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六天寫就的精品 六十年後才獲真賞

春潮

一部浪漫主義小說

紀念一個偉大種族的消亡

吳勞

海明威於1920年在芝加哥結識舍伍德·安德森。安德森剛於上一年發表《小城畸人》[1]，奠定了在美國文壇的至上地位。他建議海明威多看《日晷》、《美國信使》等新潮文藝雜誌，少看銷量大得多的《星期六晚郵報》周刊，並且勸他閱讀馬克·吐溫、惠特曼以及同時代的德萊塞、亨利·門肯等的作品。後來兩人在巴黎時，都是美國女作家葛特魯德·斯泰因寓所的文藝沙龍的座上客。對當時尚在當記者及駐歐通訊員的有志於搞文學創作的海明威來說，安德森和斯泰因都對他的成長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安德森可說是他的第一位啟蒙老師。

但是等到安德森於1925年發表了長篇小說《黑色的笑聲》，海明威竟於同年感恩節前一周（11月20至26日）一口氣寫了一部“戲仿”小說《春潮》，刻意嘲笑他的文風，如開頭三章的末尾，都加上一句“……傳來一聲印第安人作戰時的吶喊”，就是直接引自《黑色的笑聲》的，並且在第8章中提到那小飯館中始終沒出場的黑人廚子的笑聲，在第12章中寫到那家城市印第安人辦的俱樂部中黑人酒保布魯斯勃發的大笑時，海明威寫道，“那是黑人的那種黑色的笑聲”，直接點明了安德森那部小說的書名。

這樣明目張膽地戲仿一位同行並可說是前輩的作品是事出有因的。原來海明威於1925年10月5日發表了短篇小說集《在我們的時代》後，很多評論家當即指出安德森對他的影響，有人竟認為他“寫的多半是同樣的東西不過沒那麼出色”，這使海明威很惱火。關於集中的那個短篇《我的老頭兒》，他在致著名評論家埃德蒙·威爾遜的信中特意作辯解道：“不，我不以為《我的老頭兒》是從安德森衍生所得。它寫一個孩子和他父親和賽馬。舍伍德曾寫過孩子們和馬兒。不過是完全不同的。……我知道我不是從他那兒得到靈感的。”

在《春潮》於1926年5月出版的前後，海明威的親友們對之反應不一。首先，他妻子哈德莉很敬重安德森，認為不必要去傷害這個好朋友，而該書的內容令人厭惡。多斯·帕索斯認為寫得很風趣，但竭力勸海明威不要發表，而菲茨杰拉德看出這是部傑作，在致出版商的信中說：“它看來是美國人所寫的書中最詼諧的作品。”安德森本人看出了海明威的用意，和斯泰因女士談了，她在該書出版後看了大為不滿，說海明威“就是無法容忍別人也能是文學大師……企圖霸佔整個文壇”。當時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太陽照常升起》已於同年10月出版，奠定了他在文壇的地位。

安德森曾幫助海明威讓博內與利弗萊特出版公司刊行《在我們的時代》，而他本人正是該公司器重的紅作家。因為公司方面和海明威有約在先，願意接受他此後寫出的三部小說，海明威把《春潮》寄了去，老板霍拉斯·利弗萊特看了很吃驚，在給海明威的回信中寫道：“如果我們願意把它刊行，那會顯得庸俗不堪，更不用說是狠心之至了。”海明威這才聽從了菲茨杰拉德的意見，把手稿送給在經營方面更成功的斯克裡布納出版公司，就此結識了編輯馬克斯韋爾·珀金斯。兩人成為終身的良友。珀金斯在1947年去世前，為海明威的每部作品盡到一個富有建設性的編輯的作用。海明威那次於1926年2月從巴黎搭船至紐約，真是交上了好運。珀金斯答應讓他預支一千五百元並且給《春潮》和即將完工的《太陽照常升起》百分之十五的版稅。此外，海明威還可以在該公司出版的《斯克裡布納氏雜誌》上源源不斷地發表短篇小說。

在這段時期中，海明威為《春潮》作了多次辯解。在利弗萊特拒絕接受後，他曾解釋道：“我完成了《太陽照常升起》的初稿後寫它，使自己冷靜下來。”在出版後致安德森的信中，他堅持是為了要對方好，不是人身攻擊，而是對事不對人的，認為一個新手的嚴格批評只會對對方的想法和文風大有裨益，他在信中辯解道：“這是開個玩笑，並不是存心使壞，而是絕對真誠的。你知道，我認為如果我們彼此之間不得不用委婉的方式來表達意見，如果像你這樣一位能寫出非常偉大作品的人物竟寫出了一些在我看來（還從沒寫出過什麼偉大的作品然而畢竟是個同行吧）糟透的東西，我是應該如實地跟你講的。”直到晚年，海明威才在《短篇小說的寫作技巧》一文（1959）中表示後悔：“我當初這樣做是因為我懷有義憤，這能使一個人壞得無以復加，我並且自以為他這樣寫下去要完蛋了結，而我可以用玩笑的方式向他指出糟到了什麼程度，使他自拔。因此我寫了《春潮》。這樣做是刻毒的，而且一點好處也沒有，他就是越寫越壞，越寫越壞。……很抱歉我當初攻擊了安德森。這是刻毒的，我乾了，真是個狗娘養的。”實在海明威在這裡僅僅承認這樣做是缺德而已，卻依舊堅信他的出發點是為了安德森好。

