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综述

景德镇陶瓷彩绘雕塑艺术,具有千年的发展历史,但是通过对众多陶瓷文献的查阅可知,对这门艺术的文字记载相当缺乏,仅能从遗存实物中去分析,理清陶瓷彩绘雕塑艺术的发展线索。所以,查阅的重点是陶瓷彩绘雕塑的图录、文字及相关彩瓷、彩塑的技艺和民间绝技的记述。本人把景德镇陶瓷馆、景德镇民窑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北京历史博物馆、江西博物馆、景德镇市图书馆、景德镇陶瓷学院图书馆、陶瓷美术学院资料室等作为重要查阅单位和部门。同时,通过网络和书籍查阅中外各大博物馆出版的有关景德镇陶瓷彩绘雕塑的图录、文字介绍以及零散的记述。下面针对“景德镇陶瓷彩绘雕塑艺术研究”这个选题,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做一个简要综述:

历史文献

据文献记载,景德镇制作陶瓷始于汉代。《浮梁县志》中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南窑笔记》中记载:“其冶陶始于季汉。”只是文献未提及当时具体生产的陶瓷。

《景德镇陶录》记载“陈至德元年诏镇以础贡建康”,说明南北朝时期就开始生产陶质的建筑器物了。而有关景德镇开始制作陶瓷雕塑的记载出现在《南窑笔记》中:“至隋大业中,始作大兽两座,奉于显仁宫。”这记录的是当时新平(今景德镇)烧制的陶瓷,可见隋朝时期景德镇已经开始烧造陶瓷雕塑了。针对景德镇的陶瓷生产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则开始于元代蒋祈的《陶记》,其中写道:“必地有择焉者,则炉之别:曰猊,曰鼎,曰彝,曰鬲,曰朝天,曰象腿,曰香奁,曰桷子;瓶之别:曰觚,曰胆,曰壶,曰净,曰栀子,曰荷叶,曰葫芦,曰律管,曰兽环,曰琉璃。与夫空头细名,考之不一而足,惟贩之所需耳。”[1]由此可知,当时景德镇陶瓷的种类繁多。但是,是否有关陶瓷雕塑并未详加记录。从列举的炉、瓶这两大类可以猜测其中有的器皿附件是跟雕塑造型有关联的。“利坯、车坯、釉坯之有其法;印花、画花、雕花之有其技,秩然规制,各不相紊。”[1]据蒋祈在《陶记》中的记述,当时景德镇制陶瓷的分工已十分精细,有印花、画花(即划花而非绘制)、雕花。从列举的三个装饰来看,蒋祈并没有把彩绘包含在内,可见当时彩绘还十分罕见。有学者认为蒋祈是南宋人,熊寥认为他是元代人。但不管他是哪个时代的,均无损《陶记》作为较早详细记载景德镇陶瓷生产文献所包含的重要历史价值。

明代末年,宋应星在其专著《天工开物》中专辟“陶埏”一章 。他在这一章 中论述了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在论述景德镇地区的陶瓷时提到方圆不等的瓶、瓮、炉、盒之类,御器的瓷屏风、烛台等是通过印坯而成的,这时雕塑的内容是作为器皿的雕塑附件存在,而不是独立的雕塑造型,但提示了在这些器皿中有雕刻的成分。从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对德化窑瓷雕的论述可以看出,明代的陶瓷制作有重器物而轻雕像的思想倾向。“德化窑惟以烧造瓷仙、精巧人物、玩器,不适实用。……正德中,内使监造御时宣红失传不成,身家俱丧。一人跃入自焚,托梦他人造出,竞传窑变,好畀者遂妄传烧出鹿、象诸异物也。”宋应星认为德化窑烧制的瓷仙、人物、玩器等陶瓷雕塑并不实用,可见,这里的实用是相对于日用陶瓷器皿而言的。这段文字也证明当时德化生产的雕塑瓷种类较丰富,且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后因烧制宣红而有流传烧出鹿和象等动物,可见景德镇在当时已有烧制加彩的陶瓷雕塑。

