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惩大诫

合度之体罚，乃堂堂正正之事。

体罚，只要是心平气和，只要适度，不仅没错，而且应该；不仅应该，在这价值混乱的时代里，还必须理直气壮地公开表述。

《易经》有句话说：“小惩大诫，此小人之福也。”

上回，读小学一年级的薛朴，因忘了带餐具，老师要他暂用学校的备用餐具。他不肯，即使百般劝说，不仅坚持不肯，还哭闹起来。老师无奈，遂打了电话，问我能否送餐具过去。我当场回绝，还说，薛朴若不要备用餐具，可以不让他吃午餐。

后来，薛朴妥协，吃了饭，当然也用了学校的餐具。但是，回家后，依然被我打了三下手心。不是因为他忘了带餐具，而是因为任性耍赖、不听劝告，更是因为当众胡闹、一错再错。

如果，像薛朴这样犯错，老师家长一看，觉得实在离谱，应该予以体罚。可同时却又因时下种种理论、专家各式说法，遂犯踌躇，甚至自觉理亏；即使处罚了，也心怀忐忑，怀疑自己是否耐心不够？别人诘问了，也觉得站不住脚，像犯了什么错似的。如此这般，就意味着，教育已出问题了。

如果小孩犯了严重错误，老师平心权衡后，给予合度体罚，这时，教育行政机构就会直接干涉，甚至还依“法”处分。而后，媒体又不遗余力地大加挞伐。如此这般，便意味着，教育已出大问题。

多年前，内人带着大女儿看病，到了诊所，小儿薛朴不知体谅，又哭又闹，惹得候诊室内一阵骚然。内人先是哄着，安抚了一回，又劝慰了两回，岂知薛朴不识好歹、越闹越凶。内人气恼不过，遂将他带到骑楼，结结实实地打了两下屁股。这时，有位时尚女子恰好经过，衣冠楚楚，端端然停下脚步，一脸严肃，正色言道：“这位太太，你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

哇！

这位女子如此自以为正义，不禁让我想起这些年来台湾许许多多的教改人士，譬如“人本”（“人本教育基金会”是台湾引进西方教育理念最有影响力的团体）理念。三十余年来，教改人士秉持崇高的“使命”，不断大声疾呼，以“救救孩子”为名，推动了教改工程。他们的慷慨痛陈，曾经备受支持、屡获期待。因此，他们掌控了话语权，也垄断了论述权。从此，他们以正义之姿，不断指责教师与家长；同时又怀着强烈的优越感，以启蒙者的姿态，扮演了教育政策的指导者。于是，三十年下来，教改大势，所向披靡。然而，也就是这三十年，他们勾勒的美梦，变成了今天的噩梦；他们的教育理想，也成了台湾教育的灾难；他们以“救救孩子”为名，一步步毁掉了新世代的未来。

而今，这些“满怀理想”的教改人士，与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官员学者，依旧觉得，教改“未竟其功”，纯粹因为家长与教师的顽固与颟顸。然而，不论是“顽固”的家长，抑或“颟顸”的教师，他们站在第一线，每天真实深刻地面对教改“成果”，每天承受“教改土石流”的冲击，完完全全是另一番“点滴在心头”。他们不仅看到日趋凌乱的校园秩序、日益不堪的教室管理，而且还成天听闻校园霸凌，更不时听说某某教师受辱，甚至被殴。凡此种种，他们的委屈、他们的切身之痛、他们的濒临绝望，又岂是那些高谈理论、自诩有爱心的教改人士所能感同身受的？

教改人士一向擅长理论，总爱援引西方概念，他们的理论严密，自成一套完整系统；他们滔滔不绝，其实，一般人难撄其锋。这些理论，乍听之下，似乎都对，又因大家惯于对西方谦卑，面对“国际化”这样的字眼，也就容易被震慑住。别人如何，姑且不论，单单说我自己，刚教书那晌，就曾经很信服这些教育理论。结果，我越是相信、越死心塌地服膺，却越感无力。于是，我不免纠结、不免狐疑、不免陷入所谓“理想与现实”的挣扎。所幸，我是乡下出身，民间的底气一直都在；我幼时所受的熏陶，始终未曾忘怀；再加上我接触儒释道三家甚早，多少有了些自觉。因此，只糊涂了一小段时间，直觉不对，回过神来，便彻底转身了。

回过身后，我仍在基层学校待了许久，很清楚地看到整个教育往崩坏的方向疾奔而去。三十几年前，台湾教育主管部门风风火火，酝酿着“九年一贯制”，勾勒出美丽的教育愿景。有一回，我应邀到东华大学师资培育中心演讲，当时曾断言，“九年一贯制”只会使教师不胜其扰，学生水准也逐年下降，除此之外，别无助益。而后，“十二年制”登场，助长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加剧城乡差距，且让教师、家长日益无所适从的另一场灾难也即将到来。但若论对于下一代的真正伤害，“九年一贯制”也好，“十二年制”也罢，仍远远比不上严禁体罚。

