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失踪（1）

这发霉臭的大仓库有多少价值，

我倒是喜欢在寂静中站在这里。

——菲力浦·拉金《上教堂》

上

不必苛刻地去考证这场聚会的时间和地点，根据五人此前谈话的内容推断，应该是在文学刊物《早春》宣布停刊之后，也就是说，五人是从另一场聚会转战到这里。前一场聚会是在一间书店、咖啡馆或者圈中大佬的客厅，某人宣告了《早春》的终结，然后与这本刊物有关联的人轮流回顾它的生与死以及它掀起的“孤独者文学运动”。五人分散在几个角落，他们中的两人或三人互相认识，隔着讲演者的唾沫挥手招呼，再由其中一人牵头，逃离那个充满自负、虚假和口臭的环境。他们来到了这所房子，屋顶有阁楼和露台，从装潢来看，房子的主人拥有殷实的家底。五人当中有一对恋人——诗人骆闵和他的女友鲁莉，有一位小说家盛华，有一位杂志编辑常顺，还有一位是蝴蝶出版社创办人马玉。骆闵在整理衣袖，鲁莉低头看表，盛华启开一瓶茴香酒，常顺往杯子里夹冰块，马玉点燃了一支香烟。他们举起了杯子，在常顺的提议下，骆闵即兴创作了一首诗：“一株草，骑在另一株草头上，在没有露水的荒原，祈求一滴雨。一滴雨，坠着另一滴雨，在没有青苔的瓦缝，拴住一束光。一束光，攀着另一束光，在没有风的夜晚，捞水里的月亮。月亮上，猎人饮酒，豺狼作诗，兔子研墨，松鼠挥毫，鹧鸪啥也没干。她说，酒洒了或者墨洒了。”

盛华注意到骆闵趁着朗诵的时候，偷偷把半杯酒洒到了地上，“想想没有酒喝的年代，瑞士男人发现喝下的不是苦艾酒，杀掉了两个亲生儿子，两年后，禁酒令颁布，要到，要到一九一五年，法国人才用茴香油和蒸馏酒配制成，茴香酒，替代能让时间停滞的苦艾酒。”

常顺说：“就像是站在弗拉贡纳尔的画前，他把时间像香肠一样切开，再取出其中一片挂到墙上，你望着这片香肠，望了他妈的两个世纪。”

“操他妈的法国佬。”马玉捻灭了烟，摇晃杯子，弄得冰块吭吭响。

“从这里走回花园街要多久？”鲁莉问。

“半个小时。”常顺说。

骆闵借机转移话题，“上我家吧。”鲁莉冲他翻了个白眼，他又说：“或者就住这儿。”他看向马玉。

假设这所房子属于马玉，从头再整理一下线索，在书店、咖啡馆或者圈中大佬的客厅，马玉是发言者之一，她讲演的内容将为“孤独者文学运动”画上句号，台下至少有半数以上是蝴蝶出版社的作者。五年前，她收到《早春》杂志寄来的样刊，通读后，她告诉编辑，她打算出版这些小说，不管有多大困难。三年前，蝴蝶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早春》上发表的小说，这些书刚摆在书架上，没有人留意到它们，直到其中一位作者因小说的阴郁风格，而被抑郁症患者刺杀，读者才在书店最不引人注目的位置发现了它们——既没有腰封也没有页码的毒药。她将宣布合同失效，这些作者别再向她讨要版税了。她正考虑用什么样的措辞，才能激怒那些狂妄而又卑贱的“孤独者”，最好还能有鸡蛋或者纸团横飞，用反抗终结反抗。常顺从第一排走了过来，他手里拿着发言顺序单，马玉被排在倒数第二个，最后一个是《早春》主编谷岸，谷岸的名字上打了一个括弧。马玉问：“还没找到？”常顺说：“谁知道是什么把戏。”接着，他们分别同盛华、骆闵远远地打了个招呼。常顺刻薄地嘲笑发言者，用公鸭嗓模仿他们的语气，当然，只有马玉能够听到。马玉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你要是溜走，这些家伙可就乱套了。”常顺说：“这场仪式有那么重要吗？他们早办好了签证，一个月后飞到奥斯陆，飞到斯德哥尔摩，飞到纽约，飞到多伦多，像忘记一夜情一样，忘记五年来发生的事。”马玉说：“是呀，有那么重要吗？”她站起来，朝盛华与骆闵打了个响指，走出门，才发现，同行的是五个人。

