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反贪通史（共四册）
- 王春瑜
- 13249字
- 2024-11-03 10:09:11
第三节
反贪贿暴敛的思想文化
在“政以贿成”的龌龊环境中，不少正直清廉、奋发有为的政治家和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不遗余力地谴责贪贿淫逸、横征暴敛的行为。他们的言论构成春秋战国诸子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在百家争鸣中，只是在这个范畴内他们彼此之间无甚分歧，共同创造了中国早期民本主义思想文化体系。
这个思想文化体系的内容为：从理论上说明贪贿的反常理、非礼非法性；指出贪贿的祸国殃民、贪贿者破家亡身的必然性；揭露、谴责暴敛的严重程度及其丑恶行径；提倡清廉勤政，树立清高勤苦的人物典型。
一、揭露、谴责贪贿
周惠王十五年（公元前662年），流传着有神下降到虢国莘地的消息，周王问内史过：“这是什么现象？”内史过就借神话说现实，发了一番议论。他说国家将兴，其君政治清明，德行馨香，神下降来观察德政，布施福祥。如果国家将亡呢？
其君贪冒辟邪，淫佚荒怠，粗秽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矫诬，百姓携式，明神不蠲（洁），而民有远志。民神怨痛，无所依怀。而神亦往（降）焉，观其苛慝而降之祸。[1]
我们已知周惠王一即位就强夺大臣的田地宫室，引起反抗，被赶出京师，就明白内史过这番话是有的放矢的。
晋献公一次田猎，望见相邻叫翟柤的国内有一种不祥的祲氛，回来后寝食不安。士
据此而分析说：“夫翟柤之君，好专利而不忌，其臣竞谄以求媚。”“其上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纵君而无谏臣，有冒上而无忠下。君臣上下各餍其私，以纵其回（邪）。”这样的国家难以保住。他就劝献公加以讨伐，结果就灭了翟柤。[2]
前述季文子坚持驱逐莒太子仆之事，斥责贪残的言论颇具经典性，他说：
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礼制）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盖）贼为藏（赃），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刑）无赦。在《九刑》不忘。”
他接着说：“莒太子仆杀君父，窃宝玉，毫无孝敬忠信，缺了‘吉德’，完全是盗贼。若收留他，鲁国就成了赃主，也就是‘凶德’了。所以，必须从速驱逐。”[3]
齐景公的享乐贪冒最为严重，而晏婴的谏诤、抨击也最为有力，在揭露齐国的贪政方面亦全面而深刻。公元前522年，景公患疥疾，久而不愈。权奸们把罪责推到祝史之官身上。晏子坚决反对，尖锐地指出齐国的贪贿政治是：“偪介之关，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强易其贿。”“内宠之妾，肆夺于市；外宠之臣，僣令于鄙。私欲养求，不给则应（加罪以报）。民人苦病，夫妇皆诅（咒）。”一番话逼得景公“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债”[4]。
晋平公时期（公元前557—公元前532年），有一次叔向去访韩起。韩起忧贫，叔向却贺他，说明做人不在贫富而在德行的有无。他先以栾氏一家三代的变化来说明这个问题：栾书只有“一卒之田，其宫不备宗器。宣其德行，顺其宪则，使越（闻名）于诸侯，诸侯亲之”。其儿子栾黡，则“贪欲无艺（极），略则（弃法则）行志，假贷居贿，宜及于难”。再下一代栾盈“改桓（栾黡）之行而修武（栾书）之德，可以免于难”。然后以郤至为喻：“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恃其富宠以泰（奢侈）于国。其身尸于朝，其家灭于绛。”[5]叔向举的例子，都是指出“贪欲”“居贿”“富宠”“奢泰”的后果是灭族亡身。
公元前541年在虢地盟会时，鲁叔孙豹拒贿（见前），当时严正表明：“诸侯之会，卫社稷也。我以货免，鲁必受师（被讨），是祸之也，何卫之为？”并以屋墙防卫盗贼做比喻，而行贿就是破坏社稷的盗贼了。回国之后他又向人说：“承君命以会大事，而国有罪，我以货私免，是我会吾私也。苟如是，则又可以出货而成私欲乎？”“虽死于外，而庇宗可也。”[6]这是宁死也决不能以贿赂成就他人和自己私欲的金玉之言。
孔孟老庄把贪贿暴敛比作盗贼。
孔孟的仁政学说与贪贿势不两立。孔子这方面的言论虽存下来的不多，可是言简意赅，一针见血。一次季康子忧虑盗贼多，问孔子怎么办，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7]您季氏只要自己不贪欲，即使奖励别人去偷窃，人家也会知耻而不去干的。一句话就把好聚敛的季康子和盗贼摆在同一位置上。
