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重生》：你可以让百合生长（1）

良善与尊严于危机四伏中绝处逢生

一

我把美达揍了。本来不该揍，但揍了。

我们约好放学的时候和周星驰说话。不是香港的周星驰，是高三（一）班的一个男生，学校足球队的左边锋，长得不是一般的帅。他是伊顿公学锁定的目标。也许相反，伊顿公学是他锁定的目标。反正他挺棒的，书包里至少装了三个国际中学生理科竞赛的奖章，至于各种才艺证书什么的，估计他拿过不少，而且他一点儿也不在乎，都给他家那个著名高尚小区的小弟弟们叠纸飞机了。

我们打算对他下手。我是说，我、美达和朱星儿，我们仨。但美达破坏了计划。

我们在农林路拦住了他。他骑一辆六成新的“三枪”牌自行车，优雅地弓着箭鱼一般挺拔的身子，沿着阳光如洒的马路过来。我们都闭上了眼睛，我和朱星儿。这是规矩，帅哥过来的时候你得闭上眼。你可以把它当作某种仪式，也可以看成是紧张。有时候我会嚷嚷，谁给我可乐，我太激动了，快不行了！但这一次，我没有机会嚷。

在我和朱星儿闭上眼睛的时候，美达离开了我们。这个可耻的叛徒，她朝周星驰冲了过去。我不知道这中间她是不是摔了一跤，或者像风暴过后的帝企鹅一样，在阳光的照耀下张开傻乎乎的大嘴颤抖。反正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她呆呆地站在马路边上，被凤凰木漏下的阳光切割得零碎一片，像个刚做完脑白质切除术的白痴；而我们共同心仪的王子，却连影子都见不到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你们已经知道了，我把吃独食的菜花妹揍了。下次她再这样我还揍，揍得她不敢见阳光。我不在乎别人是不是拿我当女头领看待。我也不在乎人们用手机下载的那些歌是不是每三首就有一首是由她妈控股的那家著名上市公司提供的。难怪难听。

我得承认，我不是一个好女生。你也可以说我不是女生。没有人把我当成女生。连最有同情心的男生都不会把我当作女生。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像躲避放射性元素一样躲着我，剩下几个有胆量的，他们拍着我的肩膀管我叫“嘿”。我和学校里的每一个男生刺儿头都打过架。我们互相把对方揍一顿，或者我被他们当中的谁把脸打开花，但通常最后赢的总是我。相信我，如果你被人揍倒了六十次，还能从地上爬起来，随时在他经过的任何一个地方出现，直视他的眼睛冲过去，最终出局的肯定不是你。其实我比男生干得出色，除了不能和他们一起站着撒尿，他们干的那些事我全都能干。因为这个，还因为别的，学校里所有的老师都在校长面前告过我的状。这当然不是什么好事。可我有什么办法？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糟糕的我不是我的错。

现在有一道题，请回答。

一个十四岁的女生，她有一个不断复吸因此老在去戒毒所路上的父亲，一个总在鼓励自己日复一日说大话却缺乏基本生存技能因此不断丢掉工作的母亲，还有一个每天提出一百个天才问题却找不到卫生间因此总是拉在裤子上的智障哥哥，她该怎么办？

就是说——爸爸，一个让你怀疑做人有多么糟糕的人；妈妈，一个让你整天紧张兮兮的人；哥哥，一个让你觉得生活是多么无趣的人。想想这样的事情吧。

我就是这个女生。

我是深圳百合中学的一名特殊学生。作为外来务工特困家庭的子女，我在百合中学免费享受义务教育，同时协助学校的校工做一些杂活儿。你可以叫我学生，也可以叫我打工妹，随便。这是社区那些好心的大妈们干的。她们有本事组成庞大的亲友团，为我寻找一个又一个学校，把我像珍贵的熊猫似的骄傲地推荐给人们，并且把任何企图躲避的人逼到社会伦理的墙角里。事情就是这样，好事全让我碰上了，我得认。

我当然有自己的爱好。你也可以说是热爱。这有什么区别？我喜欢唱歌。但我不想像学校百合合唱团那些得意扬扬的小鸟们一样，每天在交掉作业之后不要脸地飞进练声房张开嫩黄的小嘴喊上一个小时。就算在这所二吊子“高富帅”和“白富美”聚集的名校，我是唯一白领课本不交钱的特殊学生，我也不想拥有这种白捡的机会。

我想做一名歌手。我是说，那种不需要和别的什么人乱糟糟挤在一起宣泄青春的歌队成员，而是一个人站在舞台中央，独自歌唱的歌手。

二

我就是这么认识左渐将的。他是百合合唱团的指挥，著名音乐人，我的偶像。我注意他很久了。我很少这么关注一个人。我的耐心有限。我对付不了整个世界。这个世界不属于我，我干吗要关心它？但有的事情你必须有耐心，比如对左渐将，他的出身正好和我有相像之处。关于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他本人，也不会告诉任何人。

“你就是那个乌鸡变凤凰的例子，对吧？”

第一次站在左渐将面前的时候，我这么对他说。合唱团的小鸟们正矜持地从指挥办公室门外鱼贯而过，去练声室。朱星儿的娃娃脸在门口晃悠一下，消失了。我的注意力全在左渐将那张消瘦的脸上，没有留意朱星儿是否对我竖起小拇指，给我发来一个“NO”的警告。学校活动大楼另一头的乐团里，一支圆号在暗自抽搭。我应该感谢班主任黄莺的努力推荐，否则我根本没有可能踏进合唱团的指挥办公室，但我可不想一开始就让谁拿住。

