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

本書是錢基博先生《近百年湖南學風》的手稿影印，後附釋文整理本。

錢先生學問淵博，著作等身，舉凡經史子集四部，皆有重要論著傳世，是近現代學術史上舉足輕重的名家。在他衆多的著作中，《近百年湖南學風》是一部特别值得關注的書。該書自一九四三年刊行以來，獲得學界推崇，一再翻印，影響深遠。

《近百年湖南學風》是一部專研近代湖湘人物及其思想文化的著作。對地域性學術人物和思想的研究，錢基博先生用心頗深，可以稱得上是他具有個人特色的獨到領域。在全面抗戰爆發前夕，錢先生即曾應江蘇省教育廳之請，撰成《江蘇學風》一書，采用《史記》合傳體的形式，以人物學行事迹與學術思想為中心，評述江蘇學風。此書的撰作範式對《近百年湖南學風》起到了鋪墊作用。錢先生素感湖湘人物對近代歷史進程與社會風氣的轉移産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響，一九三八年，他避寇入湘，因緣際會，即著手湖湘人物著作的閲讀與研究。據儲安平稱，從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錢先生「來湘五載，讀湘賢書逾二千卷」（《國力月刊》第三卷第五期），學術儲備不可謂不充分。正是在此基礎上，他專研近代湖湘學風的此部地域性學術專著，與此前的《江蘇學風》并駕齊驅，儼然雙璧。

本書雖稱研究地域性人物和思想的著作，但很顯然，錢基博先生的著述立意并非局限於某一地域的「方志」之學，也并非局限於為學術而學術。從《江蘇學風》到《近百年湖南學風》，他在著作中皆表現出强烈的國家民族的全局觀念，同時寄托著鮮明的當代意識與用世之心。因成書於日寇入侵、國家危亡的時代背景下，《近百年湖南學風》一書更為深刻地反映出錢先生的全局觀與用世心。他宣稱：「余江蘇人也，抑中國人也。江蘇豈能外中國以獨立，則吾何可限方隅以自囿！」此言可分而論之：從著者立場看，强調的是不以籍貫自限，而可廣泛研究本鄉之外的地域學術；從研究對象的立場説，則是表明歷史人物無拘地域，只要推動了中國的社會進程，有益於天下蒼生，即值得載之於書，予以表彰。在《近百年湖南學風·餘論》中，錢先生有一段很重要的話，全方位解釋了關於此書的諸多問題，包括為何從五千年歷史中單單截取「近百年」的時段、為何縱横萬里獨取湖湘人物而論之，以及本書收録的又是怎樣的人、怎樣的事，他説：「其人有文人、學者、循吏、良相、名將，不一其人，而同歸於好學深思；其事涉教育、政治、軍謀、外交、歐化，不一其術，而莫非以輔世長民！時限以百年，而上下五千年之演變，縮映於此百年之内；人限於湖南，而縱横九萬里之紛紜，導演於若而人之手；其人為天下士，其事亦天下事！儻讀吾書而通其意，斯為政不厲民以自養，而論學不生心以害政！張皇湖南，而不為湖南，為天下！誦説先賢，而不為先賢，為今人！」該書的全局觀念與現實關懷，於此展露無遺。

