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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拿破仑·波拿巴或切·格瓦拉这样的大人物相比，我个人出生的意义十分渺小，本来不值得一提。但是，每一个小生命的降临均有其独特的缘由，我在母亲子宫里的孕育也不例外，尤其是在“文革”以前那悠悠的岁月里。

这事先得从1957年开始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说起。当时我的父亲蔡海南在浙东南的黄岩⁽¹⁾县立中学担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长（校长由县委书记兼任），一度使得该校的大学升学率达到百分之百，因此受到省教育厅有关领导的关注和器重。据说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南巡来到杭州，父亲也在他的接见名单中，但向来不喜欢开会的父亲不知实情，仅派教导主任作为替身去了省城。

作为当年北京大学的高才生和进步青年，父亲在解放前夕回到故乡。他在行署所在地临海的母校台州中学担任语文教员，组建了该校第一个地下党支部，在迎接解放大军南下活动中发挥了作用。后来，他并没有回到大城市，而是留在故乡，做了一名教育工作者，他的同学有不少成为著名的学者。

父亲大学里学的是历史，毕业论文写的是有关中俄外交史方面的，据他的昔日同窗兼同乡好友张友仁教授回忆：“这篇论文在‘文革’以前长期作为优秀的毕业论文存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办公室里。”⁽²⁾虽然父亲后来担任行政职务，却喜欢研读英文原著，并酷爱古典文学，所留遗墨中就有《红楼梦》里黛玉的《葬花词》。

父亲早年就读西南联大期间，曾修过闻一多先生的诗词课。他在晚年“平反”之初写过一篇回忆诗人的文章《从象牙之塔到十字街头》，发表在现已停刊的台州文学期刊《括苍》杂志上⁽³⁾。父亲出众的才华（成就）和率直的个性，使其无法逃脱政治运动的冲击，他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并转变成为一个体力劳动者。

关于这次运动的来龙去脉，我直到很久以后读到一本《往事并不如烟》的书才弄明白。该书作者章诒和女士的父亲不是别人，正是“钦定”的头号大右派章伯钧。他因为提出“政治设计院”，即“两院制”，而与提出设立“平反委员会”的罗隆基一起被斥为“章罗联盟”。1961年冬天，第一批表现良好的右派分子被“摘帽”，父亲位列其中。

父亲之所以能获得这个“荣幸”，是因为他在下放的农场饲养的奶牛头头肥壮，戴上了大红花；他还潜心研究水稻栽培，使当地粮食增产一倍以上。这一点让我颇为惊讶，尽管早年祖父开垦了不少农田，还办了一家米厂，父亲也曾身体力行地干些农活，但他毕竟是一介书生。

次年初春，父亲回到黄岩中学，做了一名普通的教师。虽然卸下了校长之职，毕竟在五年以后重新走上讲台（直到“文革”来临），其兴奋之情难以言表。初夏的一个周末，当母亲带着九岁的兄长从三十里外的小镇院桥赶来探望，他禁不住春心摇荡的诱惑，和母亲一起孕育了我。值得一提的是，那年四月以前，黄岩隶属温州专区。事实上，在长达七年半的时间里，台州专区并不存在。

待到1963年阳春我于黄岩第一人民医院（现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呱呱坠地时，父亲已四十有二，母亲也到了不惑之年。这在那个年代里当属颇为罕见的高龄产妇了，足见父母生活的艰辛和感情的淡漠（我从未见过他俩的合影）。我甚至怀疑，父亲和母亲孕育我的那个暖风拂面的夜晚，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同房了。这一点对我来说颇有意味，至少它把我的性启蒙给推迟了。同时带给我一个间接的后果是，初恋失败或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