清代乾隆年间朱琰著的《陶说》,介绍了历代的陶瓷器和众多烧制陶瓷的窑口,并重点论述了景德镇的陶瓷,但不是景德镇陶瓷的专论,而且此书也侧重于陶瓷日用器皿,偏于实用的思想,没涉及太多有关陶瓷雕塑的内容。

清代蓝浦著的《景德镇陶录》,全书总共十卷,介绍了景德镇御窑厂工人的分工,叙述了制瓷的工序,列举了不同时代和不同窑口生产的御瓷,以及在景德镇地区生产的仿造其他窑口的仿古瓷等。虽然该书十分全面地介绍了景德镇的陶瓷生产以及御窑厂的状况,但是并未对陶瓷加彩的雕塑进行详细的列举,主要是一方面御窑厂生产的陶瓷以器皿为主体,陶瓷器皿属日用陶瓷,与人们的生活联系紧密,产量大,普及面广;二是陶瓷雕塑属陈设瓷,数量相对较少,也一直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重视。不过,这些御窑厂生产的陶瓷器物中也有带实用功能的生活陶瓷,如烛台、供器、瓷枕、文房用具等,还有器皿上的雕塑附件。尽管是以器皿的造型为主体,器皿上的雕塑附件仅仅是作为补充,但这些内容的存在都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有力的借鉴和帮助。

乾隆八年督陶官唐英撰写了《陶冶图说》,是他在景德镇做督陶官期间对陶瓷生产的事实记录和经验总结,是研究中国特别是清代官窑陶瓷科技工艺的重要文献。《陶冶图说》共二十则,以右图左文的形式,将清乾隆官窑瓷的原料产地、生产工艺娓娓道出。其内容涉及采泥、制坯、配料、绘制、吹釉、烧制等,并配有解说图,内容齐全。尽管其主要也是针对陶瓷器皿而言,不过其中涉及很多陶瓷器皿和瓷雕共用的手法,如练泥、彩绘、喷釉、烧成等。另外,该书还记录了乾隆年间在景德镇曾烧制的宫廷御用的陈设像生瓷和佛教造像。

法国传教士殷弘绪(此为中文名,本名恩脱雷科里斯),曾分别在康熙五十一年和康熙六十一年以书信的形式撰写了《中国陶瓷见闻录》和《中国陶瓷见闻录补遗》。这两篇书信涉及景德镇的地理位置、瓷器的胎土、釉料的施加、彩绘和雕刻的技巧、烧成方法等,内容涉及的范围广泛。殷弘绪将文章 发表在《耶稣会传教士写作的珍贵书简集》中,欧洲第一次看到了十分全面的陶瓷制作技术方面的内容,陶瓷制作技术此后在欧洲广泛流传。这两封书信针对的是陶瓷器的制作生产,而非陶瓷雕塑,但在补遗中提到了单色釉的制作、发色以及彩绘颜料的配置等问题,使得欧洲人对于景德镇的彩绘有了全面的了解。殷弘绪的《中国陶瓷见闻录》和《中国陶瓷见闻录补遗》是西方最早的全面介绍景德镇陶瓷生产制作工艺的文章 ,尽管在这之前葡萄牙传教士克罗兹所撰写的传记文学中曾提及景德镇的陶瓷制作,但是克罗兹只涉及了陶瓷制作的原料问题,对于如何配方、发色、烧成等问题均没有详尽的介绍。

