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关于史例

在军事艺术中，史例澄清一切问题，最具说服力。沙恩霍斯特将军在《炮兵手册》中完美诠释了史例的重要性，他本人也十分出色地运用了史例。如果他能完成手册的第四部分（他死于1813—1815年的战争），无疑将给后人提供一个出色的范本，向世人展示他是以怎样的研究精神从经验中吸取教训的。然而，像沙恩霍斯特将军这样，能把史例运用得如此完美的人，毕竟是少数。理论家们在运用史例的时候，常常不能令人满意，甚至让人难以理解。因此，我们再次强调正确地运用史例和防止滥用史例的重要性。

军事艺术的各种基础知识都是经验科学。这些知识大多来自事物的本质特征，但通常也只有通过经验传递给我们。而且这些知识的运用方式是不断变化的，我们仅根据手段的性质根本无法完全认识其作用。

火药是现代军事活动的重要动力，它的作用只有通过经验显现出来，而且人们还在进行一系列的研究。因为有了火药的推动，子弹的速度倍增，它几乎可以杀伤一切生物，但是，还有数不尽的相关细节决定着这种作用，而大多数细节都需要根据经验才能得知。

除了物质作用，我们还应该探讨精神作用，这就只能依据经验去了解。在中世纪，火器刚发明的时候，由于构造不完善，它的物质作用不如现在，但精神作用却比现在要大得多。如果想了解一支久经磨炼的军队究竟可以达到什么境界，可以从拿破仑所率领的军队在炮火中展现出的顽强不屈的精神中看出。屡战屡胜的骄人成绩，使这支英勇善战的军队树立了用最高标准要求自己的准则。仅从理论上去想象，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然而，欧洲仍有鞑靼人、哥萨克人和克罗地亚人的军队，只消几发炮弹就能轻易驱散他们。但是任何一种经验科学的理论并不是永远都能找到史例为证的，军事艺术的理论亦是如此。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若每个真理都以史为证则过于烦琐；另一方面，用单个的现象论证经验是很困难的。如果某种手段在战争中非常有效，就会被人再次使用，再通过经验而被广泛运用，并纳入理论。理论满足于用一般经验说明手段，而不是对其进行论证。

但是，如果要利用经验否定某种常用的手段或者介绍一种新的手段，就必须运用史例来证明，而运用史例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运用史例可以单纯说明某种思想。通常来说，作者的思想是通过抽象的考察来表述的，因而很容易被误解，而通过引用史例来阐明思想，就能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这种运用通常只需要简单地提出史例，甚至可以是虚构的事例。无论如何，史例都是具体的，它能使所阐述的思想更贴近实际生活。

第二，史例能够更好地说明某种理论的运用。史例可以给人机会，去展示各种细小问题的作用，它们不可能被抽象的理论框架囊括在内。这就是理论和经验的区别。这种运用需要比较详细的叙述，正确性是次要的。（上述两点仅仅是举例子，后面两点则用作证明。）

第三，史例可以证明论点，证明某种现象或结果的可能性。这种运用只需举出确凿无疑的事实，比如，有人要证明筑垒阵地是有效的做法，他只需举出本泽尔韦茨阵地这个例子即可。但如果需要叙述某个史例来证明某一真理时，就要尽可能详尽地探讨与这个论点有关的一切，将史实原原本本地展示给读者。如果无法详尽地论述，就应该列举多个事实来补充。

第四，通过详细叙述史例可以得到一条宗旨：史例本身就是证明。

如果想用经验证明，骑兵配置在步兵之后比配置在侧翼好，那么只列举几次失败或获胜的例子并不够；如果想要证明，在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分几路纵队深入包围敌人是危险的，那么只列举里沃利会战或瓦格拉姆战役以及1796年奥军进攻意大利或法军进攻德意志的例子也是不够的。作者还应该详尽地追逐当时一切相关的情况和具体过程，以便表明上述配置形式和进攻形式确实导致了失误。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总结出以上手段在多大程度上是行得通的，而非全盘否定。

