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物证检查完毕后，审判长宣布法庭侦讯结束。他想快点从公事中脱身，也不让大家休息一下，就请公诉人发言。他期望这个公诉人也是一个人，也要抽烟和吃饭，也会怜惜别人的。然而担任公诉人的副检察官却既不怜惜自己，也不怜惜别人。这个副检察官本来就天性粗暴，而更加不幸的是，在中学毕业时他得过金质奖章，在大学里他写了一篇关于罗马法的文章，论述各种地役权，得过奖金，因而极端自信，唯我独尊[1]，这么一来，他的性格就变得极其专横粗暴了。审判长让他发言时，他慢腾腾地站起来，卖弄一下他那穿着绣花制服的优雅身材，双手按住写字台，微微低下头，扫视一下法庭，视线避开被告人，开始发言。

“诸位陪审员先生，你们现在审理的案子，”他开始念自己趁宣读各项检查记录时起草好的发言稿，“是一个典型的——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犯罪案件。”

依他自己看来，一个副检察官的发言应当具有社会影响，就像那些一举成名的律师发表的著名的演说一样。不错，旁听席上的听众寥寥无几，只有三个女人，即一个女裁缝，一个厨娘以及西蒙的姐妹，外加一个马车夫。不过这也没有关系，那些社会名流也是从这样的小场面开始的。副检察官所要遵循的原则是要永远站在自己立场的高度，深入探索犯罪的心理学意义，揭露导致社会溃疡的祸根。

“诸位陪审员先生，你们发现，你们现在审理的案子是一个典型的——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世纪末的罪行。这种罪行带有一种可以说是可悲的腐败现象的特征。在我们的时代，我们社会上的某些分子常常和这样的腐败现象相遭遇，而这些人就特别处在这种社会病变的可以说是灼热的光线的照射之下……”

副检察官口若悬河，洋洋洒洒地讲下去，他一方面要极力做到不把自己已经想好的那些聪明的警句落掉；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他不能有所停顿，要使演说十分流畅地讲上一小时零一刻钟。他只停顿了一次，咽了好久的唾液，但又立刻缓了过来，说得更加娓娓动听，以弥补这个停顿。他时而采用柔和婉转、曲意逢迎的语调，不停地调换着两只脚站着，眼睛盯住陪审员；时而使用低沉的公务上的郑重口气，瞧着自己的笔记本；时而采取高昂的揭露性的调子，眼睛一会儿看看旁听者，一会儿看看陪审员，就是不看那三个被告，虽然他们都睁大眼睛望着他。他在演说里引用了当时他们圈子里很流行的种种最新学说，这些学说不仅在当时，就是现在也被认为是科学智慧的新理论。这里有遗传学、先天犯罪说、龙勃罗梭[2]、塔尔德[3]、进化论、生存竞争、催眠学、暗示说[4]、沙尔科[5]、颓废论。

按照副检察官的判断，商人斯梅里科夫是强壮、纯贞、生性宽宏的俄罗斯人的典型血种，由于他过于轻信、豪爽慷慨到一掷千金毫无吝啬的地步，以致沦为一伙道德败坏、诲淫诲盗的男女的牺牲品，落入他们的掌握中，任其摆布。

西蒙·卡尔津金是农奴身份的祖型再现的产物，一生备受压迫却没有反抗的胆量，从未受过教育，不遵守做人的基本原则，甚至不信宗教。叶甫菲米雅是他的情妇，是生物遗传性的受害者，在她身上可以看出道德堕落者的种种特征。但作恶犯罪的主要动力是玛丝洛娃，她是文化堕落现象的最恶劣代表。

“这个女人，”副检察官陈述道，但眼睛不看她，“可不寻常，我们刚才在这个法庭里听到她的女主人的证词，知道她是受过教育的。她不仅会读会写，还懂法语，她是一个孤儿，也许在胚胎里就带有犯罪的基因，可她是在一个有知识的贵族家庭里长大的，本来可以靠诚实的劳动生活的啊；然而她抛弃了她的恩人，放纵情欲。为了满足这种情欲而进入了妓院。在妓院里，她靠卖弄自己的学识，比别人更走红，不过她成为红牌妓女的主要的秘密在于，诸位陪审员先生，正如你们刚才听到她的女主人说的，她会用一种神秘的特异功能来影响、控制嫖客。这种神秘的特异功能近来已由科学，特别是沙尔科学派研究出来，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暗示法’，一种通过授意和开导影响别人的方法。她就是用这种特异功能控制了那个俄罗斯的勇士，那个宽厚善良的轻信别人的家财豪富不下于萨特阔[6]的客人，利用他的信任，先是窃取他的钱财，然后残忍地杀死了他。”

“嗬，看样子，他简直胡扯起来了。”审判长微笑着，侧身对那个严厉的法官说。

“十足的自以为是的大老粗。”严厉的法官说。

“诸位陪审员先生，”副检察官这时优雅地扭扭他的细腰，继续往下说，“这些人的命运就掌握在你们的手里，而且全社会的命运也或多或少操纵在你们的手里，因为你们的判决将影响全社会。你们要深入考虑这种罪行的影响，洞察玛丝洛娃之流——可以说是病态人物——对社会所构成的危险性，使社会免受其毒害，使这个社会中纯洁、健康的分子免受毒害，不至于常常受传染而遭到不幸。”

