在临出发前，却坚持要购买一套木工家具，加上一套修鞋的物什。没钱买，他借来百十块钱，终于买齐全了。

在陕北高原上，在金盆湾的山沟里，度过了艰难的日子。修公路，砍柴火，办粉房，后来又到木工班。闲了，就为人们钉鞋。小时候，他砍过柴火，是为了生计。搞地下工作时开过粉房，是为了掩护革命斗争。如今，他重新操起旧业，却要受皮肉之苦，所谓思想改造，脱胎换骨。

但张铁民干得很出色，木匠活儿也在行。那个打线用的墨斗，是他精心制作的，简直是一尊标致的木雕艺术。他的心躲起来了，躲得很深很深。凝固了的泪珠，却也如同一粒粒锯末，从树木横断面的年轮里溅出，在无声地饮泣。

余敏陪他在干校里劳动，喂猪，打杂。女儿也在那里念书，连个课本都没有。

这时候，又遇上岳母病故，借了一堆债。

当张铁民伏在那里，弯背弓腰掀动刨子时，像一头躬耕的老黄牛，一头背负重载的骆驼，在坚实而缓慢地前行着。一阵阵的喘息，那因劳累所患的肺气肿，咳得运不过气来，像要扼住他的喉咙。

他在钉着自己的鞋，在钉着同志们的鞋，钉锤声里有铿锵的足音。路虽然坎坷不平，但总在往前走。鞋子破了，修一修，坚定地往前走，目光一直望着远处的地平线。

1972年3月，张铁民幸运地出了“牛棚”。

在省上办的学习班里住了一段时间，便分配他去铜川工作。

铜川是怎么个样子，一般人的看法，都以为派性闹得很凶，情况十分复杂；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任务繁重。23万人口，农业人口只不过七八万样子，主要是煤炭生产任务很大。再加上条件差，困难多，吃的粮食靠外边，还有肉、蛋、菜等等，离开外边就无法生活。政策上管制又严，不让自己放手去搞。地方工业的基础，也很薄弱。

省上决定张铁民去那里工作，他周围的几个老同志听了，都直吐舌头。

当时省上主持工作的领导同志，在对待干部问题上有错误，但也不完全怪他。很明显，对于像张铁民这一类干部，似乎是属于考验的性质，好像对待旧人员一样。

这年五月，张铁民来到了铜川，担任市革委会的副主任。

一年之后，张铁民担任了市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兼矿务局党委书记。

艰难的工作局面，复杂的时世，终于使张铁民在苦痛的心境中，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时一头住进了医院。

先是住在铜川，造反派成天来找麻烦。

又迁往临潼，还不行，就径直回了山西老家。

在生他养他的土地上，张铁民一边疗养，一边到他年轻时候跋涉过的山野里去寻青春之梦，到各县去搞社会调查，默默地期待着一场暴风雨的降临。

直至1976年10月，“四人帮”粉碎后，张铁民的病体神奇地康复了，便急匆匆地赶回了他的工作岗位，那处于平川与高原接壤地域的煤都铜川。一边搞清查，一边抓起了煤炭生产。

几年过去了，张铁民的劳作，直至以后还可以摆出来的，群众回头看还以为是对的，被历史老人所承认的，无非是这些事情：铜川的城市建设，城市管理；治了一条河，修了一条路，整个公共福利设施得到了改善；还有，就是比较好地发展了煤炭生产；农业也搞了，平整土地，改进耕作方法，等等。

但作为铜川这么一个复杂的地方，工作上所难免的漏洞，就招致了一些告状的人。在张铁民离开铜川的那年春天，告状竟达到了高潮。一直到1981年，有人还告到省上，告到中央，中央又批回来叫查。

可以说，在此期间，张铁民是一边接受审查，一边拼老命辛勤工作的。这些具有锻炼价值的生活实践，连同十年动乱的炼狱般的痛苦经历，构成了他的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性格内涵。