與同時代諸多新式人物相比，錢基博先生顯然是位謹守傳統的學者，其著作從内容、體例到語言形式，皆偏於舊式，但他絶非身在書齋而不知天下、拘守故徑而不知新變。最為鮮明的是其著作體現出博古通今、古今相證的特色，他從切身的時代觀察出發，裁斷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鞭辟入裏，卓具史識，而非陳陳相因，人云亦云，更非膚廓隔膜、囿於史料的研究。在是書中，他即指出：「世之譚學風者，多舉東林以為咨詢；而余不置對；非不能對也，不欲對也！方明之衰，士大夫好議論，不顧情實，國家可毁，而門户不可毀；異己必除，而客氣不可除；黨同伐異以為把持，聲氣標榜以為結納；而義理不以飭躬行，問學不以經世用！及其亡也，法紀蕩然；武人跋扈，文人何嘗不跋扈；而矜意氣，張門户，以庠序為城社，以臺諫為鷹犬，恩怨之私，及於疆場，不恤壞我長城以啟戎心。」（《餘論》）對因歧見與門户之争而産生的禍害，表達出深惡痛絶的態度。錢先生的這一歷史判斷，顯然是以他所在的那個時代背景為依托，他説：「而在道喪文敝之今日，行炫自耀，亦既無聞可尊，抑且何知可行……平日侈談之學問經濟、文章道德，一旦大難臨頭，未有片語隻字，可以鎮得心住，振得氣壯！而喪亂孔多，以迄於今，寇深國危，土崩魚爛，人民死亡奴虜以數千萬！而庠序如林，師生多鯽，幾見有明恥教戰，引以己任；見危授命，視曰分内！」（《餘論》）正是由於深切體察到當代士林弊病，所以對古代學風的研究，才能目光如炬，洞幽燭微。如此經過一番剔抉，他所選擇表彰的歷史人物，才能真正經受得住超越於一時一地局限的歷史考驗，成為民族永恒的脊梁骨。古今固然有異，歷史人物及其所在時代也固然已經逝去，但這些歷史人物身上展現出的「獨立自由之思想」與「堅强不磨之志節」（《導言》），正須後人繼承與弘揚！

二

《近百年湖南學風》全書八萬言，共分九章，首為《導言》，殿以《餘論》，中間主體部分則論述近百年中十七位湖湘人物，從道光年間的湯鵬、魏源，一直到作者同時代的蔡鍔、章士釗。錢先生效《史記》合傳之法，將身份、學行、事功有密切關聯的幾位人物合於一傳來叙述，或以類相從，或互為比較，由人而知時代，由事而知學風，依此設為章節。誠如該書《餘論》所言，這十七位在中國歷史上有深遠影響的湖湘人物，有的是文人、學者，有的是循吏、良相、名將，其事迹或政治，或軍事，或教育，或外交，人事雖各異，總之都是通過他們的生平遭際、他們在亂世洪流中卓爾不羣的作為與品格來反映思想與學風，從而起到振起士氣、改易時風的效果。

該書完成於一九四三年冬，時錢基博先生任教於一九三八年創辦、建址於湖南安化藍田（今屬漣源市）的國立師範學院。從動筆到脱稿，歷時頗短，足見錢先生資料准備之充分、醖釀思考之成熟。事實上，該書在尚未殺青之前，即已將部分内容交由儲安平創辦的袖珍書店，納入「袖珍綜合文庫」印行出版，但由於戰時局面的影響，以及出版營銷策畧的失敗（薄薄一書，分為上下兩册單獨發行，且印數不一），袖珍書店版并未引起太大反響。次年，交由龍良臣開設的求知書店重新出版，推出完整版本，大獲成功，成為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名著。另外，該書亦曾在民國《武漢日報》的「文史副刊」欄目上連載。

一九八五年，湖南嶽麓書社再版《近百年湖南學風》，與李肖聃《湘學畧》合訂出版。書後附錢先生女兒錢鍾霞所撰後記，提到本書的初版在藍田印成，「當時正處在抗戰的艱苦階段，因而紙張粗劣，字迹漫漶，我一直珍藏著。」但後來這一「粗劣」印本也失去了，令鍾霞女士十分惋惜。所以她説：「現在嶽麓書社居然尋得了一個初版本，重新付印，讓父親的遺著得與世人見面，我很感謝。」據袖珍書店本整理的嶽麓書社版是迄今通行的本子，數十年來發揮了很大的普及作用。二〇一二年，作為《錢基博集》的組成部分，《近百年湖南學風》與《江蘇學風》合訂本由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重新整理出版。據該書整理者言，是以袖珍書店本與求知書店本對勘整理而成。至於《武漢日報》副刊上的連載，限於條件，未能覓得參校。