战国时期反贪的思想议论进一步发展。
孟子说：“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8]这是极而言之，最可怕的是无礼无学而“贼民”者时行。“贼民”就是指贪欲无厌坑害人民的官吏。
老子的学说极为反对统治者的贪欲巧诈，所谓“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一概否定政治，固然偏激，而他确实是看透了当时政治的诈伪贪欲一面。他说：“朝甚除，田甚荒，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盗竽非道也哉[9]！”把聚敛财货的比作盗首。
庄子把国家统治者比作窃国大盗，“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智邪？”这也是极端的说法，然而是有根据的。
墨子则比喻说：“今有人于此，窃一犬一彘，则谓之不仁；窃一国一都，则以为义。譬犹小视白谓之白，大视白则谓之黑。”[10]见怪不怪，以盗窃为常事。所谓的盗窃当然包括贪贿在其中。
荀子指斥：“乱世则不然，汙漫突盗以先之，权谋倾覆以示之，俳优侏儒妇女之请谒以悖之……生民则致贫隘，使民则纂劳苦。是故百姓贱之如［虺］（
），恶之如鬼。”[11]深刻揭露贪贿盗窃和权谋之害民而招致人民的深恶痛绝。
韩非提出为臣吏者成为奸邪的有“八术”，其中第四术叫作“养殃”，就是迎合君主的享乐奢淫，而去“尽民力，重赋敛，顺其所欲”，他们却有自己的目的——“而树私利（于）其间”。最后揭露卖官鬻爵之弊：不论贤与不肖、有无功劳，只“用诸侯之（所）重，听左右之谒。父兄大臣请爵禄于上，而下卖之以收财利，及以树私党。故财利多者买官以为贵，有左右之交者请谒以成重”。“是以吏偷官而外交，弃事而亲财；是以贤者懈怠而不勤，有功者堕而简其业。此亡国之风也”[12]。卖官是战国时期新出现的贪贿花招，是宗法分封制转变为俸禄制提供的条件，它的恶果的确会导致亡国。
韩非又提出政治上的“十过”，其“二曰顾小利则大利之残也”。“四曰贪愎喜利，则灭国杀身之本也”[13]。他认为：“处官者无私，使其利必在禄。”没有禄外的私利，才能消除官吏贪贿腐败。他又说：“故下明爱施而务赇［纳］（纹）之政，是以法令隳。尊私利以弍主威，行赇纳以疑法。……故君轻乎位而法乱乎官，此谓无常之国。”而提出“有道之国”必须使“臣不得以行义成荣，不得以家利为功”[14]。这也是第一次从理论上说明臣吏贪贿求私利对君主权力的危害，是法家学说中的精粹部分。
在《五蠹》篇里，韩非更富逻辑性地论述行贿买官卖爵导致奸商盛行，没有人去从事耕战，政治沦为市道，而使国家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行货贿而袭当途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背）农而致尊过（于）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位高之商贾）多矣。”结果呢，“其患御（害怕抗敌）者积于私门，尽财赂而用重人（权贵）之谒，退汗马之劳”[15]。没有人去打仗、生产，国家怎么不危险？这是韩非要摒除的“五蠹乏民”种种。千载之下，犹有借鉴的价值。
战国末年，贪贿腐败风气日趋严重。吕不韦说：“今有人于此，修身会计则可耻，临财物资尽则为己，若此而富者，非盗则无所取。”[16]这就意味着一些人不愿正当地从事职业。
至此，辩士中也出现了同流合污的言论。苏代在燕国说：“廉不与身俱达，义不与生俱立。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17]这是说要“进取”就顾不了“廉”和“仁义”。这是少见的反方之言，反映颓败风气严重渗透，辩士们也生了贪贿的心态，并为之张目，也是千古妙论！
战国时期反贪的言论如此尖锐、深刻，充分反映了社会的现实状况，绝非无病呻吟，无的放矢。由此可以推知当时社会、官府贪贿成风，乃至前代所无的买官卖爵，这类事件定是不少，只是失之记载或是有所记载而没有流传下来而已。
二、揭露、抨击淫逸暴敛
王侯贵族的骄奢淫逸，宗室官府的铺张纷华、揽珍猎奇，必然要横征暴敛乃至肆行掠夺。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这方面已较西周空前发展，而正直的当政者和思想文化界的揭露与抨击也是累简连编，引起当时人们的儆戒，多少起到一些制约作用，也给后世留下一份珍贵的文化财富。
春秋的诸侯国一般都是前俭约而后奢侈，大致到中期，奢侈铺张伴随暴敛一起发展。
晋国，文公时“宫室卑庳，无观台榭”，而“今铜鞔之宫数里”[18]，后又有虒祁之宫。故叔向说晋国弄得“庶民罢（疲）敝，而宫室滋侈；道殣（路上死人）相望，而女富益尤。民闻公命，如逃寇仇”[19]。师旷借流传“石言”之事，指出“今宫室崇侈，民力凋尽，怨渎并作，莫保其性”[20]。到这个时候，晋国的卿大夫也起来贪利而聚敛，栾氏、范氏、中行氏均如此，前述叔向贺韩起之贫时已列举栾氏三代的变化，而中行氏“以苛为察，以欺为明，以刻为忠，以计多为善，以聚敛为良”。“门如闹市，惟利是视”[21]。