“不必了，我八点一刻就走。”鲁莉攥着桌布的一角。

“现在该谁发言了？”骆闵问。

常顺拿出顺序单，“轮到马玉了。”

“聋人拜访朋友，友人家的狗见到他就狂吠不止，聋人茫然不觉。进里屋见了主人，作揖之后，他对主人说，府上尊犬，想是昨夜不曾醒来。主人问，何以见得。答曰，见了小弟，只是打哈欠。”马玉说，“我的发言结束，各位好聚好散。”

盛华问：“压轴的是谁？”

常顺说：“谷岸。”

“缺少提琴的交响乐。”骆闵说。

“有人在码头上见过他。”常顺说。

“哪个码头？”盛华问。

“不知道，我们追出去，那傻逼已经穿进了人流。”

“也许是精神病院逃出来的。”骆闵说。

“但他咕哝了一句，‘山上的石头长着嘴嘞’。”常顺说，“谷岸失踪前，跟他妻子说过，他要去找一座会说话的山。”

“可怜的疯子。”马玉说。

“几点了？”鲁莉问骆闵。

骆闵答：“七点。”他又问：“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意象？”

常顺说：“代表与世事隔绝，自言自语？”

“也可能是真有这么座山。”马玉说。

“喝酒吧。”盛华举起杯子，“真是够荒唐的，他们都认为他还坐在那儿，不发出一点声响，连呼吸都藏着，甚至认为压根儿没这人。”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早春》编辑部。”骆闵对常顺说，“二月中旬，也可能是二月底，你们都放假了，他约我下午四点见面，我三点就到了，编辑部没人，门锁着，我坐在楼道等他，一个小时后，我想他该到了，又去瞧了一眼，门开了，靠，我一直在楼道守着呀。我去敲主编室的门，他请我进去，没有寒暄，他说我迟到了，我说，也就迟到几分钟而已。他引我去茶水间，我走在他后面，他是扁平的，就像一只影子站了起来。他沏了一壶茶，然后问我，有没有听过一位名叫沙夫的诗人，他念道，‘你这只黑鞋子，我在里面过了三十年，像一只脚，苍白而可怜，几乎不敢放开来呼吸或打个喷嚏。’”

常顺插嘴说：“普拉斯，早逝的坦白派诗人。”

“嗯，沙夫一定是他胡诌的名字。念完诗，他问我，第一次在《早春》发诗稿是什么时候？我说，两年前了。他说，‘我记得，我记得我还给你打了一通电话。’我说，‘我听到你的声音，说了一句，蒙谁呢？’我和他笑起来，他的支气管像是随时会折断。那时我丢掉了第一份工作——邮递员。理由有些可笑，我撕掉那些无法送达的信件的邮票，抹掉邮戳，再把邮票贴在装有诗稿的信封上，寄到各家杂志社，这个低劣的手段被发现后，邮局要求我补偿邮费，我逃之夭夭了。我还以为，那些诗稿半路被截下来了。”

“邮递员？有趣的职业。”盛华似乎改变了对骆闵的印象。

“我跟谷岸说，我偷看过一个女人的信，她寄信时，总会要求用白尾地鸦邮票而不是更便宜的黄腹角雉，我把她的信从邮包里取出，贴同一张邮票给她回信，用纪伯伦式的情话。持续了半年时间，有一天，上头责问我，为什么一封南宁寄来的信，在邮局存放了一个月都没有送达？我才知道，收信人已经在一周前去世了。我懊悔不已，在那封信里，儿子问父亲病情是否好转，他想回来。我跟女人之间的书信往来就这样断了，后来，我在她家楼下，朝她的房间瞧了一眼，也许她搬家了。”