除此兩版之外，還有一些出版社也整理出版過，版本來源大體如此。

三

如所周知，手稿在學術研究中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近百年湖南學風》自問世以來，多次再版，整理者皆依賴「紙張粗劣，字迹漫漶」的民國舊版進行校訂，從未見人提及該書手稿。而事實上，冥冥之中若有神靈護佑，錢基博先生親筆書寫的手稿，歷經劫難，仍幸存天壤之間。現在擺在讀者面前的，就是該手稿的影印本。

錢基博先生并不以書法名世，其字迹筆畫虯曲，氣韻樸拙，與工於書者的風格迥然不同。該稿寫於「國立師範學院考試用紙」上，書法風格也正與錢先生相符合。封面題寫「近百年湖南學風」，下有小字注明「全七十六頁」。封面書名右側有小字題跋，書寫時間是「甲申首夏」，即一九四四年農曆四月，地點在「湘中之光明山」，即當時的藍田國立師範學院所在地。據題跋可知，當時「國立中央圖書館」致函錢先生索要手筆以為紀念，正好印刷所退還該書稿本，遂「檢寄付藏」。錢先生的用意，除了應對所請外，應該還在於當時戰事仍殷，該書印行數量又極少，基本上都「以授及門」——送給學生了，估計他由此預判此書外間難以流傳，兼以來日茫茫、世事難料，故將稿本贈送給「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以備異日公案」，也即為著作留存人間創造機會。雖則隨後求知書店出版是書成功，以及數十年後直至今日，該著一再出版，已然證明錢先生為著作流傳而生的擔憂并無必要，但手稿却也由此得以留存人世，洵可謂神靈呵護，學林之幸。

前面説過，目前所見諸版本，大體皆以袖珍書店或求知書店所刊行者為底本，加以互校而成。事實上，一則由於排印時手民之誤難免存在，二則錢先生本人修改造成稿本及兩個排印本之間文字表述上的異同，也實為情理之中的事。所以稿本的價值，就不僅僅是保存了著作最初的書寫樣貌與形態，具有珍貴的文物價值；同時，也具備校勘異同、定奪是非的文獻作用，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其價值都是無可替代的。

關於手稿整理的參校版本選擇，亦須交代數語。此次出版，目的是如實呈現錢基博先生手稿全貌，所附校勘僅為探明手稿的價值，與一般意義上的古籍整理有所不同。所選參校本，一是一九四五年求知書店本，二是二〇一二年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錢基博集》所收《江蘇學風　近百年湖南學風》。本來，我們僅擬用民國本參校。但令人感動的是，《錢基博集》整理者傅宏星教授虔心弘揚湘學，熱心提供了他在整理《近百年湖南學風》時收集的多種資料，且該版本業已做了仔細校勘：多條校記詳列袖珍書店本與求知書店本之異文，反映了這兩個版本的面貌；而如手稿中引用《詩經·小雅·小旻》，無「維邇言是聽」一句，應是偶然遺漏，華中師範本予以校補。凡此種種，我們若知而不校，顯然不利於讀者；如校而不用華中師範本，則又掩人之功。故謹以此二本來作為手稿本的參照。

兹畧舉校勘數例，以見手稿價值。

首先，尤其重要的是手稿封面保留了錢先生的一段題跋文字，除了叙述捐贈緣由之外，還直陳該書特色在於「創意造言，我懷獨抒」，而非尋常等閑之著，同時也特别點出自己著書全靠手寫，與近人「一柄剪刀，一瓶漿糊，剪剪帖帖」迥然有别，自信、自尊之意，躍然紙上。這段題跋是接到印刷廠退回原稿之後，轉寄給「國立中央圖書館」時所寫，故而各排印本均無。