楚国建造章华台，还要召集诸侯同来庆祝落成，又广收四方逃亡的奴隶看门守卫，弄得“国民罢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百官烦焉。举国留（治）之，数年乃成”。这是伍举回答灵王夸耀章华台如何富丽时所说的。他又说：“若于目观则美，缩（索）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厚）而瘠民也，胡美之焉！”民瘠君肥，势必民人离散，诸侯叛离了。[22]
到春秋后期，楚国的令尹、司马等也热衷聚敛。令尹子常（囊瓦）是出名的一个。一次他问大夫斗且“蓄货聚马”之事，斗且当时未答，回头对他弟弟说，楚将亡吧！或者令尹将完蛋。“令尹问蓄货积实，如饿豺狼焉！”他认为：“夫古者聚货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马不害民之财用。”并举令尹子文的廉与子常的贪加以对比，说明“夫从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旷（空）也，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厚），死无日矣！”继续指斥此时子常作为楚王的辅佐，却在诸侯间没有好名声，“民之羸馁，日已甚矣。四境盈垒，道殣相望，盗贼司目，民无所放（依）。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厌，其蓄怨于民多矣！积货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23]说蓄聚和蓄怨是成正比的发展，真是至理名言。
一个偏僻的吴国，在阖闾时，“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而到夫差时，则是“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仇，而用之日新”[24]。楚人说他“好罢（疲）民力，以成私好”。他又放纵过错而拒谏。“夫差先自败也，焉能败人！”[25]致使吴国终被越国灭了。
齐景公的暴敛，在诸侯中可谓一个典型。大概也因有晏婴的谏诤不懈，记载就很集中。晏子出使晋国，同叔向谈论“季世”之政时，把齐公室与兴起的陈氏对比，并将之概括为：“陈氏厚施而公室厚敛”，已经达到“民三其力，二人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26]的地步。
此后十七年，因景公疥疾不愈而归罪于祝史之官，晏子痛数齐国淫欲与暴敛的状况：
其适遇淫君，外内颇邪，上下怨疾，动作僻违，纵欲厌私。高台深池，撞钟舞女。斩刈民力，输掠其聚，以成其违（即僻违），不恤后人。暴虐纵淫，肆行非度，无所还（顾）忌，不思谤渎，不惮鬼神。神怒民怨，无悛（改）于心。
像这样的局面，即使祝史为之祈祷，那也不过是“盖（掩盖）失数美（摆好）”，“矫诬”和“求媚”罢了！接着他列举公室专断山林泽薮直到海滨的生产之利的措施，再加上贵族、地方官吏和关卡的巧取豪夺，弄得“民人苦病，夫妇皆诅（咒）”。“虽其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一顿批评，使景公不得不当即表示改正。[27]
晏子经常与景公争论，都以戒贪贿暴敛为主题。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景公“使民若不胜，藉敛若不得；厚取于民而薄其施，多求于诸侯而轻其礼；府藏朽蠹而礼悖于诸侯，菽粟深藏而怨积于百姓”。他不惜反复敷陈，痛快淋漓而后已。当回答景公“和民亲下”之问时，他则正面提示：“使迩臣无求嬖焉，无以嗜欲贫其家，无亲谗人伤其心，家不外求而足。”要求景公“俭于藉敛，节于资财”，“关市省征，山林陂泽不专其利”[28]。
在春秋前期，鲁国对宫室有“丹楹刻角”之举，受到当时人们的非议。孔子后来批评早年臧文仲“不仁者三，不智者三”。其中有“废六关，妾织蒲”和“作虚器”，涉及聚敛之嫌。“废”又作“置”字，是设置六关以征税；“妾织蒲”，对卿大夫之家来说，是与民争利，古为一禁；“作虚器”指私蓄大龟并作室以居。[29]故孔子说：“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智也？”蔡即大龟。让大龟居住在一间屋中，屋内有雕刻山形花纹的斗拱和画水藻纹的梁上短柱。[30]这自然属于奢侈之类。
到春秋后期，季氏当政，重于聚敛，在哀公十一年“用田赋”，即在以前“初税亩”（宣公十五年）之上再对农田征军赋，等于增加一倍赋税（百分之二十）。[31]季康子派冉有去征求孔子的意见。孔子不答，然后私下对冉有说：
