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年)

农历岁首称“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盛大的传统节日。旧时,城乡居民要把一年中最美味的食品、最华丽的服装留待春节享用,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并举行一系列家祭和庆典:贴春联、挂年画、放鞭炮、穿新衣、吃年糕、请宗谱、祭祖先。亲属邻里互相拜望、问好祝福,气氛浓烈,喜气洋洋,是举家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

起源

春节俗称“过年”。据古文献记载,春节起源于原始社会的“腊祭”。古时,人们经过一年的辛劳,在岁尾年初之际,用农产品和猎获物祭祀众神和祖先,以感谢大自然的恩典和祖先的生命传承,渐而形成庆祝岁首之俗。

在远古时代,春节的日期并不一致。夏朝以元月为正月;商朝以腊月为正月;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春节并不相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十月为正月;至西汉汉武帝时,刘彻感到历纪过乱,严重影响生产与国家政令的颁行,于是命邓平、落下闳等创制《太初历》,规定以孟春正月为一岁之首。

纳西族东巴文中“年”的象形字

地球绕太阳一周,历法上叫一年(也称“一回归年”),往复循环,永无止境。农历(旧称“夏历”)纪年兼顾朔、望月和回归年及历月和历年的关系。每年农历十二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半夜子时(12点)过后,春节就算是正式来到了。

关于“年”的称呼,古代各朝代也不尽相同。夏朝叫“岁”,表示新年已至,春天就要来了;商朝叫“祀”,表示四时已尽,是该编事入史册的时候了。“年”的概念从新石器时代初期就开始出现,直到周代才叫“年”。“年”的初义源自农业,占文上有“年”,谷熟为一年。又载,“年”是原始“稔”字初文,有“五谷皆熟为有年”,“五谷大熟为大有年”。所谓“有年”就是好收成,“大有年”就是大丰收。甲骨文中的“年”字是果实丰收的形象;金文中的“年”字也是谷穗成熟的样子。谷禾都是一年一熟,引申为“岁”,“稔”的初文就变成了“年”。可见,“年”的最初概念与人类生产劳动的周期性一致,是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周期性的客观反映。

纳西族东巴文字

据《诗经》记载,每到农历新年,农民喝“春酒”祝“改岁”,尽情欢乐,庆祝一年的丰收。至晋朝,还增添了燃青竹的内容,即燃起堆堆烈火,将竹子放在火中烧,发出噼噼啪啪的爆炸声,使节日气氛更浓。到了清朝,放爆竹,张灯结彩,送旧迎新的活动更加热闹了。关于“过年”,还有一段古老的传说。相传在太古时代,有种凶恶的怪兽,长着血盆大口,凶残无比,人们称之为“年”。已被列为世界文化记忆遗产的纳西族东巴文中,“年”字就是一头猛兽的形象。可见这个传说亦并非空穴来风。每逢腊月三十晚上,它便窜出山林,掠畜噬人。因此人们都要熄灭灯火,避灾躲难。某年,年到了一家门口,恰巧这家人穿着红衣,点了一堆竹子取暖,燃烧的竹子又啪啪地几声爆响,年因怕响、怕红、怕火而吓得掉头逃窜。此后,每逢年末岁首,人们就敲锣打鼓燃放爆竹来驱邪消灾,期望五谷丰登,人畜兴旺,谓之“过年”,并逐渐演化为除夕夜驱走怪兽后,第二天早晨,人们互拜,表示庆贺。同时,用贴红对联来代替穿大红衣服,用点旺火、燃放鞭炮来代替爆竹。现今,人们已不再燃竹子求声响,但“爆竹”这个名称却保留了下来。从远古至清朝灭亡,春节首日一直称“元旦”。“元”者始也,“旦”者晨也,“元旦”即一年的第一个早晨。殷商时,以月圆缺一次为一月,初一为朔,十五为望。每年的开始从正月朔日子夜算起,叫“元旦”或“元日”。到了汉武帝时,由于“观象授时”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太初历》确定了孟春为岁首。此后,农历年的习俗就一直流传下来。“春节”的命名始于1913年。因西历1月1日称“元旦”,中国农历一月一日亦称“元旦”,易造成混乱,故当时任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先生向袁世凯提出一个《定四时节假呈》,提出“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凡我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自此以后,农历“元旦”便改称“春节”。

过年燃放爆竹

春节期间的习俗很多,从腊月下旬至正月下旬,春节的气氛可延续一个多月,其间要进行一系列的祭祀和喜庆活动。

“过年”的主要内容大体可归结如下几项:

