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碧
讲述祥符古城老字号布庄“义丰厚”被伤害被遗弃的“风流娘们儿”的“汴味”长篇《人是衣裳马是鞍》书稿，我一口气读完了。作者王少华像一个悲伤的文学猎人，埋伏在这个历史古城的转角处，堵截一个又一个街巷故事里的人，讲述一段又一段祥符老城不为人知的秘密，呈现出惹眼勾心的别样故事，我再一次被这个会讲故事的高手，深深地吸引着。
从他已经出版热卖的十几部长篇小说中，笔者只拜读过其中最为厚重的“长河三部曲”——《寺门》、《门神门神扛大刀》和《宋门》，那种以祥符古城为孕育故事的母体，以近一个世纪历史文化为脐带滋养故事精髓的文学佳作，读之便犹如拾荒者捡到了耀眼的钻石项链，让人读出了那些关于人生际遇、关于家族兴衰、关于同辈命运、关于历史坎坷、关于仕途跌宕、关于生死爱情、关于古物迷踪、关于文化传承的内核，读出了写作者心怀人道主义精神和改良社会病疴的写作愿望——也就是说，身为作家的王少华，用针对历史或现实社会的卑鄙之处，进行再批判的批判现实主义叙述方式，无情地撕开和批评现实社会的“历史诡计”。借由百姓生活的艰辛和精神苦痛，完成充满真情实感，又远非完全伤感的宏大叙事，让读者明晰他的小说主人公们，在这个国家那些荒诞的时代豁口上是怎么冒险、历险和脱险的。借助每一个灵魂附体的主人公——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知识分子、小官吏、小市民百姓、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在承受着漏洞百出的社会变革的挤压和碾轧的无助中，怀揣理想和希望，被动却不失积极地挣扎和挣脱精神枷锁，从那种卑微的生活里发现和导扬值得赞叹的美，以及在万劫不复的磨难中享受有限的陶醉里，完成他“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在社会变革的文化转型中，与社会现实进行西西弗斯式永不言败、也不握手言和的抗争”这一文学主题的写作的。
我始终认为“幸运”从来都不是具有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的高级主题，“不幸”才是。那不幸中闪烁出的人性之光的永恒主题，更是值得深度挖掘而又挖掘不尽的丰富宝藏。《人是衣裳马是鞍》里，岳翠儿和岳曼香母女二人，始终挣扎在无以救赎的被伤害与被遗弃的痛苦涅槃中，命运不幸的诡异轮回，深含着一种写作者对他笔下的女人，“娘们儿活着就像一块布料，能做成啥样的布衫儿，靠的是裁缝的手艺。手艺要是不中，旗袍布料能做成了汗衫”这样一种现世无奈的悲苦同情。王少华在完稿后给我的微信里说：“我写了那么多东西，唯独这篇东西一直在虐我的心。我始终忘不了在去北京的列车上遇见叶子那一幕，小说结尾处写的，可以说是原版复盘……”心中无法忘记，必会沤成作家笔下连缀市井人生的蚀骨文字。于是，反映遭遇大劳累和大苦痛的纷乱时代的艰难里讨生活的《人是衣裳马是鞍》中，不那么讲究生活品位，也谈不上文化教养，忍辱负重的火爆娘们儿岳翠儿、岳曼香、岳叶子，带着一代又一代女人破灭的平凡而又庸常的憧憬，以各自的辛酸、各自的苦痛和各自的残酷命运，最终被社会这个“手艺不中的裁缝”，剪成了散落在祥符古城墙下，几片不为人知的破布头……
不难看出，作家对小说由旗袍、布拉吉到列宁装，从军便服、西装到牛仔裤的结构式，串联起来的人物故事链里，没有非黑即白的人物基调，也没有生杀予夺的复仇，只有扣人心弦的挣扎与求生中，极白与极黑（抑或极善与极恶）之间，不同程度的灰的人性差异。如此，王少华对发生在《人是衣裳马是鞍》里的故事人物的书写笔触，便显得十分克制和冷峻。当然，这种克制和冷峻，也是不失温情和悲悯的。特别是那对不打不成交的冤家：雪染双鬓的胡国杰从美国回来，在酒店遭遇女儿绝情不认从而孤独而返；人到暮年的廖普生心衰卧于病榻，一觉睡去停止了呼吸；一生被坎坷搓揉的岳翠儿，带着她的无助与无奈，孤身住进了敬老院；因失败婚姻被人泼硫酸毁容、生活变得一塌糊涂的岳曼香，自甘堕落地和曾经诱奸她的渣男王汴生贪腥媾和，情急之下习惯抠出被打伤致残的那只假眼珠“去卫生间”；岳叶子不得不带着她对生活的迷茫，踏上了北去的列车……都是没有修饰和渲染的白描叙述。