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指成公元年“作丘甲”所定一丘出赋之数）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有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32]
但季康子还是专断地实行“田赋”。
对此，孔子还是坚持批判。后来，他一再说：“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他对冉求十分愤慨，说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33]再则对季康子患盗之问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见前）
冉求终究是孔门高足，不违师教。一次，哀公说，年荒，用度不足，行“彻法”也不抵事。冉求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34]指明国君以百姓为本，只要百姓富足，国君又有何不足呢？反之，亦然。
以前，孟献子（蔑）说过当官的有不能聚敛、与民争利的规定：“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35]“畜马乘”指士人初晋为大夫者，“伐冰之家”指卿大夫，“百乘之家”指有采地的大贵族。分等级限制经营产业。他把聚敛之臣视为盗臣。
战国时期持续揭露、谴责暴敛贪利的行径。
《老子》告诫统治者云：“我无事而民自足，我无欲而民自朴。”（第五十七章）又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生之厚[36]，是以轻死。”（第七十五章）再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孰能损有余以奉天下？惟有道者。”（第七十七章）指出聚敛是违反天道，是无道的。这些语言简要而切中要害。
孟子对此也发表了一系列的言论。《孟子》一书，开宗明义就告诫梁惠王：如果国君一味地考虑“何以利吾国”，大夫们说“何以利吾家”，士庶人说“何以利吾身”，那就是“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37]这是指不正当的“利”。他尖锐地谴责这样的王者：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38]
只顾自己富足而使人民饿死，等于带领野兽来吃人，还谈得上做人民的父母官？
孟子曾对鲁穆公说道：“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慢上而残下也。”[39]这就是个“率兽食人”者。
有人说，实行什一税，去掉关市之征，好是好，但得等到来年实行吧！孟子给予辛辣的讽刺：这好比有人偷邻居的鸡，被人反对，他却说，可以减少，由一天偷一鸡而改为一月偷一鸡，等待来年才完全改正。[40]
孟子痛斥关卡的苛征，他说：“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41]由防禁暴行变为暴行者，这种转化多么可怕，反映了此时官府败坏的程度。
当时制度有三种税征：布缕、粟米、力役。孟子说：“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饿死），用其三而父子离。”[42]足见当时压在人民身上的赋税是十分沉重的。
不仅限于揭露、谴责暴敛，孟子还提出消除这种状况的理想，他规劝齐宣王恢复文王治岐时实行的王政（《梁惠王下》），回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天下大同”境界（《梁惠王上》），他建议梁惠王“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然后人们都讲道德，就可用棍棒打败秦楚的坚甲利兵（同前）。他提出的仁政项目（《公孙丑上》）和提出实行的井田制（《滕文公上》）都包括反聚敛、薄赋税的内容。
《墨子》一书也反复指责当时社会上的“淫暴寇乱盗贼”，说统治者“厚（作）［措］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辞过》）。
《吕氏春秋》讲到一则故事：卫嗣君（公）欲重税以聚粟，而人民很不安。他说这些老百姓“甚愚矣”！这征敛的粮食是为人民的，他们自藏粮食和把粮食藏到国库，有什么需要选择的呢？（《审应览》）大概这并非笑话，因为战国时加重征敛已是常事。不过卫君所谓的“民愚”，倒不如说是他本人“利令智昏”。