1.祭灶神

俗信灶王爷负责管理各家的灶火,是一家的保护神,民间几乎每家都供奉灶王爷。据说每年腊月二十三日,灶王爷都要升天向玉皇大帝汇报此家人的善行或恶行,玉皇大帝再据此确定这一家人来年的吉凶祸福。故在灶王爷升天之时,民间都要“送灶”。送灶仪式在黄昏时候举行。谚语云:“男不拜月,女不祭灶。”《帝京景物略》云:“灶,老妇之祭,今男子祭,禁不令妇见之。祀余糖果,禁幼女不得令啖。”祭灶人到灶房,恭恭敬敬地上香,摆上糖果祭品,用饴糖供奉灶王爷,据说这样能让灶王爷嘴甜点,多说说这家人的好话。然后,人们将灶王爷画像揭下,放入灶中烧掉,灶王爷便随烟灰一起升天了。在这一天,大连城乡居民有吃糖瓜之俗,源于祭灶。除夕的时候,各家还要接灶,把送走的灶王爷再接回来,即再请一幅灶王爷画像重新贴在原先的灶神位上,配上一副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横批是“一家之主”。画像前供果品焚香。祭灶神仪式实际上就拉开了春节的帷幕,家家户户开始“备年”,即做好过年的各项准备。城乡传唱了几百年的歌谣把备年活动做了简洁的总结:“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割刀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来走油(炸丸子),三十晚上熬一宿。”

上述活动称之为“备年货”,这一周时间是城乡居民最愉快的时光。人们习惯于将一年中最美味的食品积攒起来留作这几天享用。在人们潜意识里,是希望将这一年里丰收的喜悦和辛勤劳作的成果与请回家中过年的已逝宗亲的灵魂共享,这就是人们春节期间享用美食的文化内涵。古人认为,人身上有三魂六魄,魂是阳气,构成人的思维才智;魄是粗糙重浊的阴气,构成人们的感觉形体。人死魂归于天,精神与魄脱离,形体骨肉则归于地下。所以人们相信在春节之际,经过邀请(请神),逝去至亲的灵魂仍可原路返还家中,与家人共度佳节,这样一来,进献美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备年货都要在小年与除夕之间完成。昔时农村每逢小年过后,年味便浓了起来,家家户户热气腾腾,村村屯屯飘香四溢,一派祥和的景象。

灶王爷像

春节食品的选择多源于原始宗教崇拜。家人享用之前,必先烹饪出几道佳肴给宗亲的灵牌位供奉上,称为“上供”,然后家人才可慢慢享用。年糕、豆腐、鱼、鸡和蒸馒头等则寓意生活节节高、福祉、富裕、吉祥、蒸蒸日上。

2.去尘秽,净庭户,扫尘祈新

“腊月二十四,弹尘扫房子。”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进行一次大扫除,清洗家具,拆洗被褥。民谚云:“二十四扫房屋,二十七、二十八贴花花。”从腊月二十四开始,农家还要仔细扫除天花板及四壁的灰尘,干干净净迎接新春。至现代,春节大扫除已变为象征性的卫生行为。因为平日城乡居民都注意保持环境卫生,灰尘并不是留在腊月才一次性扫除。扫尘的习俗,由来已久。“帚”字在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即有。陕西出土的商周时期铜器上,就有“子持帚作洒扫形”的铭文。可见,人们在几千年以前就用扫帚扫除了。《礼记》中,有“凡内外,鸡初鸣……洒扫室堂及庭”的记事,说明人们在很早以前就知道污秽、尘沫与传播疾病有关。周书《秘奥造宅经》中就有“沟渠通浚,屋宇洁净,无秽气,不生瘟疫”的记载。早在尧舜时代,我国即有“扫年”(古代把春节大扫除称为“扫年”)习俗,是由古代驱除病疫的一种宗教仪式演变而来的。《吕览注》称:“岁除日,击鼓驱疠疫鬼,谓之逐除。”后来,逐渐演变为年终的卫生大扫除了。至唐宋,“扫年”之风盛行。宋朝人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十二月尽,俗云‘月穷岁尽之日’,谓之‘除夜’。士庶家不论大小家,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以祈新岁之安。”大连地区扫尘之风俗十分风行,反映了城乡居民爱清洁、讲卫生的传统。

窗花

3.贴窗花与贴年画、福字

旧时,大连城乡居民有春节剪窗花的习俗,北部山区尤盛。窗花并非一定贴在窗户上,还可贴在墙壁上作为装饰。它是用彩纸剪(刻)成的装饰性艺术小品。旧时农村居民窗户多是木棂结构,以纸糊在外侧,每逢新春佳节,家家户户用彩色纸剪成各种花草、动物或人物故事的窗花、挂笺,贴在窗户、门上,从而增添喜庆和欢乐的节日气氛。剪纸在农村还被普遍地用作鞋花、枕花,孩子的帽花、肚兜花,大人的袖花、围裙花等花样。剪纸还用作刺绣、陶瓷、印染、雕花、皮影等装饰的底样。近年来,居民住房发生了巨大变化,贴窗花之俗淡化,尤其是城市,剪纸多是从市场上买各式各样的挂贴贴在门上或窗上。关于贴窗花之俗,古代即有“门窗贴红纸葫芦,逢节过岁收瘟疫”的说法。“喜”字的原形民间解释为“葫芦”,葫芦多籽,两个葫芦并在一起便成“双喜”,故窗花多剪成双“喜”字。“喜”字的处理上有斑马虎头、石榴桃花、蝴蝶瓜藤、龙凤蝙蝠等,其画面精致巧妙,充满和平吉祥。改革开放以后,文化部门和文化工作者不断挖掘民间剪纸艺术,大连地区的民间窗花剪贴艺术逐渐形成地区间、城乡间的不同风格,深受群众欢迎。