至於文字異同方面，更是隨處可見。當然，有些地方應該是交付求知書店出版時有所改易所致，故而手稿本與袖珍書店本多相同，而與求知書店本則往往有異。如該書「導言」中，「以故風氣錮塞，常不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風氣自創，能别出中原人文以獨立」，手稿本與袖珍書店本兩處皆作「中原人文」，而求知書店本第二處則作「中原人物」，從上下文意觀之，顯然是以「人文」為勝。華中師範本在該處特作校勘記：「人物，求知書店本作『人物』，袖珍書店本作『人文』，今從求知書店本。」可見雖一詞之微，去取裁奪，倘無手稿本為參照，則難獲精確的判斷。再如，第一章徵引魏源著作云：「人見其材雲布乎九列十二牧，而不知其槁伏於灌莽也。」此處「槁」字，袖珍書店本與求知書店本，均誤為「稿」，華中師範本據魏源《古微堂集》改正，而從手稿看，顯然可知錢先生是一絲不苟，并未致誤，此處誤植是手民造成。

最後再舉一例。第四章開頭一段，求知書店本與華中師範本皆作「羅澤南、李續賓、王錱，三人者，披堅執鋭以當太平軍，身經百戰，未享成功。而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三公，則知人善任使，指揮若定，幕府畫嘯，而坐享其成；身兼將相，爵至通侯。顯晦不同，勞逸亦殊」，而手稿本則作「羅澤南、李續賓、王錱，三人者，披堅執鋭以當太平軍，身經百戰，未享成功；而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劉蓉、郭嵩燾五公，則知人善任使，指揮若定，幕府畫嘯，而坐享其成；其大者身兼將相，爵至通侯；次亦開府，專城數十；顯晦不同，勞逸亦殊」。兩本相校，可知手稿本將羅澤南、李續賓、王錱三人作為一組，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劉蓉、郭嵩燾五人則為另一組，前三者屬「晦」與「勞」者，後五者屬「顯」與「逸」者；而後五者中，以官位言之，胡、曾、左三人為「大者」，劉、郭二人為「次」者。但是，由於在全書章節安排中，胡、曾、左為第四章，劉、郭為第五章，故而此段文字求知書店本將劉、郭删去，并修改後面關於大者、次者的表述，以達循名責實之效。但是由於删削過度，又未能很好地彌縫文句，遂至語感滯塞不暢，語意亦畧顯跳躍模糊。這樣的細節，不經意間透露出文章之法，殊非細事。而我們只有得見手稿本，方可比勘體悟，其價值也就不言而喻了。

四

這一天壤間僅存的珍貴手稿，今歸湘中收藏家譚國斌先生所有。譚先生留心湖湘文獻有年，不吝斥資廣事搜羅，日積月累，漸成規模，且復熱忱慷慨，以共享珍稀文獻、傳揚前賢精神為樂事。鑒於《近百年湖南學風》在學術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手稿文獻的寶貴價值，譚先生秉持公心，推動該稿影印出版，化一為千百，以存文獻，以廣流傳，其品格誠可令人感佩！

《近百年湖南學風》所列十七位人物，大多曾就學於嶽麓書院，是嶽麓書院培養的幹國能臣、學界鉅子，為千年學府之榮光。如今，嶽麓書院獲得藏家和熱心同道的信任，俾得機緣立項整理這部有關湘學的重要著作的手稿，交付中華書局彩色高清影印出版，以饗廣大讀者，實屬幸事，亦可謂文字有靈，因緣殊勝。

一九八五年元月，錢先生愛女鍾霞女士温馨回憶道：「寒風之夜，李園四周萬壑松濤在響；西側一室，枯黄的燈焰摇晃著，父親在燈下一筆一筆認真地寫這本書稿。」她也曾無限惋惜於自己珍藏的土紙版不幸毀於劫火。而現在讀者手中的這部精美書稿，應當就是她筆下父親在寫的那部書稿，也正是她念念不忘的土紙版的底本。因此，對之不能不讓人感慨於文獻幸存，歷劫不磨，實人心之安慰、中華文化之盛事也！

在整理過程中，嶽麓書院二〇一九級中國史專業碩士生賴明珠承擔了許多工作，二〇二〇級中國史專業博士生程莎莎參與了覆校。中華書局郭時羽編輯熱心聯絡，商定體例，審校耐心細緻，對本書貢獻良多。在此一并謹致謝忱！

陳宇翔　盧康華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