贈醫興學：十九世紀時期在廣州的外國教會

廣東最早辦新式教育的是教會學校。十九世紀初葉至鴉片戰爭前後，新教傳教士相繼來華，他們通常以廣州為第一站。1807年9月，英國倫敦會馬禮遜（Rev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到達廣州，可說開始了基督教新教在廣州的歷史(1)。而開辦學校，將西方教育制度和教學方法引入中國，是這一時期新教傳教士尤為重視的傳教工作。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美國公理會（American Congregational Church）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妻子以利沙（Eliza Bridgman）在廣州設立女塾(2)；1837年，馬禮遜在廣州設立學校，僅有五個學生就讀，均來自極窮苦家庭；1850年，外國傳教士在廣州開辦了第一所學堂，僅招收了三名學生，並且其中兩名學生不久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退學；1859年，美部會(3)傳教士邦尼（Samuel William Bonney）偕妻凱薩琳（Catharina）在廣州增沙街租賃舊屋以為家庭式的寄宿女學，另在市中心四牌樓大街租得一間店鋪改為教堂，這學校連校名都沒有，初時只有九名學生，隨後逐漸增多，學校在1866年結束(4)。這些例子可以說是鴉片戰爭前教會在東南亞以至在華辦學的濫觴，它們絕大部分只屬由傳教士一人主理的書塾規模，而且純粹以傳授福音為目的，始終無法擺脫教會的舊有傳道模式，自然也無法對中國社會產生重要影響。由此可見，教會早年在華辦學並不順暢，而且是慘淡經營，在當時西學始終為傳統華人所排斥。外國傳教士雖曾零星開辦不同小規模學堂，可惜時間甚短，無以為繼(5)，隨着1860年以後清廷開放教禁，來華傳教士迅速增多，差會在穗的實力也隨着廣州局勢趨向緩和而逐漸壯大，特別是在洋務運動興起後，對洋務人才需求劇增，教會學校的興辦正好配合當時社會的發展(6)。費正清《劍橋中國晚清史》有言：「新條約為1860年以後傳教運動的空前大發展提供了合法前提。」(7)

鴉片戰爭後，清政府由「禁教」到「弛教」，直至簽訂不平等條約被迫「護教」，標誌「禁教」政策的徹底瓦解，也是晚清對基督教政策的根本性改變(8)。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9)簽訂後，清政府被迫准開教禁，允許西方傳教士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傳教。西方傳教士紛紛以通商口岸為基地進行傳教，繼而滲入內地，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傳教工廠。由於在廣東傳教與辦學的合法化，教會學校逐漸發展起來。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戰敗，並簽定1858年《天津條約》和1860年《北京條約》，傳教士更取得「保教權」，其在華傳教活動完全不受中國政府約束(10)。新教差會乘此良機，紛紛入廣州傳教。這一時期重入或新入廣州的包括美南浸信會（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簡稱SBC）（1845年）和美北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簡稱PCUSA）（1789年）(11)等。從1840至1907年間，這兩個差會派往廣州的傳教士，美北長老會至少有23位，美南浸信會至少有18位。它們在廣州興辦學校、建立醫院、創辦報刊、開辦慈善事業等，美北長老會大力興辦醫院及學校，而美南浸信會主要是興建教堂，直接傳教。

1844年，美北長老會派傳教士哈巴牧師（Dr. Andrew P. Happer, 1818—1894）(12)來廣州，興辦醫院及書館。該會在廣州相繼創辦的社會事業有柔濟女醫院、夏葛醫學校、真光書院、培英學校、格致書院等，所辦醫院、學校及其他慈善事業頗多在廣州有着巨大的影響。同年，羅孝全（Rev Issachar Jacox Roberts, 1802—1871）、叔未士（Rev John Lewis Shuck）兩牧師相繼從香港抵廣州，在聯興街鴨欄鋪設簡易教堂佈道，並引薦在澳門受浸的信徒楊慶(13)協助教務，1854年叔未士成立了廣州第一浸信教會，不久在聯興街（十三行內）建立教堂；同年5月，羅孝全在廣州南關天字碼頭東石角成立粵東浸信會。其在廣州創辦的宣教事業和文化教育醫療慈善等公益事業，影響較大，雖然他們強調直接傳教，對辦學及贈醫並非全然不顧。