左渐将坐在乱糟糟铺满了歌谱的办公桌前，费力地佝着背，吃着一片毫无姿色的隔夜面包。我去，他的样子可真是太老太弱了。他有多大年纪？他可一点儿也不像三十七岁零八个月又二十一天的男人。我敢保证，如果没有超过一百遍地研究过他的资料，在第一次见到他的活体时，我会拿他当一个随时需要关照的老人。

可是，在听过我的发声之后，你猜他怎么说？“很遗憾，你没有唱歌的天赋。你的声带没有打开。你多大？十四？看来打不开了。让我们想想，你还有别的什么兴趣？你为什么不去生物兴趣小组？”

他就是这么对我说的，一点客气也没有。这个结果我早知道，用不着他告诉我。不是知道声带这玩意儿，是知道“打开”。满校园的女生和男生都是花骨朵，都在打开或者已经打开了，可我除了打架斗殴、打碎教学用具、打扰同学做作业、打破校纪校规，还没有打过别的什么东西。我这朵蓓蕾没法打开，打不开，情况就是这样。但这个结果还是激怒了我。

“亲，我觉得吧，咱俩都是特殊人物，应该团结一致。”我叉开双腿，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再说，你也不是正式老师。交响乐团什么时候把你开除的？我琢了个磨，你也不光是打开的高手，也有让人踢出场的时候。”

他停下吃面包，回过头来看了看我。不是看一下就把视线收走的那种看，而是坐正了身子，目光集中在我的脸上。全神贯注，认真地看。为这个，他把手中剩下的半块面包放下，好像不那样，他就没法看清我似的。我必须承认，虽然老相，他那张消瘦的脸挺有特点，可怜的周星驰没法和这样苦难的脸比经历。还有，我发誓我能听到他那颗脆弱的心脏在轻轻呻吟。他不就是因为这个才离开交响乐团的吗？

“你从哪儿听说的？”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不信你问兰大宝。”

“谁是兰大宝？”

“我哥哥。顺便说一句，他是智障。”

他看着我，有一阵没有说话。我当然也没有。我觉得他在倾听大楼对面的那支圆号。他肯定在想，那个执着的高一年级的圆号手怎么会把音准走偏到东部华侨城去的，难道那里有勃拉姆斯的《学院典礼序曲》在等着他？但看上去不是。

“不，我俩不一样。”他开口了，“我不是说，你是学生，我是老师。这个我有经验。有时候，我能从我的一个团员那里学到在音乐学院作曲系没法学到的东西，有时候我能指点声乐系的教授们干点什么，比如告诉他们，他们一开始就错了，他们在干着埋葬工的活儿。我指的是天才，你不会告诉我你是天才吧？”

他拍了拍手心里的面包渣，从椅子上站起来，扶住椅子背，从桌上拿起两页套谱。看上去他腰疼，需要扶住一点什么。

“正式说明，我不是老师，是义工。”他面无表情地说，“我不在合唱团领一分钱的酬劳，如果不算每天免费喝掉的那几杯咖啡，还有免费使用的复印纸的话。我这么说可能有点小心眼儿，可你是由政府资助来学校读书的，对吧？”

太厉害了。即使在费力地站起来的工夫，他说话的时候也始终看着我的眼睛，一眨不眨，而且一下都没有移开。他在运用换气法。

“那……”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阻止我，不是用手势，而是用他的目光和不容置疑的口气，“在你说话的时候，我会看着你，也许不情愿，但会耐心地听下去，不抢你的话，你也应该向我学习。耐心听完任何人的话对你没有什么坏处。我说的是耐心，不是听话。现在我继续。”他朝手中的套谱看了一眼，再抬起目光看着我，“如果不介意，兰小柯同学，你能不能告诉我，因为你协助校工收拾校园里那些美丽和安静到其实完全不必要去收拾的落叶，学校每个月发给你多少助学津贴？”

漂亮的断杀，我出局。我服气。没有什么道理，出局就是道理。谁让我摊上了那样的家庭，那样了不起的父母和哥哥。我活该。

我当然没有告诉他，好心的人们每个月数给我多少张钞票。深圳不允许人们互相打听并且对外宣传自己的工资收入。再说，谁会把工资单里肮脏的内容告诉一个不拿老板一分钱义务打工的高尚的人呢？但班主任黄莺后来向我道歉了。

“你不能和每个老师都说同样无理的话。无厘头也不行。”黄莺老师生气地责备我，“你脑瓜灵活，念头的繁殖能力超强，这个谁都知道，但你总得把握自己，哪怕一次，别像山谷里的风，到处跌跌撞撞，花也拽，草也拔。左老师是受人尊敬的艺术家，学校请他来，可不是让你当春儿糟蹋的。”

“谁去校长那儿告姐的刁状了？”我气急败坏地发飙说，“现在，还剩下谁他妈的没告了？”

我不该和黄莺老师顶嘴，尤其是在她面前说粗话。她就像亲姨妈一样爱我。我怀疑她前世欠了我什么，或者她才是我真正的妈妈。她希望我能变得足够小，缩回到她的子宫中去，再生我一次，这样我就不会出问题了。我敢保证，如果她把浪费在我身上的爱心收回去，用在她那个还在吃奶的孩子身上，她的宝贝肯定会胖成超级婴儿。

这些事情能怪谁，当然不能怪社会，怪不上。公平地说，我所在的社区和学校一点儿也不歧视我，它们就像传说中的诺亚方舟，是猫是狗都能站上一只脚去。我遇到的善良人比我想遇到的还要多。谁叫我生活在一个满是普适诉求和情怀的社会里？拯救弱者符合一个拼命向世界文明靠拢的社会的基本主张。但是，作为家里唯一正常的成员，我每天都在和生活对抗——不是和不正常的生活对抗，而是和正常的生活对抗。这个社会要求人们生活得正常，而我的家庭不正常，我的家人不正常，我也没法让他们正常，除非杀掉他们，否则我就得作为家里唯一的正常人，用不正常对付正常，这样才能使我的家人在做不到的时候，不因为自己的不正常而愧疚和害怕了。