读毕掩卷回味，可以说，这一切都不是已知的蓄意铺排，而是以充满豪性的想象方式，在冷峻和悲悯地介绍人生况味中，服从于各有命运归宿的渗透性存在，使《人是衣裳马是鞍》成为一座在不同历史标段，为平凡而庸常的女人竖在人生路口的界碑。让读者透过那冷峻的文字如手扶界碑，探望小说主人公找不到方向的偶然，以及特殊历史境遇下偶然与偶然相遇后的必然。那“必然”是无法逃避的，又注定是疼痛难忍的。尤其是岳翠儿、岳曼香母女两代，或因真爱夭折错嫁成婚；或因姿色美貌，分别被苏联专家葛利高里和店员王汴生诱奸敲诈，都生下了既难以与生父相认，又无法摆脱和养父相克的女儿的“影像合成”，让我不由联想到雨果《悲惨世界》里的工厂女工芳汀，由于对青春和爱情的幻觉，将自己的希望和最美好的爱，交给一个连自己都无从知道的人，导致怀了男友的孩子却不能取悦人生的悲惨命运——为了孩子，被恶男一次次要挟、欺骗、勒索钱财，甚至不得不卖掉自己美丽的金色头发和洁白如玉的门牙，最后虽沦为出卖肉体的妓女，伟大的母性灵魂却依然圣洁。“义丰厚”布庄老店员王三儿的亲侄倌儿王汴生，和为了留在祥符城以婚姻为跳板力图出人头地的朱大林，这一对渣男损人不利己的卑鄙与龌龊的“影像合成”，也让我联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里，那位利己主义者瓦尔科夫斯基——不择手段地欺骗和迫害他人，给他人带来不幸和痛苦。他拐骗了涅莉妈妈和吉里美老人的钱财，造成他们在贫困中，一个惨死在地下室，一个暴尸街头，他使尼古拉倾家荡产，又活活地拆散了娜塔莎和阿辽沙的婚姻……不同的价值观在于，王少华没有从被伤害与被遗弃的岳翠儿和岳曼香身上，寻找社会正义的企图，只有借她们的身世驱动进行文化批判的逻辑。这种存在于现实生活和小说世界之间的逻辑，深含着写作者的价值体系。毫无疑问，这不是读过几本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海明威的书，就能够从那复合长句或惜墨如金的短句中模仿到的。它需要小说家驾驭整体叙述的敏锐洞察力、文字表现力和深刻思辨力，当然还要有足够的勇气。这又不得不说到，岳曼香那个看似荒谬扭曲的电动震动棒——王少华不是在小说里简单描写性缺席，而是把一种不关情、不涉爱的表达，也不涉个人尊严，只涉令人无语的精神空虚和肉体寂寞的特殊意识形态，作为显形对象做隐形批判的。
写过长篇电视热播大剧《祥符春秋》《大河儿女》《一代洪商》的王少华，深谙把控戏剧节奏的叙述技法，在小说开篇便以“民国三十六年。头伏，正热。”引出了解放军侦察员廖普生和国民党军官胡国杰两人，与容貌可人、身材诱人的岳翠儿，奇异的婚配与托婚带收遗腹之孤的关系，给读者布下了政权交替的大动荡带来的未解之谜的关口，埋下草蛇灰线的伏笔；同时又不急于把疑团解开，令读者不得不随着它引人入胜的生动情节，于沉浸式体验中欲罢不能。比如，廖普生带着任务佯装乞丐第一次出现在新政权建立前的篇首，和胡国杰一袭洋装从美国归来重现在改革开放后的篇尾，都神秘兮兮地发生在“义丰厚”布庄。比如那“汴味”色彩浓烈的语言风格，自带流量的酣畅而出，也颇有些不可多得的阅读快感。
有人说，人生中有多少欢乐和温暖，就会有多少悲伤和残酷，《人是衣裳马是鞍》里的人生，却是悲伤和残酷大于欢乐和温暖的。我想，如果把胡国杰、廖普生无可选择的命运轨迹，岳翠儿与岳曼香因爱和性而被伤害或遗弃的遭遇，连同葛利高里、王汴生、朱大林、于姗姗们的加害和施暴，让被牵连进去的读者，产生共情的愤怒（而不是仇恨）和悲悯的温情，便是这部《人是衣裳马是鞍》从文学审美和道德评判的深度，于作家冷峻的叙述中透出的暖光了。
是为序。
2020年3月31日 湖左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