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铁中央试验所的变迁

欢胜街与三元街间的大连化物所便是满铁中央试验所旧址。最初，这里叫中央试验所，隶属于关东都督府。1907年10月12日，关东都督大岛义昌签署并颁布了第55号令，设立中央试验所。1908年7月，中央试验所正式运营。1910年5月1日，大岛义昌将中央试验所交给了野心勃勃的满铁。它的名字并没有太多改动，仅仅是挂上了满铁的名头。5年后，满铁委任满铁建筑课重新规划这里，并任命安井武雄负责设计。1917年，满铁中央试验所新楼竣工。当时，满铁中央试验所职员有600名，主要研究员有200名。鼎盛时，满铁中央试验所拥有45名有博士学位的研究员，工作人员超过千人。日本著名电影导演羽田澄子曾在满铁中央试验所担任研究助手。2008年，她在83岁高龄之际，导演了长篇纪实纪录片《呜呼，满蒙开拓团》。影片真实地展现了满蒙开拓团的产生背景和生活，以及日本战败后他们被政府和关东军抛弃后经历的逃难历程。羽田澄子说：“知道和经历过战争的人已经进入高龄或离开人世，为了不重复同样的错误，希望年轻人也来看这部影片，希望通过影片了解并思考这样两个问题：悲剧是怎样产生的？战争责任在哪里？希望年轻一代能珍惜现在的和平，并为永远的和平而尽力。”

满铁中央试验所曾承担很多日本军需工业的研究，甚至参与过不可告人的勾当。日本侵华期间，这里曾秘密作为“731”部队的分属机构。1994年10月5日，原日本驻大连宪兵队本部战务课外勤曹长三尾丰来到大连谢罪。他曾参与破获“沈德龙电台案”，并将沈德龙、王跃轩等四名抗日战士押送到哈尔滨“731”部队进行活体解剖。战后，三尾丰一直在日本进行认罪讲演，他的讲演由其支持者整理成《认罪之旅：七三一部队与三尾丰的记录》。三尾丰说，当时像大连这样一座日本严密统治的城市，是“731”部队活动的理想场所，“731”部队不可能不来活动。在满铁中央试验所地下室，他的朋友曾经目睹日本医生用中国人做活体解剖实验。大连解放后，接收满铁中央试验所的中方人员曾在地下室里发现了大量做实验用的老鼠笼子。

日本投降后，苏联的专家来到满铁中央试验所，对它的评价很高。苏联人接管这里后，将其更名为中长铁路科学研究所。

新中国建立前夕，就开始与苏联人交涉中长铁路科学研究所的移交工作。1948年12月31日，根据1948年12月12日所发布的中长铁路公司大连铁路局局长第192号命令，苏联方面开始移交中长铁路科学研究所。1949年1月14日，关东工专（大连理工大学前身）校长屈伯川带领第一期应用化学系23名学生，代表政府进驻中长铁路科学研究所进行接管工作。屈伯川因为兼职多，非常忙，所以实际工作一般由王建业、宋满云负责。中国代表团进入后，苏联方面召开了简单的欢迎仪式，会议室内的黑板上写着“中苏友好”四个字。实际上，苏联方面一直把中国的资产当成战利品，移交工作并不顺利，很多化学试剂和图书资料都被苏联人偷偷运走。

同年3月初，屈伯川在大连大学校部会议室同苏方共同签订了将中长铁路科学研究所移交大连大学科学研究所的移交书。移交结束的当天中午，屈伯川在所内二楼会议室摆了宴席，宴请双方所有职工以庆祝移交完满成功。虽然过程曲折，但是中长铁路科学研究所最终回到了中国人的手中。

大连大学科学研究所创建伊始就深受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朱德和彭德怀特地来视察工作。参与移交工作的关东工专一期应用化学系学生也都成为研究助理员，月薪定为12000元关东币，是当时基本工资最高的。1950年5月，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曾率团来视察工作。此后，叶剑英、邓小平、李富春等国家领导人先后来这里视察工作。

民间一直把这里叫化物所，在大连人的心目中它是科学、文化的代名词。60年来，先后有800多名科技人员从这里走出了大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