毫无疑问，我是一只还没有发育好的孔雀。你要认为我是别的什么也可以，但我就是这么认为自己的。我想让人们注意我，为我鼓掌，可我怎么都开不了屏。没法打开。打不开了。

三

兰大宝每天都要仔细检查他的眼镜。他没有读过一天书，根本没有资格近视，但他有一大盒各式各样的眼镜。它们都是平光的，或者是下掉了近视镜片的眼镜框。他喜欢戴眼镜，这是他唯一不会被人拿走或者损坏的东西。他戴着眼镜在家里有模有样地走动的时候，我觉得他很了不起，像个令人尊敬的学者。我总是安静地坐在那里，看着他挺着胸脯从我面前走过去，在门口装模作样地巡视一阵，再挺着胸脯走回来。我想哭。

这几天，我没有去废旧物资收购公司为兰大宝讨眼镜。我很忙。我已经把废旧物资收购公司的人烦透了。我和他们吵过很多次架，把他们骂得够呛。他们目瞪口呆，完全丧失了对付我的愿望。再说，兰大宝的眼镜够多了，那些让我想哭的玩意儿够多了。再说，他又把屎拉在裤子上了。

她在卧室里抹眼泪。我说的是我妈。我没法叫她“妈妈”，她一点妈妈的样子也没有。我觉得要是我叫她“妈妈”，她和我都会羞愧，我根本叫不出口。她不是为兰大宝的事抹眼泪，那对她来说不算什么。她是为自己，她又被用工单位辞掉了，她为这个自责。她总是被用工单位炒掉。她总是在自责，真让人受不了。

我替兰大宝洗干净身子，换下的屎裤子泡进盆子里，把他收拾好，腾出手，去书包里取出这个月学校发的助学津贴，交给她。我说行了。她不行，继续抹眼泪。我说行了。她拉住我，口齿凌乱地述说她犯下的错误，眼泪弄湿了我的手。我说有用吗？这样的话你说了多少遍？下一次你什么时候被炒掉？

我甩开她的手，走进夹缝似的黑黢黢的厨房。我想我应该找点别的什么事情来做。她跟在我的身后进了厨房，喋喋不休。我不知道我俩谁是妈，谁是女儿。如果我再大几岁，比如我要是十八岁，我就当她的妈妈，一个单身妈妈，不要任何只会出现在戒毒所里的男人。我他妈真就做一次妈妈，看看做妈妈能把我怎么样？

“你为什么不数一数钱，再去床头柜抽屉里翻一翻，看看还有没有上个月剩下的零钱，加在一起，再数几遍。”我怂恿她，“也许这个星期他们会让你去戒毒所看他，如果他能够配合治疗的话。他当然能够。他比那些医生的资历还要老，有什么资格不配合？这样你就可以再犯一次错误，买些戒毒所不让带进去的东西给他了。”

“你要我买什么？”她惊慌地问，“我要买吗？”

“为什么不？K粉，大麻，摇头丸，冰，香港石，四号，随便什么都行。”我恶毒地说。

“我怎么带进去？他们会检查的。”她胆怯地说，“上一次，他让我给他带点联邦止咳露，我没敢，他很生气。”

靠，她为什么不带支手枪去？那样更刺激，我敢保证戒毒所里会热闹一阵子。还能怎么样？有这样的父母，我正常不了。

我撇下她，揭开锅盖。锅没洗，锅沿上有一圈肮脏的干涸米粒，能看出那是早上残留下的。我想完了，兰大宝中午吃什么？他不会又去社区门口的食品店，堂堂正正地从人家的柜台里拿薯条包，被人撵得满地乱爬，或者去城中村改造工地上给人当口淫角色，换半盒人们吃剩的盒饭了吧？

“晚上咱们吃什么？”她四下看，像在找什么。

“那得看我们有什么。你中午没给大宝做饭？”我能肯定，家里什么吃的也没有。

“我忘了做饭。要不要问问大宝？”她朝厨房外看了看，有些拿不准。

“哪一次他答上过？你为什么又不给他做饭？你是不是觉得他营养过剩？”我接了水洗锅，没好气地说，“他要吃牛郎星，你摘得下来吗？他要吃麦当劳，你肯花那个钱吗？家里有多少钱你不是巴心巴肝地往戒毒所里送？兰大宝不是你的孩子，‘他’才是。”我认为她应该离开厨房，否则我没法转身，反正她会把一切应该做的事情都忘掉，只是沉浸在无休无止的自责中，“你能不能自己拿一回主意？你是当妈的，不是我。”

“你说得对，我是当妈的。今晚我给你们做饭。”她被我的话提醒了，探头往水池里看了看，又低头在脚下的一片水渍中寻找着什么，好像那里有两块一毛一斤的镀光糙米或者一块二毛以下打蔫的油麦菜。但显然没有。她花了很长时间来想这个问题，一脸困惑。然后她在逼仄的厨房里用力挤开我，去开碗柜。

我手里的锅被挤掉在水龙头上，这没什么，碗柜的门被她拽了下来。她说“哎呀”，不知所措地看手里拎着的半扇碗柜门。没等我接下她手中的那块破木头，她又叫了一声。

“钱呢？你刚才说钱，钱在哪儿？你交给我了？你没有偷偷拿回去吧？你买什么不该买的东西了？”

