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氏族公社制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一、氏族社会的形成

随着血缘进一步变为族外婚（或称亚血婚姻），母系氏族就开始形成。族外群婚制，就是一个民族的一群兄弟出嫁给另一个氏族的一群姊妹，夫方必须从妻方住，子女只认识生母而不知道生父，因而氏族成员只能按照母系血缘组成。正如恩格斯所说：“自一切兄弟和姊妹间，甚至母方最远的旁系亲属间的性交关系的禁例一经确立，上述的集团便转化为氏族了”（《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与之相伴随的便是人类自身由“古人”而发展成为“新人”。距今大约四五万年前，我国原始社会历史便开始进入了母系氏族公社制时期，已经发现的柳江人（广西柳江通天岩发现）、峙峪人（山西朔县峙峪村发现）、左镇人（台湾台南发现）、山顶洞人（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山顶洞基地）等“新人”化石，就属于这个历史时期。

以山顶洞人的情况为例，说明生活在这个历史时期的人们，其体质形态基本上与现代人相同：头颅高度逐渐增大，额部日益丰满，眉骨趋向薄平，有明显的中部脊和突出的下颏，脑量为1300—1500毫升，在现代人脑量变异范围之内。他们住的山洞，可容十几人或几十人。洞口处的“上室”，是公共住室，在洞的深处的“下室”，是公共墓地。洞的周围是他们狩猎、捕鱼采集的生活基地。

山顶洞人相当于考古学上旧石器时代的晚期，他们制造工具的技术超越了前人，磨制与钻孔的发明，是崭新的技术成就，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在长82毫米、直径3.3毫米的骨针身上钻出窄小的针眼一事，最能说明当时人们的劳动智慧和技术水平。骨针的制作和应用，表明：人们能“结绳而作网罟，以佃为渔”，渔猎经济有了发展；人们可以把动物皮毛缝制衣着而不再赤身露体，穿衣在当时来说，也是人们对自然界作斗争的一种手段。因此，考古发现当时狡猾的狐狸，凶猛的虎豹，近水中长达一米以上的青鱼和大河、海湾的河蚌、海蚶等陆生和水生动物，都是山顶洞人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可见当时人们渔猎的经验已比较丰富，对自然界作斗争的本领已大大提高，人们活动的领域和生活资料的来源是越来越广阔了。

随着物质生活的增长，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思想意识也有了新的进展。山顶洞人把砾石、兽骨、兽牙、贝壳等作为原料加以磨制、钻孔和串联起来，制作出种类繁多、数量丰富的装饰品，活着时佩戴在头部和胸前装饰自己，死后随着石器工具一并陪葬，表明山顶洞人已有审美和爱美的观念，已经产生了灵魂不灭的原始宗教信仰。山顶洞人对“下室”墓地上死者的安排，正是他们“上室”生者生活的写照。

在山顶洞人早期的氏族公社里，氏族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和生产单位。在实行族外群婚，人们只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的情况下，氏族乃为同一母亲系统下的后代所组成。男子主要从事渔猎，女子主要从事采集，而采集比渔猎在获得生活资料方面显然占有优越的地位，因此，妇女在社会中深受人们的尊重。由于生产是共同的劳动来进行，同样，消费也必须公社内部平均直接分配。男女老少生前共同劳动，死后埋在公共墓地里，都有石器和装饰品随葬，并在死者身上一律撒上赤铁矿粉末，以寄托对于死者的怀念之情，反映了氏族成员之间的平等关系和氏族制下共同遵守的氏族习惯。

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前进，人们在漫长的岁月里，通过集体的劳动，不断地改造着自然，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母系氏族社会逐步走向繁荣阶段；并且，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人类自身而进化为现代人。

二、各地区氏族部落社会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

母系氏族社会形成之后，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过程，距今大约六七千年前达到了它的繁荣阶段。若干的近亲氏族结合为胞族，若干胞族组成为部落，有些部落也开始结成不巩固的部落联盟。氏族或部落间的结合，一般为了适应共同对自然界斗争的需要，以族外群婚作为彼此结合纽带。根据古代传说，黄帝等所谓“五帝”时代，在这母系氏族社会繁荣阶段，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分布着很多的大小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在黄河的中上游主要有姬姓的黄帝部落和姜姓的炎帝部落；而黄帝为有熊氏氏族的领袖，这个部落是由以动物为图腾的熊、罴、貅、、虎等近亲胞族所构成；在今晋、冀、豫交界地区有九黎部落，酋长名蚩尤；今豫南一带有以龙为图腾的风姓太昊氏部落；山东一带有以鸟为图腾的少昊氏部落；江汉流域有三苗部落，江淮河济间还有高阳氏和高辛氏的领袖颛顼、帝喾所领导的部落等等。