美北長老會和美國南方浸信會等差會把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投入到贈醫與辦學中，利用這些手段來招攬信徒。由於這時期的傳教士可在各省享有租用或購地建屋的特權，廣東的大門被全面打開，這時先後有約20個差會來廣東傳教，而教會所辦的教育也不斷擴展，從最初的無規模、無系統發展到從幼稚園、小學、中學到大學預科的完備體制，以及從普通教育到師範教育、職業教育和特殊教育等，具備較為完整的教育體系和辦學模式。最重要的是在中國向來被認為「主內」及「從夫」，遭拒諸於學校門外的女子，初次獲得了受學校教育的權利，教會在廣州興辦女校，使女子能接受嶄新的西方教育，其後更出現梁啟超所說「教會所至，女塾接軌」的情況(14)。

鴉片戰爭後，來廣州傳教的傳教士明顯增加，並陸續有女傳教士來穗，開展傳教工作，較著名的有美籍女傳教士賴瑪西（Dr M. W. Niles, 1854—1933）(15)，於1882年創立明心書院，專收失明女孩；美籍女傳教士富瑪利（Ms M. H. Fulton, 1854—1927）(16)於1899年創辦柔濟女醫院，該院以婦產科出名，當時貴婦名媛就醫者不少。1902年富瑪利得賴端拿夫人（Mrs Turner）捐助，又創辦了端拿護士學校，1905年又得夏葛先生（Mr E. A. K. Hackeet）捐助建女醫學校暨宿舍，名夏葛醫學校，屬美南浸信會。女傳教士惠理敦於1872年來廣州傳教，1909年創辦慕光瞽目院，著名傳教士紀好弼（R.H. Graves, 1844—1924）於1888年偕夫人來廣州，紀夫人成為其丈夫開展傳教工作的得力助手，後來更接管了慕光瞽目院，還有基伶夫人（Mrs C. Gailand）於1891年與丈夫基伶一起抵廣州任傳道職務，1909年她在東山覓得一小屋招收學生八人，開辦婦女聖經學校，這即是後來有名的培賢婦女聖經學校的前身。這時期傳教士們通過不同的工作來傳播基督信仰，他們進行開堂佈道、宣講教義、贈施醫療，以及教育慈善等工作，致力發展傳教事業。

傳教士在廣州辦教育起初主要是應傳教的需要，為教會培養各類傳教人員，後來隨着教會的發展和廣州教徒乃至社會的需要，尤其是當傳教士們發現純傳道的進展非常緩慢，進而提倡以辦學以助傳教，傳教士那夏理女士（Ms H. N. Noyes, 1844—1924）於1872年創辦的真光女子中學，這是廣州最早的教會中學，只收女生，其後改稱私立真光女子中學；稍後那夏理兄長那夏禮牧師（Rev H. V. Noyes）於1882年創辦培英中學，只收男生；1888年，美南浸信會容懿美女士（MsEmma Young）於五仙門創辦培道女子中學，後遷東山；1889年廣州浸信會教友有感教會子弟入學要拜偶像，違反誡命，遂產生自設學校之意念，開辦培正書院，其後隸屬兩廣浸信聯會。1909年碧盧夫人（Mrs J. Bigelow）創辦慈愛保姆傳習所，其後改名協和女子師範學校，後又改為協和女子中學。根據夏泉《明清基督教教會教育與粵港澳社會》頁256至260表列「1861至1911年廣州地區新教學校一覽表」所載，有關真光、培英、培道、培正、協和等五校的相關資料簡列如下：

此外，傳教士們在廣州開辦的學校尚有十餘間(17)。

傳教士來華傳教透過興辦教育對中國最大的貢獻在於知識之傳播及思想之啟發。國人通過教會教育，接受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包括體育課和近代的教育理論與方法等，使廣州乃至廣東的教育近代化起了促進作用。教會學校培養了大批各方面的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近代廣州教育落後造成的不足，最重要的是學生從教會學校中得到的影響並不僅僅來自教材的內容和課程的設置，而且來自其受教育的氛圍。

美北長老會及美國南方浸信會是在廣州最早以興學為傳教手段的差會之一，前者創立包括真光、培英、格致（即後來的嶺南大學）和協和在內的教會學校，後者則是培正及培道兩校(18)的所屬教會，上述發源於廣州的早期教會學校尚存至今，並已蛻變而成擁有深厚歷史承傳的中學及大學。

戊戌變法前後，教會學校數量日趨增多，惟因清政府對教會學校仍採取排斥態度，不承認其畢業生的資歷，在科舉制度廢除前，教會學校的吸引力仍是有限(19)。

鴉片戰爭後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使西方傳教士在宣教事務上獲得許多特權，西方教會為了加快福音的傳播步伐，將其觸角伸向了教育領域，學校在中國開放的口岸城市，特別是有南大門之稱的廣州發展起來，教會學校由此正式移植到中國，並得到長足的發展。此外，教會亦開辦女子學校，打破了中國長期以來女子不能入校學習的思想，對中國女子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