年画是大连城乡居民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尤在楼房尚未成为民宅主流的年代,新春佳节,家家户户在居室墙上贴年画,已成为春节的一种模式。

年画是伴随着我国农历春节送旧迎新活动而产生的,据传,早在尧舜时期年画就出现了,最早的年画称作“门神”。南朝梁宗懔所著《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一日,绘二神贴门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至唐代,便由将军秦叔宝、尉迟敬德代替传说中的神荼、郁垒。据《三教搜神大全》称:“户神,唐秦叔宝、尉迟敬德二将军也。”用意是消灾纳福,镇妖僻邪。据说,年画就是由门神演变而来的。明朝吴承恩著《西游记》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唐太宗得了病,夜里做梦听见鬼叫,无法安寝。第二天,太宗便把此事告诉了诸位大臣。大将秦叔宝向太宗请求说,自己愿同尉迟敬德全副披挂,持锏仗剑,把守宫门。太宗应允了他。这一夜,唐太宗果然睡得很好。唐太宗为了以后睡觉都能安宁,又不忍心叫两位老将夜夜守在宫门,便命画工画了秦、尉二人的像,悬挂在宫门两旁。久而久之,上行下效,两人就成了“门神”。从古代直到解放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村居民家家贴门神。门神用木刻版彩印,多是贴在居家正门的门板上。门神要张贴较长时间,一般到雨季来临后方除去,有的甚至贴到下一个年度,以新门神覆盖旧门神。

门神

清代年画《市街图》

解放后,新年画在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除传统的历史故事外,多以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劳动生产、建设四化等为题材,反映现实生活,出现许多农民画风格的年画。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年画印刷越来越精致,形式多种多样,题材广泛,风格不一。其形式有中条、屏条、挂笺、斗方、窗顶、灶画、喜幅等数十种;其题材有山水花鸟、戏曲人物、民间传说等,画面精美,风格各异。解放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大连地区年画多数是天津杨柳青年画,也有山东潍坊的杨家埠年画和苏州的桃花坞年画。此外,还有四川绵竹、广西柳州等地的年画。20世纪80年代后,贴年画之习淡化,年画渐而被印制精美、实用的人物和风景挂历取代。

春节到来,城乡居民除贴春联外,都要在门窗上贴大大小小的“福”字。“福”字图案各异,有寿星、寿桃或是鲤鱼跳龙门,也有五谷丰登、龙凤呈祥等,五彩缤纷,数不胜数。有的家庭把大红纸裁成方块,或剪“福”字,或写“福”字。民间还有把“福”字贴倒的习俗,为的是讨人家说句“福到了”的吉利话。

清代年画《下棋》

现代年画《丰衣足食》

4.贴春联

大连地区在年三十的中午时分贴春联,无论城乡无不如此。春联对仗工整、字句简洁精巧,多是描写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我国独创的一种富有民族文学色彩的风俗。春联,又称“对联”“门对”“对子”“趣对”,它起源于古人的“桃符”和“门帖”。五代时期,后蜀皇帝孟昶,特别喜欢桃符,常在桃木条上题写联语。某次,他命翰林学士辛寅逊题写桃符时,觉得辛的词句欠佳,便亲自写了一副联语:“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便是我国最早的一副真正意义上的春联。因当时春联写在桃木板上,被称为“桃符对句”。尽管这位不问国事、花天酒地的后蜀皇帝在写完这副对联的第二年,他的政权便被北宋灭亡了,但却因这副对联而留名后世。至宋代,春节贴春联已成民间习俗。不仅春节贴,平时逢吉日喜事都在门上、建筑物的正门立柱上张贴,故又称“楹联”。苏东坡访王文甫时即书赠楹联一副:“门大要容千骑人,堂深不觉百男欢。”正式命名为春联,即用红纸写春联,乃始于明太祖。据说,明太祖朱元璋十分喜欢春联,他传旨除夕时门上须加春联,还经常向大臣们赐贴春联,并微服出巡,到民间观赏春联。陈云瞻《簪云楼杂话》记:“帝都金陵,除夕前忽传旨,公卿士庶之家,门口须加春联一副,帝(明太祖)微行出观。”帝王的提倡,使贴春联之风日盛。此后,贴春联便作为一种习俗,流传至今。

旧时,市场上没有现成的春联,都是自家购买红纸请村里有文化、懂书法的先生书写。春联内容多是现成联对内容,也有的自编、自写、自贴、自赏。贴春联内容、位置及尺寸均有区别。一般大门春联较宽长,字号较大,屋内门及窗的春联相对窄短些。横批下一般贴上彩纸剪刻成各种吉祥图案的挂贴,五颜六色随风摆动,与鲜红的春联互为映衬,煞是好看。挂贴一般贴单数。春联内容,门窗上多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人间福满门”之类的吉祥祝福语句。宗谱上方一般贴“俎豆千秋”。此外,卧室墙上贴“抬头见喜”,大门口的树上或壁上贴“出门见喜”“四季平安”,粮囤上贴“粮谷满囤”,灶王爷神位两旁贴“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如家中养车、养船,还要在车、船上贴“车行万里”“顺风万里”等联。畜舍一般贴“六畜兴旺”“肥猪满圈”“骡马成群”“鸡鸭满圈”等联。春联横批多是“吉星高照”“万象更新”“山河似锦”“百业兴隆”等四字句。另外,在合作化、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时期,每逢春节,生产队的办公室、粮仓、畜舍也都张贴春联。其间,机关单位或学校还为敬老院、荣誉院、军烈属送春联,以体现党和政府的关怀,使节日气氛无处不在。

