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体创造

艺术最为基本的造型和表现手段就是形（包括立体形体与平面形体）、色（包括黑白和空白）和线。它是空间的（或是平面空间，或是立体空间）、视觉的和静态的。当然，本质上，艺术更是精神性的。

绘画是在具有一定长度和宽度的二度平面空间中展开再现或表现的；雕塑以及建筑艺术则通常是在具有长度、宽度和高度的三度立体空间中获得自己的独特形式的。当然，艺术又绝非与时间无关。绘画的歌唱性、雕塑的音乐感等，就是艺术与时间性相关相联的例证。所以，艺术的特点是相对而言的。

艺术的形体创造使得它在空间上的实体性和持久性显得尤为特殊。以特别讲究团块体量的西方古典雕塑为例，依照米开朗琪罗的说法，一件好的雕像从山上滚下去应该只碎了个鼻子。不仅雕塑有可能较好地存留下来，绘画也大略如此。

谁也不会怀疑，古代世界不乏曼妙无比的音乐。然而，伴随着时间的无情流逝，那迷人的旋律、激越的歌声以及婀娜多姿的舞姿等却已难重现如初了。有时，原作（演奏、表演等）的流失几乎是与时间的流淌恰成正比的。相形之下，古代的美术却历经了岁月的洗礼，直到今天依然是我们为之倾倒的激赏对象。无数的艺术作品虽然遭遇自然的磨损、剥蚀、风化甚至人为的毁损等，但还是魅力依旧，有些还可能因为时间而再添特殊的动人之处。自然，古代的艺术非亲睹是不能领略其整全的美的。1755年，现代的艺术史之父、德国考古学家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终于如愿以偿地到了罗马，看到了渴慕已久的古代艺术，其心灵顿时为之一振。他由衷地感叹道，我被上帝宠坏了！这种如痴若狂的迷醉甚至感动了至为理性的黑格尔，承认温克尔曼是一位“为人的心灵启开一种新的感官的人”。^[1]出诸哲人之口，这无疑是至高无上的褒奖。作为能够眼见为实的艺术，它是人类文化中最为古老和独特的一种产物，其翩翩风采中洋溢着特定时代的文化理想和精神追求。古希腊的雕像和建筑、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乃至后来的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印象主义等的作品均是后人无以企及和重复的艺术峰巅。即使是从纯经济的角度来看作为文化遗产的艺术品，其价值也是让人瞠目结舌的。以美国国家艺术馆为例，倘若它不是建造于20世纪30年代而是70年代的话，那么即使是动用美国联邦政府的所有资金也可能买不下馆内现有的那些绘画和雕塑！梵·高生前极少卖得出作品，如今，他的画的卖价高达八千万美元这样的天价。当然，许多伟大的艺术几乎是无法以金钱来衡量的。

令人叹绝的是，现代的考古发掘源源不断地将古代的艺术瑰宝呈现在世人的面前。譬如，在荷马史诗《奥德赛》里，克里特岛上的克诺索斯城是一个谜一般的地方。1899年3月，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思爵士（Sir Arthur Evans，1851—1941）与同伴一起来到了克里特岛，开始发掘克诺索斯遗址。于是，米诺斯人的壁画、雕像、大型浮雕等一一奇迹般地重现人世。今天，人们在西方艺术史课本上看到的《海豚》《公牛之舞》和《巴黎女郎》等仍会令人对其中的“现代感”好奇无比。在今天，时不时仍有考古发掘方面的令人兴奋的艺术品的发现。总之，艺术由于占有了实体性，获得了一些较诸其他门类的艺术所无以比拟的恒久生命力。这使得其原初的审美力量有可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焕发和延伸。

[1] See Walter Pater, The Renaissance: Studies in Art and Poet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14.

