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手挟诗抄万卷走，重来辇毂听霜钟

一

吴之振二十七岁之前，生活、交游多在江南一隅。二十七岁的秋天，他开始了人生第一次远游。吴之振一生，有过两次北京之行，《辛亥除夕》诗云“三十二年同水泡，重来辇毂听霜钟”可证。这两次“北漂”，对吴之振诗风的形成以及其在诗坛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吴之振第一次“北漂”，自康熙五年（1666）秋出发，至次年春夏之际回到家乡。第二次自康熙十年（1671）八月出发，次年二月中旬从京城返乡，因诗阙有间，抵乡时间不详。

吴之振两次“北漂”，都以诗歌形式反映在他的《黄叶村庄诗集》卷一、卷二中。《黄叶村庄诗集》八卷，是吴之振晚年按照时间顺序编定的，堪称“诗史”，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阿侬供状在新诗”。但需要注意的是，吴之振在编定的时候，因为时过境迁，记忆有误，颇多编次失序的情况。比如卷一《与马问答诗》四首，写他二月十六日出崇文门返乡，据《赠行诗册》，应该编在卷二《作景物诗竟柬书升索和》之后；再如《怀二小男》两诗，写他两个儿子吴宝林、吴宝庚，但吴宝林出生在康熙七年（1668），吴宝庚出生在康熙九年（1670），吴之振第一次“北漂”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出生，此诗当作于他第二次“北漂”时；同理，卷一《杂兴三首》，中有“懒寻麦饭过丘嫂，肯哺蔾羹饲两儿”之句，显然也属错排。要之，通过仔细比勘《黄叶村庄诗集》卷一、卷二各诗，尚可推定这两次“北漂”的大致时间、路线、交游等情况。

其实，吴之振第二次赴京，曾经模仿欧阳修《于役志》，写过《寻畅楼舟行日记》，记录了整个“北漂”的过程，他自己在诗里就说“日历颇依欧九样”。据施愚山《吴孟举寄舟行日记有述》、汪懋麟《送孟举归石门，用昌黎东都遇春韵》“示我舟行记”以及吴之振本人《送少逸》诗自注“以《寻畅楼舟行日记》赠之”，此书大概曾经刊刻过。吴之振家有鉴古堂，兼有读书、治学、出版之功能，于他而言，刻书并非难事。令人遗憾的是，这部书现在已经失传了。

吴之振的第一次“北漂”，从《泊舟自庆庵赠僧研庵》开始写起，一直写到卷一最后一首《抵舍日作》。自庆庵在苏州，此诗排在《丙午八月八日，沈甥率其妻子归郜村旧业，余以入省赴试，不及相送，口占二绝赠别》之后，可见他的第一次“北漂”，出发时间是在丙午即康熙五年（1666）八月八日之后，具体日期虽不可考，但他九月九日重阳节已过黄河，将入山东峄县（今枣庄市）境，据此可证，他的出发时间当在八月。路线走的是运河，从苏州的自庆庵、望亭写起，一直写到河北吴桥县的连儿窝，一路经历，比较清晰。但到了连儿窝，却戛然而止，接下来便直接写从京城出发返回家乡，这中间缺失了很多内容。大约吴之振当年编定诗集时，不少早年作品已经遗失，吴景淳说他“不自爱惜收拾，甫脱稿旋弃去”，可见这是吴之振一直以来的习惯。因此，在《黄叶村庄诗集》中，这样的情况比较常见，比如卷一的《岁暮杂诗六首》，题作“六首”，其实只有五首，或编定时已阙，或是刻工之误，均不可考；又如他的第二次“北漂”，进京、返乡，一概无诗，只写了他在京城的寓居生涯，与第一次“北漂”正好相反。

康熙五年，吴之振二十七岁，此前他并没有远游的经历，最远一次也只到了常熟。这次“北漂”，使他眼界顿宽，感慨遂深，所见风物人情，多与江南不同，比如他到峄县时，看到的景象是“草木殊方域，鱼虾亦异科”，感觉像到了外国一般。凡此种种，对他的诗歌创作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自己也说：“笔端已挟风涛壮，眼界方知天地宽。”又说：“个中便得江山助，可是功夫次第成。”