贴春联

近现代,许多名人遗有脍炙人口的对联传世。以查禁鸦片名世的林则徐曾撰两副对联,其一是“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其二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抒发了他的远大志向和不畏强敌的胆识。周恩来读中学时曾撰一联:“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表达了他希望与忧国忧民之士交友共事,到书本之外的社会实践中学习的愿望。陶行知撰联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小疑必问大事必闻才算学生”,表达了这位教育家“行是知之始”的教育理念。

春联有上联与下联之分,一般最后一个字是仄音的为上联,最后一个字是平音的为下联。上联贴左侧还是右侧,要根据横批是由左至右写还是自右向左写来定,横批首字的一侧为上联位置。

过年的核心内容和时段——除夕

除夕是农历传统年的最后一天,无论士农工商,对岁末这一天都充满着既留恋又期盼的复杂情感。逝去的光阴一去不返,成功也好,失败也罢,都已成为历史,当又一个黎明托起太阳的时候,新的一年便随之开始了。在这周而复始的循环中,人们一年年长大,又一年年衰老,“年”其实就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的一个个里程碑。带着这种既喜又忧的情愫,人们总是憧憬一元复始的时候,能够万象更新。因此,传统民俗文化的各种形式在除夕得到了集中的展现,除夕就像是一杯香醇的米酒,留给人们一年中绵长的回味。

“除夕”中“除”的本义是“去”,引申为“易”,即交替;“夕”的本义是“日暮”,引申为夜晚。除夕即旧岁与新年交替的夜晚。除夕之俗源于先秦时期的“逐除”。据《吕氏春秋·季冬纪》记载,古人在新一年前夜,击鼓驱逐“疫疠之鬼”,是为除夕的由来。西晋周处著的《风土记》最早提及“除夕”的名称。除夕在古代还有除傩、除夜、逐除、岁除、大除、大尽等雅称。由于除夕独特的时令和丰富的节日文化内涵,一直受到官民的重视,两千年来盛传而不衰,至今仍然是中华民族最盛大的节日。

大门春联与挂贴

除夕一大早,家家户户就开始忙碌起来了。首先是扫尘。尽管在腊月二十四已经扫过尘土,但除夕的清理卫生是为过年做铺垫。旧俗在过年的三天里,家中不再扫地,以避免把“财运”扫走。故在除夕一大早,人们便将室内和院落清扫干净,将垃圾扔掉,以示辞旧迎新。过年期间燃放爆竹的纸屑则不再清理,寓意新年财源广进,五彩斑斓。

除夕中午的团圆饭可谓是一年中最盛大的午餐。其特点是家口齐全,菜肴丰盛。家人无论在何方就业,都要风尘仆仆赶回到父母身边吃团圆饭,共享天伦之乐。午餐必备的菜肴有:鱼,寓意富贵有余;鸡,寓意吉祥如意;豆腐白菜,寓意幸福发财;粉丝,寓意人长寿、运长久;桃罐头,寓意逃脱灾祸,祛病安康;美酒,寓意富有、长久,生活美好。其他菜肴则因家庭经济状况而异。解放前,受雇于财主或工商户的长工、伙计,除夕中午也会受到雇主的款待,是一年中最后一餐。如果雇主端酒向伙计敬酒道声“辛苦了”,并当即把该付的工资全部付清,就表明伙计被解雇了,吃完这顿饭后就卷铺盖走人;如果雇主一再地向伙计敬酒,席间不提结账之事并谈好下年的待遇,说明雇主会继续用伙计。所以对这些伙计来说,这是一顿决定下年命运、提心吊胆的午宴,令人生出些许酸楚。

对于那些负债的人来说,除夕就更不好过了。旧时过了小年之后,债主就会派人四处追债,还不起债者只得东躲西藏,称为“躲债”,躲过了除夕午餐之后才能回家,因为讨债人也回家吃团圆饭去了。旧俗春节期间不讨债,春节讨债会被当成厉鬼,不得善终。因此,负债者只要躲过了除夕中午,这场债就算暂时躲过去了。世态百味在除夕这一天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

