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苦痛黑暗

提奥的哥哥要在这儿一直待下去了，他至少要住上3年，去柯罗蒙（Cormon）工作室学习绘画。如果我没搞错的话，去年夏天我和你们说过，他哥哥在这里的生活有多么奇怪。他什么礼貌都不懂，而且待人接物像个傻子一样。提奥真是摊上了个大麻烦。

——安德烈斯·邦格（Andries Bonger）致父母，
巴黎，约1886年4月12日(28)

1886年2月底，文森特·梵高被巴黎充满生机的现代艺术深深吸引，来到巴黎，与做画商的弟弟提奥一起居住。文森特事先一句招呼也没打过，只给提奥的办公室留了个便条，便条是这么开头的：“我突然来找你，你可千万别发火。”(29)梵高在6年前决心投身于艺术时，便开启了这场人生之旅，而迁居到现代艺术的中心，则是这次旅程中必经的一站。(30)

文森特·威廉姆·梵高出生于1853年3月30日，是特奥多鲁斯·梵高牧师（Reverend Theodorus van Gogh）和他的妻子安娜·科妮莉亚·梵高（Anna Cornelia van Gogh）的儿子，出生在他们位于荷兰津德尔特（Zundert）的牧师住所里。这个小婴儿出生的日子，正是一年前同样叫作文森特·威廉姆的男婴一出生便夭折的日子。(31)这两个孩子的名字都与梵高的爷爷同名，以纪念他。(32)梵高父亲应了他父亲的期望而当了牧师，但艺术却是这一家族的专长——梵高的三个叔叔都是艺术品商人。亲戚间的往来非常密切，但和他们的堂兄弟比起来，梵高家的6个孩子都过着相对清贫的日子。梵高牧师感到要做出牺牲，确保让孩子们获得尽可能好的教育，便在1871年带着全家离开老家，搬到另一个村庄，以期过上更好的日子。在津德尔特的生活对全家人来说是平静的、田园式的。很多年后，从第一次精神崩溃中恢复过来的梵高忆起童年故乡时说：“我又一次看到津德尔特的每一个房间、每一条小路、花园里的每一株草木，及周边的种种光景。”(33)

通过亲密无间的亲友圈，孩子们觅到了配偶，找到了工作。这一家子与没有子嗣的“森特叔叔”（Uncle' Cent，梵高语）关系很好，而这位叔叔也很喜欢他的侄子侄女们。他是古皮尔（Goupil＆Cie.）画廊的合伙人，这是巴黎最有声望的国际艺术品经销商。画廊为新兴的中上层阶级服务，专售例如柯罗（Corot）和其他巴比松（Barbizon）画派画家的现代画作。他安排16岁的文森特去海牙分店做学徒，4年后提拔他到伦敦的办公室。同年（1873年），文森特的弟弟提奥也去了古皮尔在布鲁塞尔的分店。这两兄弟尤为亲密，他们都对艺术怀着极大的热情。工作伊始，这两兄弟将来成为一名画商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提奥晋升为富有声望的巴黎一家分店的经理，可此时的文森特却难以适应商界的人际关系和条条框框。

文森特被其同时代的人描述成一个紧张的、暴躁的、易怒的人，他常常成为朋友们的笑柄：“梵高的态度和行为总是让人发笑——他做的、想的、感受到的每件事……当他笑起来时，笑得特别发自肺腑、充满热情，整张脸都神采奕奕。”(34)文森特一贯慷慨，与人为善，满怀忠诚；但他也是个很极端的人。在古皮尔伦敦分店工作时，他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新教福音派的活动中。这种兴趣很快消耗了他所有的工作热情，他在1875年被调到古皮尔在巴黎的办公室，并在1876年4月遭到解雇。文森特这样向提奥解释他的处境：

当一个苹果成熟了，只消一阵微风就能把它从树上吹落；我现在也是这样。我定是做了些在某方面看起来非常错误的事情，所以也没什么好说的……我目前真不知道该做什么。(35)