韩非揭露“八奸”之一的“养殃”（见前）透露了当时官吏们“尽民力以美宫室台池，重赋敛以饰子女狗马”，是为了“娱其主而乱其心”，他们自己也便“树私其间”，这即是“上下交征利”的一种。韩非还指出：“上暗无度则官擅为，官擅为故俸重无前，俸重无前则征多，征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乱功之所生也。”故而提出“任事者毋重，使其宠必在爵；处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禄。故民尊爵而重禄”，“则国治”。[43]
三、树立清廉勤政的典型
在揭露、谴责贪贿聚敛的同时，人们也注意正面弘扬正气，倡导清廉勤政（包括忠贞节俭）的品质，树立人物典型。这里既上溯往古如大禹、伯夷、叔齐等，也表彰时贤如鲁国季文子、楚国的令尹子文、齐国的晏婴等。
鲁国季文子（行父）在那次驱逐莒太子仆时便历举远古的“八元”“八凯”十六名“才子”的德行，与“四凶”加以对比。
孔子歌颂大禹的勤政节俭，说禹没有一点儿缺失可以非议，“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44]。
孔子把伯夷、叔齐与齐景公加以对比，清浊分明。他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45]又称赞夷、齐为“古之贤人也！”“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孔子自己也是“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46]。因此，他一再称赞好学、求仁的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47]孔子还表明：“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后来的孟子继承了这一思想，说“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视恶声”，“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忍，不忍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48]。
孔孟本人绝对不贪，都是清廉者，上述孔子生活如此，孟子的清心寡欲也如此。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49]
楚国的令尹子文（鬭谷於菟）的廉政勤政亦为人们所盛赞，后人鬭且说：“昔令鬭子文三舍令尹，无一日之积，恤民故也。成王闻子文之朝不及夕也，于是乎每朝设脯一束、糗一筐，以羞（进）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为常秩）。成王每出子文之禄，必逃，王止而后复（返）。人谓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对曰：‘夫从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旷（空）也，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厚），死无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50]
所以，孔门也经常给予评说。子张云：“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孔子说这就是“忠啊”！[51]
鲁国季文子在季氏族中是勤政节俭出名的一个，他辅佐宣、成、襄三君，“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52]生前，有一次仲孙它以他的节俭为吝啬，不爱华美而有失体面。季文子却说，对于华美，“吾亦愿之。然吾观国人，其父兄之食粗而衣恶者，犹多矣。吾是不敢。人之父兄食粗衣恶，而我美妾与马，无乃非相人（指辅佐之职）乎！且吾闻：以德荣为华，不闻以妾与马”。事后，他又把仲孙它的话告诉其父仲孙蔑，仲孙蔑就把儿子（它）囚禁七日。从此仲孙它也让妾穿粗衣，让马食狗尾草。文子听见了就说：“过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为上大夫。”[53]这说明季文子不仅本身节俭忠贞，也帮助、奖励他人这样做。
晏婴竭力批评和防禁景公的贪欲暴敛，他本人则是一生节俭、清廉的楷模。他几次拒绝景公为他调换宽敞住房，几次辞绝景公加给他的俸禄。有一次，景公发现他给来使的饭吃不饱，就要给他“千金与市租”。晏子辞谢说：“以君之赐，泽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君之赐厚矣！婴之家不贫也。”进一步提出一个原则：“夫厚取之（于）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为也；厚取之君，而不施于民，是为筐箧之藏也，仁人不为也；进取于君，退得罪于士，身死而财迁于他人，是为宰藏（主藏之官）也，智者不为也。夫十总之布，一豆之食，足于中、晚（年）矣。”[54]这里的分析合情合理，足见他的廉洁有充分的理论根据，而且具有大彻大悟的最高思想境界。