除夕午宴之后,家中男主人便郑重地将宗谱悬挂到堂屋正面墙上,称作“请宗谱”或“请年”,并设香案,摆供品,置烛台,做好祭祖准备。除夕下午挂宗谱也是老辈传下的规矩。家庭主妇们便开始忙乎晚餐了。这一餐无一例外都吃饺子,俗谚说的“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指的就是此餐,称作“请年饺子”。饺子形似元宝,寓意财源广进,又因形圆,寓意全家团圆。除夕饺子多用肉馅,因肉馅饺子饱满,寓意生活富足,平安吉祥。晚宴开始前,家中男丁要举行“请神”仪式,即在住地西方的空地上焚香烧纸,燃放鞭炮,请列祖列宗的灵魂回家过年。居住农村的则在屯西边的岔路口请神。此俗源于佛教,人们俗信列祖列宗去世后住在西方极乐世界。请神仪式结束返回庭院时,要在门口地面上横放一根木杠,称作“拴马杠”,意为骑着骏马下界的祖宗们拴马之用。祖宗请回家时,门要敞着,然后焚香叩拜,之后在整个春节“送年”之前,香案上香火不断,晚间还要点燃蜡烛,早、晚揖拜。

除夕守岁与年夜饭、压岁钱

除夕之夜,人们通宵不寐,叙旧话新,在外地工作的家庭成员,只要有可能,都要赶回家中团圆。一家老少围坐吃团圆饭,称之为“守岁”,这是一年中最丰盛的一餐,有鱼、豆腐、粉条、鸡肉之类菜肴。

守岁

除夕守岁,古往今来,年年如此。《秦中岁时记》载:“守岁之事三代前后典籍无文。”据晋《风土记》载,除夕之夜,各相与赠送,称为“馈岁”;酒食相邀,称“别岁”;长幼聚饮,祝颂完毕,称“分岁”;大家终夜不眠,以待天明,称“守岁”。据载,守岁习俗最早始于南北朝。梁朝的庾肩吾、徐君倩在诗中写道:“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当时守岁亦称“照虚耗”,人们点蜡烛或油灯通宵达旦,象征把一切邪魔和病疫照跑驱走,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唐诗中对守岁习俗多有描写。白居易《客中守岁》诗:“守岁樽无酒,思乡泪满巾。”孟浩然有“续明催画烛,守岁接长筵”的诗句。至宋朝,守岁之风遍于城乡。苏东坡的“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描述了当时守岁的情景。《东京梦华录》记载:“除夕……士庶之家,围炉而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现代除夕夜,人们沿袭了古代许多习俗,虽然不再守岁,但互相登门拜访亲友,促膝谈心到深夜仍可常见。20世纪80年代以后,除夕之夜多是自家人聚在一起收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其关注程度已远远超过其他节庆仪式,成为一年里家庭成员的一顿最丰盛的精神大餐。团聚在灯前,打扑克、搓麻将、下象棋、猜谜语,或吃冻梨、糖果,是一年中最放松的时刻。除夕子夜时,是新年与旧年的连接点,届时家家户户吃年夜饺子,并到室外燃放鞭炮烟花,焚香烧纸祈福,称之为“发子”。一时间,城镇乡村“电闪雷鸣”,夜空五彩缤纷。当夜晚12时的钟声响过,新的一年就在爆竹声中来到了。晚辈们向长辈们问新年好,称作“讨口福”;长辈们则把准备好的用红包装的压岁钱发给晚辈们。这也是孩子们最兴奋的时刻,因为压岁钱多由孩子自己保管,自由支配。这种好事一年中只在此时发生一次。在早年间困难时期,孩子们只能得零角的压岁钱。改革开放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之孩子数量少,压岁钱少则几百,多则数千,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是一项不小的开支,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多乐此不疲,宁肯自己节衣缩食,也不肯亏待子孙,体现出中华民族传统的亲情观念。孩子们往往握着“小红包”,带着甜蜜的微笑进入梦乡。第二天,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们又长大一岁了。

除夕给压岁钱历史很久,这个风俗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社会法则的一种体现。

传说,古时候有一种身黑手白叫“祟”的小妖,每年除夕夜里出来害人,它用手在熟睡的孩子头上摸三下,孩子吓得哭起来,然后发烧,说呓语并从此得病,几天后虽然热退病去,但聪明机灵的孩子却变成了痴呆疯癫的傻子。人们怕祟来害孩子,就点亮灯火团坐不睡,称“守祟”。又传,古时嘉兴府有一户姓管的人家,夫妻俩老来得子,视为掌上明珠。到了年三十夜晚,他们怕祟来害孩子,就逼着孩子玩。孩子用红纸包了八枚铜钱,拆开包上,包上又拆开,一直玩到睡下,包着的八枚铜钱就放到了枕边。夫妻俩不敢合眼,挨着孩子长夜守祟。半夜里,一阵狂风吹开了房门,吹灭了灯火,黑矮的小妖用它的白手摸孩子的头时,孩子的枕边射出一道亮光,祟急忙缩回手,尖叫着逃跑了。管氏夫妇把用红纸包八枚铜钱吓退祟的事告诉了大家,大家也都学着在年夜饭后用红纸包上八枚铜钱交给孩子放在枕边,果然以后祟就再也不敢来害孩子了。原来,这八枚铜钱是由八仙变成的,暗中帮助孩子把祟吓退,因而,人们把这钱叫“压祟钱”,又因“祟”与“岁”谐音,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称为“压岁钱”了。

