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平

1632年夏，约翰·洛克出生于萨默塞特郡的一个小村子。1704年10月底，他在好友马沙姆夫妇位于埃塞克斯郡奥兹的乡间别墅中去世。三十五岁以前，他的生活单调乏味，至少在外人眼中是如此。但在1667年后的三十多年间，他却和风云变幻的英国政治密切联系在了一起。直到年近六旬，他才第一次为人所知，声名鹊起。自此之后，几乎所有与洛克通信的人或许都完全不带嘲讽地引用了玛丽·卡尔弗利夫人的话，称洛克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人”（LC IV 105）。实至名归的时候终于到来：他的著作，特别是1689年出版的杰作《人类理解论》，让他以哲学家的身份闻名于世。这样的盛名一直持续至今，从未中断。

到了四十岁，洛克就已经在许多方面与他的萨默塞特出身渐行渐远；余生中，想必他与家人的真实社交距离也逐渐拉远。但是就某些基本方面而言，只要他一息尚存，父母抚育方式对他的影响（无论好坏）在他的情感和态度上就一直处于中心位置。在17世纪，很少有人能自信地评价这类延续性。洛克还有一些怪癖，例如，但凡他写过字的纸稿，都从不丢弃。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幸运，因为他生前的大部分文字都留给了我们。事实上，相较于那些他同时代的或更早的哲学家，我们对他的了解确实更多。大量手稿清晰地展现了成年洛克内心深处持久不变的清教徒式的情感，这种情感将责任感放在他个人生活的中心。他绝不是一个古板无趣的人，但他对人对己都要求甚高；当这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时，他就会以激烈的说教口吻予以回应。那些为他赢得不朽声誉的哲学观点大多与清教无关，或许对生活在1632年的清教徒而言，其中许多观点甚至会让他们感到震惊，但是即便如此，赋予他全部思想以完整性和人性深度的那个同一性人格，还是他内心深处的清教徒自我。

洛克的父母都出身于清教徒商人家庭，父亲家是服装商，母亲家是制革商。他的父亲是萨默塞特郡的一名律师，兼任治安法官的书记员，薪水并不算太高；他拥有一些土地，土地本身虽不足以让他和他的儿子过上绅士的生活，却足以让儿子在后来自己最杰出作品的扉页上展示出绅士的形象。单单这样的背景无法保证洛克有一个好前途。他的直系亲属兴趣褊狭，世俗追求也不算成功，但他家结识了一些有权有势的成功人士，其中最重要的要数亚历山大·波帕姆。与洛克的父亲类似，在内战初期，波帕姆是一名萨默塞特议会党人的骑兵军官；后来当上了英格兰西南部诸郡的议会成员，成了国内政界的显赫人物。1647年，波帕姆当选巴斯的议会成员，这一职位让他有机会把自己的律师和袍泽之子送去威斯敏斯特读书。后来，洛克的父亲仍寄希望于得到他有影响力的政界同僚的赞助。这样的机会或许仅有一次——在他儿子从威斯敏斯特通往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的关键道路上，这一份有力的赞助似乎必不可少——除此之外，他的希望似乎总会落空。如果说他给这广阔世界带来什么微不足道的影响的话，那就是这位严厉的、晚年有几分怨怼的男人，在他杰出的儿子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塑造洛克一生的独立精神和自律力量。

以下三大步是了解洛克生平的最简单途径，其中每一步都进一步拉远了洛克与他萨默塞特出身的距离。第一步是去威斯敏斯特和基督教会学院求学，这标志了洛克的家庭资源和合理期望的最大程度延伸。这使得他能轻易地在大学内外得到牧师一职，这份收入平平、小心谨慎的职业或许与他的才智完全匹配。［他的表弟约翰·斯特雷奇曾写道：“有才华之人必须学习顺从，即便他之所需并非晋升。”（LC I 215）］但即便作为一位前景暗淡的年轻人，洛克显然也并不认同顺从，并且似乎从未被牧师的生涯所吸引。另一种可能从事的职业没有那么传统、就业面更窄，但更合他心意，那就是成为一名医生。事实上，洛克曾经满怀热情地追求这一可能性，他系统研究了几十年的医学，并为他的朋友和熟人提供广泛的医疗建议。他与17世纪最杰出的医学家之一、传染病治疗先驱托马斯·西德纳姆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西德纳姆对疾病的研究方法是异常自觉而系统的，洛克关于人们如何认识自然的看法很可能受到了这次合作的影响。恰切地说，正是他的医学兴趣，而不是他作为哲学家或神学家的专业知识，赐予了他一生最大的机遇。

