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胆量

在前文中,在武德的能动体系中,胆量的地位不容小觑,它对谨慎所起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

促使人们在精神上战胜危险的胆量,在战争中也应该看成一种独特的有效要素。事实上,除了在战争中,胆量还会在哪一种人类活动中更有地位呢?

对军人来说,从辎重兵、鼓手到统帅,胆量都是最可贵的品德。

在战争中,胆量的优势地位表现在,当一方的胆量超过对方时,他的胆量就相对于对方的胆怯而发挥了作用,所以胆量是真正的创造性力量。当胆量与胆怯相遇,前者获胜可能性更大,因为胆怯容易使人失去镇静;胆量只有遇到深思熟虑又谨慎的人,才会处于不利地位,因为谨慎本身也是一种胆量。

在军队中,大力培养胆量并不会影响其他力量的发挥,因为士兵在战斗课程和军规的约束下服从更高的意志。在他们身上,胆量就像蓄势待发的弹簧一样。

指挥官的职位越高,就越要深谋远虑地运用胆量,这样胆量才不会成为盲目的冲动。士兵受军规约束,指挥官受深谋远虑的约束,如果他在战斗中过于大胆,就很容易犯错误。本质上,盲目的冲动与胆量是同一种感情力量,但它们不受智力的约束。如果胆量违背了服从的天职,便成了一种危害。

指挥官,因怯懦而坏事的概率比因大胆而坏事的机率大千百次。按理说,在合理目的的督促下,人们更容易有胆量;这样的胆量也很少受到赞誉,但在事实上却正好相反。

当思想和智力占优势时,胆量就会失去威力。指挥官的职位越高,胆量就越小,因为各种客观情况会频繁地从外部对他们施压,他们越没有个人主见,就越感到压力的沉重。法国有句俗语:“官在副级大放光芒,官升正级黯然失色。”历史上公认的平庸甚至优柔寡断的统帅,在职位较低时几乎都以大胆和果敢著称。

卡尔十二世接见马杰帕

卡尔十二世(1682—1718年),即查理十二世,瑞典军队统帅,瓦萨王朝的第十位国王,大北方战争时期杰出的军事家。他个性独特,敢于冒险,对战争的极度狂热胜过胜利本身,且极度自负,完全无视敌我双方的力量悬殊、敌军阵地的强度以及己方部队的疲软与装备的不足等,越危险越激进。他最后死于率军征战俄国的战场上,年仅36岁。

对于各种大胆的行为,应该有所区分。区分时,必须以采取行动时的紧迫程度为依据。在危急时,指挥官的决定可能为了某个目的而引发一些风险,但他此举是为了规避另一些更严重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赞赏他的决断力。一位骑手为了表现自己的骑术而跃过深沟是胆量,但他为了躲避士兵的追杀而跃过深沟则是果敢。反之,行动的必要性越不明显,对胆量的需求就越低。1756年,腓特烈大帝意识到战争不可避免,发动一场战争迫在眉睫,他的此举也正说明了他的胆量。

虽说战略往往针对最高统帅和高级军官而言,但在制订规划方面,其他各级人员的胆量与其他武德一样,是十分重要的。一支有胆量的军队,比缺乏这种武德的军队成就更多。

指挥官的职位越高,智力、理解力和认知力起的作用就越大,他的胆量就越容易受到限制,这就是为什么胆量在高职位指挥官那里更为难得,更值得赞赏。智力和认知力受胆量的影响越大,它们的作用就越大,眼界越广阔,结论也越正确。与之相反,普通人在远离危险和毫无压力的情况下,通过想象便能得出正确结论。一旦面临危险和责任,他就会丧失决断能力。

因此胆量是成为杰出统帅的首要条件。他的胆量越大,天才的能力就越强,冒险精神就越大,追求的目标也越高。不管是不得不采取的行动,还是为了满足荣誉和好胜心的行动;不管是腓特烈之类人物的行动,还是亚历山大之类人物的行动,从批判的视角来看,他们都是受目的支配,并没有什么差别。如果说亚历山大的行动更加大胆且能迷惑人们的想象力,那么腓特烈的行动则更符合理智,因为它具有必然性。

一支军队的胆量,可能源于民族之固有,也可能由战争中的锻炼累积。在人类社会中,除了战争,再没有什么途径可以培养一个民族的胆量。只有依靠胆量进行的战争,才能改变人性中的懦弱和贪图安逸。一个民族,只有通过战争不断地磨炼民族性格,才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