第一次远游，正如《庄子》所谓“越之流人”一样，起初还在努力“打叠闲情不忆家”，但随着离乡的路程越来越远，吴之振的心理也慢慢起了变化，思念妻子、老友，以至于常常入梦；留恋家乡风物，连桑葚、风筝之微，都化而为诗。乡愁无端，触物而起，并且越来越浓，耳目闻见，都可以化作思乡之情。旅途逢重阳佳节，极目所见，亦只是“炊烟一缕界斜阳，云脚垂处是故乡”；峄县万年闸，他遇到一个和尚，说的是浙江方言，便感叹“闸口逢僧操浙音，羁人偏搅故乡心”。“故乡”这个词汇，此时此刻，才有了分量。乡愁是一种彻骨的煎熬，何况又是平生第一次经历，因此，还没有到北京，吴之振在寄给吕留良的诗中说“襥被仓皇走异乡，深惭教语慰披猖”，表达的是无奈，更是一种悔意。进入山东武城县，离北京还远着呢，天空刚好下起了雨，漫天丝雨细如愁，此时的吴之振终于抵挡不住乡愁的煎熬，突然起了返乡之念，他说：“行脚方初便拟归。”然而，想是这样想，去也终须去，这便是古代中年人的无奈。

第一次“北漂”，吴之振一路饱尝乡愁滋味，在没有电话、没有手机的古代，这确实教人难以想象，他在重阳节前数天，写信给劳夫人，写完，算了算日子，说：“重阳过十日，书信得相闻。”信件往来，需要很长的时日，收到回信时，常常是过去心不可得了。

快节奏有时是摧毁文学的毒药，慢有慢的好处。吴之振回报给文学史的，就是一份又一份的大礼。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其实不妨说，诗家不幸诗坛幸，吴之振赶的是自己的路，更是在为文学赶路。当他路过黄河的时候，根据亲见亲闻，写下了一首五言古诗《黄河夫》，这首诗被杨际昌《国朝诗话》评价为“直追少陵”，代表了吴之振五古的最高成就。有了这首诗，此行再苦，亦已值得了。