另外,本人又查阅了相关的文献,努力从文献中寻找和本课题研究有关的内容,却收获甚少。下面把所记录到的内容做个简要的介绍,也许有助于对本课题的理解。如:20世纪20年代许之衡所著《饮流斋说瓷》,此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为概说,说窑、胎釉、彩色、花绘;下卷为款识、瓶罐、杯盘、杂具、疵伪。书中对胎釉和花绘有所提及。“茄、黄、绿三色绘成花纹者,谓之素三彩”,对素三彩的概念有了明确的界定。而以下几种文献,则是从色彩、纹样、寓意、等级、诗歌等方面记录了瓷器不只是一件简单的实用或陈设器物,它还是文化的载体,它既是物质层面的,也是精神层面的。如:汉桓谭《新论》中说“五福,寿、富、贵、安乐、子孙众多”。《大清会典》书中记载:宫中不同等级的衣服颜色与纹饰都有严格的规定,而皇宫在用瓷方面,除了祭器的形式有严格规定外,日用瓷的用色及纹饰,也按等级有不同的规定。《国朝公史》记载:各类不同身份的皇室成员,使用不同的瓷器,它们的区别主要在色彩与纹饰上,同时所占有的数量也不同。嘉靖时所著的《江西大志》中有关于金彩的制作工艺的记载:“描金,用烧成白胎,上全黄,过色窑。如矾红过炉火,贴金二道,过炉火二次,余色不上全黄。”《周易·系辞上》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景德镇名瓷佳品正映照着中国文化“器以载道”的哲理。龚曾在浮梁县署做过四年秘书工作,在此期间,他留心陶业,写成诗歌百首,清道光三年(1823)精选六十首,编印成《景德镇陶歌》。全书以诗歌的形式记录了景德镇陶瓷工艺、艺术、经济及民俗等方面的情况。其中所述内容,或为作者亲身经历,或为作者亲耳所闻,均切合实际。

尽管以上所有的古文献都没有专篇专章 阐述景德镇的陶瓷彩绘雕塑,但是从字里行间隐含的点点滴滴的信息可以得知景德镇陶瓷彩绘雕塑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其他造型甚至其他艺术门类有关联;也不是突然出现,它是有历史脉络的,是连贯的,发展的。

现代文献

在现代的著述中,由胡志德、胡彬编著,中国艺术家出版社出版的《陶瓷美术》具有重要价值。此书是《陶瓷美术》杂志从1958~1968年间所出杂志的合订本,其中涉及景德镇众多陶瓷雕塑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及论文,尽管彩图很少,仍然是我们研究这一时期陶瓷艺术的重要文献资料。书中有这一时期重要的陶瓷雕塑家,如曾龙升、曾山东、周国桢、刘远长等,以及这一时期出现的制瓷机构,如陶研所、雕塑瓷厂等,是我们研究20世纪60年代前后陶瓷彩绘雕塑发展的重要依据。

由邓白和杨永善主编的《中国现代陶瓷艺术——陶瓷雕塑》卷,收录了广东石湾、江苏宜兴、河南洛阳、山东淄博、河北邯郸、江西景德镇、福建德化、广东枫溪等地的现代陶艺家创作的陶雕和瓷雕作品,其中景德镇地区有曾龙升、曾山东、康家钟、刘远长、唐自强、涂金水、杨苏明、张正海等十几位陶瓷雕塑名家的雕塑作品。编著者在强调陶瓷器皿的同时,也突出了陶瓷雕塑,并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列举在陶瓷的行列,这是以往著书者很少关注的内容。

徐长青编著的《景德镇湖田窑作品集》和肖发标编著的《景德镇枢府窑作品集》,这两部书收集的都是景德镇的名窑陶瓷。它们以两个窑口生产的器皿为主,但也有当时制作的加彩雕塑瓷。这两本书主要是作品图版式的介绍性描述,内容涉及作品的创作年代、尺寸、造型、纹饰、施釉等,并没有对作品形成时间或者种类的系统性论述。

