盎格鲁-丹麦史与克努特宫廷文学

伯赫费思于997—1002年间写出了他的《圣奥斯瓦尔德传》。之后不到20年，丹麦人统治了英格兰。1016年秋，经过多年的殊死交战，英格兰人最终臣服于年轻的丹麦国王克努特，克努特一直统治着英格兰，直到1035年去世。克努特的统治是英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之间文化与文学交流的独特时期，当时英格兰是北海帝国的一部分，北海帝国之强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他权力的巅峰时期，克努特是英格兰、丹麦、挪威和瑞典部分地区的国王，并且他还可能对苏格兰和爱尔兰有一定统治权。他的王宫设在英格兰，尽管国王本人经常在斯堪的纳维亚，而且一定有来自帝国内外的人经常光顾他的王宫，包括丹麦人、挪威人和冰岛人，还有他的诺曼妻子埃玛以及她的追随者。

克努特极力地展现自己是前几任英格兰国王的继承人。1018年，在牛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协议宣布克努特“在丹麦人和英格兰人之间建立了和平和友谊，结束了他们以前的所有敌意”，英格兰人和丹麦人都同意遵循埃塞尔雷德的父亲——埃德加制定的法律规范。克努特国王的法律，就像他的盎格鲁-撒克逊前辈制定的法律一样，继续用英语颁布，并且在他出国旅行期间，克努特均以国王的名义用英语向他的人民写信。克努特也赢得了英格兰教会的支持，并且他开始以基督教国王典型的形象示人：他向教会提出和解的建议，成为修道院一名慷慨的赞助人以及英格兰圣徒的虔诚信徒。

然而，与此同时，除了与英格兰历史的延续关系，克努特和他的宫廷似乎敏锐地意识到了丹麦对英格兰的入侵与统治的悠久历史。这一点可以从为克努特和他妻子编写的古诺尔斯语和拉丁语文本中明显看出，这些文本以不同的方式庆祝并纪念克努特征服的胜利，并将这些胜利与一个更大的故事——统治英格兰的丹麦王朝联系起来。和许多斯堪的纳维亚国王一样，克努特也是诗歌的慷慨赞助人，吟唱诗人在英格兰访问国王的宫廷时，用古诺尔斯语为其创作诗歌。这些文本（因为它们需要古诺尔斯语的知识）一定主要是针对国王斯堪的纳维亚的支持者，它们揭示了关于克努特宫廷文化的一些迷人之处，令世人了解他的追随者是如何记住他们中的许多人本应参与的征服行动的。正如马修·汤恩德（Matthew Townend）所表明的，克努特对古诺尔斯语诗歌的赞助贯穿了他的整个统治时期，并在11世纪20年代末达到顶峰。汤恩德认为，“随着他在英格兰统治的推进，北欧传说无论如何都没有被丢弃”，并且诗中表现的克努特正是他希望被人视为的样子：“散金的勇士国王，以他的丹麦血统为傲，并且绝不会变为名誉上的英格兰人。”这些诗歌表明，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和文学传说继续受到居住在英格兰的克努特追随者的推崇，但这是一种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的混合文化，它与英语相互作用并采用英语的习惯。研究表明，这些诗歌受到了盎格鲁-撒克逊诗歌风格的影响，它们将克努特描绘成一位基督教皇帝，利用异教神话和基督教虔诚的意象来赞美国王。他的诗人提到他与教会的密切关系以及他在1027年的罗马之旅，这些都说明他帝国的伟大。这些诗很可能在英格兰宫廷中被吟诵，但却用一种大多数讲古英语的人都觉得难以理解的语言和习语来表达；它们展示了这样的克努特——一位伟大的斯堪的纳维亚帝国的统治者、基督教君主以及大获全胜的维京战神。