在我国历史上,压岁钱风俗源远流长。最早的压岁钱也叫“压胜钱”,或叫“大压胜钱”,这种钱不是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是为了佩带玩赏而专铸成钱币形状的避邪品。这种钱币形状的佩带物品在汉代即已出现,有的正面铸有钱币上的文字或各种吉祥语,如“千秋万岁”“天下太平”“去殃除凶”等;背面铸有各种图案,如龙凤、龟蛇、双鱼、斗剑、星斗等。

唐代,宫廷里春日散钱之风盛行。当时春节是“立春日”,是宫内相互朝拜的日子,民间尚无此俗。

宋元以后,正月初一取代立春日作为春节,不少原来属于立春日的风俗也移到了过年。春日散钱的风俗就演变成给小孩压岁钱的习俗。清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中记载压岁钱写道:“以彩绳穿钱,编作龙形,置于床脚,谓之压岁钱。尊长之赐小儿者,亦谓压岁钱。”明清时,压岁钱大多数是用红绳串着赐给孩子。民国以后,演变为用红纸包一百文铜元,其寓意为长命百岁。给已经成年的晚辈压岁钱,则用红纸包一枚大洋,象征着财源茂盛、一本万利。货币改为钞票后,家长们喜欢选用号码相连的新钞票给孩子们,因为“联”与“连”谐音,预示着后代连连发财、连连高升。压岁钱风俗寓意长辈对晚辈的美好祝福,是长辈送给孩子们的护身符,以求保佑孩子在新的一年里健康吉祥。

近些年,给压岁钱不仅限于长辈给小辈,已有经济收入的晚辈在春节时也给父母长辈压岁钱,除表孝心之外,祈祝老人平安吉祥。除此之外,大连地区城乡居民在春节期间(一般指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亲属互相走动时,也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和亲疏程度,相互给孩子压岁钱,来来往往,互为礼俗。那些只收不付出者会被嘲讽以致影响亲属和家庭成员间的团结。

拜年

春节期间,亲属、邻里、同事、好友等拜年的传统习俗,是世界华人最普遍的礼俗。柴萼在其《梵天庐丛录》中称:“男女依次拜长辈,主者牵幼出谒戚友,或止遣子弟代贺,谓之拜年。”拜年之俗也源于传说中的怪兽“年”,因怪兽每逢腊月三十晚出来挨家挨户吞食人畜,人们只好把肉食放在门外,然后关上大门,躲在家里,直到初一早上,人们开门见了面,作揖道喜,互相祝贺没被年吃掉,于是拜年之风世代相传。到了宋代,上层统治阶级和士大夫深感互相登门拜年耗费时日,便改用名帖相互祝贺。大连地区农村居民拜年都是在正月初一早晨开始。拜年须按先近宗、旁宗、远宗再一般异姓邻里的顺序进行,多是小辈拜长辈,亦可互拜。城市居民拜年也是讲究按先直系亲属,再一般亲属,再邻里的顺序互拜,祝贺节日。这是交流思想、联络感情、增强团结的一种形式,蕴含着亲友之间、同事之间团结和睦的良好愿望。现代,机关单位一般采取团拜的方式进行拜年,既增加了节日气氛,又可节省拜年时间,各级党政领导一般利用春节假日给老干部、军烈属、英模人物拜年,以体现党和政府的关怀。

春节拜年

春节礼仪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在这个节日里,习俗文化得到了最集中的展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正是通过春节这样的强势载体,不断强化,代代相传,从而演化成一个庞大群体的共性文化特征。大连地区的民俗同各地民俗大体一致,春节除了举家团圆外,免不了有探望尊长、拜访亲友、同事互访、邻里贺年、单位交流、客户答谢和人情往来等多层面、多类型的人际交往活动。“礼”成为传统习俗文化中的核心内容和作为社会人的基本行为规范。

礼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个核心范畴。周公旦制定了严密的礼乐体系,奠定了以礼为治的教化传统。孔子对周公之礼极为尊奉,将礼视作修身和治国的基础。孔子曾对他的儿子孔鲤说:“不学礼,无以立。”并提出了“克己复礼为仁”的著名学说。礼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礼所反映的不仅仅是行为表面上的一套规矩,更体现着言行规范的后面所蕴含的严肃道德伦理基础。“礼义廉耻”具有作为国家纲纪的崇高地位。管子说“礼不逾节”,意思是说礼要求人们的行为不超越一定的界限。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到“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欧阳修在《新五代史·杂传》中对管子的理论大加赞赏,认为“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周礼》将礼划分为五类: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和嘉礼。吉礼是五礼之冠。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对周礼进行了继承和发扬。至汉代,刘邦采纳了儒士叔孙通以五礼为参考设计的礼仪,自此以后,五礼成为后世帝王乃至民间礼仪的基本骨架,为后世国家的稳定和社会有序运转提供了保障。这些“礼”有形地存在于国家政治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深入人心,成为全民族共同的行为规范,所以,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