由于我国幅员广阔，各地区自然条件不同，各地氏族部落的经济生活和文化不可避免地出现差异，各有其特点。他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创造性地发展了本地区的原始文化。就考古发掘结果来看，各地新石器时代早期属于母系氏族性质和遗址，就具有不同特点的文化体系，如在黄河中游及其支流渭河、汾河、伊水、洛水流域有仰韶文化，以1921年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得名；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湟水流域有马家窑文化以1923年首先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得名；由东北黑龙江经内蒙、宁夏直至新疆广大地区有细石器文化；在今山东西南部及江淮间有早期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下游有早期青莲岗文化；所有各个地区的原始文化，后来通过相互影响，不断融合，为此后我国创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创造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作出了贡献。

居住在长城以北广大北方地区的母系氏族部落，人们使用的是细小的石器工具，采用石髓、玛瑙和燧石等石料制成，磨制石器、骨器和陶器在数量上一般较少，陶器手制，质量粗，器形也较简单。这种文化的特征，考古学者称之为细石器文化。细石器中有较多精致的石镞，说明他们在狩猎中已多使用弓箭。弓箭的发明是当代狩猎工具的一大进步。由于自然条件的原因，一般是经营畜牧或狩猎，少有农业或者决然不知农耕。只是在沿着长城一带，以自然条件较好，且与长城以南经营农业的仰韶文化氏族部落发生直接或间接的交往的原故，农业成为这一带氏族部落社会的主要经济而兼营畜牧和狩猎，如河北赤峰、辽宁锦西以及往西到青海西宁一带的氏族部落的情况就是如此。

黄河流域的氏族部落社会，尽管有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和早期大汶口文化反映了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但总的说来，黄河流域的氏族部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人们的生活面貌大体上是一致的。其特色是原始的锄耕农业为主，同原始的畜牧业与彩色陶器的生产有机地并较为繁荣地结合在一起，使黄河流域成为我国古代文化的摇篮，展现出我国母系氏族社会发展阶段的繁荣面貌。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氏族部落与黄河流域发生了较为密切的交往和相互影响，一般说来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黄河流域落后，以长江下游南北创造的早期青莲岗文化的氏族社会来说，人们主要从事锄耕农业种植水稻，但渔猎经济仍占有相当重要地位；人们居住在湖沼河流纵横的土墩或台地上，村落遗址远没有黄河流域地区的大，由于地理条件的多样，反映在生产发展和村落景观方面富于地区的特色。至于其他广大南方地区原始氏族部落社会，人们适应着地区的特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凭着集体的智慧和劳动，向大自然索取衣食之源，为争取美好的未来，推动祖国历史前进，进行着艰巨而顽强的斗争。

三、黄河流域母系氏族社会的发展与繁荣

历史进入母系氏族社会之后，生产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发明了原始的农业。传说“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教民农作”。（《白虎通·号》）当时人们需要稳定的生活资料来源，原来的狩猎和采集经济是不能保证的。农业的发明，就可以帮助解决狩猎和采集的不足，并提供比较稳定的生活资料。神农发明农业传说就反映了这点。其实，农业是当时妇女们经过长期采集野生植物果实的实践，从中逐步摸索出人工栽培规律而发明的，这是妇女对人类社会的重大贡献。到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阶段，农业已逐渐发展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在人们经济生活中占有首要的地位。妇女承担着主要的劳动并组织领导了全氏族成员从事着原始的农业生产，用作主要的生活资料。比较原始的耕作方法是火耕，用石斧或砍伐器砍倒树木，经暴晒后，用火焚烧成灰，使土质松软而具有一定肥力，然后用尖木棒和小手锄加以播种。后来进一步采用耕……人们已开始有一些剩余生产物的储备⁽¹⁾，这可以从当时人们普遍用粟和稻随葬和以窖穴储藏粮食得到证实。在西安丰坡村仰韶文化氏族居住遗址中就发现有二百多个地窖，早期有四十三个，晚期较多，而且晚期的窖穴容积均较大。115号地窖（底径1.66米，深0.52米）里已经腐朽的谷子就达数斗之多。除谷物种植外，半坡遗址的陶缸里留有白菜或芥菜种子，与古代关于烈山氏“能殖百谷百蔬”（《国语·鲁语上》）的传说相印合，说明当时人们已能种植蔬菜作为副食以丰富人们生活的需要。