她慌里慌张地抓住我。她把我刚换上的干净衣裳抓出了几只手印，把我的胳膊都抓疼了。那半扇门砸在我的脚上。你可以想象事情有多么的糟糕。

晚饭还是我做。会出现奇迹吗？我找她要了几块钱。我挣的，交给她，她忘记了。我指点她找到它们，再要回来，这样，她这个家庭主妇的身份就能够得到确认了。她不大情愿地数了好几遍钱，找出几张脏兮兮的零头给我，好像钱是她挣的，我要拿去乱花似的。

我捏着几块钱，穿过乱糟糟的城中村，去菜场，顺道解决了一件棘手的事。

你知道城中村这种地方，这里的居民和我一样，也是外来户。这座城市的居民全是外来户，但要分你是无产者还是有产者。不管是哪一种，他们都有自己的麻烦。我也有。我是说，无产者兰小柯和她的家庭当然会有麻烦。

我闯进一栋肮脏的自建房，踢开半掩着的门，一股臭烘烘的臊味差点儿没把我冲倒。两个染了头发、脸色暗黑的年轻打工仔脱离纠缠，从床上跳起来，连忙提裤子。其中一个懵里懵懂地说，你来了？

我一句废话也没有，走过去，抓过电视机的插座线，从怀里摸出一把生锈的剁骨刀，用刀刃慢慢地锯电线，锯了十几下，电线断了。

“兰大宝跑掉了，要砍你们，姐没有理由。”我把断掉的半截电线头丢在肮脏的床上，它像一条困惑的蛇舒展开，“下次你们谁再敢把兰大宝往罐头屋里拖，不管他屁股脏没脏，姐会用这把水版张小泉生割下你们的头。听明白了？”

我是说，城中村有的地方，有一种被称作罐头屋的自建房，有时候它们每平方米住着三个人，这里的人们通常很孤独，暴菊有时候不算强奸，但如果被暴菊的是你的亲哥哥，那就不一样了。

我在厨房里做饭。我让兰大宝站在我身边，让他给我唱歌。我在菜场买了几个已经下市的土豆，为这个和卖土豆的小贩吵了一架。当然我没有饶过他，离开的时候多抓了一个土豆。我给兰大宝做他喜欢的土豆烧鸡架骨，上周买的一只鸡架骨，我们还能吃两次。

至于她，她最好坐在屋里别动，免得又做错了什么，那样我们就得再做错一些什么了。

不要一点点，我要非常多；

父母都爱我，作业都及格；

鼻头没粉刺，邻桌是大帅哥；

做错事情没人说，想去天堂能搭上车。

我写的歌。兰大宝唱得不错。他本来就不错，如果“他”和“她”怀他的时候小心一点的话。

“你没有夸奖我。”兰大宝不高兴。

“亲，别那么没出息。难道你不是天下最棒的靓仔？你敢怀疑你不是？不怕我不高兴？”我觉得我可以多放一些油，地沟油吃不死人，“下次不许再去罐头屋，谁夸你聪明你也别去。”

“你没有夸奖我。”兰大宝很犟。

“我真的不高兴了。我刚才对你说的话你记住了没有？现在让我来惩罚你这个垃圾宝贝。”

我放下油瓶，用沾满油垢的手捧住兰大宝像一只烤红薯的脸，狠狠地摇晃他，直到把他摇得晕头转向。

“天上会不会掉下一个人，那个人是我？”兰大宝受到鼓励，很兴奋。他摇晃了一下，努力保持住平衡，不肯放弃地继续问他的天才问题。

“等着，掉下来了我再告诉你。”锅烫了，我们都饿了。

“他们说，我是靓仔。那个人就是我。”兰大宝非常固执，他往我身边凑，希望我像妈妈一样搂住他。

“去把眼镜戴上，戴那只黑框的。我要下锅炒菜了，你必须戴上黑框的我才能把菜炒熟。”我把兰大宝从灶台边推开，我有的是办法对付天才，我才不会崩溃呢。

四

合唱团的小鸟们矜持地从指挥办公室门外鱼贯而过，我看到朱星儿向我投来同情的眼神，好像看着一只折翼的同伴。真让人受不了。

我站在指挥办公室里，左渐将站在我的对面。我知道，有些事情你想摆脱，可就是不可能。难道人们就这么迫切地需要我这种命运的弱者来做他们衡量善意拥有量的天平吗？

你猜对了，歧视和流感病毒一样，如今有了进化后的变种。不是抛弃，是关怀。就是说，你要是不幸做了这个社会的底层人，你就中了头彩，任何时候都摆脱不了不恰当、让你不舒服，因此你决定不需要并且厌恶、但又怎么都甩不掉的关怀。

“我没打算百鸟齐鸣，我不做你的和弦基础，我不参加合唱团。”我毫不领情地看着他说。

“暂时你还参加不了。”左渐将一点儿也没有照顾我的面子，面无表情地说，“我说的是演出。我们先试试你在外声部能干点儿什么。也许我们能试着调整一下伴唱声部，替你在那里找个位置。也许行，但很难说，我尽量把期望值降到可以容忍的程度。”

“我现在可以回教室了吗？我的作业还没交。”我不想在装腔作势的合唱团指挥办公室里继续接受污辱。我打算离开这里，如果他不在我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拽着我的小辫把我拖回来的话。

“记住，别抢着发声，先训练你的内心听觉。”他好像没有听到我在说什么，皱着眉头，心不在焉地看着窗外什么地方，沿着自己的思路说，然后转回头来，“我们今天学习新的八小节，结束的时候会复习上周教的内容。注意你身边人的嘴型，注意她们对发声器官的使用，注意她们对调式的把握。如果胆子不够大——这好像不是你——头一个星期，你用耳朵。你可以试试闭上眼睛，仔细听。”