节日气氛浓烈的大连市郊民居

春节期间涉及的礼仪主要属吉礼和嘉礼的范畴,可谓无处不在。首先是祭祖礼。旧时过年时,居家都要请宗谱,上写五代或三代宗亲的名字,悬挂于堂屋正面墙上,设香案,摆供品,称之为“请祖宗”。家中男丁向祖宗灵位行跪拜大礼,以示对血脉传承的敬畏和对养育之恩的谢忱。新年钟声一过,子女也要向父母行跪拜礼,祝福新的一年里父母身体健康,万事顺心。20世纪60年代以后,跪拜礼改为祝福问好,子女给父母发“小红包”,父母给子女和孙辈发压岁钱。初一晨起之后,家家户户便开始拜年,即按辈分长幼的次序走门串户拜年,将美好的祝福送给对方。在农村,则讲究按先近宗、再旁宗、再远宗、再异姓邻里的顺序拜年。新女婿偕妇去岳父母家拜年,更是年轻夫妇生活中一件隆重的事情。拜年活动是“礼”的重要环节,往往平日有些摩擦的邻里亲朋,通过拜年,相见一笑泯恩仇,在节日喜庆气氛中矛盾化为乌有,这也是拜年深邃文化内涵之所在。春节期间,即使不十分熟悉的人见面也会互问“过年好”,以示友善和祝贺,否则便会被视为“失礼”。近些年,随着通信事业的发展,人们热衷于通过打电话、社交软件方式拜年,十分便捷省事;机关团体则通过团拜的方式拜年。凡此种种,虽无可厚非,但与登门拜年在程度上还是有差异的。

春节期间互相馈赠礼品也是一种礼仪活动。有人将此举视为庸俗的“副食品大接力”,这是对馈赠礼仪的一种曲解。人际交往间互相馈赠礼品,其物质价值是远逊于其内在文化价值的,表现出来访者对受访者的尊重和关爱。春节时,一般家庭的子女都要根据父母的喜好送上副食品或衣装,以表示孝心;亲朋之间互访也都互送礼品,表示一份心意。这种传统从孔子时代一直延续至今。人们之所以几千年来乐此不疲,就是因为礼品是“礼”的一项内容,是人际感情沟通的媒介,通过春节这个载体起到了黏合剂的作用。馈赠礼品数量一般以四、六为吉数,即或四样礼,取四平八稳之意,或六样礼,取六六大顺之意。若送单数礼,受礼者会认为是对其不敬或别有用心,甚至会因此而反目成仇。礼品也有讲究,旧时一般送鱼,取富贵有余之意;粉丝,取天长地久、长寿之意;糕点,取步步高、年年发之意;酒,取年年富有(因“酒”与“有”谐音)之意;玻璃瓶罐头,取平安之意;鸡,取吉祥之意;糖果,取甜蜜之意。当下,人们对礼品的数量、种类已不十分讲究,但多数老年人对礼品的寓意还是十分看重的,因为他们关注的并非礼品的物质价值,更看重它们的文化寓意,从而获得一个好心情,这是用物质无法衡量的。除此之外,春节期间的语言交流也讲究说吉祥话、谈顺心事,否则便被视为没有教养。

春节衣装

春节穿新衣是一代又一代普通老百姓儿时的梦想,是男女老少过年的最主要内容之一。然而在旧中国,穿新衣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旧时家庭孩子普遍较多,衣装一般是大孩子穿小了,小孩子接着穿,因此过年时只能是最大的孩子才能穿上新衣裳。尽管如此,父母们在过年时还是要把旧衣装洗得干干净净,用稀薄的淀粉浸透之后晾干,并趁衣装尚未干透时折叠整齐,再用木棒槌轻轻捶打,使衣服穿在身上无皱,熨贴,称之为“浆衣裳”。殷实人家全家老少都会做上一套新衣服,富户家庭则从内衣、棉衣到外套及鞋帽全部换新,称为“里外三新”。20世纪50年代以前,由于居民生活困难,一般家庭都是在春节前买几十尺白布,再漂染成蓝色或黑色,家庭妇女给家人缝制中式衣服。家有女孩的则扯几尺花布缝制上装。一般男装右搭襟,女装左搭襟,布纽扣。鞋、手套也都是自家缝制。买回的白布多是平纹布,价廉,稍富裕的人家则购买斜纹布制作衣装,算是当年高档服装了。男童鞋上一般都缝有虎头图案,女童棉袄下摆缝缀花边,十分好看。70年代后,春节衣装多数从商店购买,品种花色也日渐增多,的确良、卡其布等衣料风靡10余年之久。

清代春节妇女衣装

改革开放以后,穿新衣已经变得十分平常,一年四季常换常新。尽管如此,春节时居民还是要添置新衣装。一般是进入腊月就开始购置新衣装。除夕之夜,家庭主妇便会把各人的衣装找好,初一晨起后,人人换上新衣装,容光焕发,开始拜年。这种传统是中华民族热爱生活,追求幸福,祈盼新年伊始气象更新的文化心理的具体体现。

服装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标志,体现出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表现出人们的审美情趣。有人认为,服装穿在身上就是自己的事情,其实不然。服装是要示人的,要符合民族的传统习惯,否则便会被视为另类。春节期间对服装的要求以传统和整洁为主,因为其间要访友拜亲,穿着整洁的服装是对受访者的尊重,而不单纯是个人魅力的展示,特别是在祭祖活动中,更是要衣帽整肃。