晏婴也是第一个提出“廉政”命题的人。他说“廉政可以长久”，好比“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不雩途，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也”。接着他又以石比喻廉政不得法也不能持久的道理。[55]
孔子评晏婴是“善与人交，久而敬之”[56]。这属于一般品德。而当时传颂晏子的节俭是：“一狐裘而三十年。遣车一乘，及墓而反。”[57]“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贤大夫也。瀚衣濯冠以朝。”[58]都是说他对自家丧祭极为俭约。
孟子说：“晏子以其君显。”[59]这是对晏子廉俭并谏诤而制约景公的贪欲聚敛、使其政权不至于在当世崩溃而说的。
墨子赞赏“背禄向义”的人。有一次，他带着高石子游卫，卫君给高石子以卿位厚禄，可是“高石子三朝必尽言，而言无行者，去而之齐”。高氏把他这行动告诉墨子，表示担心人们说他狂妄。墨子说：“去之（离卫）苟道，受狂何伤？”“为义，非避毁就义。”石子说：“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无道，仁士不处厚焉。’今卫君无道，而贪其禄爵，则是我为苟啗人食也。”墨子听了更高兴，便转告禽滑厘说：“姑听此乎！夫倍（背）义而乡（向）禄者，我常闻之矣；倍禄而乡义者，于高石子见之也。”[60]这是表彰一个不肯尸位素餐的廉洁者。
四、反贪贿暴敛的文学
这里介绍的是诗歌。诗歌是感物而动、抒发性情的文艺形式，最易于表达人民的呼声，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而贪贿暴敛危害国家，鱼肉人民，激起人民的愤慨，触动全社会的每一根神经，理所当然地表现于诗歌中，诗歌正是讽刺这类丑恶行径的有力工具，犹如匕首、投枪。从夏时的《五子之歌》，商代的“三风十愆”之咏[61]，到两周的《雅》《风》，都有不少这类杰作。其中固然不乏阶级反抗的呼声，也多有反贪贿、抗暴敛的呐喊。
《五子之歌》是有韵的文字，载于古文《尚书》。其序云：“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一共五首，相关的是第二首：
训有之：
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二“荒”字，为迷乱。禽为鸟，兼言禽兽，代指田游。甘酒，甘于酒；嗜音，嗜好音色。全歌都是贬斥淫逸奢侈，哪怕只对其中一项的沉迷，都没有不灭亡的。
“三风十愆”亦有韵之文，载于古文《尚书·伊训》，为伊尹训太甲的箴言。
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
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
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
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
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
三风，即巫风、淫风、乱风。十愆，三风中包括的舞、歌、货、色、游、畋、侮、逆、远、比。愆为罪过。文中“时”字古即“里”字。殉，贪求，沉迷。耆德，传统道德。比，亲近。这是概括了几乎所有淫逸悖乱的内容。商代已有诗歌，文献有缺，从今日所见甲骨文中还可以看到少数对偶、有韵的文句。因社会进入文明已久，多为格言、箴言的形式。文献里也有一些与甲骨文能互证的语句。[62]而这首歌也保留了一些自然朴素的文风。
前述成汤的祷雨词，又未尝不是歌的形式。同一句式，用同一疑问词落脚成韵，在周代金文中有此用法，而且“欤”字前的偶句也已押韵，所以这也是早期一首戒贪贿淫逸的诗歌。
到西周，《诗经》集古代诗歌之大成，其中称作“变雅”的《雅》诗，一般认为作于东周的《国风》所谓“变风”，就有一些是民间里巷老百姓编的（或经文人润色）讽刺贪贿暴敛的诗歌。
《小雅·十月之交》第五章云：
抑此皇父！（咦，这个皇父！）
岂曰不时？（哪能说他的不是？）
胡为我作？（为何对我这般行径？）不即我谋。（事先也不和我通声气。）
彻我墙屋，（拆毁我的房屋，）
田卒污莱。（使我的田地全都荒废。）
曰予不戕，（他却说“并非我摧残你”，）
礼则然矣！（按“礼”就是如此！）
第六章云：
皇父孔圣！（皇父多么“圣明”！）
作都于向。（建都邑到那向的地方。）
择三有事，（他挑选一批高官，）
亶侯多藏。（都确是富有蓄藏。）
不慭遗一老[63]，（一个老成人也没留下，）
俾守我王。（以便保卫我周王。）
择有车马，（凡有车马者都挑选走，）