他回到伦敦，当了校长助理，并开始在周末传道。在圣诞节时，他告诉父母，他想成为牧师，坚称教会是他真正的归宿。然而，文森特的家人劝说他回来，并为他在荷兰找了份书店里的工作。由于文森特没完成学业，新计划意味着他至少要经历长达7年的学习。但是即便如此，也没能令他知难而退。1877年5月，他搬到阿姆斯特丹，开始准备他的神学学习，不过他并没有待上太久。次年夏天，他在比利时开始接受福音布道的训练，但令人沮丧的是，在3个月的培训结束后，他并没有得到一份工作。最后，1879年1月，托家里的福，文森特获得了一份见习牧师的差事。他将以信徒传道师的身份，在比利时波里纳日的矿工中间开始自己的工作。

梵高全心全意投身于这个新世界。他将牧师职业看得非常重，亲自照顾那些患病的、赤贫的教区居民。文森特希望能更好地体验穷人的生活，效仿基督那样的生存方式，他放弃所有不必要的家什和衣物，拒绝睡在床上，每天为布道努力工作数小时。教区长者们被梵高的古怪极端行为惊呆了，他们断定梵高不适合牧师的生活，到7月份就解雇了他，都没满6个月的试用期。

如果说他的职业生涯令人忧心，那他的感情生活就更糟糕了。他有过好几段感情，一段比一段惨痛。不懂得什么是节制的梵高，肆无忌惮地怀着一厢情愿的热情，追求他心仪的对象，完全不顾及自己的感情并没有得到回应，甚至自己不受人欢迎的事实。

1881年，梵高断定自己爱上了刚刚成为寡妇的表姐凯·沃斯（Kee Vos），并向她求婚。近亲结婚显然不合适，况且凯并不爱他，也没想再婚。为了赢得芳心，一天晚上，梵高出现在他姨母姨父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家门前，当时他们还在吃晚饭。他要求见凯，遭到拒绝后，梵高就把手伸进油灯，不肯把手从明火中拿开，央求目瞪口呆的姨母姨父让他见上她一面，哪怕只有手指在火焰上熬得住的那么点儿时间也好。撇开这种乖张行为不说，这件事强化了整个梵高家族对他的印象——文森特不只是古怪，他是疯了。

在梵高还是青少年时，他的精神状态就时常令他父母烦恼，在他们的通信中常常被提起。在他20岁后，全家人都竭尽全力为他寻找生活的出路，但是他的怪异气质变得更加顽固了。他的父亲在1880年给他最喜爱的儿子的信中写道：“文森特还在这里。但是，天啊，除了挣扎外一无所有……啊，提奥，如果能有光照进文森特的苦痛黑暗里就好了。”(36)

在19世纪末期，对精神病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收治精神病患者的私人机构确实存在，但差不多也就是严加看管而已。(37)要是谁生了个精神上有问题的孩子，唯一的选择就是送他去公立精神病院，很少有人能在那里活过几年。1880年，在一系列特别痛苦的事件发生后，梵高牧师夫妻俩打算把27岁的文森特送去比利时的一家机构，但是在文森特的强烈反对下，梵高一家没法，也不忍心强迫他去那里，所以最终没有成行。(38)梵高在次年给提奥的信中回忆起这段时间的经历：“这令我十分伤心难过，但是我拒绝接受一个父亲的这种行为是正确的：诅咒他的儿子（想想去年吧），想把他送去疯人院（我当然全力反抗）。”(39)1888年12月在阿尔勒发生了那戏剧性的一幕之后，安娜·梵高想起8年前对她儿子做过的专业评估，写信给提奥：“那个小脑瓜里好像少了或坏了些什么。可怜的孩子，我想他病了很久了。”(40)种种迹象表明，梵高是有精神问题的。唉，在梵高家族中并不是只有文森特存在这种问题。我们无从知晓他是不是有遗传疾病，但是有些迹象表明，梵高家族有精神疾病的病史，文森特后来向他的医生提到过这一点。(41)梵高牧师夫妻俩所生的6个孩子中，两个自杀，两个死在精神病院，不过提奥被诊断出他的死因是梅毒侵入了大脑。(42)