图9：克努特 （英国图书馆，Royal MS.14 B VI）

吟唱诗人的文集显示，关于征服的叙述在盎格鲁-丹麦宫廷的文学文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在当前还是在遥远的过去，斯堪的纳维亚人入侵英格兰的故事都是由国王的诗人献给他的，并且大概也受到了克努特及其追随者的欢迎。甚至当国王向被征服的英格兰臣民提出和解时，吟唱诗歌也在纪念和庆祝同样的征服。例如，奥塔尔·斯瓦蒂（óttarr svarti）的《克努特诗》（Knútsdrápa）中详细庆祝了克努特对英格兰人的战斗，歌颂了克努特第一次到英格兰的航行，并列举了丹麦人取得胜利的所有地方：林齐、舍斯顿、布伦特福德、伦敦以及诺里奇。他颂扬克努特对英格兰人的胜利，称他们为“埃德加的亲属”——尽管埃德加是国王，克努特和丹麦人同意维护埃德加在位时的法律。克努特及其追随者大概很喜欢听到这些胜利的消息，但对征服的纪念当然也有政治作用。它强调了克努特的权力，并且改写了对他有利的征服故事，将胜利的荣耀归功于国王，淡化了那些可能成为他对手的支持者的作用。

行吟宫廷诗的证据还表明，克努特与他的王室意识到了11世纪的丹麦征服在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英格兰活动的较长历史中的地位，并且他们利用这段历史以达到政治目的。最著名的例子是西格瓦特·索达森（Sigvatr Þórðarson）的《克努特诗》（Knútsdrápa），其中提到了伊瓦尔于866—867年在约克击败了诺森伯里亚的国王埃拉：

而住在约克的伊瓦尔，用一只鹰划开了埃拉的脊背。

在一首旨在赞美克努特的诗中提到伊瓦尔，似乎是想在克努特的征服和伊瓦尔对埃拉的胜利之间画出一条隐含的平行线，暗示这两个丹麦侵略者与英格兰统治者之间的联系。正如罗伯塔·弗兰克（Roberta Frank）所言，这一提法不仅通过将克努特与另一位成功的入侵者比较来美化克努特，而且暗示丹麦在英格兰的统治有历史先例，赋予了克努特统治的合法性，提醒那些听众“克努特是伊瓦尔征服的继承者，就占有英格兰来说，国王只是收回了属于他的东西”。

弗兰克认为，诗人们使用“保护者（skjöldungr）”这个词是为了产生类似的政治共鸣，将克努特与9世纪丹麦对英格兰的征服者联系起来，并且暗示他是传奇英雄悉尔德（Scyld）[2] 的后裔，悉尔德是英格兰与丹麦皇室家族共同的祖先。这个词也是一个与9世纪丹麦入侵有关的术语，包括出现在英格兰北部的资料中：在《圣卡斯伯特史》（History de Sancto Cuthberto）中，入侵诺森伯里亚并在战斗中击败埃拉的丹麦军队被称为“Scaldingi”，这显然是“悉尔德林（Scylding）[3] ”的一种形式。

图10：“刚勇者”埃德蒙 （英国图书馆，Royal MS.14 B VI）

隐喻语将克努特的对手描述为埃德加、埃拉或埃德蒙的后代，将丹麦人的征服说成是一场王朝之间的斗争，这是丹麦人与英格兰人之间一系列长期斗争中最近并且最成功的一次。这一点也因为一个事实而得到强化——克努特的对手，埃塞尔雷德的儿子“刚勇者”埃德蒙，他与几乎象征维京人战胜英格兰的人有着同样的名字，这个人就是东盎格利亚的埃德蒙[4] 。这是一种对盎格鲁-丹麦史完全不同的解释，与我们在当代英格兰的资料中所发现的解释都不同，即维京人自己对统治英格兰权利的看法。

