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中国人民与中国政治（上）

中国人民与中国政治是一个大题目，大题目里面包含的是一些或许多大事。这自然是很难写的了。但幸而我的本意是大题小作。通常，好玩概括把戏的人总喜欢一个大题目，譬如说黑格尔吧。就宁愿概括地说，所有一切不过是这样。理由是，这样说对内可以过瘾，对外可以显示自己高明，纵使所有一切“在事实上”常常甚至永远不是这样。说起中国也是如此，它之难于理解不亚于形而上学的对象，因为它的里面有人，有物，有山，有水，有这个，有那个，而在人中，又有圣贤，有坏蛋，有年青的张三，有老朽的李四，以及等等。因为包容的太多，太不纯粹，所以很难用一句概括的话说，它不过是这样。能够说“不过是”的人即所谓中国通，自命为中国通的人就常常不得不说几句“不过是”，此亦是一循环也。此循环乃恰好使许多大题目更变成难解，更变成乱糟糟。

稳妥的办法是由细微处着手。由细微处着手之失为所得少，所得少，却也不无好处，就是，所得的一点点必较为真切。举例说，东邻二嫂嫂的生活态度之在中国是一件小事，但它却可使我们据之推断，必须在什么情形之下，东邻的二哥才会革命。什么时候什么人会革命是中国大事演变中之一因素，因为是有决定力量——纵使是微弱的——之一因素，所以在实际上，它就会比毫无意义的概括口号，如精神文明之类，重要得多。可是有些人则并不如是想，或至少是不好意思如是讲。这说来有时也是可原谅的，所谓有时就是在对外宣传的时候。在黄河或长江岸上我们可以说，中国人民还落后得很，而在旧金山就不得不换一套，因为，不这样是会有伤国体的。但这也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坏影响，举其大者说，其一，吹牛惯了常常会使吹牛的人自己也陷于迷惑，因而说不定他会像外国人一样，日久天长渐渐变成不认识中国。其二，这显然也会使外国人对于中国的真相更加隔膜，因而凡有所施为都将成为文不对题。

外国人不明白中国有时是意中事，中国人自己不明白就近于奇怪。不过在这个年头就一切都变成不奇怪。我们还是专说政治。许多人都注意中国的政治，都谈中国的政治，却不大想到中国政治与人民的关系。政治家——姑名之为政治家吧——能够想出一百种主义，一万种口号，却没有分神去观察一下人民对主义和口号的态度，这才真是滑稽，——不，简直是悲剧，因为他们没有明白，他们等于正在沙上筑塔。一切是就会倒下去的，原因是忽略了基础。这也许会使有些人想到民主主义。民主主义的精义是用人民的意志去治理，那么，既然我们已经信奉它，这还不是基础的奠定工作么？是的；但我也想指出，一直到现在，民主主义不过是对于基础的一种观点，奠定云云还远得很。

为简明，我们还是先说出结论。本文的题目虽大，其实本意不过想指出一件或两件应该知道的小事，那便是：想明白中国的政治，必须先明白中国的人民，想改造中国的政治，尤须先明白中国的人民。

不过说到中国的人民，它就远不如中国的政治之似乎容易明白。在政治方面，我们的聪明的作家已经写出许多册中国的内幕，而关于人民，这还一册也不见。这说起来自然也是有原因的，其一是写人民不及写政客叫座，其二是不易着笔。固然，在这方面，也曾经有人着过笔。十八九世纪的洋鬼子到中国只看见黄金，到二十世纪便只剩下臭虫。这是外人的看法，可以不在话下。近来，据说在国内，也逐渐有人注意中国的人民了。这想来大概是不得已的，因为新的国际关系和国内形势都迫人承认在决定某些事项的时候中国人民的地位并不次要。那么，中国人民究竟是怎么样的人民呢？于是——这大概是非常可惋惜的事——有些可敬的善良人，因为读书太多，便想到孔孟，或至少是孔孟的思想。这之后，因而中国人民的地位——不，应称之为品格，便爬上天。依照此种观点，正如依照托尔斯泰和罗素等人的观点一样，我们本来是应该作全世界人类的表率的；可惜而实际并不然。