“女人迟早会想起你这个邮递员。”马玉和盛华碰了一下杯。

“可是，谷岸感兴趣的根本不是那个女人，他关心的是死去的父亲，我知道的并不多。他坐在那里，什么也不说，隔着茶杯看我，好像我在瞒他。我只好瞎编了个谎，儿子仍然给父亲寄信，地址留的是公墓，我带上这些信件，去到那位父亲的墓前，我把这些信件点燃，灰烬撒在墓碑前，直到某天，信封没有燃烧完全，信笺掉了出来，信笺上空无一字，儿子像我一样，把这个行为当成了赎清罪过的祷告。原话怎么说的，我记不太清了，反正就是这意思。倒是谷岸的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他这么说，‘我们只能用肚脐对话。’这是我在《早春》刊发的第一首诗。”

常顺说：“我想起来了，沙夫是杀父的谐音，普拉斯那首诗叫《老爸》。”

盛华说：“沙夫，杀父，有意思。”

“那故事也够矫情的。”马玉说。

“他问我，为什么没回去？我说，我宁愿在这破地方冻死。实际上，那是我在异乡度过的第一个春节，我在电话里跟我妈说，讲演和饭局一个接一个，她都快哭了，还劝慰我，忙一点好，她把电话递给我爸，我俩一句话也没说，真的，在听筒里听着对方的呼吸，然后挂断了电话。谷岸问我，我父亲好大年纪？我说，‘跟你差不多吧。’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解释父权，他讲了个故事，说他跟我一样年轻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姑娘，那个年代，你们可能更清楚，自由恋爱是不允许的，更别提，那个姑娘是富农家庭。他干了件蠢事，在《毛主席语录》里夹了一小页纸，阐述了他对革命的爱和对她的爱同等重要，对，他原话就这么说的，对革命的爱和对她的爱同等重要，然后他就把语录塞进那姑娘的书包，他设想了几种结果，并甘心付出任何代价。几天之后，那姑娘走到他家门口，他父亲正在锯一根木头，他父亲停下活儿，从那姑娘手里接过那本语录，然后就翻出了那页纸，他说，他当时很想冲上去，把那页纸吞进肚里，他父亲继续拉锯子，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之后的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他妈的，什么也没发生，但他却发现，他的书包、他的抽屉，甚至他的枕头，都被他父亲检查过，他就像看到自己的尸体正在被他解剖。他说，他父亲还是痛打他一顿更好。这故事没完，还没完，他说他知道，他父亲也在战战兢兢地保守着一些秘密，比如，比如藏在碗柜顶上的日记。有天，他父亲去镇上了，他就垫着凳子找到了日记，躲在草垛后，他逐字逐句地读了一遍，然后，然后你们猜怎么着，他把日记放到了工宣队办公室的窗台。那天下午，他父亲刚走到村口，就被押了起来，他看到他惊恐的样子，就像，就像一座摇晃的山，我忘记他怎么说的了，反正是一座什么样的山。几场批斗过后，他父亲就被送到了劳教场，‘四人帮’垮台之前，死在了那里，替他父亲收尸的时候，他说他没有掉一滴眼泪，他觉得，那顶多算是一场报复。这故事没完，还没完，他说，他没想到的是，三十年过后，同样的遭遇发生在了他和他女儿身上，他说，他察觉出了他女儿的异样，发现她总是往卫生间跑，他把他的担忧告诉了他老婆，他老婆说，他们女儿已经有两个月没来月经了。然后，有天清早，他打开了他女儿卧室的房门，他女儿还在酣睡，一股臭熏熏的气味扑上来，地板上有一团呕吐的污物，他正要走过去的时候，他女儿突然翻身醒来，他说，他啥也没说，一步步地从房间里退了出去，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什么也没发生过。”