第二步发生在1666年。经学医的朋友戴维·托马斯引荐，洛克于该年第一次遇到阿什利勋爵，即后来的沙夫茨伯里伯爵一世，查理二世王廷的政治领袖。这次见面纯属巧合，它缘于阿什利赴牛津阿斯托普温泉之旅；其后果却至关重要，至少对洛克来说是如此。初次晤面后不到一年，他便搬进阿什利在伦敦的宅邸，成为他的雇员。一年后的1668年，在洛克的亲自监督下，他的庇护人接受了一项大型手术，切除了一处化脓性肝囊肿。这次手术力排万难，做得很成功。在随后的十四年中，他“学习顺从”沙夫茨伯里的奇思妙想，并且分享了庇护人跌宕起伏的命运。从平静如死水一般，尽管有时也会起风暴的复辟之地牛津，到受雇于沙夫茨伯里后热火朝天的生活，洛克迈了巨大的一步。虽然洛克本人从未主动放弃他在牛津的一席之地（事实上在1683年流亡后，政府将他从牛津开除了），但在余生中，他的能量、希望和恐惧的影响却在别处。此后，洛克的个人命运随着他庇护人的命运而起伏，甚至到1683年沙夫茨伯里去世后，洛克的命运又随着沙夫茨伯里曾经领导的广大政治团体的命运而起伏。

1667至1683年的不同阶段，沙夫茨伯里是查理二世王廷中最位高权重的政治人物，也是最后威胁到并可能计划发动革命推翻查理二世的国内反对派领袖。他的成功和失败都在洛克的思想上留下深深的印记。沙夫茨伯里不仅教导他如何理解英国政府在国内市场和国际贸易中的经济责任，也教导他把经济繁荣的条件和可能视作治国和衡量任何社会优势时首先考虑的因素。如果说洛克最终在很大程度上将才智用于他所处时代那残酷但富有活力的英国经济中，那么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正是沙夫茨伯里。1672年沙夫茨伯里任大法官期间，洛克任职于工会，这与1690年代他任职于威廉的贸易委员会之间存在直接的延续性；而1668年他的第一篇经济学文章中的经济学观点，也与他为向威廉政府建言献策、为调控利率而写的主要作品之间存在直接的延续性。同样，在内容上，或许并非在动机上，直接相关的还有，沙夫茨伯里面对英国国教复辟仍宽容新教徒的坚定行为，与洛克在生命最后二十年中为出版宽容和自由而从事的或公开或秘密的英勇活动。显而易见的关联还存在于沙夫茨伯里在所谓的“排斥危机”（即剥夺查理二世信奉天主教的弟弟——约克公爵詹姆士王位继承权的努力）中，对政治合法性的代议制基础有些迟来的坚持，与洛克在《政府论》中认为公众有权只在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接受统治，并有权抵抗不正当权力的雄辩之间。

毫无疑问，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来自为沙夫茨伯里工作而获得的经验，这些经验实际上为洛克提供了一个观看社会和政治世界的崭新视角。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影响是深刻的个人影响。洛克一生结交了许多关系甚密的朋友，以及许多没有那么亲密，但手握大权、富有、智力超群的朋友，如彭布罗克、萨默斯那样的政要，罗伯特·波义耳、艾萨克·牛顿那样的科学家，以及林博赫那样的神学家。当然，无论沙夫茨伯里多么欣赏和尊重洛克本人，他都不仅是洛克的朋友，更是他的庇护人。这样的友谊显然是不对等的，但他们之间并不缺乏深厚的感情，在这十六年中，洛克伟大的庇护人显然将他变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有一对不可思议的形象塑造了洛克的成年生活：一个是失败的父亲，笨拙而压抑；一个是光彩夺目、不值得信任、魅力无限，却在生命的尽头壮烈失败的朝臣。这一对形象虽则不可思议，却在某些方面异常有利。任一形象都在想象中极好地抵消了另一个的缺点：前者忧心忡忡、怀着根深蒂固的顾虑，后者强而有力、不顾一切、不负责任。两者都死亡以后，他们之间的张力成就了洛克哲学非凡的思想框架。