否则，他就不是蜚声西安的张铁民市长。生活啊，已经不是快乐的筵席，节日般的欢腾，而是工作、斗争、穷困和苦难的经历。他虽然在困境中也曾有过惴惴不安的时候，但总是感受到了从暗处流出的湛清的生命之泉。

“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张铁民用不懈的劳作，写在西安这块土地上的诗歌，难道不正是厄难之后发愤之情的产物吗？

第八节

人的理性粉碎某种迷信，而人的感情也将摧毁狭隘的利己主义。

十九

“我表个态，把儿子占用的公房退出来。”

张铁民的话，打破了沉默的气氛。领导干部带头退出多占的住房，谈何容易！但却有多少住在鳞片似的破旧屋脊下的群众，多少无立锥之地的市民，多少结婚三载还没有一个栖身之处的青年男女？刘谱航信中曾对他的奚落，又一次刺痛了他作为市长的良心。这个头，一定得带好。

“张市长，你的住房我们查过，加上儿子的住房，刚够省军级的住房规定，怎么还退房？”主管方面同志惊异地问。

“不讲这些。因为比较起来，我的住房还是宽绰一些，让儿子住是不尽合理的。”

张铁民这么一讲，多占住房的领导干部们坐不住了。讲了自己，下面再说别人就理直气壮了。

但这绝非只是一种工作策略，张铁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

回到家里，余敏的工作做通了，他又去做儿子的工作。

“孩子也委屈，你得好好给讲，千万不要发脾气。”余敏劝说道。

儿子张立却不依，还说气话：“你本事大，你姿态高，怎么不当副省长？”

平常老实持重的儿子，今天怎么会这样对自己说话？当副省长？上次是没有选上，说明自己还有缺点，但这话从儿子口里出来，使他好气，也好笑。

“谁天生下来就要当副省长？”

父亲的话，也够拗的。

还好，他没有发脾气，把儿子说服了。

就这样，儿子被赶到了租借的农民房子里。儿媳又难免不生气，公公当市长，儿子儿媳沾不上光，吃亏的事却轮到了。

“爷爷真坏！为啥叫我们住那么远？”小孙子也站在他对立面了。

他摇摇头，难言地苦笑了。

之后，有卖商品房的，张铁民为替儿子弥补过错，便找到亲家，一人掏一半钱，五千元买了套间半房子给儿子住。

但这里的住房距儿媳上班地方远，儿媳想在单位分房。

儿媳单位的同志却说了：“你公公是市长，还能没房住？不给分！”

人家按“常理”推测，谁知张铁民不是按这个常理处事的。

市上有人替市长着想了：“你原先住的是省上房子，退了也罢，咱们市上给你一套，叫儿子住吧！租房、买房，也不是个事。”

“谢谢，谢谢！”张铁民致谢之后，便不无讥讽地说：“那是干什么？把猫叫个咪！”

按文件规定，干部子女的住房由子女所在单位解决。但儿媳该分的房子，却因为是市长的儿媳偏偏分不上。

结果，还是分上了。名正言顺。这才使张铁民少了一件清官难断的家务事。

说到小孙子入托的事，余敏说：“你看，孩子送不进去，你找一下人，听说北大街托儿所好。”

“那你自己去找好了。”张铁民推了过去。

弄了几年，小孙子入托的事一直没联系上。后来，多亏儿媳单位办了托儿所，才送进去的。

市长的小孙子入托之事，能这么难吗？人们似乎不可理解。

在常人看来，是不理解他这一点的。女儿考上大学了，只是因岁数超过一岁，没能录取。连一起工作的副市长孙殿奇也说，可以解决一下，他却不管。最后女儿做了工人。

女儿出嫁时，余敏作为母亲，像给儿子办婚事一样标准对待女儿，缝了几床被子，买了些家什。临到结婚那天，余敏说让他的车捎一下，他不肯。最后还是让儿子用自行车带了东西送嫁的。余敏感到窝气，就嫌他太认真，他却说：“没车，你女子就不出嫁啦？”