副检察官显然因自己的演说而深深陶醉，颇有点飘飘然，不过又似乎被即将要宣判的庄严气氛所镇住似的，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他的发言的意思，如果剥去华丽的辞藻，无非是说，玛丝洛娃使这位商人屈从于她的美色，骗取了他的信任，拿着他的钥匙坐车来到他开的旅馆房间里取钱，本想将他钱包内所有的钱都攫为己有，但被西蒙和叶甫菲米雅撞见，只好共同分赃。这以后，为了掩盖犯罪痕迹，她又同那商人一起回到旅馆，在那里把他毒死。

继副检察官发言之后，一位律师从椅子上起身发言，这是一个中等年纪的人，身着燕尾服，露出浆硬的衬衫的宽大的半圆形的白色胸衬，他口齿伶俐，振振有词，为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辩护。这是他们花了三百卢布雇来的辩护律师。他将他们两人的罪行推得干干净净，全部罪责都落在玛丝洛娃一人身上。

他认为玛丝洛娃的供词是不能接受的，她供称，她偷窃钱财时，包奇科娃和卡尔津金在场，但他坚决主张，既然她已经被揭露为放毒杀人犯，那么，她的这份供词就一点价值也没有了。这位律师说，那两千五百卢布（起诉书上是一千八百卢布），很可能是这两个勤劳忠厚的人长年积攒下来的，他们往往一天就可从客人那儿收到三到五个卢布的小费。商人的那笔钱是被玛丝洛娃偷去了，她又转交给谁了，或者甚至遗失了，因为她当时不是处在神志清醒的状态中。而下毒杀人，则全是玛丝洛娃一人干的。

所以他要求陪审员们裁定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在偷窃案中是清白无罪的；假如陪审员裁定他们犯了偷窃罪，那么，至少他们没有参与放毒杀人，也没有事先策划犯罪的意图。

律师在发言的结尾为难副检察员说，副检察员先生的有关遗传性的宏论固然能解释遗传科学的问题，但在此案中并不适用，因为包奇科娃是不明身份的父母的女儿。

副检察员受到冒犯，十分生气，在一张纸上记了些什么，露出轻蔑又略带惊讶的神气，耸耸肩膀。

接着玛丝洛娃的律师站起来，他显然有点胆怯，结结巴巴地宣读自己的辩护词。他不否认玛丝洛娃曾参与偷窃，仅仅坚持说她没有毒死斯梅里科夫的意图，在酒中撒药粉给他喝只是为了让他熟睡。他想施展一下口才，对玛丝洛娃的人生经历进行一番概述，说她曾经受一个男人的引诱，和她通奸，她失身后，才逐渐走上了放纵淫荡的不归路的，可那个最初让她失身的男人至今逍遥法外，与此同时，她却不得不承受因堕落而造成的恶果。可是他这番进行心理分析的题外话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以致在场的人听了，都因为他的拙劣的口才而替他害臊。他说话又慢，又不清楚，讲述什么男人凶恶残暴啦，女人软弱无助啦，啰唆个没完，以致审判长插话帮他打圆场，劝他发言要把握住案情的要领。

这个辩护人发言完毕后，副检察官又站起来，为自己申述的遗传学原理进行辩解，他批驳第一个辩护人说，即使包奇科娃的父母身份不明，遗传学说的正确性也丝毫不受损害，因为遗传学的规律已为科学充分证实，以至我们不仅可以通过遗传因素探讨犯罪的原因，也可以逆向探本求源，从犯罪的情节推断出遗传的因素。至于另一个辩护人的凭空推测，说什么玛丝洛娃是受一个虚构的[7]的男人的引诱才堕落的，那么眼前的一切事实却毋宁说明她才是一个引诱者，她本是祸水，许许多多男人都被她勾引，落在她的手里，成为无辜的牺牲品。他说完这话，得意扬扬地坐下。

之后，法庭让被告自己辩护。

叶甫菲米雅·包奇科娃一再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事也没参与，一口咬定是玛丝洛娃一人干的。西蒙只是反复说：

“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反正我没罪，我是冤枉的。”

玛丝洛娃什么也没有说。当审判长示意她可以为自己辩护时，她只是抬起眼睛看了看他，然后环顾四周，好像一头被追捕的野兽，并马上垂下眼睛，哭了起来，大声呜咽不止。

“您怎么啦？”坐在聂赫留朵夫旁边的那个商人，听见聂赫留朵夫突然嘴里发出古怪的声音，问道。这种声音是勉强忍住的抽泣。

聂赫留朵夫一时还没有醒悟到他目前落入的处境的全部意义和影响，因而把强自克制的抽泣和夺眶而出的泪水看作自己神经脆弱的表现。为了掩饰眼中的泪水，他戴上夹鼻眼镜，接着掏出手绢，动手擤掉鼻涕。

假如这儿的一切人，这座法庭里的所有法官和法警，都知道了他的罪行，那他的脸面就真没有地方放了，对可能蒙受的耻辱的恐惧窒息了他内心中开展的思想斗争，在最初的时间里，这种恐惧比什么都要强烈。

注释：

[1] 他在女人方面的成功更助长了他的自负。

[2] 龙勃罗梭（1836—1909），意大利精神病学者，刑事人类学派的代表，认为犯罪是从有人类以来长期遗传的结果，提出“先天犯罪说”；他否认犯罪的社会原因，认为犯罪是天生的、由继承而来的品质，这种品质是具有某种心理和生理特征的人所固有的，按照龙勃罗梭的见解，这种人不论犯罪与否，都应当加以隔离和消灭。

[3] 塔尔德（1843—1904），法国社会学家，刑事学家。

[4] 唤起某种情感的手段。

[5] 沙尔科（1825—1893），法国神经病理学家，曾著书论述催眠学。

[6] 俄罗斯一首民间勇士歌里的主人公。

[7] 他用特别恶毒的口气说了“虚构的”几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