第三步是对哲学理解的投入。与进入威斯敏斯特和牛津、为沙夫茨伯里工作相比，这一步在外人眼里非常不明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洛克对政治权威与政治宽容、伦理学与认识论等哲学问题的关注至少可以追溯到1650年代末。事实上，假设他真的接受了神职、从未遇到沙夫茨伯里，并且余生都在牛津大学执教，也没有理由认为他后来不会去思考哲学、从事哲学写作；他也不会直至自己年迈多病，方才成功地从自从为沙夫茨伯里工作开始就卷入其中的政治和公众责任中解脱出来。如果说从1667年到他离世前不久，哲学和政治都在争夺他的精力和关注的话，那么在他人生的不同阶段，二者便以迥然不同的方式寻求着某种平衡。

截至1667年，洛克在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做了十五年学者，其间他的哲学写作基本上仅限于两部作品。其一是《政府二论》，这两篇论文指出了宗教宽容论的缺陷，一篇用英文、另一篇用拉丁文写成，创作于1660年和1661年，直到20世纪才正式出版。其二是《论自然法》，这是关于自然法的拉丁文系列讲稿，1664年由他作为基督教会学院的道德哲学审查员发表，同样到20世纪才正式出版。在以后的数十年中，宗教自由的范围和限度以及人们应该如何生活，仍是洛克思考的核心问题。然而，这两部作品并不具备他成熟作品中的广阔视野和紧迫性，而是体现出一种非常不同的政治态度。这些年来，牛津为他的才智所提供的最重要机会，不是开始构建和表达我们如今认为的哲学观点，而是参与到波义耳、胡克、洛厄和西德纳姆的化学研究和医学研究中去。洛克不仅从中认识到持之以恒、训练有素的观察的价值所在，也体会到人在试图掌握自然奥秘时的谦逊、耐心和勤勉。洛克在一份手稿中提到西德纳姆在1669年说的一句话：

世上真正的知识首先是由经验和理性观察得来，但是骄傲的人对他所掌握的有用知识并不满足，仍然想要刺探隐藏着的原因，放下既有原则，自行对自然的运作设立准则，徒劳地寄希望于自然或真正的神会按照人类自我预设的准则行事。

正是在这一探究实践科学的背景下，洛克将他对科学革命早期两位伟大的大陆哲学家的阅读派上了用场——1660年代末，他深受勒内·笛卡尔和皮埃尔·伽桑狄影响，而他较成熟的理论在许多方面相当接近后者的观点。但是，正如他告诉马沙姆夫人的那样，是笛卡尔的观点第一次激发了他对哲学的强烈兴趣，让他想尝试精确、系统地理解人类“能够”知道什么。他在《人类理解论》的《赠读者》中说道，此书试图“检验我们自己的能力，发现何种对象是我们的理解力适合或不适合处理的”。实际上，《人类理解论》的大部分内容直到1680年代末才完成，但早在1671年，许多由其主要论点延伸开去的草稿就已经写出来了。除了这些《人类理解论》的最初草稿之外，洛克在这段时间还创作了其他重要作品：1668年关于政府调控利率的无效努力的长篇手稿；1667年论宽容的文章，这篇文章完全依照沙夫茨伯里的政策来讨论问题，断然改变了他自己在1660年代初更加独裁的观点。但是总的来说，这些年他忙于为作为殖民地所有者、大地主和内阁阁员的沙夫茨伯里处理公共或私人行政事务，以至于很少有余暇继续创作哲学作品。到了1675年，沙夫茨伯里坚决反对丹比执政的国王政府，洛克自己的身体状况也很糟糕。接下来三年半，沙夫茨伯里处境极为危险，洛克旅居法国，他的大多数时光是在沙夫茨伯里一位富有的政治伙伴之子凯莱布·班克斯令人厌烦的陪伴下度过的。在旅居法国期间，洛克结识了不少医生、科学家和神学家，并和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亲密的朋友。他还翻译了詹森派教徒皮埃尔·尼科勒的一些论道德的文章。但他自己似乎并没有写出任何原创作品。