在他的一生中，梵高都倍加关注那些穷困潦倒、饱受折磨、急需照护的人，他想必认为自己是唯一能够拯救他们的人。1882年1月，他遇到之前做过妓女的西恩·胡妮克（Sien Hoornik），她怀着别的男人的孩子，还比梵高大3岁。(43)7月，她带着新生的宝宝和5岁的女儿一起搬进了梵高家。这是文森特第一次与一个女人共度时光，在一段时间里，他们相处得还算不错。梵高对于这个理想家庭的假象十分满意，西恩也成了他的模特。他们于1883年9月分手，文森特这样向提奥解释他的感受：“从开始与她在一起，要帮她就只有一条路。我之前不能给她钱让她谋生，如果要帮她做些什么，我就必须收留她。在我看来，合适的方式应该是娶了她，带她去德伦特（Drenthe）。但是，我承认，无论是她自己还是周围的环境，都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44)

在19世纪80年代上半叶，当他的父母对他一贯的古怪行为感到绝望时，文森特渐渐与家人疏远了。像很多年轻人一样，他渴望独立生活。但是，如果不倚靠父母或提奥的经济支持，他就无法活下去，所以不得不常常回家。

1884年夏天，他认识了他们家在纽南（Neunen）的隔壁邻居玛高特·贝格曼（Margot Begemann）。7月，玛高特在梵高的母亲摔断腿之后，接替了她的缝纫课，并与文森特谈起了恋爱。双方家庭都强烈反对这段关系，文森特在9月16日向提奥解释道：“她与她家人谈了话，又听到人们说我们的坏话，因此，贝格曼小姐在绝望中服毒了。她变得如此不安才会出此下策，在我看来，她一定是在癫狂中才服的毒。”(45)文森特对她企图自杀的反应是必须娶她，然而他也在同一封信中抱怨，她的家人让他再等两年。

让一家人始料未及的是，1885年3月26日，在文森特32岁生日前4天，梵高牧师过世了。尽管与家人关系紧张，但文森特与家人在悲伤之余还是重归于好。然而这种休战只是暂时的，在与妹妹安娜的一次争吵后，文森特于1885年5月离开家里——这次，一去不回。

梵高在孩提时代就开始学习素描和油画，并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更加严肃地对待作画。在这一时期，他完成了他的第一幅代表作《吃土豆的人》（The Potato Eaters）。这幅油画在艰辛中透着怜悯，体现了对荷兰农民群体的生活和悲惨情景的一种社会批判。他用晦暗的颜色凸显出劳动者聚在一起吃最廉价、最基本的食物，他们的生活是多么艰辛。油画的基调阴暗而悲伤，但主题十分现代，揭示了劳动阶层勉强糊口、维持生计的残酷现实。尽管他对这幅画并不十分满意，但梵高知道他已经取得了某种成就。一年后他在巴黎遇到埃米尔·伯纳德，自豪地向他展示《吃土豆的人》，虽然伯纳德说，他觉得这画“挺吓人的”。(46)

尽管提奥很早就邀请文森特搬来巴黎的公寓一起住，但文森特的突然来访仍旧让他吃了一惊。而这种冲动的行为——把提奥搞得晕头转向——完全是文森特由着性子胡来。那段时间，28岁的提奥在蒙马特大街19号由古皮尔更名为博索德·瓦拉登（Boussod, Valadon et Cie.）的画廊里担任经理。

1886年2月底，心急火燎想要去别处的文森特离开比利时，甚至没有付清欠债。他在1888年6月坦白道：“我难道不是为了来巴黎，才被迫无奈这样做的吗？我虽然那时失去了很多东西，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我别无选择，去别的地方总好过继续消沉下去。”(47)