我笑了一下，我想到了周星驰。百合合唱团是女子合唱团，团员全是女生，没有帅哥，我不会闭上眼睛。但他没笑，根本不管我在想什么。

“我们练习的这个曲子是一个非洲音乐家写的，他和那些角马、猎豹、大象一样，从没走出过肯尼亚草原。”他又转过头去朝窗外看了一眼，我也朝那里看了一眼。那里什么也没有。

“试试你能不能听见它们。”他收回视线，犹豫了一下，“闭上你的眼睛，让心慢下来，注意听，”他停了一会儿说，“再听，”他说，“继续听。在你全部放松，感觉不到身体存在的时候，慢慢启开你的嘴，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瞪大了眼睛，该死的。我觉得左胸的某个地方像是被什么击中了，咯噔了一下。我盯着他，他却转过身去，走回到桌边去拿起振动着的手机。这个不要脸的俗人。

朱星儿为我的加盟欣喜若狂，她在我走进练声房别人没留意的时候伸过手，偷偷捏了我一下。合唱团的小鸟们在鼓掌。我快速地看了一下左渐将。

“她们在欢迎新成员。”他看着我，用平静的口气说。然后他转过身去，走到练声房的中央。那里有一把孤独的掉了漆皮的破椅子。

“你们都知道了，这是一支风格化的曲子，一首来自非洲大草原的歌曲。没有人比非洲人知道大自然的神秘力量。”他扶着椅子的靠背，显得弱不禁风，用手背抹了一下嘴角，掩饰住两声轻咳，手揣回裤兜里，“你们会发现，在使用自己的声音时，它会发生奇妙的变化，几个声部互为照应，整首歌会产生无限关联。”他有一张过于冷静的灰暗的脸，但他的手势却是夸饰的。“我要你们注意象声词，动物警觉的声音、植物生长的声音、阳光穿过溪流的声音、雨水和风声。我要你们记住一个词，挣扎。设想一下，歌唱的不是你，是你的心脏。”他根本没有什么心脏，他在向他的团员们撒娇，“在开始练习之前顺便说一句，今天没有巧克力。这个月花销太大，我的赞助人已经生气了，她威胁要断掉我的干粮，也就是香烟。你们知道，这是我唯一保留的坏习惯。”他真的在撒娇，他甚至因此向他的小鸟们眨了眨他有些虚肿的单眼皮，“所以，练习完了以后，请你们心无旁骛地离开，别用你们埋怨的眼光看着我，那样我会受不了。现在，我们可以开始了。”

小鸟们开心地笑了。练声房里荡漾过一阵风。肯尼亚大草原的味道扑面而来。我像一头走错了家门的傻兔子，不知道该往什么地方去。他就像一个巫师，而那天的我始终没有张开过自己的嘴。

五

左渐将在指挥办公室里等着我。

“乖乖，他会下你的线。他干这种事的时候眼睛眨都不会眨一下，你得忍住疼，亲。”朱星儿离开的时候为我担心。

我不在乎。有什么，不就是让他弄到练声房里当着他的团员们奚落了一番吗？谁叫我先奚落过他那颗脆弱的心脏。做了就得认，这个规则我早就接受了，能承受。

“我替你说了吧，我不是这块料，我做不到点缀和填充，我连稍弱的音量和退让的音色都做不到，还有比这个更糟糕的吗？”我走进指挥办公室的时候泰然自若。我站在他面前。我故意站得离他很近，近到他坐在那里必须抬起脑袋来看着我，“用不着对我说抱歉。幸亏你的赞助人拦着没让你继续买巧克力哄你的小鸟们，那样你又会多付一颗巧克力的钱。我这就走。”

说完那番话以后，我并没有离开。也许我应该离开，这样做没有什么意思。

他看着我，有些吃惊，或者不是，是我没有看懂他。他把桌上的一堆乱糟糟的谱子扒拉了一下，拿起其中的一份看了一眼，又放下，抬头看着我。

“你酷爱音乐。”他说，“通俗的说法就是这样。所以你选择到一所以音乐教学为特长的学校勤工助学。”他微微仰着他的头，“别不承认你没有选择过，社区为你联系的第一所学校不是百合中学，第二所也不是，是你自己提出要进这所学校。别想着去问是谁告诉了我这些事情，我不会说是你的班主任告诉我的——因为我对你感兴趣，我逼她告诉我的。”

我乐了。他比资料上的演出照显老，也比资料上的那个著名歌手可爱。我收集资料时漏掉了什么？我开始哼歌，我才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我。我的事情全学校都知道，但我没有乐多久。

“遗憾继续存在。”他根本不打算听我哼什么，继续说，“你的确没有歌唱天赋，甚至很糟糕。但你不承认，一直幻想有一天能站到深圳大剧院的舞台上去。你一方面故意掩饰你对音乐的渴望，一方面却不敢真正走近它。这没什么，只要不走火入魔，你完全可以成为合唱团中的一员，在节奏性伴唱部或者装饰性助唱声部发挥你毫无修饰的音色。合唱团的姑娘们中，有谁最终能走上大剧院舞台，至今我没看出来。以我的标准，她们都没有天赋。可她们的歌声是真实的，和鸟儿传达出的声音一样地真实，真实到每一次我都得控制住自己走过去拥抱她们的冲动。”他突然停下来，看着我，“你刚才说什么？什么离开？”

“你没打算让我走？”我愣在那里。我觉得我不该口吃。我觉得他太混账了。我就没见过这么混账的音乐家。当然，在他之前，我也没有近距离见过任何活体音乐家。

“谁告诉你我要你离开？”他露出困惑的神色。

“因为，因为我唱得很糟糕。”我口吃得越来越厉害。

“你唱了？”他感到不解，“我就没听见你的声音。你根本就没有张过嘴。整个练声阶段和复习阶段你都在看着我，眼神涣散，毫无主张。如果不算上你把前排团员的辫子打成结这件事情，你几乎什么事也没做。”他停下来，脸上露出疲倦的神色，看上去不想再和我说下去，“好了，我脖子仰累了，现在说另外一件事情吧。你有一件乐器，我没说错吧？”