熊第钢一如、章 洪秀明导编著的论<sup>《</sup><sup>陶</sup><sup>瓷</sup><sup>雕</sup><sup>塑</sup><sup>》</sup><sup>介</sup><sup>绍</sup><sup>了</sup><sup>陶</sup><sup>瓷</sup><sup>雕</sup><sup>塑</sup><sup>发</sup><sup>展</sup><sup>的</sup><sup>历</sup><sup>史</sup><sup>、</sup><sup>创</sup>作的基本知识、成型手法、装饰特色等,涉及的内容多为陶瓷雕塑的制作,而文化内容甚少。以历史线索为主介绍了历代具有代表性的陶瓷雕塑作品,既涉及加彩的陶瓷雕塑,又涉及不加彩的陶瓷雕塑;既涉及景德镇的陶瓷雕塑,又涉及龙泉窑、德化窑等其他窑口的陶瓷雕塑,并没有特地针对景德镇的陶瓷加彩雕塑进行论述。

余祖球、梁爱莲编著的《景德镇传统陶瓷雕塑》,从艺术特征、工艺特征、分类、技艺方法和传统文化几个方面介绍了景德镇的传统陶瓷雕塑,偏重于陶瓷雕塑审美、成型、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在陶瓷雕塑的彩绘方面针对彩绘的具体种类和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了介绍和论述,但只是作为装饰手法的一小部分出现的。

《中国彩瓷》与《五彩名瓷》,著者为叶佩兰,这两部书详细地介绍了历史上出现的各个窑口以及各类彩瓷,从彩瓷的制作到彩瓷的演进,内容也比较齐全。《中国彩瓷》在分类上归纳为五大类,即釉上彩、釉下彩、青花加彩、素三彩和色地釉。《五彩名瓷》涵盖了历代彩瓷的品种,包括它们的制作工艺、绘画风格等,并兼顾其鉴赏知识。书中收集参考图片八百余幅,有数十件过去未曾披露过的北京故宫藏品,这也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由郑年胜和刘杨主编的《景德镇陶瓷艺术精品鉴赏》包含了景德镇的青花、釉里红、斗彩、颜色釉,也涉及部分陶瓷雕塑和现代陶艺,还收录了大量的釉下彩瓷,但是也是侧重于器皿。虽然雕塑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还是可以从中看到景德镇从有陶瓷雕塑以来到当代的陶瓷雕塑精品。其中有一篇题为《景德镇陶瓷雕塑艺术发展综述》的文章 ,粗线条地综述了各个时代景德镇陶瓷雕塑的发展脉络,但并未对各个时代出现的作品进行介绍和评价。

《中国大百科全书》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美术卷从艺术理论、艺术活动、艺术创作、中外艺术家、艺术的种类等方面,以条目的形式做了详尽的阐述,图文并茂,且具有权威性。其中和本书相关的词条有:造型、雕塑、工艺美术、彩画、青花、釉里红、斗彩、素三彩、五彩、粉彩、珐琅彩、广彩、像生瓷、装饰美术。

汪庆正主编的《简明陶瓷词典》所收条目除着重陶瓷器的器型、纹饰、窑口外,也酌量收录了部分陶瓷制造工艺技术等方面的词条,并收集了名瓷珍品百余件,配以照片。该书也涉及与本书相关的内容,阐述翔实,如纹饰、彩瓷、像生陶瓷、彩绘、陶塑、瓷塑、金彩、软彩、红店、红炉、耳、打图、三星等词条的详解,对本课题的研究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叶喆民所著的《中国陶瓷史》介绍了陶瓷的制作工艺,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贸易等,图文并茂,内容丰富、翔实。书中有陶瓷彩绘方面的内容,但缺乏陶瓷彩绘雕塑角度的叙述。

冯先铭主编的《中国陶瓷史》说,随着宫廷和社会上层对细瓷的进一步需求和对外贸易的刺激,景德镇的制瓷业更加繁荣。万历青花瓷器无论官、民窑,传世数量均较多,除常见的各式盘、碗、杯、碟、瓶、罐、炉、高足杯外,还以出各式洗、烛台、方炉、鼓凳、笔架、瓷塑人像等为突出特点。康熙素三彩除盘、碗、瓶、炉等常见器型外,以各种观音、财神、童子、寿星等塑像为主,当时狮子等动物瓷塑也较为多见。雍正粉彩在康熙的基础上有更大的发展,成为景德镇彩瓷的主流。