其实，更可惜的乃是我们不大注意实际。急性的人痛感救国之为必要，于是眼里的人民便都变成有资格作冲锋队。至此，人民忽而都觉醒了，他们不但能掀起五四运动，并且也能参加北伐或二万五千里长征。而其实，就以五四运动为例吧，真在里面闹一阵的不过是一群学生，而反对闹一阵的群里却含有许多学生家长。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承认，学生家长也是人民。说起这人民，真惭愧，连参加运动的人在内，大概不久之后又为另一些什么势力去贴标语了。中国的人民自己不大高兴创主义，因而也不大热心编标语，却常常听命为旁人去贴标语。但这也就会使一些拿到权势的人陷于迷惑，因为，他们很容易据此推断，人民已经都心悦诚服地拥护他们。其实呢，他们是上了当。中国人民之参加喊口号与贴标语，十之十乃与拥护无关。自然更与有计划的不合作运动和不抵抗主义无关。不抵抗在中国人民手里是方术，不是主义，这就是说，到某种他们认为不必再顾虑的时候，他们也会放弃此方术。在尚未放弃的时候，他们的信条是，所有能支配人民的势力都不是好东西，所以应该装作顺从。

在实际上，他们自然是没有顺从的，这就是近来有些人所谓之韧性。倒下去之后有时又会挺起来。此韧性或即是中国人民的特性么？显然很难说。为了避免强不知以为知，我们仅仅说，此韧性大概与一般中国人民对政治的态度有关系，而一般中国人民对政治的态度，又显然与中国政治的情况与前途有关系。以下我们试着阐明这一点。

先说一般中国人民对政治的态度。这我想举出重要的也许都是不幸的两点，其一是传统的对政治不热心，其二是传统的把政治看成高升的工具。关于前者，记得不久以前听一位老年人说，中国人都是头顶儒家帽子的道家，所以称之为道家，就是他们都厌恶政治，都看重生活上的所谓安宁和闲适。这论断显然是不错的，不过想与以切实的证明就太麻烦。由表面看，中国人也为抢做皇帝打仗，也为富国强兵著书立说，而且也常常上万言书，那么，称之为不热心岂不是谬误么？是的，在实际中，我们的祖先并没有离开政治，因为我们有政治。不过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当心平气和的时候，我们的一般人民所希求的实在是与政治隔离的另一些事物。这另一些事物或即可统名之为安宁和闲适。道家厌恶政治，是由于政治与安宁和闲适不相容，这仿佛像是一极端，而其实，它之像是极端只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所信说成条理。儒家就退让一些，但也把隐居看成一种德，甚至是一种福，而所谓退隐，明白说不过就是躲开政治。其后，此种生活态度几乎在任何方面都显现，六朝人的生活不用说了，细微如国画，也画渔樵，不画政客，画花鸟，不画斗争。固然，政客之中也有些——如王安石之流——是值得怀念的，但通常，一般人认为可钦羡的反是下野后的骑驴作诗，不是在朝时的变法。一切匆忙和撕打都是手段，唯有背靠山石看蓝天云影才值得吟味，这就是一般中国人的生活信仰，纵使有此种信仰的人自己不觉得。蓝天云影与政治无关，这是过往的中国人明白知道的，至于自由“看”蓝天云影之与政治有关则不是过往的中国人所能见到的。因为见不到，所以中画人不曾要求过西洋人认为绝顶重要的所谓政治自由，虽然在事实上中国人更看重自由。这说起来——至少在现在——大概是中国人错了，因为事实是，一切生活上的自由必须以政治的自由为基础。而不幸，我们的一般人民还用老法应付新事，此老法是，跳到政治之外去找安宁和闲适。你教人民去贴标语么？人民就去贴，不过贴的人是并不看的，或不理会的。你说代表人民去商量什么大事么，那么你们就去代表，至于代表们之去南京或重庆人民是不管的，甚至就根本不想知道这回事。照中国传统的想法，代表不代表本来了无重要，只要不多给人民添搅扰就满好。

而其实，人民们是错了，因为既然容许旁人代表，则搅扰是总免不了要来的。这且不提。再说一般中国人民对政治的第二种态度，即所谓传统的视之为高升的工具。这，正如凡有常识者所能见，显然是与第一种态度有关的，因为人民与政治隔离，所以政治容易被野心家利用，也就是容易腐化，腐化，则政治渐渐成为赚钱弄势的工具。这其后的结果是，有些人更厌恶政治，有一些人虽厌恶却乐得进去混一时。事态是只有越来越严重了，其极也人民乃把政治看成像浪荡的女人一样，一方面是看不起，一方面又想拿到手。关于这一切，我们近年来已经看得很多了，所以用不着例证。

之后，我们应该知道的是，一般中国人民对政治的此种态度会有什么得失。这，我想，当然是非常容易明白的，关于前一种，就其为一种生活态度而言，其究极的得失是很难断定的，不过说到政治，至少当它与后一种态度联合的时候，就一定会纵容或助成一种官僚政治，像我们现在睁眼所能见的那样。那么，怎样办呢？（未完）

张行健

《上海论坛》194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