由於《春潮》蓄意戲仿《黑色的笑聲》以及海明威為了它耍了一個花招，打進了一家效益更好的大出版社，該書歷來為評論家們所輕視，因此也遲至作者誕辰一百周年才第一次和我國的讀者見面。該書譯成中文僅六、七萬字，和《老人與海》一樣是個中篇。但就作品本身來說，的確如菲茨杰拉德所說，寫得妙趣橫生。故事是這樣開頭的：在美國密歇根州下半島西北部佩托斯基一家水泵製造廠，兩名工人正望著窗外積雪的院子，這時是冬春之交，開始刮起奇努克風，春天即將來臨。兩人想起了往事。斯克裡普斯原是個小作家，妻子女兒相繼出走後，在一家小飯館中結識了愛好文學的女招待戴安娜。兩人閃電結婚，他才進廠當了個計件工，可是又被接替的女招待曼迪所吸引。曼迪一肚子的文壇掌故，講個不停，講得有聲有色。另外那個工人瑜伽·約翰遜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巴黎度假時有過一次“艷遇”，結果出了洋相，使他從此厭惡女人。現在春天快來了，他這塊心病使他煩惱。後來在下班後，路上遇到兩個林地印第安人，他們帶他去一家給少數城市印第安人供應私酒的俱樂部，在那裡碰到一些怪誕的角色。瑜伽最後和一個從小飯館中被攆出的全身赤裸的印第安婦女取得默契，把自己身上的衣服一件件脫掉，雙雙走進夜色中去。但斯克裡普斯最後還是在小飯館裡著迷地聽曼迪講奇聞軼事，情不自禁地對她說“你是我的女人”，聽憑妻子一個人回家去。

評論家們認為，海明威同時也調侃了安德森文中的性描寫，原來他筆下的白種男女常常會有莫明的性沖動，《春潮》第14章中那個赤身露體的印第安婦女走進了小飯館，斯克裡普斯·奧尼爾就“頭腦發暈，身子發抖……有些什麼感觸，有些什麼模糊的原始感情在他心裡翻騰”。

英國旋渦畫派創始人、作家溫德姆·劉易斯於1927年9月在他的雜誌《敵人》上發表的《白種佬》一文中抨擊安德森在《黑色的笑聲》中贊揚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原始情欲，並稱頌海明威在《春潮》中加以嘲諷。同年10月，海明威在給他的信中寫道：“非常高興你喜歡《春潮》，我以為你在《白種佬》中十分細致地摧毀了對紅種人和黑種人的狂熱。……勞倫斯，你知道，是安德森當初的上帝——你能在安德森寫的東西中看出貫穿著他的影響。……實際上《春潮》以虛構小說的形式和《白種佬》一文起到同樣的凈化作用。”

海明威於1925年說過屠格涅夫是他鐘愛的三位作家之一。他感到《獵人筆記》中關於在俄羅斯鄉野狩獵的描寫十分新鮮，異國風光躍然紙上。但他不喜歡充斥浪漫主義的《春潮》。他借用這個書名也正是旨在嘲諷，因為他在當時正在寫作的《太陽照常升起》中竭力排斥的就是這種浪漫主義。

另一位他鐘愛的作家是亨利·菲爾丁。這位英國喜劇大師當年曾針對他的前輩塞繆爾·理查遜的書信體長篇小說《帕梅拉》（1740）寫了一部模擬之作《夏梅拉》（1741），嘲笑他的溫情主義道德觀。海明威受了他的啟發，在自己的模擬作品《春潮》的卷首及全書四部的每部部首引用了菲爾丁為另一部長篇小說《約瑟夫·安德魯斯的經歷》（1742）寫的闡明他對諷刺喜劇的見解的序言中的有關片斷，加上他本人在後半部插入的幾段直接和讀者對話的“作者注”，對這離奇曲折的帶點超現實主義色彩的故事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他在第三部末的“作者注，致讀者”中說用兩個小時就寫成了上面的那一章（第12章），然後和約翰·多斯·帕索斯一起出去吃中飯，飯後回到家，寫了下面的那一章（第13章）。他最後寫道：“正是等我把這一章朗讀給多斯·帕索斯先生聽了，他叫道，“海明威，你寫了一部傑作。”可見海明威對這部遊戲之作是著實得意的。