“没看出来，他还是个敏感的父亲。”马玉说。

常顺说：“老爸，我不得不杀死你。可等到你死了，我仍没有时机。”

“这是父系文明的末日，我们终于看到了他们的懦弱，可是，如此一来，反抗就无意义了。”盛华说。

常顺说：“也许他只想做伦理的背叛者。”

鲁莉问：“几点了？”

骆闵端起水，润了润喉，“七点半。”

盛华问常顺：“你刚才说到了一个精神病人。”

常顺说：“我可没说过，他只是咕哝了一句‘山上的石头长着嘴’。”

“我想起谷岸写过的一个小说，或许多少能看出些精神病的前兆。”盛华说，“那天是我去找的他，我把预支的稿费花光了，《哭坟》只写了不到三分之一，我问他，能不能继续资助我去做调查，完成这部小说？他爽快地答应了。然后又递给我一篇他写的小说，写在老式的格子纸上，他说，‘你是小说家，期待你的批评。’”

“那些钱，你拿去勾搭女人了吧。”马玉说。

盛华没搭理她，“他说，这小说其实源自他小时候的一段经历。”

马玉的手不知什么时候被剐了一条口子，她在皮包里找出了创可贴。

“他小时候，有一次跟他哥去捕野味，他们在灌木丛用一根棍子支起箩筐，在里面撒上食物，运气好时，能捉到山猫和野兔，够一家子饱餐一顿了。他们早晨进山布置好陷阱，太阳落山前去收箩筐，那天中午下了雨，哥哥让他独自去瞧一眼，穿过泥泞的山路，他隔着老远就看到箩筐在摇动，但愿是一只山鸡，他想象着一口吞下又肥又腻的鸡腿。慢慢揭开筐口，一只幼鼠钻进了他的裤腿，吓得他满地打滚，他脱下裤子，倒拎着裤腿，不见幼鼠掉出来。打那以后，他的下体长出又粗又黑的阴毛，他怀疑幼鼠就躲在那里。他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这么，就这么停下来问我，听到吱吱的叫声了吗？”

骆闵、马玉都笑出了声，马玉说：“混蛋，下流。”鲁莉害羞地看了看表。

常顺问：“小说写的啥？”

“很奇特，没有标题，他把空白留给读者，或者没想好题目。小说只有两个人物，没有介绍背景，你可以把他们想象成医生、运动员、侦探或者某一种动物，他们的名字也很古怪——两个符号，我就用A和B来替代，姑且称他们为A先生和B先生。A先生与B先生在一条街上相撞，A先生爬起来，撸起袖管，准备揍B先生一顿，可是他没有找到B先生。读者会说，B先生溜了、A先生只是跌了一跤。A先生反驳你，他走着走着，就感到后脑勺也在呼吸，随后他摸了摸胸口，左边和右边各有一颗心脏跳动，更糟糕的是，他称体重时，表盘的数字是平时的两倍。他尝试了一些办法甩开B先生，比如倒立、跳跃、翻跟斗，甚至在后背涂抹胶水，贴到墙上，再用劲扯开身体。这些徒劳的运动使他食量大增，对的，也是平时的两倍，让他头痛的问题又来了，鸡蛋还是面条、盐巴还是酱油？渐渐地，A先生改变了养成多年的习惯，当他发现自己经常说一些陌生的词汇时，他冒了一身冷汗，那些词汇属于另一种语言。读者可以提出一个疑问，究竟谁是载体？你可以把两个符号对调，无穷的循环。但另一个疑问却无法解决，故事的结尾，A先生拿起枪，对准太阳穴扣动了扳机，那么这是一场谋杀还是自杀？A先生杀掉了B先生，还是B先生杀掉了A先生？当然小说成立有一个绝对前提，你得把作者当成上帝，相信他所说的一切。”