从1679年4月底重回伦敦，到1683年夏末流亡鹿特丹，这四年是他生命中一段晦暗不明的时光。洛克于1675年动身前往法国，彼时他的庇护人沙夫茨伯里已经在王廷内失去了政治影响力。即便如此，洛克“在他的书房和密室”中的工作已经不限于“国务大臣的事务”。例如，他很有可能起草了1675年的小册子《一位贵人致乡间友人的信》，沙夫茨伯里已经在其中开始制订反对计划。这本小册子因遭刽子手公开烧毁而声名大振。1679年，沙夫茨伯里愈加激烈地反对查理二世政府的政策。在接下来历时四年的“排斥危机”中，他组织并领导了一场反对王室的国内政治运动，旨在加强对王权的宪法制约，保护由竞选产生的下院的权利，并阻止查理二世信奉天主教的弟弟詹姆士继承王位。这场斗争艰苦而危险，因为行使法律所承认的政治权利与叛国罪之间很难划清界限。但是毫无疑问，查理急于在尽可能早的阶段划界。直到1682年，如果不是更早的话，沙夫茨伯里本人、洛克、阿尔杰农·西德尼、威廉·罗素勋爵和埃塞克斯伯爵都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在这次事件中，沙夫茨伯里至少设法逃到了荷兰，不久就在那里去世了。1683年6月，“黑麦屋密谋”试图在查理和詹姆士从纽马基特赛马会返程途中绑架他们，事败后，西德尼、罗素和埃塞克斯统统被捕。埃塞克斯旋即自尽于伦敦塔，罗素和西德尼也被处绞刑。在西德尼的审判中，有一项罪状是撰写煽动性手稿，其中包括对罗伯特·费尔默爵士极端保皇主义的小册子《先祖论》的长篇攻击，这些攻击在西德尼被处决之后发表出来，即他的《论政府》。当然，洛克在1683年夏末也受到政府的密切监视，即便他算不上埃塞克斯、罗素，甚至是西德尼那样重要的政治人物。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他那时也有一部极具煽动性的手稿《政府论》，它同样攻击了费尔默的政治理论，并全面认可人们对即便合法的君主的革命权利，前提是这位君主严重滥用了他的权力。最后的结果是，1683年9月，洛克成功逃过一劫，流亡荷兰。尽管次年，他在基督教会学院的学者资格被王室勒令取消，并且1685年英国政府还尝试将他引渡回国——以失败告终，但从那以后，他与其他辉格党流亡者的处境便没那么危险了。

他具体在何时、出于什么原因着手写作《政府论》，我们尚不得而知，以后可能依然不得而知。煽动叛乱在17世纪的英国十分危险，在“排斥危机”的背景下写成的《政府论》便是一部极具煽动性的著作。至少自1683年起，洛克便以极为谨慎的神秘形象示人。然而关于这些年他都在做些什么，我们确实知道一两个有趣的细节。例如，1680年，他在朋友詹姆士·提瑞尔位于奥克利的乡村别墅住了很久，后者于1681年出版了一本攻击罗伯特·费尔默《先祖论》的书。1680到1682年间，提瑞尔和洛克合作完成了一部长篇书稿（仍未发表），站在英国国教护教领袖爱德华·斯蒂林弗利特的对立面，捍卫宽容原则。据一位政府间谍报告，1683年7月，当洛克准备离开牛津之时，正是委托提瑞尔代他保管“好几篮文件”。那些年，对沙夫茨伯里的政治追随者而言，当务之急就是捍卫新教徒的政治和宗教权利，并批评那些拥护绝对王权的最狂热的英国理论家。

1683年夏末开始流亡时，洛克已年过半百，尚未出版任何有意义的作品。我们可以确定的唯一一本为了出版而作的重要著作是《政府论》，这在当时是个危险的源头，并不能作为沾沾自喜的理由。另一方面，尽管流亡并不为人所喜甚至有些危险，但也为洛克提供了一些机会。首先，洛克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一些还交往甚密，包括英国商人群体、荷兰神学家，以及1685年《南特敕令》废除后认识的法国新教徒流亡者。其次，他排除政治上的干扰，有时间系统深入地思考和写作。或许他的身体不太好，他的世俗前途也不太明朗，但至少他有机会集中力量写作，留给子孙后代实实在在的东西。正是在这几年，他写出了《人类理解论》和《论宗教宽容》。