“尼玛，哪个蕾丝边说的？”我跳起来，有一种被人出卖的感觉。

“谁是蕾丝边？”他愣住。

“你不认识。就是那种装清纯、装无辜、喜欢害羞、喜欢穿粉色装、把肤浅的男人搞得痛不欲生、顺便也搞拉拉的婊子。”

“口胶糖是我的时代，你们这个时代用什么去掉嘴里的臭味，我提不出什么建议。”他面无表情地说，“简单回答，有，还是没有？”

我去，那把丑陋的、让人笑掉大牙的、被我藏在床下的二胡？别臊我了，打死我也不会说。

“想知道怎么跟上你的同伴，不被他们落下吗？”他用手去寻找椅背，像是想要坐下去，“听好了，每天早上起来，对着你的小镜子——如果没有镜子，可以用窗户玻璃代替——站到它面前，看着那上面的你，由衷地说，你不是最糟糕的，如果你不想糟糕的话。然后，给自己一个微笑。”

“我可以试试。”我忍俊不禁。我又开始哼歌了，“我可以理解成这是你私下给我上的小课吗？”

“我没有向你索要小费的意思。”他从靠背椅边走开，用拳头顶住后背，好像又害腰疼了。我知道那不是。我知道是什么，但我不会再提到它。

“你说得对，我的确被开除了。不是交响乐团，他们没有开除我，他们才舍不得开除我这样的天才。是音乐。”他站下，回过头来，目光平静地落在我脸上，“你没有走近它，或者说，还没有。我走近了，得到了它，成了它宠爱的孩子，可我很快就会失去它。已经在失去了，接下来是永远失去。”他脸上露出沮丧的神色，“真不知道我俩谁的生活更糟。”

“说说你的事。”我来兴趣了。我想看看我的资料中还漏掉了什么，为这个，我愿意原谅他提到我糟糕的生活。我觉得我们扯平了。

“算了。”他犹豫了一下，挥了挥手说。有一刹那，我觉得我看到了软弱，他的软弱。我觉得这不可能。“下次合唱团活动的时候把你的二胡带来。顺便说一句，乐器演奏方面我是高手。你也可以叫我老手，老家伙，随便什么都行。你在心里就这么叫我吧？我不知道除了空气，还有什么不能作为乐器。也许空气也值得试试。”他再度把目光安静地落在我脸上的时候，那里什么也没有，“兰小柯同学，看见有人出丑我会很高兴，但看见有人使用他的音乐权利，我会更高兴。”

这就是左渐将给我上的第一堂课，这个卖萌的老家伙。

六

我踏着肮脏的滑板在阳光下前进。我哼着歌。其实那不是歌，只是我随便哼的一段曲子。我就有这个本事，能随便哼一些曲子。也许我不是凤凰木，但我可以是火焰木、人面子或者大叶紫檀。深圳的植物不止一种，地球上的植物更多，凭什么我就不能开放，这就是我离开合唱团指挥办公室时的想法。

美达和朱星儿在农林路等我。我去的时候朱星儿正在给美达看肚脐上的贴秀，这个从不穿内衣的干物女。这次她换了一只令人恶心的巨钳蝎子。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不改改对无脊椎动物的嗜好。她完全可以试试抹香鲸。

“没想到，你俩都坠落了，悲哀。”美达说。她说的是我步朱星儿的后尘去百合合唱团的事。

“我们有免费巧克力。”朱星儿放下衣裳掩住肚脐说。

“再说，帅哥看腻了，我改口味了。”我说。

“倒也是，一个过气的老帅哥，没什么可看的。”美达欣慰了，“你们听说没有，左渐将的女朋友是‘流星’芭蕾舞团的演员，一个超级美人儿。她追了他六年，追一个老头儿，把青春都搭进去了，可这个老头儿就是不娶她。挺可怜的。”

“可怜你妹。”我脱口而出。

“你骂谁？”美达问。

“骂你。”我说，“左渐将那么老，还有心脏病，谁肯跟他？她只不过是他的赞助人，照顾他的生活。”

“可我们都管她叫夫人。前两届的学姐都这么叫。”朱星儿说。

“拜托，吴冰是皇冠上宝石似的人儿，身后跟着上百个脑残富二代，看谁一眼那个人就得跪下去。她只是同情左渐将。再说，左渐将离过婚，谁肯嫁给一台报了废的二手老爷车？”我说。

“也是。”美达同意，“混了这么多年，连套房子都没混上，还住出租屋，要我也不干。”

接下来美达建议去奶茶坊泡一会儿。我没同意。我想抽豪烟、喝豪酒、文身、去小众电影厅泡萌男，可兜里没钱，也不想免费享用珍珠果口味的奶茶。其实不是这个，是“流星”芭蕾舞团台柱子的事。我以为只有我知道，现在连美达都知道了。看来明星没有什么好事，过不过气都有绯闻跟着。

“你们觉得，我要是自杀了，我妈会不会吓一跳？”美达征求我们的意见。

“我晕了个去，有难度。你得把自己弄得很糟糕才行。”朱星儿内行地说。

“我不想动刀子，那样太脏了。跳楼怎么样？”美达问。

“你去迪拜塔。”我建议。其实我的意思是，我希望话题回到“流星”芭蕾舞团的台柱子上去。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就是赶不走这个念头。

