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国维词学研究的地位及启示

关于王国维词学研究的地位，或主传统词学的终结者，或主现代词学的奠基者。我在拙著《晚清民初词学思想建构》中主张梁启超是传统词学的终结者。此后邓乔彬先生多次谈道：“而他将梁启超的论词思想视做传统词体观的终结，虽作‘体’的限定，而实际上是否定了我将王国维作为传统词学终结与新变的意见，虽说梁之说多在于‘外’，而王说才入于‘内’，但就现代性而言，梁似乎更在王之上，更应具有‘终结与新变’的资格。”⁽⁴⁹⁾这里先交代我对这个问题思考的前提：王、梁两位的词学思想都具有传统词学的终结与新变的特点，但诚如邓先生指出的，当两人比较时，梁氏论词更具有现代性，也即更宜于称为传统词学的终结者。而王国维论词之“新”并非是背离传统词学，而是恰恰在回归词学传统的用心下展开的，因此他不是传统词学的终结者，反而可以说是一种“发扬”，由此方能更深刻地认识王国维词学研究体现的审美现代性的特点。

首先，如何客观认识王国维学术新旧结合的特点，是我们分析现代词学与传统词学关系的前提。“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⁵⁰⁾，以客观事实为准的，用科学方法取舍，这是公认的王国维治学的总体特点。但王国维一生学术趣味始终在变，且呈现出由新趋旧的取向，因此面对王国维学术，当有一个“治学时期”的观念。此为讨论王国维词学的一个前提。那么词学研究时期，他对待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用心如何？1905年正月上旬，他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说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乃是“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岂不大哉”，如“自汉以后……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而“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至“自宋以后以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由此，王国维在反对抱残守缺，“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强调外来学术影响的同时，更突出了中国学术须自强的用心。他不是西化，而是中国化。因此“（外来之思想）即令一时输入，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⁵¹⁾，这才是王国维学术之独立思想以及中国学术庶可有发达之日的基本前提。王国维正是基于这样的心态，由哲学转入文学研究的。因此，与那些抱残守缺者明显不同，他极为注重新思想、新学语的输入。1905年2月下旬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特别从中西“国民之性质各有所特长，其思想所造之处各异”角度指出，我国人特质为实际、通俗，所长在于实践方面，以具体的为满足，而西洋人特质在思辨、科学、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等，于是“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故文学研究当注重吸收西洋人的优点，尤其表现为新思想、新学语的输入。因为“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而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要之，处今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⁵²⁾。

由此我们明白了王国维此时期文学研究的中西结合特点，但他仍然是在中国学术传统自身强大的认同感中实践的，他对西洋新思想、新学语的吸收，如同汉代后中国学术对佛教新思想、新学语的消化一样，既不是西化，也不是简单地超越中西、新旧之外的所谓的学术独立。因此，我们对王国维的有些话就要多一个心眼。《人间词话》发表后的1911年、1914年，王国维各有《国学丛刊》“序”。其第一序提到了著名的“学术三无”说：“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⁵³⁾此时，王国维无论旧学、新学，中学、西学，还是有用、无用之学都做出了一定成就，且在新旧结合、中西融通上也是当时最突出的学者之一，故而有斯言。同时，此说也延续了他治学要探求宇宙之真理的一贯用心，以及始终建立在中国学术传统发展规律的认同心理之上，这也是对当时治学视野出现的“西化”等现象的一种针对性说法。