图1-4
库尔贝《奥南的葬礼》（1849—1850），布上油画314×663厘米，巴黎奥赛博物馆

当然，艺术的内在精神力量是通过特殊的形体创造而具现出来的。就现实世界本身而言，它是生生不息、变动不居的。一切事物均存在于空间之中，也在时间中呈现。然而，艺术本质上却不是时间性的，而是依靠静态的形体进行创造。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不擅长描绘社会现实或生活事件的变易过程的；同样道理，它也不善于表达人内心世界的复杂经历和微妙起伏。作为空间性的艺术，艺术往往是把自然界、人类社会的某种特定的瞬间、某一侧面或非具象的情状“定格”下来，因而，仅仅是对人或事物等在其流变过程中的某一顷刻的表达。诸如此类的瞬间、顷刻等本身也是独特感人的，譬如法国写实派的大师库尔贝的名画《奥南的葬礼》就仿佛是随意地截取了现实场景中的一个片断，而法国印象派画家德加更是随意捕捉人物不加摆布的姿态（有时往往迹近“偷窥”到的自然、普通的情状）的高手。天才的马蒂斯偶尔涉足雕塑，出人意表地只将人的背影作为突出的部位，如此等等。但是，在许多经典的艺术作品中，人们可以注意到艺术家对所谓的“孕育最丰富的那一顷刻”的苦心经营。就如莱辛所主张的那样，“绘画描绘物体，通过物体，以暗示的方式，去描绘运动”。正是由于艺术家通过“选择孕育最丰富的那一顷刻”，人们才得以“从这一顷刻可以最好地理解到后一顷刻和前一顷刻”。^[1]换一句话说，与音乐、舞蹈、电影和戏剧等相比，艺术家是在静态的空间造型中去描绘运动的。这不啻是一种对艺术家空间创造的洞察力和想象力的特殊挑战，也是衡量艺术家的才情和艺术作品的品位的独特标准。列奥那多·达·芬奇就曾断言，倘若在一幅画的形象中见不出运动的性质，那么，“它的僵死性就会加倍，由于它是一个虚构的物体，本来就是死的，如果在其中连灵魂的运动和肉体的运动都看不到，它的僵死性就会成倍地增加”^[2]。因此，出手不凡的艺术家就总是会静中求动，以“不动”引发“动”的感觉，从而艺术地越出纯粹静态的羁绊，走向生气盎然的独特境界。在米勒的《晚祷》一画里，艺术家依然选择了他所偏爱的黄昏的暖色调来渲染一对在田野中默然祈祷的年轻夫妇——他们听到了夕阳悠悠传来的钟声，暂时停下了手头的农活，完全沉浸在内心的期望和憧憬中……米勒的万千思绪就如流水般地涌动着，而对画的主题至关重要的时间（夕阳下的黄昏时分）、声音（一种出现后便立即消失的“物质”）和人物的内心世界等这些流动不居的东西，均历历在目，扣人心弦。确实，人们从古希腊无与伦比的人体雕塑上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起伏有致的褶皱中或是巴洛克风格的建筑正面的漩涡装饰中都可以感触到微妙的生命的气息。也就是说，静态和有限定的艺术却表现出更为丰富也更为别致的时空意蕴（静止中的不断运动）。对于接受者来说，这种以静寓动的态势正可充分地调动积极的联想和想象，在空间与时间、静止与动态以及有限和无限的奇妙耦合中领略艺术的美。

无论是“以形写神”还是“以形传神”，艺术的驰骋天地都是极为空阔的。它可以通过逼肖对象而取胜。在西方，就流传着诸如宙克西斯（Zeuxis）画了欺骗了鸟儿的葡萄来和巴哈修斯（Parrhasius）所画的幕布进行竞赛的传说，结果是后者画的欺骗了人的眼睛的幕布赢得了胜利。^[3]文艺复兴时，乔托人像上的蝇竟然让其他艺术家以为是真的苍蝇停着，就挥手驱赶；当代美国的雕塑家汉森（Duane Hanson）的雕塑真实到了让人上前去向雕像问路的地步。自然，艺术也可以是无中生有的，别出心裁地起用某些根本不曾有过的形与体。譬如，在英国天才的现代雕塑家亨利·摩尔的作品里，人体的躯干不再是那种坚固的实体，而常常被戳穿，而且分割为好几块；女性的乳房则可能不是丰满的实体，而是由一个个大洞来表示，等等。至于非具象的艺术就更是异彩纷呈，五花八门了。它们均为人的视觉的审美体验的多样化提供了卓尔不群的对象。

[1] 莱辛：《拉奥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95、182页。

[2] 《达·芬奇论绘画》，人民艺术出版社，1979年，第172页。

[3] 普里尼：《自然史》，第35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