以居徂向。[64]（到向地居住把福享。）
《小雅·大东》怨恨赋役繁重而不均，群小得志。诗《序》说：“东国困于役而伤于财，谭（国）大夫作此诗以告病。”其第二章云：
小东大东，（东方的小国和大国，）
杼柚其空。（织机上也全都空荡荡。）
纠纠葛屦，（葛绳缠成的鞋子，）
可以履霜。（只差可踏着晨霜。）
佻佻公子，（那些轻佻的公子们，）
行彼周行。（游逛在大道上。）
既往既来，（他们来来往往，）
使我心疚。（看着也使我心伤。）
第四章云：
东人之子，（东国人家的子弟，）
职劳不来；（服劳务可没有人来抚慰；）
西人之子，（那西方人家的子弟，）
粲粲衣服。（穿着鲜艳的好衣。）
舟人之子，（周室的贵族子弟[65]，）
熊罴是裘。（更有熊皮大棉袍。）
私人之子，（他们私家的子弟，）
百僚是试。（百官衙门当幕僚。）[66]
《大雅·荡》是直接讽刺周王室统治者的诗，诗《序》云：“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从这前一篇《板》诗开始，《大雅》中由歌颂变为讥讽，旧说是“变雅”，当为有据。具体地说，此诗大致是讥刺厉王专利，通篇八章借用文王面责“殷商”的口吻，用暗喻手法，把衰周比作亡殷，这是无情的矛盾转化规律起作用。唐诗中讥讽李唐王朝也往往用“汉皇”代替，文学手法相同。诗的第一章开头就说：
荡荡上帝，（宽广浩大的上帝，）
下民之辟；（本是下民的君主；）
疾威上帝，（而今这暴虐的上帝，）
其命多辟。（旨意却这么邪僻。）
天生烝民，（天生我芸芸众民，）
其命匪谌。（命运并不可相信。）
靡不有初，（没有不是起初良好，）
鲜克有终。（而少见能有善终。）
第二章云：
文王曰咨：（文王说可叹呀，）
咨女殷商！（可叹啊你殷商！）
曾是强御，（曾经是那么强梁，）
曾是掊克。（那么盘剥四方。）
曾是在位，（都是在官位者，）
曾是在服。（都是在那官场。）
天降慆德，（天老爷降下暴慢的德行，）
女兴是力！（却是你卖力相帮！）
第三章云：
文王曰咨：（文王说可叹呀，）
咨女殷商！（可叹你殷商！）
而秉义类，（你本可行善政，）
强御多怼，（可是强梁们便埋怨，）
流言以对，（用流言回应，）
寇攘式内。（那些盗窃之徒位居宫禁。）
侯作侯祝，（到处是诅咒痛恨，）
靡届靡究。（没有个边，没有穷尽！）
其以下各章款式相同，多为揭露昏虐政治的内容。第四章有“敛怨以为德”一语，入木三分。
《大雅·桑柔》篇幅最长，达十六章。其《序》以为“芮伯刺厉王”，注者多认为作于厉王流彘之后，故言“灭我立王”，而将讥刺的对象集中于长乱的荣夷公。首章以“桑柔”——生长茂盛的桑树渐枯黄衰落比喻周室的兴衰。其第六章云：
天降丧乱，（老天爷降下丧乱，）
灭我立王，（灭了我已立的周王，）
降此蟊贼，（降下这些食稻害虫，）
稼穑卒痒。（我庄稼全都不能生长。）
哀恫中国，（悲哀啊我的国家，）
具赘卒荒。（只成累赘而各业均已怠荒。）
靡有膂力，（咱人穷困得无有力气，）
以念穹苍。（只仰望高高的穹苍。）
这里，用害虫比喻贪残，大概是第一次，后世“害人虫”应出于此。以下几章，内有“民之贪乱，宁为荼毒”，“大风有隧，贪人败类”，“民之未戾（定），职（由于）盗为寇”，等等，均是抨击贪冒的贵族、官吏。
此外，一些“变雅”中有讽刺幽王时政的诗，如：《瞻卬》云：“蟊贼蟊疾，靡有夷届；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复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复说（脱）之。”指责贪谗、暴虐、掠夺乃至于倒行逆施的行为，明白晓畅。《召旻》云：“旻天疾威，天笃降丧，瘨（病）我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边境）卒荒。”怨恨贪婪邪恶之政弄得人民饥馑流亡。
《诗经·魏风》中两首讽刺贪鄙、暴敛的诗《伐檀》《硕鼠》，是著名于史册、脍炙于人口的。《伐檀》诗《序》云：“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君子不得进仕耳。”其第一章云：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
河水清且涟猗。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砍伐檀树搁置在河岸，河水这么清澈，而砍下的好木头却不使用。可你不种庄稼，哪来三百廛的粮食？不行田猎，你庭上挂满的野兽是哪来的？而那些君子啊，才不会白吃饭呢！下面还有两章，句式一律，稍换韵字，意思不变。反复吟咏，明白流畅，痛快淋漓，是“风”诗的歌谣特色。
《硕鼠》的讽刺更是尖锐辛辣，把重敛的统治者比作贪馋的大鼠。诗《序》说：“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非常明确。第一章云：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被大鼠吃了三年粮食而并不见它顾念，现在就决心要离它而去，找到安乐的地方。说明暴敛受到人民痛恨、鄙视，也造成人民的流离迁徙。硕鼠为害人民，正如孔子曾说过的“苛政猛于虎”[67]。下面两章，也是句式不变，重叠咏唱[68]。