在原始农业发展的同时，纺织手工业也有显著进步，妇女们采取野麻纤维，用陶、石纺捻成线，织成服装。西安半坡村和华县泉护村出土陶器上都有麻布印痕，每平方原有经纬各十根左右。相传“伯余之初作衣也，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淮南子·氾论训》），就反映了这种原始纺织业的情况。原始农业的发展，人们获得了比较稳定的生活资料来源，创造了定居生活、社会分工和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的物质条件。伴随着农业的发展，家畜饲养业也逐渐发展起来，家畜的饲养已设有圈栏，人们从很早起驯养狗到这时就养有较多了，少量的牛、羊、鸡开始反映了当时以农业为主的综合经济的特点。但是这时饲养家畜的能力还不够高，例如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中，绝大部分猪都是幼时杀掉的。渔猎是仅次于农业的生产活动，在人们经济生活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已发现有大量骨、角等原料制成的渔猎工具，如带刺鱼钩、鱼叉、网坠、箭头、石矛和石球绊索，表明渔猎生产水平已大大提高，按自然分工的原则，渔猎主要由男子承担，男子是森林的主人。

在农副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们开始过着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建设起许多大小不等的村落。人们“因丘陵掘穴而处”（《墨子·节用》），“筑土构木，以为宫室”（《淮南子·氾论训》）。当时黄河流域每个氏族，已都建有方形或圆形半地穴房屋组成的村落，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都是这种村落典型。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范围约五万平方米，由居住区、陶窑场和墓葬区三个部分组成，估计这是一个约有四五百人口的村落。

居住区周围有一条深、宽各五六米的壕沟，中间有一座一百多平方米的方形大屋，是氏族的公共住宅和公共活动场所，周围有四十六座小屋，多数有十六到二十平方米，是供已婚妇女住，以适应族外婚的需要。墓葬区是氏族公共墓地，排列比较整齐。适应着定居村落生活日益发展的需要，原始的手工业也发展起来，其中尤以陶器的生产，在母系氏族社会繁荣阶段，已经成为最为普遍和最有特色的手工业部门。陶器的制作和原始农业的发明同样久远，是妇女的又一重大发明。陶器最初为手制，这时开始由手制发展为轮制，仰韶文化已出现有用初级陶轮（慢轮）制作的陶器。每个氏族的陶窑坊上常有几座窑集合在一起，例如半坡遗址的陶窑坊上共有六座陶窑，以备各窑之间协作。适应定居生活的日常需要，人们生产的以表里磨光、带有彩绘为特征彩色陶器，种类繁多，风格多样，一些精美陶器在磨光之后，画彩之前，还要加上一层浆，我们称为“陶衣”。“陶衣”往往红色或白色。仰韶文物的彩陶，使用红、黑、白三种矿物质作为颜料，用毛笔画成各种彩色图案。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母系氏族公社制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重大问题要由全体成员参加的氏族会议作出决定。氏族酋长领袖由民主选举产生，社会秩序依靠传统习惯来维持。正如古代神农之世“刑政不用而治”（《商君书·画策》），“神农无制令而民从”（《淮南子·氾论训》）。每个氏族有图腾信仰，认为某种生物和他们有特殊关系而加以崇拜，禁止杀伤，还常以图腾作为他们的族徽或名称。我国古代有些姓就是从图腾崇拜演变而来。例如古代传说神农因生于姜水而姓姜，其实“姜”字从“羊”从“女”，就因崇拜作为图腾而得名。

在这母系氏族社会繁荣阶段，对偶婚是一种不稳定的对偶夫妇关系，它是从群婚向单偶婚（一夫一妻制）过渡的环节。对偶婚的男女分别属于不同血缘的氏族，死后也分别埋葬在本氏族的墓地，婚生子女留在女方氏族，族籍以女系血统计算。

随着氏族人口的增长，以女姓为中心的母系大家族便在氏族内部形成起来。这种母系大家族包括若干对偶家庭所组成，成员间有着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成为一个家庭经济单位。在陕西华县横阵村仰韶文化遗址地上发现长方形大坑中又套以小方坑的埋葬形式，各小葬坑埋葬的人数不等，最多为12具，随葬品的数量和种类差别不大，正是这种母系大家族组成的反映。