图11：克努特与埃玛在纽敏寺——（《人生书》插图） （英国图书馆，Stowe MS.944，f.6）

提及克努特作为保护者以及曾在英格兰统治的丹麦国王的文献是了解克努特统治时期盎格鲁-丹麦的历史与传说以及它们在由丹麦人统治的英格兰的政治用途的宝贵证据。一些虽不太明确却具有暗示性的证据也可以在《埃玛皇后颂》（Encomium Emmae Reginae）中找到，它是受克努特的妻子埃玛委托，在他们的儿子哈撒克努特短暂的统治期间（1040—1042年）被创作出来的拉丁叙事散文。埃玛是诺曼底公爵的妹妹，在1017年嫁给克努特之前，她是埃塞尔雷德的妻子；她比克努特年长几岁，在任埃塞尔雷德皇后期间积累了英格兰政治的经验，是盎格鲁-丹麦宫廷中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埃玛皇后颂》是佛兰德斯圣伯廷的一位无名修士为她而作，它讲述了丹麦人的征服、克努特的统治以及1035年他去世后的继承危机。作者可能几乎没有与英格兰有过直接接触，他的叙述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埃玛和其他在盎格鲁-丹麦王宫里的受访者告诉他的细节。《埃玛皇后颂》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料，也许它是我们能从丹麦人的角度看到最接近官方对征服的叙述。但它是一部复杂的文本，它提供的信息极具选择性和片面性，尤其是涉及埃玛生活的细节时更是如此。举个例子，它省略了埃玛在嫁给克努特之前就已经嫁给了埃塞尔雷德这一事实，而任何一个当代读者肯定都会发觉这一点。尽管《埃玛皇后颂》讲述了一次成功的征服与丹麦王朝凯旋的故事，但它却是为了应对紧张的政治局势而被创作：1035年克努特死后，哈撒克努特与哈罗德（克努特与其第一任妻子之子）展开了王位之争，埃玛本人几年来也处境艰难。她与埃塞尔雷德的儿子爱德华在诺曼底流亡二十多年后回到英格兰，住在哈撒克努特的王宫里。在那里，爱德华、他母亲以及他同母异父的弟弟之间似乎一直处于令人不安的休战状态。《埃玛皇后颂》显然是为埃玛辩护，使其免受诽谤者的攻击，同时支持哈撒克努特继承英格兰王位的主张。为了实现这些目的，这本书回顾了30年前的丹麦征服，以此作为以哈撒克努特为代表的盎格鲁-丹麦王朝的叙述基础。书中对过去的描述服务于现在的需要。例如，在他们的父亲死后，克努特与他的弟弟哈罗德就分享丹麦统治权的问题上达成协议，文中对此做了很长的叙述。这一叙述提供了关于克努特并不引入注目的弟弟的潜在重要信息，但在这本书编写时，它似乎也是为了提供一种与哈撒克努特和爱德华之间类似的情况。

图12：克努特的两个儿子：“飞毛腿”哈罗德与哈撒克努特

尽管如此，《埃玛皇后颂》给了我们一个独特和重要的视角来看待丹麦征服。它取材于1013年丹麦对英格兰的统治。第一册书描述了克努特和他的父亲斯韦恩是如何着手征服英格兰的，第二册书简述了克努特20年的统治，第三册书讲述了1035年克努特去世后的政治危机，据说这场危机以哈撒克努特的即位结束。因此，这三册书对应于英格兰的三代丹麦统治者，也是埃玛发现自己兴趣之所在的王朝。在对这一时期的叙述中，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吟唱诗，而非当代的英格兰资料。例如，它赞扬了克努特的父亲斯韦恩，他被认为是一位睿智的国王和卓有成效的军事领袖，深受其部下的爱戴。他是一位基督教国王，在他临终前对儿子说了最后一句话中，他“告诫他要关注王国的治理与基督教的热忱践行，感谢上帝将王权交给了他，他是最配得上的人”。我们将会看到，这里对斯韦恩的描述与英格兰征服后的资料截然不同。在后者那里，他被描述成一个异教徒和一无是处的暴君。后来的中世纪英格兰历史学家喜欢描述克努特为他异教父亲的罪行向英格兰人赎罪，但《埃玛皇后颂》中却没有这方面的暗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丹麦征服是需要赎罪的。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有理由多次重温《埃玛皇后颂》，因为它为后来广为人知的关于丹麦征服的传奇故事提供了最早的依据，例如，1016年战争进入白热化时，克努特与“刚勇者”埃德蒙进行了一次决斗的说法。在这里，我们可以关注一个片段，即对1016年10月克努特征服的最后一场战役的叙述。《埃玛皇后颂》对这场战役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该战役发生在埃塞克斯郡的一个地方，资料中称之为阿桑顿（具体位置尚未确定）。在《埃玛皇后颂》中，这场战役出现在第二册的中间直至结束，也就是整部书的中间部分。该战役及其结果占据了五个章节的情节与对话——几乎与克努特20年统治的篇幅一样长。在这一部分的叙述中，克努特本人所扮演的角色相当有限，更突出的是“高个子”托鲁克尔，他在战役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而在英格兰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是“刚勇者”埃德蒙与背叛者埃德里克·斯特里奥纳（Eadric Streona）伯爵。在描述完这场战役的准备工作后，颂词作者说道：