熊寥著的《中国陶瓷美术史》在第十章 的“中国古代陶塑”,从新石器时代陶塑谈到唐三彩艺术,从中可知古代陶塑艺术的出现乃是中国古代雕塑的前驱,同时,在塑造形状时也考虑色彩的装饰。第十二章 的“景德镇元明清颜色釉瓷”,第十三章 的“景德镇明清彩瓷”,则分别谈到景德镇元、明、清颜色釉和彩瓷的种类及特点,未涉及景德镇陶瓷雕塑与彩绘。

史仲文主编的《中国艺术史》,上起三代文化之初,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分为十个断代,十个大的专业领域。其中的工艺美术卷,是十个大的专业领域之一,涉及青铜工艺、制陶工艺、漆器工艺、服饰与染织工艺、建筑装饰工艺、秦汉玉器工艺及其他工艺。其中陶瓷工艺也包含各地窑口瓷器的造型、装饰等工艺特色,还介绍了元、明、清彩瓷的艺术成就。

田自秉著的《中国工艺美术史》详尽、系统地汇集和整理我国古今工艺美术史料,阐述我国各种工艺美术的历史沿革和发展,分析了艺术特色和制作工艺。该书第十一章 “清代的工艺美术”的第二节“陶瓷工艺”中描述道:康熙时期常见的陶瓷装饰纹样之一是祈福祝寿。如“洪福齐天”“福禄寿三星”“八仙庆寿”“双螭捧寿”等,均与康熙晚年寿辰有关。而锦地开光则是康熙时期用作边饰的一种最普遍的形式。珐琅彩始制于康熙时期,最早用进口原料,所以也称“洋瓷”。吉祥图案是明清以来最为流行的一类图案,大部分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吉祥图案的表现手法多种多样,分别有象征、寓意、谐音、比拟、表号、文字。这种吉祥纹样在陶瓷雕塑造型上也有相应的表现,和器皿陶瓷一样起美化和传达吉祥寓意的作用。

李希凡担任总主编的《中华艺术通史》(元代、明代、清代卷)中写道:元代在陶瓷器型方面,从日用器皿到文具、供器、塑像,无所不备,极为丰富;从明代中晚期开始,吉祥图案和文字大量出现于器物纹饰中,也是纹饰世俗化的表现之一;仿制名品是当时颜色釉中一个重要的类别,一种是专门仿其他材质的,称为“仿生瓷”,还有一种称为“像生瓷”的品种,专门模仿各种生物形状生态,技艺上能达到乱真的境界。这种以瓷仿真的方式是否可取,观者无妨见仁见智,但这种随心所欲的技艺水平的确令人叹为观止。

以上所列的文献只是一小部分,但是比较有代表性。从现代文献中可看出,很多学者、专家从不同的视野,以历史的线路或以专题的形式对中国陶瓷文化艺术著书立论。前辈们这种对学术执着研究的精神给了我坚持

本课题研究的动力,同时,他们那些有关遗址考察的结论对我有很大的启示。

画册

以往出版的画册也涉及景德镇一些陶瓷彩绘雕塑,画册中的图片虽然不比用手直接触摸的实物,但相比于文字性的介绍,它还是比较直观的,可以见到很多不能轻易见到的经典实物,可以通过图片比较分析。如:《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国立博物院藏中国清代瓷器》(柯玫瑰著)、《中国名瓷欣赏与收藏》(周丽丽著)、《海外珍藏中华瑰宝——斗彩器珐琅彩器粉彩器》(张怀林主编、林瀚著)、《中国传世名瓷鉴赏》(李砚祖、孙建君主编)、《景德镇陶瓷馆——民国瓷艺精品》(曹金源主编)、《陶瓷发展的历史和辨伪》(李知宴著)、《江西藏瓷全集》(铁源主编)……这些画册在涉及景德镇的陶瓷彩绘雕塑时均以图片呈现和较少的文字描述为主,不重诠释。