这是我们理解王国维治学用心时十分关键的前提。于是我们确实看到了王国维在介绍新思想、新学语上的积极努力，且有一点为大多数人所忽视，即王国维其实是中国近现代一个重要的翻译家。通过翻译介绍外来学术，又通过翻译影响自己的学术思想。这是近现代学术大师治学的普遍现象，在王国维学术研究上的表现亦十分突出。有学者曾对此做过专门的缕述和评论，认为尽管王国维在文学方面没有译著，但“从他的文论等论著中，可以看到他对西方的文学史、文艺思想是很熟悉的，他的文论所以成就和影响都大，正是因为贯入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美学理论”，王国维“文学上的精力、功夫全用在独立的创作、研究上，使得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影响超过哲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同时，王国维早期研究康德、叔本华，除了他“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悲观”思想等主观原因外，一个偏向客观的原因即是“王国维治哲学首先受日本学术界影响，而日本学术界流行的就是新康德学派，王国维所译的《哲学概论》等即为新康德派之类的著作，这是王国维攻治哲学重点于康德、叔本华哲学的一个原因”⁽⁵⁴⁾。

王国维的翻译工作几乎贯穿其学术一生，然即便如此，也是建立在他对中国传统学术发展规律的认同心理上。他不是要终结中国学术传统，而是要基于中国学术守正创新的规律而延续其发展。这个心迹突出表现为由新趋旧的运动态势，即由主要介绍西方哲学，经过落实到中国旧文学研究中的中西结合，到专力古史考据的传统治学模式。因此，王国维的文学研究时期，其延续中国学术传统的用心正处于越来越明显、强化的阶段。王国维文学研究大约集中在1902年至1911年这不到十年时期，其中第一组以《<红楼梦>评论》为代表的突出西方哲学、美学的论述视野的著述，呈现以新释旧的显性思致；第二组以《人间词话》为代表的逐渐强化旧文学批评特点的著述，呈现旧中出新的消化思致；第三组以《宋元戏曲考》为代表的强调旧学考据特点的著述，基本延续词学时期的文艺思想，呈现新减旧涨的回归思致。由此可见，王国维词学研究上文化元素的复杂性，以及具有的新旧学者皆乐意阅读的文本特点。尽管复杂，但王国维发展而非终结旧学的治学用心是十分清楚的。这是我们从学术态度上判断王国维词学不是传统词学终结的前提。尽管此时王国维在消化西方学术的程度上增强了，但也正反映了随着对新学认识的透彻，更激起旧学研究的自觉性。王国维凭一己之实践印证了他对中国传统学术于发展中消长的规律的认同。

其次，讨论王国维词学研究尤其是《人间词话》与传统学术特别是传统词学的关系，将有助于证明上述观点。我们基本的思想是，王国维词学研究确实体现词学思想的新变，但更反映出他延续、发展传统词学的用心，而不是终结。应该说，王国维反思并接续传统词学的思致是十分清楚的。王镇坤说：“夫考先生之严屏南宋者，实有其苦心在。词自明代中衰，以至清而复兴。清初朱（竹垞）、厉（樊榭）倡浙派，重清虚骚雅而崇姜、张。嘉庆时张皋文立常州派，以有寄托尊词体而崇碧山。晚清王半塘、朱古微诸老，则又倡学梦窗，推为极则。有清一代，词风盖为南宋所笼罩，卒之学姜、张者流于浮滑，学梦窗者流于晦涩。晚近风气注重声律，反以意境为次要，往往堆垛故实，装点字面，几如铜墙铁壁，密不透风……先生目击其弊，于是倡境界之说以廓清之。《人间词话》乃对症发药之论也。”⁽⁵⁵⁾如《人间词话删稿》说，“固哉，皋文之为词也”，“近人弃周鼎而宝康瓠”等⁽⁵⁶⁾，皆可看出。对此，像人们所熟知的“词话”写作形式，即王国维在文学研究中由现代阐释性论文向古典感悟式著作方式转变；词学研究中一系列话题虽有西方学理依据，但更是传统文学批评固有命题的特点等，此处不再讨论，而只说些大家很少注意的王国维词学研究中承继传统词学惯性的几个问题。