山西老家来人托办的事，也是一个都没办成。

儿子单位的同志找他办事，也给推过去了。

“你搞地下工作那阵，住在我们家，现在你当了市长，连这点事也不给办，就太不近人情了。”张铁民老家的一个亲戚，因为被托付的买汽车的事没有办，竟揭了老底，端出当年恩德账。

“越是这样，越不能办！”张铁民寸步不让。

人走了。他还要余敏去来人住过的市招待所，问钱交了没？没有交的，如数结算。

为此，张铁民是得罪了不少人。但当他回忆起来，却绝无忏悔之意。

只为家庭活着，这是禽兽的私心；只为一个人活着，这是卑鄙；只为自己活着，这是耻辱。

张铁民这位老共产党人，是把崇高的事业作为信条的。所求索的、获得的，是“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坦荡境界。

二十

作为西安市的市长，张铁民代表这座城市，曾接待过若干国家元首和来自异国的友人，所有赠送给他的礼物都由有关部门按照规定进行处理。来自朝鲜的金日成主席，曾送他一套茶具、酒具，还有名酒、大米。他把大米交到灶上，大伙儿尝鲜了。酒也交了，尽管他善酒。只不过留下一盏小酒盅，以资纪念。

透过这盏小小的酒盅，他看到了什么？所品出的其中的滋味，怕是什么名酒也取代不了的。

没办法，他骨子里就是这种人。任你别人怎么说，怎么感到缺憾也罢，是说服不了他的。

酒，四瓶酒，还有一只羊，一些豆子，是山西老家一个地区的一位同志送来的。张铁民知道了，便让儿子骑了车子送回东关的老乡家去。他只有这样做了，似乎这个春节才不至于不愉快。尽管，人家并没有求他办一件事。

是的，叶落归根，热土难移。张铁民没有忘记他的故乡，那从小养成的生活习惯和饮食口味，还是老家的那一套吃法。玉米面、荞麦面、莜麦面、葱、辣子，这些杂粮一类的谷物，在他看来是最好的滋养品。

吃得如此简单，等他吃饭却是一家人头疼的。太费事了，常是一等一两个钟头，不见他回家。几乎每天，余敏在等他吃饭，有时就少不了埋怨了。

“吃的是草，挤出的是乳汁。”这是在说牛一样品格的人民公仆。

张铁民的家中，完全是一套十分平常的摆设，极少闪光的物件。沙发椅是旧的，一套新沙发，还是余敏背着他买回来的。

他却爱美，爱大自然。嗜好过打猎，那是在西康时候，三十郎当岁。后来，那杆鸟枪也丢了。在北京开始养花，到西安还在养。困难时期花养不成了，他在院里种了一大片蓖麻。那也开花，结果，出油。

桂花多好！他整天一有空就侍弄它。那是儿子出差从广州买回来的。结果被人偷走了。

但西安这座城市，化作了一座公园，一座大花园。一扇窗口，一片阳台，便是一块开花的土地。开放生活之花，生命之花，永不凋零的向真、向善、向美的花。

对于他的成绩，哪怕就是实实在在的革命经历，他却如同无花果一样，默默地在泥土中掘进着根须，从不绽放表面的花瓣。

老家搞县志，叫他写稿，写个人经历就行，他拒绝了。

贵州一位领导来西安，回忆起老朋友们参加工作的时间，说是1936年底或1937年初，要以年限计算党龄和参加革命时间。余敏给他说了，让写个报告给组织，他不吭。直至退居二线后，才打了这个报告。

如烟往事俱忘却。可谓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工作之余，张铁民最聊以散心的是读古书、古诗词，钻研书法。而对象棋、扑克、麻将一类，却是十足的外行。