1688年，随着信奉新教的奥兰治亲王威廉登陆英国，以及信奉罗马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出逃，洛克的世俗前程光明得多了。次年初，洛克回到英国，在此期间将他三部最伟大的著作一一付梓。其中两部著作属匿名发表：《论宗教宽容》4月先在荷兰以拉丁文出版，10月又在伦敦以英文出版；《政府论》则在年末于伦敦出版。但是《人类理解论》却在12月中旬以精致的对开本形式公之于世，他自己的名字也赫然出现在扉页上。一次举世瞩目的出版首秀就此开场。

在他去世（1704年）前的十五年里，他一如既往地作出了诸多贡献。其中一些是最狭义的政治贡献：巩固威廉在宪法上、政治上的地位；整顿英国货币制度；通过新英格兰银行，为英国建立起有效的信贷制度；为繁荣英国海外贸易，设立一些便于政府更有效地尽职尽责的机构。在如上每一方面，洛克自己都积极投身其中：在后三方面，他是备受国家主要政治家信赖的智囊；而在海外贸易方面，他是新贸易委员会中一位获益颇丰的公职人员。他专注做的这些事都表明，他多少实现了沙夫茨伯里从1660年代末到1670年代初的计划，这个计划从狭隘的英国利益出发，是高度自觉的商业资本主义计划。在光荣革命后各派和解的法律和政治格局下，洛克扮演了一个谨慎有余、影响力又相当不足的角色。同样可以想见，在宪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以及经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的政治权力增强的影响下，货币、财政、经济政策的实际结果比他希望的走得还要远。或许更重要的是，《革命稳固法》的政治性质显然远比政府经济政策的技术细节融入了他更深厚的情感和信念；他也显然在更宽广、更少沙文主义的语境下看待前者的重要性。

在“排斥危机”以及接下来的流亡荷兰时期，洛克与荷兰阿米念派神学家、商人和更年轻的胡格诺派流亡者为伴，维持着宽容而复杂的关系，其间他逐渐认识到欧洲新教的利益与政治自由的利益紧密联系。路易十四的天主教专制与它对幸存的新教国家的直接武力威胁、它对宗教统一性的固执，在政治上象征了洛克所憎恶的一切：将人类的傲慢、野心、堕落和上帝的意图深深地混淆在一起。洛克迈进沙夫茨伯里宅邸不久，他对新教徒的宽容观便转变为更放松的实用态度。随后几年，这种超然态度逐渐消失，他开始看到（更重要的是，开始感觉到），宗教问题越来越不是国家政策的问题，而是个体人权的问题。在洛克流亡的近六年里，英国王室转向天主教专制，路易十四威胁要占领荷兰最后一座重要的欧洲大陆新教堡垒，废除《南特敕令》，致力于摧毁胡格诺派，并派龙骑兵迫使那些不幸的新教徒改宗天主教；洛克越发恐惧地观察到欧洲的政治、文化甚至是宗教的未来，都因此命悬一线。（这段历史十分惊心动魄，足以为英语增添一个动词。）为了回应这些事件，对抗欧洲而不仅仅是英国所处的险境，洛克写了《论宗教宽容》；与他其余几部生前出版的著作不同，这本书最初是用至今仍为欧洲知识分子国际语言的拉丁文印刷的。

到了1689年，“新教之风”将奥兰治的威廉从海峡彼岸安全地带来了，天平终于开始向洛克想望的方向倾斜。《论宗教宽容》由一神论商人威廉·波普尔翻译成英文，如前文所述，这本书在于荷兰首版的同一年便在英国问世。它坚信，任何人只要试图干涉宗教信仰或敬拜，都是渎神放肆。这一坚信远比威廉及其政府谨慎地对新教徒作出的温和让步更加极端。次年4月，牛津教士乔纳斯·普罗斯特著书对《论宗教宽容》展开详尽的攻击，这是洛克的作品头一次获此殊荣。随后数年，洛克发表了两篇长文回复普罗斯特，每一篇也相当于他对自己的回复。