常顺高呼：“上帝？卡夫卡是上帝，贡布罗维奇是上帝，阿斯图里亚斯和福克纳只是上帝的使者。”

“这算是精神病的前兆？”骆闵问。

“他失踪之后，我才这么想。”盛华说。

马玉说：“小说有个毛病，作者向读者发起挑战，作者却始终藏在暗处放冷枪。”

盛华说：“我给谷岸回了一封信，开头夸了他一番，小说没有让人反胃的匠气，然后，我告诉他，上帝拿着变量，却要求他的信徒相信它是个常量，‘你不是上帝，而是个独裁者。’”

常顺说：“哈，父亲、独裁者。”

盛华说：“《哭坟》交稿那天，他还跟我说了一段话，‘再伟大的作品也是有漏洞的，因为它是虚构的，就拿《哭坟》来说，五十年后或者一百年后，能触摸到历史的人都死光了，它将成为一段证词，可是读者从中发现了破绽，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借助《哭坟》，他们推翻这一段历史，你会认为他们有错吗？’我不赞成他的话，小说的目的从来不是真实还原，而是找到两个时代的共性，即读者所处的时代和作者所处的时代，如果它有幸是永恒的。他又说，‘人也是这样，我们活在他人的印象之中，当你试图整理关于我的记忆时，你会发现我也是破绽百出，激进还是保守、达观还是忧郁、果决还是优柔寡断，时间再久远些，胖还是瘦、高还是矮、十根指头还是九根半、戴眼镜还是不戴眼镜，你会像推翻一段历史一样，把我也推翻。’靠，结果，A先生和B先生都失踪了。”

鲁莉往骆闵身边靠了靠，头搭在了他的肩上。

盛华交稿那天，马玉也在场，但她全然不记得有过这一番对话，她能回忆起什么呢？谷岸用一支笔在文稿上批了几行字。他是左撇子？右手揣在兜里？常顺进来，谷岸把文稿递给了他。也是左手？右手揣在兜里？谷岸引荐了盛华，这个无聊的家伙竟然说，风韵犹存。为了在场面上挽回主动，她说，桑榆未晚。谷岸笑出了泪，他掏出一张手绢，右手从兜里掏出了一张手绢。马玉想，五根指头还是四根半？

钟表的声音格外突兀。

马玉清了清嗓子，“骆闵知道一九八四年的集体自杀吗？”

常顺说：“他们要是还活着，聚会就不会那么无趣了。”

骆闵说：“我听说过，但从来没弄明白自杀者的诉求。”

常顺说：“谁也弄不明白。”

“是呀，谁弄得明白。”马玉环视了一圈，确认别的人都在看着她后，望着脑袋假装想了想，“是八三年吧，对八三年，我交了一个男友，他编了一本民间诗刊，经常会组织作品交流会，他把我领进了文学之门。那年年底，他和一个婊子好上了，我们断绝了往来。一九八四年，就是集体自杀前两个月，他突然又跟我联系，他说，有人要暗杀他，我那会儿住在大学宿舍，舍友都不在，我们在那里上了床，两人累得都快虚脱了，他搂着我，反常地说，‘我们要个孩子吧。’一九八四年的第一个自杀者是一名大学生，她从教室的窗口一跃而下，没有任何预兆，她的肚子里还有一个未成形的男婴，几天后，游泳馆更衣室又发现一具男尸，经过确认，男尸正是男婴的父亲，死于水银中毒。就在学校拆除游泳馆的时候，一个高数讲师在出租屋里头，服用过量安眠药毙命，他的家属把灵堂摆到了办公楼，家属把他的死归咎于校方长期克扣教员工资。那期间，男友带着我，又回到了作品交流会，借用的是学校的礼堂，气氛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了，礼堂里尽是暴风雨前低飞的燕子。短短一个月，又有三人自杀，当然不再局限于象牙塔内，被人羞辱的工人吊死在脚手架上、被强奸的妓女割开自己的喉咙、粮仓着火的农民喝下一整瓶除草剂。那时候的报纸依然以为，那只是一些孤立偶然事件，记者奔波于各类自杀现场，他们采访死者家属，分析轻生者的痛楚。西蒙书屋的老板把这些报道收集起来，那天，书店打烊后，他没有回家，他把报纸平铺在书店的地板上，盘腿坐在上面，用一根木棍，一下下重击自己的脑袋。他的妻子和女儿第二天来到书店，见到浸染了鲜血的报纸洒满了脑浆，两个女人相互搀扶着，要求警方查明真凶，法医的解剖与现场痕迹排除了他杀嫌疑，母女俩不肯相信这个结果，把死者安葬后，一块儿投了河。”