如此的业余爱好并不是完全可取的。但张铁民是在一种充实的革命精神生活中行进的。他不是那种跌在蜜里的苍蝇，因羡慕浮世的荣华，而陷入永难自拔的精神饥饿之中。

男儿到此，皆为豪雄！

第九节

能将自己的生命寄托在他人记忆中，生命仿佛就加长了一些；光荣是我们获得的新生命，其可珍可贵，实不下于天赋的生命。

二十一

西安市的工业，上得比较缓慢，怎么抓呢？

张铁民开始思考这个很关键的问题。市属的小厂子多，大多又是集体所有制。要一时抓出成效，是有困难的。

很快就是1984年初了，曾经担任过西北局经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后在铜川抓煤炭生产颇有魄力，继而担任过省经委主任的张铁民，把精力从抓市容卫生、市政建设，转到了着重抓工业、抓经济工作方面来。

他立了军令状，通过简政放权、奖惩兑现等一整套措施，陆续达到了原来的指标，还超额获得奖励。

这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是发挥了作用的。但如此承包法，在他以后看来，是把政与企捆在了一起，是不合大趋势的。

回头来看，张铁民从抓卫生、交通、蔬菜等市政建设入手，而掀开他市长工作的第一页，完全是偶然遇到的具体情况所致。但其中不无必然性的重要因素。衣食住行用，吃喝拉撒睡，确是市政府永远需要做的工作。“安居乐业”，也不失为一条闪光的格言。

在市政管理、市政建设的综合治理中，环城工程的构想与付诸实施，已成迫在眉睫的事。城河的治理，又是市政工程的基础建设。这需要墙、河、林、道、桥一整套的设施。作为全市五十二平方公里排水管道中心环节的护城河，已经不能正常流通了。

再说，西安的古城墙乃全国保护得最为完整，无论从保护古文明的价值上，还是从它可以利用的旅游建设的经济价值上，无疑是十分必要的。有眼力的决策者，是绝不会忽略这一点的。

这是人民的事业。历史，也从古城墙的裂痕里，发出悠远也幽怨的呼吁！生活在这个时代的西安人，有责任去书写今天这一章雄沉而伟丽的历史！

在中央和省市委的领导下，张铁民市长作为环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具体抓起了这项艰巨而伟大的工程。

资金上，国家的资助是有限的，只有动员西安广大群众的义务劳动，才能保障这项历史性工程的顺利进展。

人民城市人民建，也是人民历史人民写，千军万马，如同治理海河的天津人民一样的气势，环城建设破土动工了。

张铁民常常巡视在工地上，体力不支地奔波着。却有一桩桩麻烦事，在分散着消耗着他六十岁的可贵的精力和智力。

有的工厂算细账，搞义务劳动，把人赶到工地上去，要吃补助，要买镢头、扁担、筐子、铁锨，倒不如雇民工成本低，工厂又不停工。

善于告状的人们，又找到了口实，说搞摊派，搞强制命令，要浪费多少万多少万。说是为自己树碑立传，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一封封信都批转下来，摆在了张铁民的案头，等待着他的回答。

既然环城建设是上级决定了的，他作为执行者说什么也要拼命去干。阻力不会没有，漏洞也不会没有，再大的风浪，张铁民会一往无前的。

接着，城墙内拆迁户的安置问题，又告状了。中央催要处理结果，有些拆迁户骂大街的也愈演愈烈。张铁民一边建议拿出钱建房，补偿损失，一边继续狠抓环城工程的进度，决心和信念始终如一。

只要是为民谋利益的事，张铁民一不怕得罪人，二不怕丢官。叫干，就干好。看不行的话，免！

“你要为人民着想，环城建设劳民伤财，动用多少民工，人也有死的，花钱划不来。”有人写信给张铁民。

张铁民针锋相对，毫不客气：“请你不要忘了，秦始皇修长城，还有个孟姜女哭长城哩！”

如此凛然正气，使张铁民的名字成为一种权威、一种力量、一种感召的代名词。也因此，又为他带来不快。

下面一些同志，为了把本行业、本部门、本系统的工作抓上去，就假借张铁民的名义和威望，打着“铁市长”的招牌，动不动就是“这是铁市长叫干的！”“这是张铁民叫罚的！”