一是王国维的境界探本与清代词学研究中的特标一义现象。清代词学复兴的一个特点就是词学研究的学人化现象，而这个现象在学思上突出表现为承继一本万殊思维模式的特标一义之现象。浙西词派主张清空雅正，张惠言以比兴说词，周济力求“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蒋敦复提出“有厚入无间”，刘熙载以“厚而清”论词，谭献强调“折中柔厚”，陈廷焯期求“沉郁”，王鹏运与况周颐树起“重拙大”词论旗帜……他们都是想探求词体本质之所在，以一本统摄万殊。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国维提出“词以境界为最上”，说境界探本，不能不说是清代词学探本思致的惯性延续。尽管他在中国宇宙大化哲学基础上，充实了西方哲学的“理念”思想、叔本华等人的天才意志及达尔文的进化学说，但基于哲学视野下词学研究的探本思致没有改变。

二是王国维青睐五代北宋词与清代学词门径上的逆归上溯现象。与特标一义相吻合的是清代词家在选择学习对象上的特点，即呈现出由南宋向北宋、五代逆归的整体发展趋势。浙西词派主张学习南宋姜夔、张炎，周济提出“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蒋敦复把周济的意思申说得更为清楚，要“力追南唐北宋诸家”，陈廷焯说作艳词要“植根于温、韦”……至王国维则视五代北宋词为有境界的最典型的代表。清代学词门径的逆归规律，明显体现一种复古情结，是由万殊而一本学思的反映。当然这个复古，一则寻觅中国古代艺术精神。对词体而言，抑或可称为寻觅“他性”的原则。对大多数传统词家而言，是在寻觅传统士大夫的文化情结，即以儒家学说为根基的艺术态度。王国维的境界学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他性”原则，只不过他承继中国古代学术得以发展的吸收消化外来思想的内在规律。二则寻觅传统歌词的本色性质。对词体而言，就是“自性”原则。因此，王国维说“要眇宜修”“以境界为最上”的词体，更倾向于一种本色的歌词。这样大家才易于理解他说的“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为何不喜欢过分突出词语技巧的南宋词，主张“不隔”才有可能有境界，而“隔”就不可能有境界等相关学说。当然，王国维认同的歌词也不是所谓的伶工之词，而是有句有篇，践诺其探索人生真谛之精神的本色歌词。至于清代词家所追寻的词体自性是否合乎历史本然，则是另外一回事情，但逆归的发展趋势告诉我们，他们在试图揭示歌词的本色性。

三是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与清代尊词意识的发展。一部中国传统词学发展史，从一定程度上说就是一部尊词观念的流变史。综观这段历史，尊词观念的一个核心层面就是以诗（含文等，下同）为参照，以雅为旨归。而从尊词思致的逻辑发展走向上，呈现出唐五代两宋时期的“自诗观词，以雅为目”、元明及清前期的“诗词互观，以雅为尚”，及清后期的“自词观诗，以雅为本”的总体特点⁽⁵⁷⁾。至此，晚清词坛尊词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词体固尊，这是对早期以词为小道观念、缺乏独立性的体性特征的一大突破。郑文焯言：“唐五代两宋词人，皆文章尔雅……可征词体固尊，非近世所鄙为淫曲造弄可同日而语也。”⁽⁵⁸⁾况周颐说词：“自有元音，上通雅乐。别黑白而定一尊，亘古今而不敝矣。”⁽⁵⁹⁾这里，“固尊”“定一尊”“亘古今”等词语，充分说明了词体不必附庸诗文而尊，也不必因与诗文同源同理同工而尊，说明词体之尊的讨论至此可以告一段落。而王国维论词几乎不直接讨论“词为小道”的问题，不能不说是这个尊词思致的一个逻辑结果。因为他借助新的文学发展史观，有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理性判断，故而词体之尊的问题是无须过多讨论的。这不是背离清代词学的话题，而是一种深层的延续。对此，我们可以通过检视王国维在对待词与曲态度上的不同，进一步回答这个问题。在他看来，词与戏曲很不一样，《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曾说：“因词之成功，而有志于戏曲，此亦近日之奢愿也。然词之于戏曲，一抒情，一叙事，其性质既异，其难易又殊，又何敢因前者之成功而遽冀后者乎？但予所以有志于戏曲者，又自有故。”这个缘故就是“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⁶⁰⁾，得出这个“不振”的结论既有戏曲的现实状况也有西洋文化的参照。《文学小言》第十四则说：“叙事的文学（谓叙事传、史诗、戏曲等，非指散文也），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格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有人格矣，然他戏曲则殊不称是……以东方古文学之国，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此则后此文学家之责矣。”⁽⁶¹⁾与对待戏曲的态度不同，王国维很少谈论词学不振，想必因为词是抒情文学，而这又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长项；词体以描绘人格为能事，而这也是王国维文学观的精髓所在。