但是，洛克仍不愿公开《论宗教宽容》和《政府论》的作者身份，甚至当朋友们轻率地或者无心地扬言要公开作者身份时，他还十分歇斯底里。即便是洛克真心笃爱的朋友林博赫，也因向他们共同的荷兰朋友承认《论宗教宽容》是洛克所写而受到责备；可怜的提瑞尔虽与洛克关系久经考验，也因为将《政府论》归于洛克名下而备受苛责。一直到1698年（虽然不可否认，当时的环境非常尴尬），洛克仍固执地拒绝向威廉·莫利纽克斯承认自己确实写了《政府论》，哪怕后者是他最亲密和最信任的朋友之一。毋庸置疑，到了这个时候，他是这些作品的作者一事已是众所周知；并且无论从他遗嘱的条款还是从几处十分忸怩的自我表扬例子（W IV 602, 640）都可见，至少对论证的核心内容，他直到去世前都是认可的。何况他在1694年还仔细监印了《政府论》第二版，并致力于修订一个更新的、添加了重要内容的版本——这一版本直到他去世以后才出版。

这些年，他还进一步出版了几部比较重要的作品。其中两部关注货币制度，分别出版于1691年和1695年。另一部，《教育漫谈》首次发行于1693年，随后数年再版了三次。这本书源自洛克致友人，萨默塞特郡乡绅爱德华·克拉克和他妻子玛丽的一系列书信，他在信中就他们孩子的健康和抚养问题提供了一些建议。这本书是洛克最易理解的作品之一，对孩子的心理，包括思想和道德两方面的发展表现出一种显而易见的理性态度。除了阐明洛克对一个人如何具备完整人格的看法（主要就是学会控制他或她不那么值得称道的欲望），这本书似乎还对英国人养成进行如厕训练的习惯有些历史重要性，至少在受过教育的阶层中是这样。显然，对这几部著作，洛克没有那么断然地拒绝承认自己的作者身份，尽管其实他并未在著作出版之初就署名。但是对他最后一部毫无疑问十分重要的作品、出版于1695年的《基督教的合理性》，他再一次果断匿名了。正如结果所表明的那样，他这么做实属事出有因，因为这本书被证明极富争议，曾在两年内以苏西尼主义的罪名遭到约翰·爱德华兹的两次攻击。苏西尼主义是欧洲大陆教义深奥的异教，它强调理性和《圣经》的权威性，拒绝三位一体的教义，爱德华兹将其完全等同于无神论。为了回应这些攻击，洛克匿名并有些狡猾地为自己的作品写了两篇辩护。更加糟糕的是，1696年他再次因类似理由受到一位更强大的对手爱德华·斯蒂林弗利特的攻击。斯蒂林弗利特是不容异己的英国国教护教论者，在“排斥危机”期间洛克和提瑞尔曾联手反驳他的观点，如今他是伍斯特市主教。

此番攻击尤具破坏性，不仅因为苏西尼主义的罪名（不同于无神论的罪名）极为可信，它瞄准了洛克的宗教观，更因为斯蒂林弗利特这项起诉所选择的依据并不是洛克至此最不可能承认为自己作品的文本《基督教的合理性》，而是他根本无法抵赖的《人类理解论》，因为后者自出版之日起就署了他的名，无论如何他都会全力捍卫。1697年，他在三篇进一步的作品中，适时地回应了斯蒂林弗利特。实际上，除却1700年对《人类理解论》第四版所做的修订之外，上述回应构成了他生平思想的最后一次公开表达。

到了人生的这个阶段，洛克的关注范围开始缩小，此时可以更清晰地辨认出他用以保管自己思想遗产的策略。关于他思想成就的范围和局限，我们必须推迟到随后的两章中详细评价。但在这里概述一下这一遗产更为公开的张力和实践意义或许是颇具启发性的。

洛克去世时终于完全承担起对他所有已出版作品的责任。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直到那时，他仍急于将《人类理解论》（他一直承认那是他自己的哲学著作）和其他政治、宗教作品区分开。我们并不清楚他为什么如此急于将二者截然分离。的确，或许他也并不能清楚地认识他自己。但是这很有可能基于一个简单的、在1690年后被确切证实的认知，那就是持续掌控一部作品中某些观点的困难，由于这些观点与其他一部或多部作品中进一步讨论的相关观点相提并论而大大增加了。捍卫和修订《人类理解论》本身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洛克一直有理由相信他的杰出成就在于此书。