新中国成立以后,陶瓷雕塑逐渐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有部分艺术家在报纸、杂志、书籍中对陶瓷的加彩雕塑略有论述,如在1964年第5期《陶瓷美术》第9页中就有一篇东曙和元璋合写的《略谈瓷雕的装饰方法》,该文指出陶瓷雕塑的装饰方法有雕刻、彩绘、色釉等,并介绍了各种瓷雕的烧制方法和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一些瓷雕作品。但是总的来说,该文内容较为简单,没有很全面地概括陶瓷雕塑的各种装饰手法,在举例论证时由于受到时代的限制,仅仅提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作品,不够全面和深刻。也有作者写文章 论述个别陶瓷雕塑和陶瓷的彩绘种类,如《陶瓷美术》刊登过各种釉上彩、釉下彩、颜色釉、综合装饰的陶瓷雕塑等,以及涉及当时陶瓷加彩雕塑的文章 ,由于受到时代的限制,受到摈弃传统、开创未来的舆论影响,几乎没有介绍传统陶瓷加彩雕塑的内容,多数论述有时代化的审美趋向,文章 的口号化比较严重。不过,那仍然是我们了解新中国成立后陶瓷雕塑发展的重要资料。

也有部分书籍涉及了景德镇彩瓷雕塑的文化内涵,如熊寥的《中国陶瓷与中国文化》、汪庆正的《中国陶瓷研究》、王光尧的《明代宫廷陶瓷史》、景德镇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的《景德镇市志》、方李莉的《景德镇民窑》等,这些书籍涉及陶瓷的文化、社会的制度、皇权的等级制度以及对外交流等问题,研究得比较深刻,但是所提及的陶瓷也是多为器皿,而非陶瓷雕塑。

从上述文献、画册可以看出:一、古籍中介绍景德镇陶瓷,无论是元代蒋祈的《陶记》,还是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涉及的内容比较全面,从制度、制作技艺、产品种类等方面予以介绍,但是在雕塑瓷方面内容甚少,雕塑或者陶瓷雕塑作为一种陈设类的艺术形式,主要用于寺庙、墓葬或者观赏,多数著者认为雕塑或者陶瓷雕塑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不够紧密。因此,介绍景德镇陶瓷工艺的著作多注重器皿造型的使用价值,关注陶瓷雕塑的内容较少。陶瓷雕塑是一种特殊的工艺,源于民间手工艺,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在中国古籍上也有“刻削之道、刻镂之术”的提法,但是在历史上的地位不及书画,加之宋代以后文人士大夫左右审美舆论,书画成为文人士大夫风雅生活的一部分,著书立说者颇多。我国古代的政权主要掌握在贵族手里,秦以后的封建社会形成贵族、士大夫垄断政权的局面,等级身份明显,要走向仕途只有通过读书考取功名才能实现,出现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论断,读书人之地位超越一切,故在当时,一切非士大夫之阶级,如戏子、渔夫、娼家、音乐师、理发匠、商人、工人(陶工也包括在内)均属贱民之列,为士大夫所不齿。[1]雕塑为工匠所为,难登大雅之堂也就不难理解了,更何况陶瓷材质的雕塑,即使在美术史中也较少提及,更未见有学者在古代专为陶瓷雕塑著书立说。二、在陶瓷领域中雕塑瓷或者加彩的雕塑瓷成就并不显著,难以与日用瓷器皿的数量和规模相比,从元代官府管理景德镇的制瓷开始,生产的多数为日用器皿,故而雕塑瓷的发展空间有限,或者一直没有被放到重要的位置加以利用。因而著书者多数只著录陶瓷彩绘的器皿,而忽略雕塑。“陶瓷一艺,素为吾国所贱视,学士大夫,非吟风咏月,即谈道言性,对于陶瓷贱艺,鲜有言及,自明,因陶瓷作者,常客食于士大夫,而器又精巧,为士大夫所赏玩,故稍稍有言及之者。”[1]