他开始在艺术家费尔南德·柯罗蒙（Fernand Cormon）的工作室里学习素描和油画，在同学中结交新朋友：埃米尔·伯纳德、澳大利亚艺术家约翰·彼得·拉塞尔（John Peter Russell），以及亨利·德·图卢兹-罗特列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48)然而他在艺术学校也没有待多久：

我在柯罗蒙的工作室待了三四个月，但我并不觉得在那里的学习像我期待的一样有用。当然这大概是我的错吧，不管怎么样，我离开了那儿……自从我开始独立作画，有趣的是，我更能感受到自我……我并非自己选择要成为一个冒险者，而是命运使然，也是自己在故土却有流离失所的感觉使然。(49)

19世纪80年代初，提奥开始从他自己的工资里每月给文森特提供津贴，以补充他们父母所提供的生活费的不足。提奥深爱着他的哥哥，希望帮助他过上他选择的生活，但他也觉得他在道德上有义务帮助文森特，使他成为他应当成为的人——以及艺术家。(50)提奥一丝不苟地记录了开销细目，从他的账本里看得出他极度慷慨：他将他工资的14.5％给了哥哥，资助他的艺术事业。(51)这笔开销在文森特迁居到阿尔勒之后更是急剧增加。

除了文森特自己的艺术家朋友外，提奥这位知名画商也是带领哥哥进入巴黎艺术圈的引路人。文森特与他同时代的人交换过画作。兄弟俩把这种交换视作他们对现代艺术所做的投资；提奥资助文森特作画，出售或交换他的画。一开始运行得很顺利，兄弟俩收集了数量可观的现代画作和日本版画，如今这些画与文森特的画一起，都收藏在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里。

兄弟俩的关系非常亲密。提奥为他长兄所做的不仅是生活上的资助，更是经常性的感情上的支持和维护。如果没有这种资金和情感上的投入，文森特不可能有后来的成就。我们现在能见到梵高的作品，都要归功于他伟大的弟弟提奥［还有后来提奥的遗孀乔安娜·邦格（Johanna Bonger）］为后世保存下了文森特的信件、素描和油画。兄弟两人的关系成为文森特人生中的浓墨重彩：梵高的天才是在提奥慷慨无私的支持下得以缔造的。然而，这不过是糖衣般的表象。兄弟俩在巴黎同居的生活中并非没有争执。两人争吵过，有时甚至吵得很凶。在1887年初，他们的关系达到冰点：

文森特继续着他的学习，凭着天赋作画。但是很遗憾，他的性格使他太难与人相处了，要和他长期友好相处简直不可能。他去年来到这里时就不太平，这是事实，但是我以为我能看到某些进步。但是现在，他又回到了老样子，蛮不讲理。这让我们之间相处得不太愉快，我希望他有所改变。总有一天会好的，但对他来说真是太糟了，因为如果我们能好好合作的话，对我们来说都更好。(52)

在写下这封信之后的几天，提奥开始认真质疑自己为文森特所做的安排，并在写给妹妹威廉明娜的信中谈起此事：

我总是问我自己，我一直帮衬他、几乎由着他的性子来的做法，到底是不是错了。收到你的来信之后，我认真考虑过此事，我感到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只能继续下去……你不应该觉得最让我困扰的是经济方面的事。困扰我的主要是，我们不再那么同情他了。曾经有段时间我是那么爱文森特，他曾是我最好的朋友，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53)

文森特把他的全部人生和事业都一股脑儿塞进了提奥的空间中，把这个公寓变成了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室。他的暴躁脾气和古怪行为使得问题更趋严重。在提奥的遗孀辑录的书信集于1914年首次出版后的数年间，不断有人创作兄弟俩的完美亲情的故事。由于乔安娜在书中省略了某些细节，人们开始对文森特的人生故事加以编撰。