“我真瘦成这样？”美达欣喜若狂。

“才怪。别学你妈，除了打肉毒素不知道怎么活。”我恶毒地说。

“谁叫我是女生。我得把一半精力用在怎么让自己漂亮上，另一半用来对付我爸。”美达愤愤不平。

“你拿什么对付初升高预考？”朱星儿朝我看了一眼，暗中帮我一起下药。

“发挥余热呗。”我幸灾乐祸地支招。我就是这么聪明。

“别提这个。你们谁替我杀掉黄莺大妈，我把周杰伦的签名照送给她。”美达果然上当。

“周董老了。再说，你自己怎么不去？”我说。

“我没时间。”美达犹豫了一下说。

我和朱星儿哈哈大笑。头顶上什么地方传来关窗户的声音。

美达不是我的朋友。我在班上有两个重要伙伴，朱星儿和美达。朱星儿是我的死党，美达是我的死敌。美达是学校一霸，成绩超好，特长超多，会做人，人脉广，当然她不打架，所以才有被我揍的潜质。她凡事都争着当中心，没见过她这么傲慢带愚蠢的女生。我一到学校她就相中了我。还有谁和我一样像一株孱弱又遇久旱的幼苗，接受着那么多甘霖的关怀？我是公民社会里自然的中心，这让美达感到不愉快，但她拿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是和美达在生理课上结为战略盟友的。那堂课的内容是如何预防艾滋病，这堂课的内容激怒了我。“他”没有艾滋病，“他”从不用针头注射。我是说我爸。上课的老师是外请的，浑身洋溢着公共知识分子天性中的激动。他让我别讲话。我的确在他一脸兴奋滔滔不绝地讲解如何规避滥交行为和独自夜出时应该随身携带安全套的时候和朱星儿偷偷讨论别的事。

“我说总比你说好。”我说。

“为什么？”这就是非职业教师的软肋。如今的职业教师绝不会问学生这个。

“你说的是废话。你当我们是腐女，夜里谁不在家待着狗一样地吐着舌头做作业？你读书的时候，你爹妈会放你夜里出门激情四射？不是废话是什么？”我的反驳引来了哄堂大笑。

他弄不懂什么是腐女和激情四射，生气，说没见过我这样的学生。他请我站起来，出去，立刻。

“穿上你的雨衣，没看到你是和女生在说话吗，不知道唾沫也传染呀？”美达出手了。她气愤地大声指责那位公共知识分子。

美达一剑封喉，帮我干掉了外请教师。她让我臣服于她。我不干。我能臣服谁？

七

今天是个好日子，裕仁天皇宣布投降，我们一家办妥了居住证。当然，裕仁宣布投降是几十年前的事，而且不是我投下的“小兄弟”，但这又有什么，只要身份能够确认，谁投降我都欢迎。

我为兰大宝炒了鸡蛋饭。我让他在鸡蛋饭炒好之前不要抠墙皮。房东来收租子的时候已经骂过好几次了，我们出不起更多的房租，只能仰人鼻息。他可以唱我教给他的那些歌，这符合这座城市的文化主张。兰大宝今天不想唱歌，他很苦恼，有很多问题要和我探讨。

“有时候眼睛睁开天亮了，有时候眼睛睁开天没亮。”

“睁早了天就没亮。”

“他们说我不能找女朋友。”

“他们放屁！”

“为什么我不能找女朋友？”

“让他们说，你等着，女朋友会来找你。”

“要等多久？”

“耐心点垃圾宝贝，你漂亮的女朋友正在路上。”

“她比你漂亮吗？”

“我保证，比我漂亮一百倍。”

“我可不可以当爸爸？我要是当了爸爸，就可以把爸爸当儿子领回家来，我们就在一起了。”

“这你得和他商量。”

“她”去戒毒所了，去看“他”，也许很晚才能回来。他们会抱头痛哭，从头哭到尾，花掉所有会面的时间。

我把香喷喷的鸡蛋饭垫在毛巾上，让兰大宝坐在门口吃。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把兰大宝被大便弄脏的裤子泡进盆里，倒上洗衣粉。我从床下拖出我的箱子，拿出一本剪贴本翻了翻，再一次浏览了“流星”芭蕾舞团的那一档内容。我把箱子锁好，爬到床下去取出二胡。我拉断了一根胡弦，又拉断一根，在蛇皮琴箱上戳了两个窟窿，对此非常满意。我和“她”不一样，我没有时间哭泣。

“她”回来了，眼圈红红的，在门口呆若木鸡地站着，然后进了厨房。厨房里黑，她准是在戒毒所里没哭够，一个人在那里继续流泪。我最恨她这个。

不过很快就知道，事情不是我想的那样。她回来晚，是去找工作，结果让人给赶了出来。她把人家给她的表填错了好几份，然后惊慌失措地打听老板有什么爱好。

“你不能这样，不能到任何地方都向人家打听老板有什么爱好。他爱好游艇，你知道什么叫游艇吗？他想请代孕女生八个儿子，你挨得上吗？”我老练地教导她，“你不需要知道老板有什么爱好，你甚至都不会记住老板长得什么样，那没用。你得推销自己。”

“我推销了，他们不要。”她张皇无措地说。

“那就不断推销，告诉他们你能做到。”我说。

“别说了，我做不到。”她害怕地揪自己的头发。

“那你要我和大宝怎么办？”我朝她喊，“大宝是你永远的孩子，我还没成人，如果你不能改掉我的出生日期，我就只能接受未成年人这个事实！”