《人类理解论》所陈述的认识论在某些方面极具怀疑论色彩。虽然洛克自己丝毫不认为它质疑了基督教信仰的真实性，但是他的许多同时代人对此几乎都没有把握，因为如果《人类理解论》的论证是正确的，那么他们所信奉的基督教的特定阐释便一定是错的。出于同样的原因，洛克对人类认识能力的怀疑论调，与对人们有义务去宽容自己所不信或厌恶的宗教信仰的有力强调，或许对宗教信仰明确而坚定的教徒来说是天然伙伴。但是对于宗教信仰没那么坚定的人来说，这两者的结合则是随意而不稳定的，令人担忧。假如洛克坚持宗教宽容的理由是宗教方面的（并且致使他拒绝宽容天主教徒和无神论者），那这种坚持的结果，连同后来他对人类认识能力的理解所造成的影响，或许足以削弱（在很大程度上也确实削弱了）其他人的宗教信念。当然，他的批评者从一开始就迫切坚称存在这一危险，其形式包括爱德华兹的猛烈抨击和斯蒂林弗利特以教会之名的傲慢评价，还包括伟大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等真正有分量的知识分子的评价。特别是宗教宽容问题，洛克完全有可能在生前看到他在正统的英国国教与愉悦肆意的自然神论之间极端不稳定的政治立场。前者如斯蒂林弗利特的信仰，不过是太阳王专制野心的苍白影子；后者如约翰·托兰的信仰，他不加掩饰地宣称追随洛克的认识论。正如洛克所倡导的，宗教自由就是以自己的方式信教的自由。这绝不是那种完全漠视宗教考虑的自由，如约翰·托兰所认为的那样。

类似的难题出现在1698年《政府论》关于政治责任的论述中。洛克的好友威廉·莫利纽克斯是爱尔兰议会成员，由于当时英国下院控制爱尔兰经济并阻止其商品与英国商品竞争，爱尔兰议会和英国下院发生了冲突。在这个问题上，洛克利用自己贸易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密切关注英国的国家政策。1698年，莫利纽克斯出版了专论此问题的《爱尔兰的状况》一书，这本书后来成了爱尔兰民族主义的经典文本。他在书中认为，一国为另一国立法与《政府论》中的政治权利理论是矛盾的。英国上院受到了极大的冒犯，下令将其销毁；数月内，莫利纽克斯来到英国，第一次与他的朋友晤面详谈。很遗憾，我们无法知道他们是否就这一话题展开讨论；即便如此，这次会面也足够戏剧性。因为莫利纽克斯关于洛克政治理论的论证与1760年代到1770年代美国殖民者的论证极其相似。从詹姆士·奥蒂斯到托马斯·杰斐逊，当美国这些檄文执笔者和发言人想要写点什么的时候，都可以把洛克的任何回应内容拿来直接引用。更有趣的是，正如一位莫利纽克斯的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在爱尔兰的情况中，洛克的理论意味着（如果确实用到了这个理论），不是都柏林议会中住在英国的新教徒乡绅有权控制他们居住地的国家经济，而是爱尔兰本地天主教徒有权这么做。很难想象能有一个结论比它对洛克更没吸引力，因为他非常厌恶天主教会，并对欧洲新教地缘政治上的弱点忐忑不安。（1698年距博因河战役过去仅八年，该战役是威廉三世为了巩固英国王位而必须面对的最重要的军事行动。）在《政府论》中，洛克试图维护的政治自由是英国新教徒的自由。没有理由认为他不愿将这种自由扩展到天主教国家的天主教徒身上。但他绝不打算将其延伸为爱尔兰天主教徒用以摆脱不列颠王权的那种自由。