现在（丹麦人）有一面非常奇特的旗帜，虽然我相信这对读者来说可能是不可思议的，但既然它是真的，我就把这件事介绍给大家，让大家了解真实的历史。虽然这面旗帜是用最朴素、最洁白的丝绸织成的，上面没有代表人物的图案，但在战争中总能看到一只渡鸦，好像是被绣在上面。在主人胜利的时候，它张开嘴，拍打翅膀，欢快而镇定地站立着；而当主人被打败时，它便垂下整个身体。参加过第一次战役的托鲁克尔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伙伴们，让我们勇敢地战斗吧，因为没有危险对我们造成威胁：有预言力的旗帜上欢快的渡鸦证明了这一点。”当丹麦人听到这句话时，他们变得更加勇敢了。

这里借鉴了斯堪的纳维亚文学传说中以各种形式出现的一个主题（motif）：预示战役成败的渡鸦旗（raven banner）。在英语资料中，这面旗帜与伊瓦尔和乌比的军队及其兄弟有关，他们后来被认定为朗纳尔·洛德布罗克的儿子。英语文本首次提到渡鸦旗是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878年的条目中，它指的是在德文郡的一场战役中，伊瓦尔的一个不知名的兄弟被杀，一面他们称之为 “渡鸦”的旗帜也在那里被缴获。虽然没有迹象表明此时的旗帜上带有任何传说，但在冰岛、斯堪的纳维亚以及英格兰后来的文献中可以找到与《埃玛皇后颂》类似的描述。12世纪的《圣尼托斯年鉴》对《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提到的878年事件的描述有了进一步的扩展：这面旗帜是由伊瓦尔和乌比的妹妹们编织的，如果军队快要胜利，渡鸦会像一只活鸟一样动起来；如果军队被打败，渡鸦则会垂着头一动不动。因此，克努特的渡鸦旗似乎与西格瓦特在《克努特诗》中提到的伊瓦尔一样，都来自同一个半历史性的传说，并且与《克努特诗》一样，克努特的渡鸦旗可能是为了将克努特的征服置于丹麦战胜英格兰国王漫长的历史背景下。

《埃玛皇后颂》对阿桑顿重要性的认识同样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与奥塔尔的《克努特诗》中体现出来，两本书从不同的角度来纪念这场白热化的战役。对于可能在克努特统治早期就开始写作的编年史家来说，这是一场克努特赢得整个英格兰控制权的战役：《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列举了英格兰最重要的阵亡者的名字，谴责了埃德里克·斯特里奥纳背叛国王与国家怯懦地逃跑，并哀叹英格兰民族所有的领袖在那天都被杀了。当然，对于克努特的诗人来说，这场战役是值得庆祝的伟大胜利。奥塔尔这样歌颂克努特的胜利：

强大的保护者，你在盾牌下完成了一项战斗壮举；血鹤（渡鸦/鹰）在阿桑顿得到了黑色的食物。

根据《埃玛皇后颂》中关于渡鸦旗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奥塔尔还将克努特在阿桑顿的胜利与一只渴望战斗的鸟联系在一起。当然，这可能是传统上“战兽（beasts of battle）”主题的一个直接例子，但选择一种名为“血鹤（blood-crane）”的鸟（可能是渡鸦，尽管隐喻语也可能指的是鹰）不由得让人想起了《埃玛皇后颂》中讲述的故事。这只鸟很好地契合了奥塔尔在同一首诗中对克努特保护者的称呼，可以想象，这是对9世纪征服英格兰的丹麦人的另一种提法，它将这场关键的战役与丹麦过去的胜利联系起来。这表明，丹麦人在英格兰的统治有历史先例，而克努特的征服是在追随过去丹麦伟大国王的脚步；它将11世纪的国王与他几个世纪前传奇般的前辈联系在一起，将他的征服神话化，也许（当然，因为渡鸦是奥丁神的宠物）赋予了它某种神秘的超自然恩惠。

我们不必猜测奥塔尔的诗句与《埃玛皇后颂》的故事之间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这两个文本的受众之间一定有相当大的重叠，对他们来说，这些影射英格兰维京历史的政治反响既富有意义又很重要。这些文本证明，在克努特统治时期，英格兰的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充满活力并且地位极高，同时这种文化也可以在其他类型的证据中找到——不仅是以前与丹麦人居住地有关的地区，而且包括全国各地。