“宝贝，我会努力。我还会找到一份工作，好工作，我保证。”她更加慌张了。

“别叫我宝贝，我不是谁的宝贝！它在哪儿？你说的那份好工作在哪儿？你准备什么时候再把它砸掉？”我怒气冲天地说。

她逃离厨房，躲进房间，我们一家三口挺尸的地方。我冲进去。

“天哪！”她说。

“没有天！”我说。

“他爸！”她说。

“他在戒毒所，你刚去看过他。他问过你吗？问过大宝和我吗？问过一句家里的事吗？”我不依不饶地问。

“我爱你爸爸。”她乞求地朝我露出和解的眼神，希望我放过她。

“以前是。”我偏不，谁放过我了？

“我还爱他。”她固执极了，这一点她像我妈。

“在他丢下你不管，丢下他的两个孩子不管，拿走家里最后一件值钱的东西，一声不吭地溜掉去买他的天堂通行证之后？”我冷笑道。我知道我有多恶毒。换了你来试试。

晚上还是我做饭。也可以不吃，除非我准备饿死，也打算把她和兰大宝饿死。洗完兰大宝的脏裤子以后，我没有心思再温习功课。我凭什么不可以夜里出门并且不带上任何被称作套子的东西？这真不是我打算过的生活。

那天晚上我没吃饭，用这种办法来惩罚自己。我很饿，但我该被惩罚。即使她没说我也知道，她回来之前在外面徘徊了很长时间。因为没有找到用工单位，她不敢回来见我和大宝。不是没脸见，是不敢见。一个不敢见自己儿女的妈妈。

兰大宝呢，兰大宝在哪儿？我一想到兰大宝就吓坏了，从床上跳起来。兰大宝不在家里。他该不是去海边等他漂亮的女朋友来找他了吧？

我理也没理一直在黑暗中怯怯地打量我的她，冲出屋去。我在黑暗中踩上了一只流浪猫，它惨叫了一声从我身边蹿走。这座城市到处都是流浪猫，但我得把兰大宝找回来。

八

左渐将没有追问二胡的事，这让我有些后悔。它本来在床下藏得好好的。他怎么不看看它惨无人道的尸体？那可是我从湘西带出来的唯一的私人物品，在火车上我还为它打了一架，为此永远失去了一颗牙齿。他真应该看看一样东西被人关注会落到什么样的下场。

左渐将让我留下，在每次合唱团活动结束以后。“我和校务办联系了，你可以帮我复印谱子，练声房的保洁也算你的积分。”他面无表情地说。这个快要报废掉的老家伙。

我知道我没戏。我在伴唱部就像一粒耗子屎，所有的人都恨不能躲我远一点。第一指挥助理已经含蓄地说过某些人的僵硬表现，跟不上主旋律什么的，反正是一些毫无希望的话。等着吧，要不了多久，她会私下找我谈话，把我拖进杂物间，没头没脑地吼我一顿，然后让我去找他，自己了断自己。

没关系，姐干什么都行，给姐钱就行，做杀手都行。只要不使用太复杂的手段，杀人姐也干。

“你哼的是什么？”他问我。他终于注意到我的天赋了。

“没什么。”我拉着拖把在练声房里到处走，把凳子踢得震耳欲聋。

“我不熟悉这个旋律。”他躲开气势汹汹的我，弯腰捡起掉在地上的谱子。

“我没告诉任何人。”我把水洒出花样，开始卖力地拖地。

“明白了，是你自己谱的曲子。”他点头，好像他什么都知道。

“对，是我自己。不是谱，是生。”

他认真地看了我一会儿。他看人总是很认真。

“我生的。我是它的妈妈，我可以生下它。”我为自己证明。我一点也不觉得不懂乐理知识值得脸红。

他笑了，嘴角拉得很开，这让他变得年轻了一些。这是他在我面前第一次笑。但他不应该在我打扫练声房的时候还坐在练声房中央那把破椅子上，这不礼貌。

“你感到脸上疼吗？”我卖力地拖着地板。干活我总是很卖力。

“为什么？”他一边在谱子上记录着什么，心不在焉地应付我。

“女生们看你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脸上有火辣辣的感觉？”我说。

“这么严重？”他抬头吃惊地看我。

“卖萌呗，现在的女生就吃这一套。”我嘲笑他。

“我见识过你这样的。”他收去脸上的笑容，目光扫过我的脸。

“但你还是没有把我撵出合唱团。”我停下来歇口气，叉着腰说，“别看着我，我没打算请你吃哈根达斯。本童鞋没钱。”

“我也没有。我得把钱留着看病，医保不够我折腾的。”他平静地说，然后低下头继续记他的谱子，但很快他又把头抬起来，“我警告你，别做出毁坏音乐的事情。毁灭更不行。”

“说话说明白。”

“你的那把二胡，它一点错都没有，不该做你不良心理的牺牲品。而且，”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你自己知道，你比任何人都爱它，爱音乐。”

“有什么了不起。”我愣了一下，有些心虚。我觉得地拖得不干净，还得再来一遍。

我还是觉得有什么事情不对。他的脸色苍白得吓人。他不是帅哥，他已经很老了，但他也没有必要把自己弄得这么吓人吧。

他蜷缩起身子，捏着笔的那只手捏成拳头。我问他是不是要我去给他找校医。他抬头看了我一眼，问我都听说了一些什么。

关于他的事还能有什么，CCTV青年歌手大赛一等奖，岭南十大青年歌手，这座城市的当红歌手，不就是这些？他的确红过，或者说曾经红过，但我不会告诉他，兰小柯同学像一个脑残追星族，发狂地追踪过他的足迹，收集过他所有的演出曲目。我也不会告诉他，因为他和兰小柯同学一样，也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也有一个抛弃了他的父亲，他是兰小柯同学的榜样。兰小柯同学愿意和他说话，被他注意。

我低着头狠狠地拖地板，紧咬牙关，不再说什么。今天我不想和谁吵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