综合以上所述，在母系氏族社会繁荣阶段，在氏族社会内部已经产生和正在发生的情况，预示着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男女分工的发展，随着对偶家庭和母系大家族财产的积累以及对偶婚向着一夫一妻制转变，母系氏族社会必将为父系氏族社会所替代。

四、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的父系氏族社会

大约在五千年以前，我国黄河及长江流域的氏族部落，先后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这个转变进程，我们在黄河下游及江淮间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自从母系氏族社会形成之后，按照自然分工的原则，男子从事狩猎活动以及对家畜饲养和照管，女人承担了农业和手制陶器的主要劳动，因而在社会生活中妇女具有突出的作用，享有崇高的地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生产由火耕到耕，和陶器制造由手制到轮制，根据体力和劳动的需要，在男女两性间便逐步完成了新的分工。大汶口文化遗存给这种劳动分工的转变过程提供了具体的说明：在山东泰安早期墓葬中，十一座随葬农业生产工具的为男性七座，女性四座；随葬纺轮的九座中，女性为八座，男性仅一座。晚期随葬农业生产工具共七座墓葬中，男性六座，女性仅一座。在江苏新沂花厅村和山东宁阳堡头的墓葬中，女墓都随葬石纺轮和装饰品而没有农业生产工具，男墓都有农业生产工具和鱼镖而决然没有纺轮。这种随葬工具的变化，反映了男女两性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深刻变化，男子逐步代替了妇女成为社会主要生产部门的劳动者，而妇女则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主要从事纺织缝纫等家内劳动。随着男子在社会生产中居于主要地位，领导和组织集体生产以及掌管公共财产的权力，就从妇女转到男子手中。与此同时，男子凭借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权力，改变婚姻制度，实行男婚女嫁，以一夫一妻制代替了对偶婚，世系的继承也就由女系转变为男系。于是，父权制代替了母权制，父系大家族代替了母系大家族，这样就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制社会。

由于我国各地区自然条件差异，氏族部落风俗习惯的不同，在父系氏族阶段也出现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原始文化。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有龙山文化（以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而得名），距今四千年左右；在黄河上游甘肃、青海地区有齐家文化（以1923年首次发现于甘肃广通齐家坪而得名），距今三千七百年左右；在今山东西南部及江淮间有晚期大汶口文化，分布于太湖周围的浙江、苏南有良渚文化（以1936年首次发现于杭州良渚而得名），距今四千七百年左右。至于分布于河南、湖北之间江汉平原的屈江岭文化（以1955年首次发现于湖北京山屈家岭而得名），距今四千二百年左右，则属于母系氏族公社晚期到父系公社早期。

在父系氏族社会里，由于男子在各个社会生产部门占据了主导地位，大大地推进了社会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呈现了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自然经济的新发展局面。这时制作工具技术有了进步，石器都经磨光；粗糙打制石器几乎绝迹。耕农业有了发展。翻地农具除了石、骨增多以外，还创制了双齿木耒（河南三门峡庙底沟早期龙山文化遗址的一个窠穴中发现双齿木耒的痕迹）。种耕农具在旱地和水田耕作中，已有不同特点。收割工具石镰、蚌镰已较广使用。由于耕作技术的进步，黄河流域粟类谷物和长江流域水稻作物的产量都较前有显著的增长。具体反映为：一、各个氏族居住遗址都发现有大量储存粮食的窖穴和大量稻谷的遗留。说明粮食已有剩余。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已开始用剩余的粮食酿酒，陶器中已有陶鬶、陶盉、陶尊、陶壶、陶杯等各式专用酒器出现。二、人们过着巩固而繁荣的定居村落生活。村落面积和村落分布密度均较过去为大，以龙山文化所反映社会情况为例，村落小的有600平方米，大的可达360 000平方米，相当于今天华北中型村庄的面积；从河南浚县大赉店起至淇门镇五十里的淇河沿岸，就有村落遗址十一处之多，而现在则不过有十五个村庄。