但是，要直到八、九十年代，美國的海明威研究者們才開始認真對待這部作品。唐納德·瓊金斯於北達科他州立大學出版的《北達科他季刊》1996年夏季號上發表長篇論文《“哦，放這鳥兒一馬吧”：海明威的〈春潮〉中的自然與詆毀》，提出兩個論點：一，《春潮》是部批評現代主義的詼諧作品；二，海明威認為有責任把它發表。瓊金斯認為正是美國評論家、詩人艾倫·泰特當年對《春潮》的評價定下了調子，以致羅伯特·科爾特蘭在1989年發表的關於《春潮》的長篇論文[2]中還在從海明威的私生活中找根據，認為作者“把個人的種種挫折編進小說，並且對那些定要對他文學方面的抱負加以曲解的人提出間接的批評”，甚至把戴安娜和曼迪看作1925年的哈德莉和海明威已開始鐘情的波琳·菲佛，而“戴安娜被曼迪擊敗正說明海明威至少在下意識中已經作出了抉擇”。儘管第二年，海明威的確和哈德莉離了婚就和波琳結婚，瓊金斯認為這種攀比還是牽強附會的。

他更重視另一位專家邁勒·威爾金遜撰寫的論海明威受屠格涅夫影響的專著[3]，同意他引用海明威後來在《死在午後》中談到新作家向前輩作家取經時的矛盾心理的段落，來說明儘管表面上看來他借用屠格涅夫的《春潮》為書名供認了自己對他欠的債，實際上也連帶嘲諷了屠格涅夫這部十足的浪漫主義小說。

但是安德森的要害在於矯揉造作，所以海明威在第一部部首引用了菲爾丁的話，“真正荒唐可笑的事的唯一源泉……乃是矯揉造作”，從而展開一系列鬧劇式的場面，一直到全書結束。瓊金斯由此得出結論，《春潮》“同時嘲諷了“現代派”的新浪漫主義的虛無主義（個人失落感、在一個毫無意義的宇宙中的異化感、原始主義的異國情調、對打破偶像行為的崇拜、對異國他鄉的迷戀成癮）以及實驗性的現代派文學中矯揉造作的賣弄：外文引語、借用的故作典雅的詞句、程式化的暗示”等等。

海明威熟練地利用菲爾丁的話來為自己解嘲。在第二部開頭處的引文中，菲爾丁寫道：“……我毫無詆毀或中傷任何人的意圖；因為儘管本書中的一切都是從自然這部大書中摹寫來的……我仍然采取極端小心的態度……把這些人物隱蔽起來，使人不可能多少準確地猜出他們是誰……。”瓊金斯這篇論文題目中的“自然”和“詆毀”就是從這裡來的。他問道，“說到底，自然是什麼？不就是這世界嗎？”儘管海明威的出發點是戲仿安德森的《黑色的笑聲》，他在《春潮》中放眼世界，提到了不知多少其他作家、文人、歷史上和當代的知名人士，連他本人也在“作者注”中現身說法，所以瓊金斯說得好，“海明威在他這出鬧劇中運用機智四面出擊，減輕了詆毀的罪名。”因此根據他當時和妻子、情人、同行和出版商等的關係來作出道德評介，對他發表《春潮》加以指摘，正是對作家的成長過程的嘲弄。因為，“這樣唾棄了處於巔峰狀態的十九世紀浪漫主義，海明威同時鄙夷走進了死胡同的初期現代派文學，為自己開闢了做一位現代小說家的道路”。

順便提一句，瓊金斯這篇論文奇長的題目中的“哦，放這鳥兒一馬吧”一語直接引自本書第8章。當那兩名酷愛文學的女招待競相用莎翁劇中人物的名字為斯克裡普斯從雪地裡撿到的那只快凍死的鳥兒命名時，海明威通過當時坐在小飯館柜臺前的一名旅行推銷員之口，講出這句畫龍點睛的話，從而引出好一段精彩的對話，用老百姓的智慧來和矯揉造作的言行作絕妙的對比！原來海明威早在念中學時就崇拜用理髮師、棒球運動員等普通人的口語寫幽默小說的林·拉德納，曾先後在中學生辦的報紙和在意大利開救護車時的部隊報紙上發表模仿他的短篇小說，而在《春潮》中他把自己的諷刺幽默的才能發揮到了極致。但是從接下來的《太陽照常升起》起，他投入了嚴肅作品的創作，直到那壓卷之作《老人與海》。所以瓊金斯在文末所說的“《春潮》的寫作與出版是海明威的生活和作家生涯的轉折點”，確乎言之有理。

1999年春節期間

獻給亨·路·門肯及S·斯坦伍德·門堪[4]

而且也許正有一個理由能說明為什麼一位喜劇作家在所有人之中最最不該有背離自然的借口，因為對一位嚴肅的詩人來說，要接觸到偉大和值得稱頌的事也許並不始終很容易；但是生活卻處處給一位目光精確的觀察者提供荒唐可笑的現象。

——亨利·菲爾丁[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