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到了第二还是第三次休息，这是老马主动要求休息的一次，我知道他的烟瘾又犯了。一支烟在他手上很快便抽完，用作烟缸的纸口杯因为放在他那边的脚下，我和他又是面对面而坐，我就把我手里抽了一大半的烟屁股递给他，意思是：“老马，帮我把烟头儿扔到你那边的烟缸里。”谁知老马接过我的烟蒂，看都没看，想都没想，接过来的同时就放到了自己嘴里，一连猛吸几大口，那份贪婪没法儿让人想象他曾经是一位高官，曾经是一位有着“老板”派头的堂堂副市长。在场的摄录人员看了老马的这个动作每个人都来不及反应，每个人都愣在了那里，老马却半点不好意思也没有，他的动作像贫困家庭里的母亲刷锅前用舌头舔去孩子碗边上的剩粥一样自然。我的天呀，这么大的官还捡“烟屁股”，如果不是在看守所，谁会相信，人，到了这一步，怎么会是这样呢？

马向东自由的时候，当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穿着名牌儿、坐着名车，耀武扬威、颐指气使地做着他的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时候，一截儿烟屁股对他是什么？4.5元一包的“红梅”想必他是永远不会动的。想抽烟了，更多的时候都会有早已侍立一旁的人闪身上前麻利地把烟卷递上，温柔地点上火儿，然后毕恭毕敬地退到一边。可是现在，在江苏省条件上乘的看守所里他的很多物质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比如他是回民，习食清真，看守所就给他专门开设回民灶；再比如2001年是他的“本命年”，他的老婆章亚非提出要给他买条红裤衩儿，大过年的，办案人员就上街去给他买“红裤衩儿”。可唯独香烟，按照看守所的规定，被看管人员一律不得吸烟，因此，马向东只有在个别提审或谈话的时候才能有机会向别人要根烟来解解馋，所以他接过我剩下的那半截儿烟屁股才会那么本能地不舍得丢弃，才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高官往日的威风如何在半截儿烟屁股面前被一扫而光。过去他大笔一挥，说给谁批地就批上一块，说给谁减免几百万税费就减免掉几百万、上千万。但是到了看守所，这么个大人物的尊严竟敌不过几块钱一盒的香烟，而且是一盒香烟里的一根儿，一根儿香烟里的一截儿。人啊，有烟瘾的人们啊，千万别犯事让人拿住，千万别以身试法锒铛入狱。不知道这样的话老马在“里面”有没有一遍遍徒劳地对自己问过，反正我看了老马的“可怜相”已经发下铁誓：这辈子，为了不失去抽烟的尊严，我是不会贪污受贿以卵击石触犯什么法律的。

在素有新闻“航母”之称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做记者，我已经养成一种习惯——每逢采访犯罪嫌疑人或罪犯必先反复研究其预审卷宗。“重量级”人物的大卷摞在地上往往要两三尺高。但没有哪一个人的卷宗比马向东的更枯燥无聊，比如“厦门远华走私大案”“汕头惊天税案”所涉及的各路要犯。马向东的卷宗总共68本，当中百分之七八十都是账，一笔笔、一本本地记录着他和妻子章亚非共同受贿的时间、地点、数目。这些账时间长的可以上推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某年某月。我惊奇他们两口子的记忆力怎么会好到这么完整又琐碎的地步。

看着老马的“账本”，问及预审人员为什么要把他的受贿事实弄得这么清楚、这么细，有个大数够判刑的不就完了。其实不问我也知道法院量刑、定罪重证据，犯罪嫌疑人自己承认了贪污受贿有多少多少也不行，也必须一件件地锁定言证、物证。马向东夫妻共同受贿以及转移家财折合人民币总数高达两千多万元，想想这么多的钱，如果要一笔笔地记账那要记掉多少张纸，费掉多少笔墨和时间，可是他们两口子就是有这个耐心。下面是我随便从老马的卷宗中摘出的两笔“回忆”：

某某某，沈阳某大厦总经理。1990年送2000元，1991年送3000元，1992年送5000元，1993年送5000元，1994年送5000元，1995年送2000元，1996年送10000元，1997年送10000元，1998年送20000元。另：1995年章亚非煤气中毒住院该人送10000元，1996年马向东生病送5000元，1996年10月单送10000元，1996年某天又另送17000元，1997年马去党校学习又送10000元。

某某某，沈阳某商城董事长。1991年送1000元，1992年送1000元，1993年送2000元，1994年送2000元，1995年送2000元，1996年送5000元，1997年送10000元，1998年送10000元，1999年送10000元。另：1995年章亚非煤气中毒住院该人送2000元，1996年马向东生病送5000元，1998年5月马向东过生日送一个玉件（不知多少钱）,1998年下半年送10000元（这次是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