伴随着陶瓷的收藏热,社会更加关注陶瓷。近十年来有关景德镇陶瓷的书籍非常丰富,从画册来看,涉及景德镇的陶瓷雕塑,甚至是彩绘瓷雕。但是,不管是历史上的还是现代的陶瓷雕塑,可以概括出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一、只是将作品列出,并以简略的文字进行描述,其编著者并未详加评述,缺少必要的文化系统的认识;二、著者往往在序言或者图片的开头对其技法详加介绍,但是这些技法往往是针对陶瓷器皿而言,而很少针对陶瓷雕塑,因为彩绘雕塑瓷与陶瓷器皿尽管在彩绘的程序上是一致的,但是在成型和装饰的手法上还是有差别和不同的要求的,而编著者未加区分;三、尽管目前出版的画册颇多,但是陶瓷彩绘雕塑只是夹杂在每个历史时代的陶瓷器皿中出现的,只是器皿的一个补充,而不是重点的研究对象,不成系统,也缺少必要的对比;四、在专业的书籍中出现了陶瓷与文化、陶瓷美学、陶瓷与习俗等研究陶瓷背后文化内涵的书籍,但是这里的陶瓷是大陶瓷的范畴,涉及国内所有产瓷区的陶瓷,而非专属景德镇的陶瓷雕塑或者陶瓷彩绘雕塑;五、在上述书籍中也有专门关注雕塑瓷的书籍,如《景德镇传统陶瓷雕塑》《陶瓷雕塑》《中国现代陶瓷艺术——陶瓷雕塑》,这些书籍重点关注的是雕塑瓷的技法、现代大师的雕塑作品,缺乏系统的历史性梳理,而且针对的是景德镇的所有雕塑瓷,非重点讨论的陶瓷彩绘雕塑。

景德镇陶瓷彩绘雕塑艺术从五代两宋以来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但是在理论方面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历史上雕塑或者陶瓷雕塑者一般是工匠而非文人,其技艺的传承也不是通过书面文字,而是靠师徒口口相传。在古今所有陶瓷文献中,对于陶瓷雕塑既没有专著,也缺乏专论,只有零星评论。尽管近几年出现收藏热现象,但是景德镇的陶瓷雕塑一直没有受到专家们的关注,在所查阅的资料中也没有针对陶瓷彩绘雕塑进行纵横两个方面比较性研究的,一般只是列举某一时代的陶瓷彩绘,缺乏深度和广度,视野小,思路窄,具有介绍性,但流于浅表,而非具体的研究,人们对陶瓷器皿的关注度远远大于陶瓷雕塑,使得陶瓷彩绘雕塑一直处于雕塑、陶瓷两大学科的边缘,而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实际上,北京故宫博物院、各大省级博物馆、景德镇博物馆,甚至是海外的博物馆,都收藏有非常经典的景德镇陶瓷彩绘雕塑,或者有实物图片。景德镇的陶瓷雕塑彩绘在每个朝代特点显著,如元末明初以青花装饰为主,明中至清初以素三彩、五彩装饰为主,清三代以五彩、粉彩装饰为主,民国陶瓷雕塑装饰手法多样。景德镇陶瓷雕塑彩绘与景德镇彩瓷的发展是同步的,呈现出相同的发展状态。本课题的研究重点是陶瓷雕塑上的各类彩绘,以及探究产生这些彩绘的历史、社会、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原因,并对当今陶瓷雕塑的新发展、新形式进行分析,以对陶瓷雕塑彩绘的变革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所以,研究景德镇陶瓷彩绘雕塑,必须深入研究景德镇彩绘瓷的材料工艺、造型、装饰、艺术表现形式及历史发展演变的因素。这样,才能有根有据、实实在在地进入陶瓷彩绘雕塑科学研究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