有人不服，也是产生了狐疑，告到了张铁民那里。

张铁民看了，气得直摇头。他在一封此类群众来信上批道：“请查一下，这是不是我叫罚的？你不要拿我张铁民当棍棒去打群众！查处后，请回报结果！”

待风平浪静一些，张铁民又一头扎在环城建设的紧张施工中去，又是没黑没明、没死没活地干起来。

这期间，他又奔波于户县等地，组织召开专业户会议和农村工业会，当场拍板定案。

一天，正开会，别人发现张铁民怎么突然有点呆板了。司机马昌林也觉得市长反应有点迟钝，这几天每天去看城河的工程，跑上跑下，是累了吧？但怎么脸部、腿部都微微发颤呢？

送到医院一检查，果然有病了。

叫他住院，他死活不肯。何承华书记非让他住院不可，结果住了二十多天，又匆匆出院了。

多亏住院治疗，不然他会瘫痪的。

但出院不久，又重新住了院。这次，就需要较长时间的调养了。

眼看国庆节快到了，省上要抓卫生评比工作。几个城市，都在竞争第一。

宝鸡市市长说：“一定要拿第一。”

张铁民住在医院，口气很硬：“西安只能拿全省第一，不能拿第二。哪里出了问题哪里负责！”

并对专员何家成讲：“到时候，由你何家成负总责！”

评比结束，西安市名列第一。

二十二

从1981年冬天，到1984年冬天，张铁民市长在西安这个城市任职整整三载，在他六十有四的时候，离开了他曾为之躬耕不止的岗位。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张铁民从医院被车接到市政府大院，代表市政府做了整党的对照检查，将他主持的这一届市政府的工作画了一个庄重的句号。

这一天，也正是党的组织活动日。这个活动日，对于张铁民这位从吕梁山走来的共产党人，是特别有意义的。

会后，他把几位秘书长叫到一起，用他那浊重深沉的山西口音说：

“我从今天起，就不再是市长了，而是西安市一位普通的市民。有什么，我将以市民的角度向市政府提出来。专车不用了，钥匙让小胡交了，把我的办公室腾出来，交给新上任的袁正中市长。”

他上了车，有点秃顶的头微微枕在柔软的沙发靠背上，用他宽厚的手掌轻轻抚过深沟似的，刻着很多皱纹的前额，合上涩巴巴的眼帘，坦然、舒心地做了一个深呼吸。

车窗的茶色纱罩没有拉上，熟稔而亲切的市声扑了进来。张铁民微微笑着，向车窗外的人们，向市政府大门旁的树木、街巷招招手，点点头，做着深切的辞别。

伏尔加，轻轻驶过北院门，穿过鼓楼，经西大街、陵园路，直奔张铁民住院的那幢有着古老屋脊的病室。

数天之后，西安市经济洽谈会在钟楼饭店隆重开幕。新市长袁正中说了，这个会是原市长张铁民同志发起的。临开会前，袁正中因去长安查看滑坡的灾情，一夜未睡，还打电话给靳副市长，让去医院向张铁民汇报洽谈会情况。张铁民说，相信袁正中市长年富力强，能把西安市搞好。至于请他参加开幕式，他拒绝了。

张铁民是觉得不要叫同志们感到不好处理，也没必要给增加麻烦。工作上的事，他会有问必答。哪一方面要听听看法，他会实实在在地讲。没必要的话，算了，不要干扰人家。

电视台的记者，也真会做工作。开始找张铁民，想报道一下老市长的近况，他说以后吧！那天天气很好，他想起要回趟家看看，谁知记者们早就到家等着了。要是早回一点或晚回一点也好，他是想躲着的。