河水逆其性，横怒无安流。

皓旰失故道，澒洞驰奔牛。

黑云卷黄沙，白浪吹不休。

遥瞩枯杨丛，人烟聚一丘。

日暮犹乞火，夜半无停舟。

旋溜改崖岸，盘涡长沙洲。

屋舍荡芦苇，平野迷田畴。

崩雷击砰磕，老蛟馋膏油。

支祁掣锁钥，天吴拥旌游。

闪烁眩万状，光怪腾簸蹂。

金堤一朝决，势迅诚难收。

社长不敢慢，步传如星投。

文书十五通，到县复到州。

州官上督府，当食停珍羞。

急骑召僚属，轶会宁迟留。

肩背互支倚，反唇撑双眸。

尻高头柱地，欲语声薄喉。

再四导之言，众论俄嘲啁。

或上追禹力，或下咎阳侯。

或陈汇蓄策，或开宣泄谋。

或言休气积，或谀荣光浮。

崇朝到昏黑，聚讼徒喧啾。

一官颃然至，高论压辈俦。

自言诸公等，碌碌难与筹。

水经不记忆，何道穷探搜。

治病先治标，去害去其尤。

堤防不早筑，泛滥躏九州。

宣房既应塞，酸枣诚堪忧。

四渎汇趋仰，奥府神所陬。

割鲜陈白马，列币傧黄球。

人力不足恃，謦咳通深幽。

拯救是为亟，外此宜何求。

上官然其言，毋烦费咨诹。

鸠工审面势，冈阜云烟侔。

延亘数里强，杰阁连重楼。

甃甓叠高亚，榱桷工雕锼。

占日从祭祀，灵风飘飕飕。

妖巫前致祝，揖让三献酬。

堂上列官吏，堂下排倡优。

牲牢既肥腯，鼓乐畅歌讴。

翦彩绘旂旄，镕金制兜鍪。

镂刻像舳舻，樯橹事事周。

榜人倚兰棹，黄帽踞舵楼。

台隶擎朱幡，女侍弹箜篌。

礼毕申再拜，纸钱号松楸。

轰然散幕属，符檄下督邮。

十户出一夫，丁役凭官抽。

锹锸牢束缚，筐筥盈车辀。

淇园千亩竹，斩伐无一留。

樁楔洎钉橛，殃祸到薪槱。

柳树郁葱翠，取尔枝条柔。

老翁鬓毛秃，行步半伛偻。

伶仃刺霜雪，犹担土一掊。

不敢自怨苦，宁与官府雠。

自从河水决，三载废耕耰。

远贾乏行资，出入徒悲愁。

家住黄河边，田亩西陇头。

陇头叠石磴，下筑千丈沟。

沟水响活活，浊血浮骷髅。

民命不足惜，飘忽如蜉蚁。

何伯胡不仁，庙祀空千秋。

水旱无刑诛，丰稔书勋猷。

大呼两耳塞，卑视两目瞀。

对此黄河夫，亦知惭愧不？

怀乡，是痛苦的；返乡，则是另一种痛苦。离别，是乡愁；归来，何尝不是乡愁，唐诗云“近乡情更怯”，是极其真实的感情。乡愁是一种意志，又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实在名相。“归去诗情殊跌宕，春来酒量亦峥嵘”，毕竟只是吴之振初归时的心情。接下来呢，“乞求九万抟风翮，冲破云霄到故乡”，越想着快，便越痛苦。天涯归客，大部分的时光，只能独自在小舟之上，翻翻皇历，计算到家的日子，所谓“计程烧烛翻官历”，今天看，明天看，白天看，夜里还看，反复地告诉自己“屈指春夏交，息肩释芒”，可见得一路的百无聊赖。蓬窗低矮，抬头看天，“我赋归欤迟燕子，输他社日到江南”，舟行濡滞，比不得燕子轻盈，教人顿起羡慕之情。

把镜头再倒退回去。康熙五年（1666）八月，吴之振从县城北门登船赴京时，吕留良因为背疮发作，不能相送，于是作诗赠别，诗云：“从来未有经年别，匆遽轻为去国图。”吴之振、吕留良从相识至今，从来没有经年之别，诗的第一句所写虽是事实，却寓着无限惜别之情。第二句则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吴之振此次赴京，究竟是去做什么？吕留良的诗中没有明确说出，吴之振自己也没有写到。赴京的目的，在他们当时是彼此皆知的，可惜三百年之下，已经很难考证了。但吕留良一则曰“匆遽”，再则曰“轻为”，似乎对吴之振的赴京颇有不满之意。吴之振夫人劳氏的态度亦然，吴之振《舟行连日得顺风》诗云“深闺剌剌苦相留”，《舟中得家信并得晚村书》亦云“剌剌深闺苦劝归”，都可看出吴之振此行必有隐曲。

吴之振究竟为什么赴京，《黄叶村庄诗集》中没有直接反映，当然，离家千里，绝不会是闹着玩。据俞国林《吕留良诗笺释》推测，吴之振此次赴京，是“纳资谋职，即所谓以贡，授中书”，中书科隶属内阁，中书舍人为从七品小官。也有学者推测，吴之振的捐官，在康熙十年（1671），亦即其第二次赴京时，但可惜都没有提供证据。

吴之振为人熟知的身份，确实是中书舍人，所以他常被称为“中翰”“内翰”。他的这个身份，究竟是什么时候取得的呢？其实，此事并不在康熙六年（1667），也不在康熙十年（1671），而是在康熙十八年（1679）。

据汪懋麟《百尺梧桐阁集》卷九《与孟举别七年矣，今夏晤于湖上，即别，期过石门，舟中风雨却寄四首》其一“喜闻三殿诏，聊以慰蹉跎”句下自注：“时授内翰。”《百尺梧桐阁集》是编年集，此诗系于己未年，即康熙十八年，所谓“时授内翰”，说明吴之振取得中书舍人这个身份，是在康熙十八年。又，汪懋麟与吴之振相识，是在吴之振第二次赴京时，即康熙十年至十一年春，与此诗所说“与孟举别七年”亦相符合。

这样一来，吴之振第一次赴京的目的，便成了一个暂时无法解释的谜了。不过吴之振对自己的这次远游，有过多次总结、反思，《连朝不得好风喜欢作长歌自慰》说“连年铁铸九州错，万事休休与莫莫”；在《连日不得酒饮，殊苦，戏作长句自解，并自嘲也》一诗中，更是明确地作了自我否定：

去岁游京师，漫浪乖量度。

长笺通姓名，素心终莫莫。

遂令生趣绝，千叹鲜一噱。

高吟归去来，此计定不错。

回首车马尘，魂梦已如昨。

因为吴之振这次赴京的目的已不可考，他何以要对自己痛下针砭，也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