洛克作品的某些影响只不过是它们所含论证的产物，如果这些影响并不总是他原本期望的，那么全部的复杂思想都会遭遇这一危险。还有一些影响可能是作品抵达读者，尤其是特定范围内读者的方式的产物，对《人类理解论》这本书尤其如此。在英国，《人类理解论》迅速获得了成功，得到了读者的关注，甚至还得到了大学的关注（一般来说，当时的大学对新思想，特别是对危害神学的新思想颇有敌意）。但是它通往欧洲大众的道路就更狭窄、更特别一些。《人类理解论》首次亮相是以法语节选单行本的形式，1688年2月于阿姆斯特丹出版，这个版本原是为收入重要的知识分子刊物《世界文库》而准备的。洛克后来的大多数作品也都在随后几十年里于荷兰出版的各类知识分子刊物上得到了大量评论，这些刊物早年主要由信奉新教的法国流亡者，如皮埃尔·培尔和让·勒克莱尔编辑。由于其中几种刊物传播甚广，洛克的作品得以相对迅速地抵达广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尤其是法国读者。第二个重要传播途径更加偶然和私人，也缘于洛克与法国新教的关系。洛克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一直与信奉新教的法国流亡者让·巴贝拉克通信。18世纪初，巴贝拉克就开始大量翻译格劳秀斯、普芬道夫以及其他关于自然法的主要欧洲文本，并撰写评论。其中，他就伦理和政治议题，对洛克哲学和政治作品的含义第一次作出了完整而十分谨慎的概括。数十年内，在欧洲许多国家，这些文本或许比其他论述伦理和政治的现代著作得到了更广泛的阅读；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许多大学里，这些文本在法学教学的一个主要分支中居于中心位置。正如洛克最重要的哲学思考由笛卡尔和伽桑狄激发，游历欧洲和广泛交友确保了其思想的影响没有受限于不列颠群岛的危险。

在生命的最后十五年里，作为一个年迈多病和声名卓著的人，他终于可以站在一个位置上，更清楚地统观自己的人生，感受自己成就的规模与意义。处在这一成就中心的，是他流亡时期的经历和辛劳。作为沙夫茨伯里的左膀右臂，洛克曾在自己的国家竞争官职和政治权力，过着一种哪怕是马基雅维里都会视为具有政治美德的生活。1689年，从流亡之地回国后，他继续履行政治职责。但是在流亡期间，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担负起另一些更为紧迫的职责。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他改变了对宽容问题的看法。倘若宗教活动的自由或限制只不过是像国际贸易或国防那样的国家政策，就用不着严肃讨论宗教政策和公民道德了。但如果说，以自己的方式信仰上帝的权利是与任何可能的国家权力相对的个人权利，那么宗教政策的限制就太重要、太令人困惑不解，无法将其留给公民道德去做粗糙的判断。流亡期间，洛克付出了大量的脑力劳动，即写作了《论宗教宽容》和《人类理解论》，由此一遭，洛克不再信任英国的民族主义和英国国家的政治命运，而是相信通过一种共同的宗教善意的文化，并将它分享给他人，让他们更理解这种文化来解决问题。他哪怕筋疲力尽、疾病缠身，还是竭尽全力在大到全世界、小到英国为这一文化营造出一个更安全的环境。但是他主要的精力还是专注于建构并更好地理解这一文化，以及探索人类的能力到底如何使得他们的生活与上帝的世界协调一致，并让他们知道他们正在这么做。在这项努力中，他在情感上极度依赖他的朋友林博赫和威廉·莫利纽克斯，也依赖年轻人，如自然神论者安东尼·科林斯和未来的大法官彼得·金。人们更容易相信共同的宗教善意，而不是单纯的个人愿望。但是他也依赖，并且需要依赖至少一种单纯的个人愿望，那就是人们越理解这一文化，就越容易相信它，并照它生活。他的愿望还在于相信人类的未来——不是特定政体的未来，而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潜在文明的未来。

伟大的历史运动永远不是个人成就的产物。但是将欧洲启蒙运动视作洛克的遗产确实是公正的：这是他的成就，也是他的悲剧。结果是，并不是人们越理解洛克希望形成的那种文化，就越会相信它并按它生活。相反，它惊人地土崩瓦解了。共同的宗教善意为共同的世俗善意让步，而后者又让步于哪一种世俗意图才是真正的善这样激烈的争论。他对于“人们可以认识什么”的认识愈清晰，他对于“人们何以有理由过自己的生活”的认识就愈加不可信。如果启蒙运动真的是他的遗产，这份遗产绝不是他想传给后人的。

我们所有人都深受其失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