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诗论专著——诗品

那是在南北朝时期的468年，在颍川郡长社，也就是今河南长葛，在一个钟姓的贫苦人家中，诞生了一个男孩，父母给他取名叫钟嵘。

钟嵘虽然出身寒门，但他从小就有抱负，很好学，而且见识不凡，所思所想都超出同龄的孩子。在齐朝永明年间，钟嵘有幸成为了国子寺的学生。因他通晓《周易》，国子监的祭酒王俭很欣赏他，就推荐钟嵘为本州秀才。这之后，钟嵘做过王府中专门负责文书工作的小官。

在当时，钟嵘在政治上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但在文学上，他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敢于对当时文学上的不良风气进行尖锐的批评，他还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诗歌品评的标准，因此，他成为了一位进步的文学理论批评家。

钟嵘所处的齐梁时代，诗歌历经了从汉末到建安、正始、太康时期，以至东晋的两三百年曲曲折折的演变历程。这时，五言诗已成为文人作诗的主要体裁，作五言诗已成为了一种社会风气，涌现出了许多具有自己风格、且对后代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诗人。钟嵘从诗歌形式演变发展的角度，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时代风尚。

与此同时，在齐梁时代，诗风的衰落已经相当严重。当时贵族中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写诗为时髦的风气，于是重视藻饰的对偶句盛行，宫体诗的浮艳脂粉气弥漫于诗坛。

当时的人都在忙着写诗，甚至那些刚刚进入小学的儿童，也一心为写作诗歌而奔走努力。至于富家子弟则耻于自己的诗歌达不到水平，被人耻笑，于是，整天写作，整夜苦吟。

宫体诗 指以南朝梁简文帝萧纲为太子时的东宫，以及陈后主、隋炀帝等几个宫廷为中心的诗歌。其内容大多是宫廷生活以及宫廷内男女私情，形式上则追求辞藻靡丽，时称“宫体”。后来亦称艳情诗为宫体诗。

有一些人甚至嘲笑三国时的著名诗人曹植和刘桢的诗太古朴笨拙，而说当时南朝诗人鲍照和谢緿的成就超越古今。而王公绅士谈论诗歌时，更是随着各自的爱好，意见也各有不同，或混淆不清，或相持不下，议论纷纷，没有可以依照参考的标准。

班固（32年～92年），字孟坚，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文学家。他从小聪明好学，16岁进入洛阳太学，博览群书，穷究九流百家之言。23岁时，他开始继承父亲班彪的事业整理《史记后传》，用20多年时间写成了《汉书》，书中详细地记载了西汉的历史。

这些现象都造成了诗坛“庸音杂体，人各为容”的混乱情况。钟嵘有感于诗坛混乱，就仿照汉代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和刘歆《七略》中的品论方法，写成了一部专门品评诗人作品的著作叫《诗品》，希望用自己的观点来纠正当时诗坛的混乱局面。

钟嵘的《诗品》大约写于502年到513年之间。此书以当时诗坛最主要的诗歌形式五言诗为中心，把诗人分为上中下3品，上品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每品又依时代先后次序排列，一一予以品评，每品为一卷。共论及从汉朝至梁代的诗人122人。他对这些诗人及其作品的成就、风格、优劣作了总体评价，并且分流立派，各溯其源。

《诗品》共3卷，每卷前各有一篇序言，合称《诗品序》。在3篇序言中，钟嵘以五言诗为中心，系统地论述了诗歌发展的历史，以及有关诗歌创作的重要理论问题。

在《诗品》中，钟嵘提倡写诗要有力度，反对空谈浮夸。他还主张诗歌的音韵要自然和谐，反对刻意的追究声韵。他还提出诗歌的一定表达要直白，反对故意用典。

钟嵘强调诗歌创作必须“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只有“风力”和“丹彩”并重，才是最好的作品。他把曹植作为“建安风力”的最杰出典范，他认为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披文质”。

在钟嵘看来，要达到风力与丹采并重，采用比兴之法是其基础。他说：

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在这里，钟嵘强调诗的赋和比兴的相济为用，钟嵘把“兴”放在首位，是因为他认为“兴”突出表现了诗歌的艺术思维特征。

钟嵘是文学批评史上最早明确提出以“滋味”论诗的诗论家。他说道：

五言居文辞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

用典 诗文中引用过去有关的人、地、事、物的史实，或语言文字，作为比喻，用来增加诗文词句的含蓄与典雅，称为“用典”。用典用得巧妙、恰当，可以使诗词意蕴丰富，表达更加生动形象，言近而旨远，含蓄而婉转，从而提高作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在这里，钟嵘认为，五言诗之所以有“滋味”，正是由于“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越是详切，就越有滋味，批评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如何产生滋味，钟嵘认为也要正确使用赋、比、兴。

在《诗品》中，钟嵘还强调艺术要表现的自然本色，批评那些追求堆砌典故和过分讲究声律的诗。

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用典。他还举出许多诗歌的名句，用来说明“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同时，他尖锐地斥责了南北朝宋国诗坛受颜延年、谢庄影响而形成的“文章殆同书抄”的风气。

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当时著名诗人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他认为，诗歌体制，本来应该吟诵，不可滞涩，只要音调清浊相间，贯通流畅，念起来谐调流利，这就够了。

至于分平上去入，一般都不会；至于蜂腰鹤膝的毛病，里巷歌谣就已经能够避免了。

当时写诗讲究音律，严格按照“四声八病”的创作规范来写五言诗，即所谓“永明体”。

沈约等人提出的四声八病的诗律，人为的限制过于严格，连他们自己也无法遵守。于是，钟嵘批评他们“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在对作家的艺术流派及品评上，钟嵘的《诗品》，从作家和作品的风格特点着眼，重视历代诗人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及不同艺术流派之间的区分，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看法。

钟嵘的《诗品》，不仅为风格流变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途径，而且对具体作家、作品也有一些言简意赅、颇有见地的评论。如评著名诗人阮籍诗的特点是：“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等。

钟嵘的《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论专著，虽有历史局限性，但在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依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我国古代诗歌理论批评史和诗歌发展史上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自唐宋以来，它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并被称为“诗治之源”。

阅读链接

关于钟嵘写作《诗品》的另一个说法是，因为同时代的文学评论家刘勰通过“干谒”的形式，求誉于在齐梁文坛上颇负盛名的文学家沈约，因为沈约的赞美和肯定，才使刘勰的《文心雕龙》名扬天下。于是，钟嵘也拿着自己未完成的作品《诗品》，去拜见沈约，希望得到肯定。由于钟嵘和沈约有不同的诗学观，钟嵘没有得到沈约的举荐。

这次会面后，钟嵘更清晰、更明确地认识到了自己的文学思想和审美价值，也坚定了他写作《诗品》的决心。于是他按照自己的独到见解写作《诗品》，终于将其加工成著名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