强健幼儿园的薛宝珍，从电视上看到张铁民市长退居二线的消息，去找李润深老人，二人说着说着竟双双流泪了。

这位八十七岁的老人和这位年轻妇女，是为张铁民市长曾三番五次解决过幼儿园园址而流泪呢，还是为了其他什么缘故？

她们在寻找安慰，是舍不得放走张铁民市长。于是，请老书法家为张铁民写了一幅大匾。说裱一下，得等几天，等不及的。就索性装玻璃框子，红绸子裹了，急于送到张铁民手里。

这是11月21日，雨夹雪的初冬天气。她们二位，还有六十七岁的马主任，有柳同志，赶到了地处南郊的省人民医院看望张铁民市长。

张铁民不在病室，她们就等候在门口。近九旬的李老抱着拐杖，简直要望眼欲穿。这几位奶奶、母亲、姐妹们，似在期待亲人的相逢。

雨，雪，沙沙响着。

实在等不上了，就起身向地处西五路的张铁民家中赶去寻找。

病室外还有一位中年妇女，铜川人，来西安走亲戚，知道张铁民市长住院了，专程从西郊赶来看望他。他曾是铜川市市长，她未必熟识，但毕竟知道他。她从十二点到两点，一直等着。在李老她们离开这里时，她还毫不犹豫地守候着，说今天非见上张铁民一面不可。

一行四人，风风雨雨地推开张铁民的家门。张铁民忙迎了出来，扶住李老，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总算见上了，见上了！”李老竟老泪纵横，哆哆嗦嗦地点着头。

“勤政廉明，秉公执法”——张铁民看到递在他面前的大匾，笑意中不无深沉地说：

“不敢当，不敢当！”

匾额上的红绸子火一样拂动着，旗子般飘拂，火焰般燃烧，如同党旗国旗上的色彩闪着光亮。

“我在有生之年，还要为西安这座城市做一定的工作。”张铁民认真地说。

张铁民和余敏扶着李老出门，下楼，一直到风雨未住的大门外。这时，张铁民动情地说：

“幼儿园修好了，我一定来看。您老这么大年纪，还来看我，太感谢了！以后，我要上您家去看望您老人家。”

钟声响了，时针指向五点。钟声，是那么有力而悠远、清脆！

这钟声，张铁民是稔熟的、亲近的。这西安的铿锵的足音，曾使他焕发了当年打仗时的蛮劲，自己带头干的精神。似乎又是定音的那一重锤，一经决定，就雷厉风行，地动山摇，破釜沉舟！七风八火，而不是四平八稳，这岂不就是一种领导方法，一种领导艺术吗？

但在这钟声里，在西安的脚步声里，张铁民于反刍之中也是不无缺憾的。不过，历史在评判人们的时候，不是根据其短处，而总是根据其长处的。好在他喜欢引用魏征的格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他，是深深懂得自己的，像懂得他曾经掌过舵的西安这条船形的城市。

当初，在他走马上任的时候，妻子余敏曾说过：“那你就去吧，至少少活五年。”

也许。但却因为将自己的生命寄托在了历史的记忆中，自身的生命也就仿佛加长了一些。在生活实践中所获得的新生命，要比天赋的寿命可珍可贵得多。

而未来，是光明而美丽的。爱它吧！向它突进，迎接它的到来，临近黄昏而充满欢乐与开拓精神的人们。

同当初走马上任一样，这座古老而崭新的城市所拥有的二百六十万双眼睛，在评说着些什么。历史，也将评说些什么，关于张铁民市长，关于1981年冬天至1984年冬天的这座城市的每一年，每一月，每一日。

这座城市，它的名字叫“西安”。

它曾作为中华民族十三个朝代的古都，在世界上是赫赫有名的。

整个民族在本世纪内的第三次腾飞，会赋予它属于这个时代的主题。来反映这一主题的角度，将不会像从事古都威廉斯堡规划建设五十余载，在美国旅游建设界享有声望的马卡斯基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秦俑、古城堡、大雁塔和曲江风景区。

西安，在呼唤生命力，新的，美的。

呼唤里，汇有张铁民市长的深沉的呼吸，以至那因肺气肿而闷得伸长了脖颈的咆哮。

1984年12月31日一稿

1985年2月26日改于大雁塔后村

《延河》1985年第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