克努特将英格兰的土地分给少数地位显要的丹麦人，这些丹麦人与英格兰家族联姻，形成了一个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的混合精英阶层。虽然他们的人数可能很少，但在某些地区却很有影响力。也许最有趣的例子是戈德温家族（family of Godwine），这位年轻的英格兰人在克努特的领导下迅速发展，成为威塞克斯伯爵。戈德温娶了一位名叫吉莎的丹麦贵族女子，她们一家与国王关系密切（她的哥哥娶了克努特的妹妹）。戈德温和吉莎用克努特父亲斯韦恩和祖父哈罗德的名字命名他们的头两个孩子，这两个名字也是克努特给他的两位儿子的名字，戈德温和吉莎以此来表示他们与克努特的密切关系。克努特死后，戈德温和吉莎家族将继续站在英格兰政治的最前沿，哈罗德·戈德温森（Harold Godwineson）也在1066年短暂地成为英格兰国王，这是盎格鲁-丹麦精英在英格兰最后的光辉时刻。在现代浪漫主义对这一时期的解读中，哈罗德·戈德温森常被偶像化为英格兰抵御诺曼征服的英雄卫士，然而他的地位则归功于他父亲对丹麦征服者克努特的支持，这成了英格兰历史上的一个讽刺。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象征英格兰的代表人物有一个在他的同时代人看来显然是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名字。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探讨一些与这个著名盎格鲁-丹麦王朝有关的斯堪的纳维亚传说，该王朝的家族起源神话在后征服时期影响深远。

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精英阶层的显著身份标志似乎是在北方普遍建立献给圣徒的教堂，它由克努特倡导，尤其是挪威国王圣奥拉夫·哈拉尔逊（St Olaf Haraldson），他在1030去世后被奉为殉道者。克努特与奥拉夫生前是敌人，但他明智地鼓励对这位殉道者的崇拜。在奥拉夫死后的几十年里，英格兰有数个献给圣奥拉夫的教堂，这似乎与强大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有关。埃克塞特、奇切斯特以及萨瑟克，所有与吉莎和戈德温有关的地区都有献给圣奥拉夫的11世纪教堂。诺森伯里亚伯爵西沃德（Siward）是另一个在克努特的手下强大起来并与英格兰家族联姻的丹麦人，他在约克建了一座教堂，并把它献给圣奥拉夫。我们之后将讲述西沃德其人和他的传奇冒险经历。

图13：温彻斯特的雕刻品，可能最初是奥尔特敏斯特教堂带状装饰的一部分，克努特被葬在这里。这件雕刻品可能描绘了伏尔松格传说中的一幕

西沃德与吉莎和戈德温家族（他们在文化上属于斯堪的纳维亚人，但通过利益与家族纽带在英格兰确立牢固地位）很可能是理解并欣赏行吟诗和《埃玛皇后颂》提出的盎格鲁-丹麦历史观的那类人。一个统治英格兰的丹麦王朝，其根源在于9世纪诺森伯里亚维京国王们的胜利。他们对这个伟大王朝传奇历史的了解可能远不止于此。在温彻斯特——古代威塞克斯王国的中心，也就是阿尔弗雷德大帝的埋葬地，有耐人寻味的证据证明克努特及其斯堪的纳维亚追随者的存在，其中包括一个残缺的雕刻，它可能曾是一个更大雕带[5] 的一部分，这个雕带似乎描绘了北欧传说中关于西格蒙德（Sigmund）的一个场景。西格蒙德和他的儿子——“屠龙者”西格德，是日耳曼传说中最伟大的英雄循环的一部分，而日耳曼传说在后来的挪威《伏尔松格萨迦》（Völsunga saga）中保存得最完整。来自温彻斯特的雕刻被解释为展示了被捆绑着西格蒙德即将被狼吃掉的一刻。他把嘴抹上蜂蜜，转移它杀他的注意力。《贝奥武夫》中提到的西格蒙德也被盎格鲁-撒克逊人熟知，但此时的他可能被视为丹麦国王的祖先，因此他也是克努特的祖先之一。

图14：温彻斯特大教堂的一个箱子，可能是克努特遗骸的现藏地（埃尔德吉斯，来自维基共享资源）

在威塞克斯王国的精神中心——温彻斯特找到这位著名的斯堪的纳维亚英雄是克努特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力的显著证明。西格蒙德的雕刻甚至有可能是组成克努特自己陵墓的一部分——这对于一个国王来说无疑十分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