鉴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王国维词学不宜于为传统词学的终结，与此相对的梁启超词学思想却有显豁的反思、超越特点。对此，已有过专论⁽⁶²⁾，故这里不再赘说。总之，通过上述诸多分析，我们对王国维词学研究中的审美现代性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乃是在延续中国学术自身发扬的初衷下的现代性走向。而以此篇作为绪论，用意亦在延续王国维治词求真的用心及其开辟的词学研究的美学视野、现代性路径，进一步探寻唐宋词的艺术特征及其在中国美学史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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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姚淦铭、王燕主编：《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473—474页。

(2)《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471页。

(3)《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473页。

(4)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2页。

(5)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43、44页。

(6)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13—14页。

(7)《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25页。

(8)参见周一平、沈茶英：《中西文化交汇与王国维学术成就》，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45、146页。

(9)《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24、29页。

(10)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129页。

(11)《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155页。

(12)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1629页。

(13)《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25页。

(14)《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145、168页。

(15)此“游词”是不真实、不忠实的词，不是“游戏之事业”的“游戏”的意思。

(16)《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156页。

(17)《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28页。

(18)王国维：《文学小言》第三则，《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25页。

(19)王国维：《人间词话拾遗》，《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184页。

(20)《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27—30页。

(21)《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58页。

(22)《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157—158页。

(23)《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63—64页。

(24)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32页。

(25)《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348页。

(26)《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19页。

(27)《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30页。

(28)他在《人间词话》中引述严羽《沧浪诗话》“盛唐诸公，唯在兴趣”一段后说“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143页），就是说明。

(29)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160页。

(30)王国维：《人间词话》，《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143页。

(31)《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72页。

(32)〔德〕叔本华：《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英译本第1卷，1909年伦敦第七版，第253页。转引自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38页。

(33)《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176页。

(34)王国维：《人间词话》，《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142页。

(35)王国维：《人间词话》，《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155页。

(36)王国维：《人间词话》，《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142页。

(37)《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57页。

(38)《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322—323页。

(39)《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176页。

(40)《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389页。

(41)《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141页。

(42)王国维：《人间词乙稿序》，《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176页。

(43)周锡山编校：《<人间词话>汇编汇校汇评》，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第1页。

(44)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168页。

(45)王国维：《人间词话》，《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155页。

(46)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160页。

(47)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160页。

(48)马正平：《生命的空间：<人间词话>的当代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7页。

(49)邓乔彬：《晚清民初词学思想建构·序》，杨柏岭：《晚清民初词学思想建构》，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亦见邓先生《词学廿论·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50)王国维：《殷虚文字类编·序》，《观堂集林（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97页。

(51)《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36、39页。

(52)《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40—42页。

(53)《王国维文集》第4卷，第365、367—368页。

(54)周一平、沈茶英：《中西文化交汇与王国维学术成就》，第136、25页。

(55)转引自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236—237页。

(56)《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163、165页。

(57)杨柏岭：《词的雅化与尊词观念的演变》，《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58)郑文焯著，孙克强、杨传庆辑校：《大鹤山人词话》，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8页。

(59)况周颐著，屈兴国辑注：《蕙风词话辑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页。

(60)《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474页。

(61)《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28页。

(62)题为《传统词体观的终结——梁启超词学思想评议》，见《词学》十四辑，后收入拙著《晚清民初词学思想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