在这个历史时期，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为了保护定居的村落生活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人们普遍开始了治山治水的事业，中原地区黄河洪水泛滥，常常造成严重灾害，长久以来为人们严重关切，因此这时在部落和部落联盟领袖的领导下，就集中全民力量与洪水进行着长期而艰巨的斗争。古代传闻“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孟子·滕文公上、下》），尧命共工指挥治水工作，共工采取“壅防百川，堕高堙庳”，即水来土堰的办法，结果失败。继而崇伯鲧又“称遂共工之过”，而“九载绩用弗成”（《国语·周语下》）。直到舜继尧为部落联盟领袖之后，禹吸取了前人失败的教训，用疏导的方法，“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韩非子·五蠹》），动员了全部落联盟全部的力量，与洪水搏斗了十三年，“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才战胜了自然灾害，变水患为水利。大禹领导人民治水，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因而千载不朽地为人们所传诵，古代诗集（《诗经》）中诗人以诗歌加以称颂，直到春秋年间还有人盛赞大禹治水说：“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左传·昭公二年》刘定公语）

治水事业的成功，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村落生活的繁荣。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以养猪为主的畜牧业有了显著的发展，在各地区父系氏族部落中六畜普遍地成群饲养。基于自然条件的差异，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氏族在饲养的六畜中有黄牛和马，黄河上游齐家文化的氏族饲养羊群较多，长江以南良渚文化的氏族饲养了较多的水牛。三门峡庙底沟龙山文化遗址二十六个废坑中的家畜骨骼，比同地仰韶文化遗址一百六十八个废坑的总和还要多，反映了父系氏族社会畜牧业较母系氏族社会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家畜的增长，为人们提供了较多的畜力、肉类和皮毛，也提供了重要祭品。并且在这发展的基础上开始出现了第一次的社会大分工，即开始出现了畜牧业与农业的分离，出现了氏族或部落间生产的分工，正如古代传闻所说：“尧之治天下也，……其导万民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并开始了在氏族或部落间“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淮南子·齐俗训》）的物物交换。

伴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以男人为主要劳动力的手工业生产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制陶工业是当时手工业的一个重要部门。快轮制陶技术已普遍使用，烧窑技术也有进步，烹煮、饮食用的高足、圆足、三足的陶器，类型很多。殷周时代一些青铜器就是继续这些类型而加以发展的。龙山文化的山东沿海地区，还能烧造胎薄如蛋壳、表里磨光、漆黑发光的黑陶。人们已能适当掌握陶窑的火候，在烧成末期封闭窑顶和窑门，并在窑顶以上徐徐加水，使之渗入窑中，产生浓烟，从而把陶器熏黑，成为漆黑发光的黑陶（参见周仁等：《我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殷周时代制陶工艺的科学总结》，见《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南方良渚文化的氏族，竹编工艺已有较大的发展，吴兴钱山漾的遗址就出土有二百多件竹编器物。同时纺织业也有进步，钱山漾遗址中出土有苎麻织成的平纹细麻布，比过去疏朗的粗麻质量提高了。还值得注意的是，玉、骨、象牙等雕刻工艺品的出现，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址都曾发现成批的玉石、玛瑙的雕刻工艺品，泰安大汶口的晚期遗址中除了出土各种玉器如铲、臂环、指环、笄、坠饰以外，还发现了象牙，雕刻品如象牙梳、象牙琮、象牙筒等，象牙筒用整段象牙制成，有了满身透雕的花纹。有的牙骨雕刻上还镶嵌有绿松石。

到父系氏族社会的最后阶段，人们不仅已用冷锻法对天然金属——红铜加工，而且开始从矿石中提炼出红铜加以热锻和铸造，创造了冶金技术。在甘肃武威皇娘娘台、临夏大河庄和秦魏家等齐家文化遗址中，都曾发现红铜制的小刀、锥、凿等工具及环形、片状的装饰品，都是用冷锻或草范铸造的方法制成的。这在考古学上就进入金石并用时代。

这时手工业生产的全部发展情况表明，在氏族内部已经出现一部分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工匠，手工业展现了从农业分离开来的趋势，开始出现了社会的第二次大分工；并在这分工的发展的过程中，促进了社会生产和剩余产品的增长，促进了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的扩大，促进了私有财产和父系大家族与个体家庭的发展。一句话，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特别是冶金技术的发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说明当时生产工具开始变革，正从石器逐步过渡到金属工具。尽管这时红铜工具还很小很软，不能代替石器的作用，但是随着此后冶铁技术的进步，金属工具时代的来临，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必然会导致奴隶制度的产生和原始公社制的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