骆闵问：“是你男朋友组织了那场集体自杀？”

“不知道。我们分手了，在他们自杀前一周，最后一次交流会，他站在台上诵读《末日审判》。”马玉逐句念了出来，声音低沉，似乎一边念，一边在酝酿情绪，“‘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一周过后，这群人就穿上最华丽的衣裳，躺到铁轨上，汽笛声与他们的吟唱混杂在一起……”

马玉哭出来了，且很快泣不成声，盛华递上一叠纸巾，她继续说：“自杀没有停止，一起接着一起，警方从庞杂的案卷中发现，模仿者有一个共同点，在死前说着一种像是用淋巴发音的语言，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邪教，但是始终没人弄懂他们说的什么，警方只是怀疑没有定性。”

常顺说：“也许，我是说也许，像传递纸条一样，用淋巴发音的语言传递死亡。”

“说回谷岸这儿，今年，《早春》被检查过，结束后，他来找我，落寞地说，‘他们闯到杂志社，把资料捆扎在一起，装进麻袋，包括作者的住址。’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我说，‘我的处境也不好。’我们聊了大概有两个小时，离开前，他告诉我，尽管杂志濒临倒闭，仍有不少作者投稿，他轻描淡写地说，‘其中一封很有意思，作者自创了一种语言，用古入声构成基础音，我试着把它们念出来，几乎没有声调的变化，如同……’”她顿了一下，“‘如同地狱的回响。’”

常顺说：“自杀者的语言一半在土里，一半在尘世，只能有一个人掌握这门语言，他用淋巴发音时，他便像造物主一样孤独。”

骆闵说：“渔夫坐在水底，鱼饵抛上岸。”

鲁莉用蚊子般的声音问：“几点了？”

骆闵不耐烦地答：“看你的手腕。”

正好八点一刻，鲁莉该走了，可她一点也不愿离开，她可以住在马玉这儿，或者让骆闵送她到楼下。他们认识了半年，骆闵好几次骗她上床，她害怕，怕见到床单上的处女血，怕一个原本毫不相干的男人看到自己赤身裸体，她的乳房或者右腿内侧有块胎记，她把它遮蔽得很好，但脱掉衣服，它就会露出来，露在一个原本毫不相干的男人眼前。他们也可能刚认识，她从来没有超过九点回家，她家里有一位变态父亲，墙上挂着各类刑具，或者，她是个外地姑娘，住在租来的屋子里，像那位服用安眠药的讲师，她也彻夜彻夜地失眠，她想，送我回去吧，最好你能上去坐坐，听我新编的一支曲子。从这儿到花园街还有半小时的路程啊。

“他似乎在《早春》停刊前就做了决定，离开或者了结生命。”盛华说。

骆闵说：“他所有的经历都在为这一天做准备。”