服饰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少数民族在节日里穿上民族盛装,是对本民族文化最直接的展示方式,正因为有着特色各异的民族服装,才使得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五彩纷呈、生机盎然。

我国服饰文化源远流长。在汉初以前的典籍如《吕氏春秋·审分览·勿躬》《淮南子·务修训》中,均记载是胡曹为衣,而汉初以后的典籍如《风俗通义·皇霸》《世经》均说是黄帝始“垂衣裳”。不管是黄帝发明了衣裳还是胡曹发明了衣裳,都是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客观地说,衣装的发展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据史料记载,早在春秋时期,人们下体已穿着裤子,这种裤子只有两只裤管,无腰无裆,与后世的套裤相似,被称为“胫衣”或“绔”。古人在绔的外面围着一条围裙,称为“裳”;而上体着左右搭襟的服装称为“衣”。衣、裳、绔三者并用就可以将身体全部遮盖。古人的这种装束至宋代还十分流行,在《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即便是在当代仍能见到它的影子,足见中华服饰文明的博大精深。春节期间,人们脱去工装校服,从头到脚换上新装,尽显服饰之美,将生活装点得美轮美奂,这无疑是新春佳节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

送年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过年再好也不能过个没完。大连地区城乡过年时间一般从除夕算起,至正月初三结束。年前将诸神和祖宗的神灵请回家中与生者同庆,年结束后当然要将诸神和祖宗“送回去”,毕竟在非年非节的日常生活中,人与鬼神是不能同处一个空间的,所以称之为“送年”。

所谓送年就是在正月初三晚餐过后,给祖宗神位敬香叩拜,乘夜色将牌位或宗谱撤下来,再到住处的西方或西南方岔道上烧纸祭酒,年前请回家的神灵就算是“送走了”。如果没有这个环节,人神共居一宅视为不吉,故初三晚餐后,家家户户都要“送年”,春节期间的祭祖活动也至此宣告结束。挂宗谱的人家则把宗谱收好,妥善放置在住宅正屋的高处,留待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即除夕中午之后再将祖先的神灵请回家,共度新的一年。这是中华民族最独特的一种祭祖方式,通过祭祖,缅怀血缘传承,恪尽晚辈孝道,凝聚宗族亲情,传递民俗文化。

春节期间的娱乐活动

我国古代就有休息制度,元旦(即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等均为法定公休日。在公休日特别是像春节这样的重大节日里,官民都要进行一些娱乐活动。官府为标榜辖区内的太平景象,往往组织戏班进行表演,民众可以免费观赏,称为“社戏”。清乾隆年间,大连地区的金州天后宫、复州娘娘宫、永丰寺等均建有戏台,每年春节都举行盛大的演出。复州娘娘宫戏楼衬壁上就留有乾隆年间梆子剧社演出的《天门走雪》等剧目字迹。清末,梆子腔、柳子腔、皮黄腔、莲花落、皮影戏等传入大连。但这些剧社多在城镇的戏台演出,春节期间农村居民进城看戏者仍是凤毛麟角。

由于大连地区居民多是山东、河北及江浙沿海地区移民的后裔,许多剧种及娱乐形式由他们的先辈传入大连并保存了下来,代代相传,成为民间节庆的主要娱乐形式。春节前后正是农闲季节,乡民们有充裕的时间排练节目,其组织多是以村屯为单位的小乐队或小剧团,自编自导,自娱自乐,在春节至元宵节期间走街串村进行表演。民间舞蹈主要有扭秧歌、踩高跷、挑花篮、跑旱船、舞龙灯、单鼓、舞狮等;器乐主要有唢呐、锣鼓、笙、管、笛、箫、二胡、三弦等。还有杂技、霸王鞭、戏法等,可谓丰富多彩。有些殷实人家还请盲人艺人说书,即把盲人艺人请回家中管吃管喝,并讲好酬金,连续数日每天晚上定时唱曲说故事,称为“大鼓书”,召得四邻八舍挤得屋子里三层外三层,好不热闹,为昔时农村一景。新中国成立后,农村乡镇都成立了业余剧团,春节时则进行巡回演出,深受乡民欢迎。春节期间,孩子们是最快乐的群体,男孩玩打尜、打坑、跑马城、骑马打仗、坐冰车等游戏,女孩玩捉猫猫(捉迷藏)、抓嘎拉哈等游戏。青壮年则以打扑克为主要娱乐项目,往往是夜以继日,通宵达旦,但在春节这几天里,家人对此举并不反对,可尽情玩耍。老年人节日期间主要玩小牌(类似于打麻将),俗称“推牌九”。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渐普及后,城乡居民节日期间除了打扑克、打麻将流行不衰外,多数人以收看电视节目为乐事。特别是彩色电视普及后,电视画面清晰,音质纯正,可根据自己的喜好收看各类节目,使春节的文化生活更加充实和丰富。

近些年,利用春节长假外出旅游的也大有人在,但绝大多数人还是珍惜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利用更多的时间与亲人共度佳节,这种由传统文化所形成的情结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