上面我们提到，如果无法详述某个事例，则可以例举多个事例来弥补，但是这种方法经常被人滥用：例举三四个史例，看上去似乎给出了强有力的证据，实际上却得不到任何结论，因为人们经常能够列举出很多与之相悖的史例来推翻这些论证。

综上所述，可见滥用史例是多么容易的事情。

如果不能详尽地叙述某一事例，而是轻描淡写，便如同从远处看东西，只能辨其形，而看不清细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上去都像是一样的。这样的事例，从正反两面都可以证明。有人认为道恩指挥的几次战争是深谋远虑、谨慎周全的范例，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那是优柔寡断、踌躇不前的例子；拿破仑1797年越过诺里克阿尔卑斯山，有人说他勇敢果断，也有人说他鲁莽；而对于他在1812年的失败，有人称是勇猛过度造成的，也有人说是勇猛不足的结果。这些不同意见的存在，是由于人们对事态发展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些对立的意见，总有一方是错误的。

我们得感谢弗基埃，他在其回忆录中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史例。他不仅列举了快要被人们完全遗忘的事件，还首次对理论观念（抽象的观念）和实际生活作了比较，他列举的史例都是对他的理论主张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然而，就一个秉持公正的读者看来，他所追求的“用历史事实证明理论真理”并未实现。虽然他详细地叙述了一些事件，却无法证明他的结论是事件内在联系造成的。

如果粗略地叙述史例，还会导致读者由于不熟悉史例或只记得片段而无法理解作者所表达的思想，进而导致读者只会盲目地赞叹或者完全不信服作者的论证。

要将史实比较详细地展示给读者，用其充当有力的证据，是很困难的，因为这往往会受到材料的限制。但我们必须指出：对于一个较有争议的新观点，详细地叙述一个事件比简略地提及十个事件有用得多。粗浅地引用史实只会导致人们轻率地对待历史，并因此产生许多错误的见解和虚假的理论。如果作者想证明他的新观点总有历史作证，则应责无旁贷地探究各种事物发展的内在联系，避免错误的发生。

综上，我们认识到使用史例的困难，由此得出结论：读者普遍熟悉的、经过研究的现代军事史是最好的选择。

年代久远的战争，其条件和作战方法与现代战争极为不同，对我们来说，现实意义并不大，而且其中很多小细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模糊不清，残存至今的部分则受到人们的过分重视。

经过研究可以发现，现代战争与当今的战争比较接近，特别是在武器方面；这主要包括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以来的战争。虽然大多数的主要情况已经有了较大改变，但仍与现代战争相近，仍具有指导意义。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则大相径庭，火器尚不完善，骑兵仍是主要的兵种。因此，年代越久远，记载就越不详细，意义也越小。至于各民族的古代历史，无疑是苍白而无用的，在此就无须赘述了。

也不是说这些史实就是完全不可用的，而是在需要详细叙述史例或者具体的作战方法的情况下，它们才不适用。即使我们对瑞士人与奥地利人、勃艮第人与法国人的战争过程不甚了解，但正是它们向我们展示了优秀的步兵对最好的骑兵的优势；或者我们回头看看雇佣兵队长时期就能发现，工具对作战起着怎样的决定性作用，战争在别的时代不会有这种现象的存在——军队带有真正的工具性质，完全脱离国家和人民生活。

总而言之，事件越是涉及诸多细节，就越特殊；年代越是久远，就越难作出中肯的评价，更无法用它们来论证已完全不同的现代战争的手段。但是各个时代的批判家都有喜欢引用史例的癖好，抛开这其中的虚荣心不谈，我们看不到多少论证的热情和研究的精神。因此，我们只能把这种癖好看作是掩盖缺点和失误的点缀。

如果能像弗基埃设想的那样，完全用史例教人理解战争，那确实是一项伟大的功绩。但要实现这一点，必须有长期的作战经验，也必须把它当作一项毕生追求的事业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