上述诗歌，和我们论述的各时期的贪贿、暴敛的史实，互相印证，相得益彰，正可加深对当时社会现状的了解。
[1] 《国语·周语上 》
[2] 《国语·晋语一 》。
[3] 《左传·文公十八年 》。
[4] 《左传·昭公二十年 》。
[5] 《国语·晋语八 》。
[6] 《左传·昭公元年 》。
[7] 《论语·先进 》。
[8] 《孟子·离娄上 》。
[9] 《老子》第五十三章。竽，有大义。盗竽，即盗之大者，盗首 。
[10] 《墨子·耕柱 》。
[11] 《荀子·鲁问 》。
[12] 《韩非子·八奸 》。
[13] 《韩非子·十过 》。
[14] 《韩非子·八经 》。
[15] 《韩非子·五蠹 》。
[16] 《吕氏春秋·务本》。“修身会计”是说自己端正、廉洁地去理财。“会计”，计量财物多少，比今天会计一职的内涵稍宽，包括理财任务。全句是说廉洁自好地理财的事不屑于去干，足见风气之败坏 。
[17] 《战国策·燕策一 》。
[18]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
[19] 《左传·昭公三年 》。
[20] 《左传·昭公八年 》。
[21] 《子华子·晏子问党 》。
[22] 《左传·昭公七年》，《国语·楚语上 》。
[23] 《国语·楚语下 》。
[24] 《左传·哀公元年 》。
[25] 《国语·楚语下》兰尹亹语 。
[26] 《左传·昭公三年 》。
[27] 《左传·昭公二十年 》。
[28] 《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三》。“贫其家”当指贫了民家 。
[29] 《左传·文公十年》。解释，参考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
[30] 《论语·公冶长》。参考杨伯峻《论语译注 》。
[31] “用田赋”内容，历来解释不一。今用此说，详见王贵民：《试论贡赋税的早期历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
[32] 《左传·哀公十一年》。《国语·鲁语下 》。
[33] 《论语·先进》。又见《孟子·离娄上 》。
[34] 《论语·颜渊 》。
[35] 《礼记·大学 》。
[36] “生生”见《尚书·盘庚下》，即营生之意，见本章第一节 。
[37] 《孟子·梁惠王上 》。
[38] 《孟子·梁惠王上》又见《滕文公下 》。
[39] 《孟子·梁惠王下 》。
[40] 《孟子·滕文公下 》。
[41] 《孟子·尽心下 》。
[42] 《孟子·尽心下 》。
[43] 《韩非子·八经 》。
[44] 《论语·述而 》。
[45] 《论语·季氏 》。
[46] 《论语·述而 》。
[47] 《论语·雍也 》。
[48] 《孟子·万章下》，《孟子·尽心下 》。
[49] 《孟子·尽心下 》。
[50] 《国语·楚语下 》。
[51] 《论语·公冶长 》。
[52] 《左传·襄公五年》，卒时人们的评语 。
[53] 《国语·鲁语上 》。
[54]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六》，《说苑·臣术 》。
[55] 《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四》。文字解释参看吴则虞《集释》引苏舆说：以水比喻廉政，因水性柔和，智能驭物而物也乐为之驭。所谓柔胜刚，故能长久云 。
[56] 《论语·公冶长 》。
[57] 《礼记·檀弓下》。这是指葬亲而俭并俭于宾客 。
[58] 《礼记·礼器》《礼记·杂记下 》。
[59] 《孟子·公孙丑上 》。
[60] 《墨子·耕柱 》。
[61] 《五子之歌》与“三风十愆”的箴言，均载于古文《尚书》。指古文《尚书》为伪，乃在于非商周及其以前之作，而可以认作春秋战国时人编写、加工者，至少反映此时现实和思想感情，故不妨置于本节介绍 。
[62] 见于古文《尚书·说命》和《国语·楚语上》。详情参看王贵民：《商代的文化艺术》，《历史教学问题》1985年第1期 。
[63] 此指天意如此，应非皇父所为，贪残的皇父不会重用“老成人 ”。
[64] 朱熹《诗集传》云：“言皇父自以为圣，而作都则不求贤，但取富人以为卿。”“但有车马者则悉与俱往，不忠于上，而但知贪利以自私也 。”
[65] 旧注“舟”有训为“周”，即指周族、周室。上句“西人”亦指周人，周都在西方关中 。
[66] 此句即指“群小得志 ”。
[67] 《礼记·檀弓下 》。
[68] 所引《诗经》各篇的解释和句译，均参照十三经注疏本的毛氏《传》和郑玄《笺》，辅以朱熹《诗集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