“经历？更像是虚幻的假象。”马玉的酒喝完了，烟也抽完了，她想拿点什么东西在手上，桌上只有一只花瓶。

常顺说：“难道他的失踪没有任何迹象？捎话的人走后，我们在谷岸的家里有过一次长谈，谷岸的妻子一味地重复，他要去找一座会说话的山。编辑部的其他人无奈地离开，我守在那里，我想，一定还说了些什么，每当我想要打探谷岸的消息时，她就把头偏到一边去。下午五点，谷岸的儿子放学回家，她做饭去了，谷岸的儿子从书包里拿出作业，我问他，‘最后见到你爹是什么时候？’‘他有没有说去了哪里？’‘你几岁了？’这小子对他父亲的失踪漠不关心，只有最后一个问题，他伸出了五根指头，我也只好知趣地离开。第二天，我又去敲他家的门，一个陌生男人开了一条门缝，没等我讲明来意，谷岸的妻子拉开了门，她红着脸，我看出有些不对劲，她解释，那个陌生的男人是谷岸的老战友。谷岸啥时候当过兵？她说出这个话就后悔了，有些慌张。我说，‘我改天再来。’她冲老战友使了个眼色。老战友起身说，‘你们聊，我先告辞。’于是我又坐下来，她还在圆谎，‘谷岸管他叫老战友。’我想，她心里在抱怨我的不礼貌，打搅了他们的生活。我问，‘谷岸失踪多久后，你才发现？’她说，‘一个月，也许不止。’至少有一个月他没有回家。我问，‘你们之间有隔阂？’她说，‘你知道我们还有个女儿，半年前，她怀孕了，未婚先孕，他认为这是极大的耻辱，他叫来医生，给了女儿一针，我们吵了一架。’她拔高了音量说，‘我们二十年的感情就这么完了。’我问，‘他什么时候跟你说起那座会说话的山？’她说，‘我们分居了，他睡主卧，我睡客房，或者反过来，他有着近乎苛刻的作息时间，七点到八点给儿子讲三个故事，八点到十点阅读，十点半准时睡觉。那天，他给儿子讲了什么，我不知道。十一点过后，我听到他房间的门打开了，他在我房间门口徘徊了一会儿，锁芯响了，没有脚步声，我感到他离我越来越近，鼻息贴上了我的脸，就像二十年前，我们在河滩上，他第一次亲吻我的额头。我睁开眼，他跪在我的床前，我们四目相对，我想，我们应该和解，他还是爱我的，静默了一阵，我发现他的脖子上有一条疤，他身体上的记号，我曾经多么熟悉，这条疤越来越长，越来越宽，像一条河。我把头伸过去，无论如何，他也吻不到我的额头。他似乎也发现了我身体的异样，我闭上眼睛，我期望他能为了我们的婚姻原谅那一切。他凑到我的耳边，他说，那是一座会说话的山。’”

盛华问：“打那以后，她就没见过他？”

“他偶尔回家，直到一个月前或者更久之前彻底失踪。”常顺说，“她请我离开，我想把谷岸常用的一支笔给她，她没有收下。在楼下，我见到老战友蹲在台阶上抽烟，我笑着跟他说，可以上去了。阳光明媚，谷岸就是从那儿走出去的。我回到杂志社，正门贴上了封条，编辑部的同事正在取《早春》的牌子，有人哼起了小曲，我想，谷岸留下的最后一样东西也没了。”

骆闵说：“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他妈的，什么也没发生过。”

盛华说：“十根指头还是九根半？你会像推翻一段历史一样，把我也推翻。”

“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马玉说，“扔在火湖里。”

常顺说：“老战友，抬起你的头来，让我再瞧瞧你的模样。”

盛华说：“干杯吧。”

马玉说：“没酒了。”

“想想没有酒喝的年代，瑞士男人发现喝下的不是苦艾酒，杀掉了两个亲生儿子。”常顺大笑。

“杀死儿子！干杯。”五个人齐声说。

杯子碰响后，月光正好穿透乌云，从阁楼的斜顶流下来。他们醉醺醺地告别，并拥抱彼此，像是此生再也不会见面。盛华在墙上摸了半天，没找着灯。鲁莉捅了捅骆闵，“你送我回去吧。”骆闵咕哝了一串酒话。常顺在漆黑的楼道里差点跌了一跤，马玉扶住他，骂他像个瘸子。他们走到门口，大雨倾盆而下。

马玉说：“我们回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