梵高到巴黎的初衷是想师从现代大师，尤其是印象派大师——这群人是当时艺术的先锋。但是当他抵达时，印象派运动已经日薄西山，1886年的展览是它的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印象派以其明亮的色调吸引着中产阶级，它与符合19世纪80年代大众品位的学院派油画背道而驰。然而，年轻的艺术家开始转移阵地，逐渐接受了例如象征派的新思路。这些画家受到日本版画的强烈影响，他们更注重使用纯色，以生机勃勃、不加修饰的方式，为19世纪的市井生活画下新的图景：洗衣女工、妓女和农民，这些主题与文森特·梵高完美契合。

在巴黎时，他尝试为他的作品寻找新出路，在一家叫作铃鼓（Le Tambourin）的餐厅里展示包括《向日葵》在内的画作。(54)文森特与店老板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在1887年他所绘的《阿戈斯蒂娜·塞加托里的肖像》（Portrait of Agostina Segatori）中展现了她坐在一张铃鼓样的桌边的形象。

1887年11—12月，因为鲜有画廊愿意展示现代艺术，梵高在一家叫作小木屋（Le Petit Chalet）的餐厅(55)里组织了一次群展。刚从马提尼克的艺术之旅中回来的保罗·高更是看过这次展览的艺术家之一。这次展览并没有像梵高预想的那么成功，只卖出了两幅画，而文森特想要在首都艺术家同好之间建立起兄弟般情谊的想法似乎也很愚蠢。对梵高来说，在巴黎这个艺术世界里，每个人看起来都蒸蒸日上，而两年过去了，他自己的画却几乎无人问津。在巴黎生活的美梦幻灭，他深感沮丧，渴望离开，在别处重新开始。他在1886年就有过的念头又浮了上来：到法国南部去。

大都市生活也让他身体不适，正如梵高在出发去阿尔勒前几天告诉他兄弟的那样：“有时候我似乎觉得，我的血液多少就要重新流动起来了，最近在巴黎可不是这样，我再也忍受不了了。”(56)有着世故的社交圈子、充斥着无尽噪声的法国首都与梵高的人生追求截然对立。在巴黎的学习教会了他重视对比鲜明的颜色，从他与提奥一起收集的日本版画中，他学会了使用非传统的视角和构图。带着这些可以供他肆意发挥的新理念，他回到了他在荷兰时早期油画的绘画主题：风景画和平凡工作者的肖像。若要找到他所追寻的东西，他就必须离开巴黎。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为什么梵高要去阿尔勒。马赛看起来是个更显而易见的选择。不仅因为梵高尤为钦慕的阿道夫·蒙蒂切利（Adolphe Monticelli）在那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光，它还是驶往日本的轮船的始发港，而日本是梵高一直想去拜访的国度。(57)尽管文森特在信件中提到过想去马赛，但从没有真正成行。或许是那里熙熙攘攘的码头太大、太喧闹了，而这正是梵高避之唯恐不及的。既然文森特钟情阿尔勒的原因仍是个谜，人们便做出种种猜测：他是在追寻著名的南方之光、有个新的绘画主题，还是他只想逃离首都？人们常常把女人列为一个可能的原因，尤其考虑到“Arlésiennes”——阿尔勒姑娘——之美闻名法国。(58)德加（Degas）在年轻时曾在一次油画之旅中来到阿尔勒，图卢兹-罗特列克——柯罗蒙工作室里的一个同学——或许向文森特建议过那里是个相对便宜的地方。(59)虽然文森特早在1886年就想过要搬去一个更温暖的地方，但1888年2月19日他的南下之旅，似乎仍是个突发奇想般的决定。

在他出发的当天，提奥去火车站为他送行。文森特乘坐晚上9点40分的第13号快车，要花上一天一夜才能到普罗旺斯。(60)当火车在巴黎周边的一马平川上呼啸飞驰时，提奥独自一人回到了他们曾一同生活过的勒比克街（rue Lepic）54号公寓。他推开门，点上煤气灯，房间被十几幅鲜活画作里的绚烂色彩充溢着，这是他哥哥在几小时前布置的。文森特的身影，无处不在。(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