教改人士总说，体罚会造成人格扭曲。这话不算全错。因为恶性体罚，确实会伤害孩子的心灵。这就好比暴饮暴食，必对身体不利；这又好比用药过猛过烈，也会伤身毁体。但不管如何有弊有害，饮食与药物终不可废。体罚一事，其实相同。饮食固应节制有度，药物亦须谨用慎使，至于体罚，问题也在于如何拿捏分寸，如何适时与适度上。若能做到小惩大诫，自然吉祥止止。若不分青红皂白，便贸然严禁，就跟废饮食、禁药物一样，完全荒谬与错乱。

问题之关键，在于体罚的合度：一则心平气和，无有盛怒；再则符合比例原则，让小孩心服口服。若能如此，依照我在学校的经验，学生其实都能接受，且多半能从中受益。如此合度之体罚，不仅维系了团体该有之秩序，对小孩的学习与人格培养，也是利多于弊。我以前教书时，便清楚地感受到，家长越是标榜在家不体罚，他们小孩性情乖戾、自我中心的比例反倒越高。性情最好的小孩，通常是成长于管教合度、既不太过也无不及的家庭。

再者，教改人士总说，体罚只能有短暂的吓阻作用，不能有根本性的改变。此话诚然。因为，不管是体罚还是奖励，或者婉言相劝、循循然说理，总之，任何的教导方式，究极说来，都只能起一时之效，极难有根本的改变。事实上，真要根本改变，谈何容易？除了建基于长期积累上，还有待于时节因缘，更有赖于执教者强大的生命修为。凡此诸事，岂能率尔达成？别说体罚，其他的任何方式，也都断乎难臻此境。

教育，本积累之事。任何方法，但凡合宜，即使只是一时之效，都不该偏废。任何手段，都应全面权衡，更应因人而异、顺时而变。较诸其他手段，对于大部分的年幼无知者、轻率蛮横者，体罚的方式，特别能收戒惧之效。小惩大诫，孩子若能知所戒惧，便多有敬畏、多有虚心，来日进一步改变，也才庶几可能。若因难收根本之效，便轻率言废，那么，若非浅薄无知，就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了！

遗憾的是，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全面禁绝了体罚。从此，固然免除了校园内少数恶性体罚之弊，却招来了全面秩序之荡然，导致今天中学的教学管理日趋瘫痪。休说基层教师充斥着无力之感，即便是高唱爱心的教改人士，真让其担任导师或训导人员，恐怕多数会望而却步。更别说那层出不穷的师生冲突和校园霸凌事件，早已让校园宛若原始丛林。教师与学生，人人但求自保；导师与行政人员，也不时相互卸责。至于教育主管部门，因迫于舆论，也只能四处举办各种“友善校园”“反霸凌”等宣讲活动。但是，这些活动，其幼稚可笑、其荒谬错乱，连学生都觉得匪夷所思。

就这样，台湾教育部门一边高举“严禁体罚”，一边掩耳盗铃；一边满口爱心，一边又将教育推向绝境。问题是，身为教师与为人父母者，又岂能坐视不管？即使如何悲观，也不能完全绝望！事实上，台湾社会赞成适度体罚者，一直如同主张维持死刑者，从来都是社会的多数。只不过，他们的声音一直被压抑、一直隐而未显罢了！另一群人，虽掌握了话语权，垄断了论述权，但是，他们毕竟仍是少数。而今，因为不愿意绝望，因为起码的公道，隐性的台湾必须发声，沉默的多数也应该表态，但凡赞成合理管教的你我，都有责任明明白白、理直气壮地公开表述：体罚乃堂堂正正之事，我们赞成适度体罚！

【后语】

我的三个小孩，都曾经被我们夫妻打过手心或是屁股。薛朴因为是么子，幼时爷爷奶奶也宠溺较久，再者，小男生通常较不懂事，因此，他使性蛮横的情况也最多。早先两三年，他一不高兴便乱摔东西。只要他生气时摔东西，我们夫妻必定予以处分。一般说来，三个小孩都是幼时体罚得多；等渐渐长大之后，就体罚得少。像大女儿自小学三年级起，其实已极少打她了。

我这三个小孩，既非伶牙俐齿，亦非多才多艺，更算不上聪颖过人，但是，他们平日过得挺快乐。他们之前虽说有些任性，但现在都改了许多。出门在外，都算有分有寸。尤其他们都有着旧式小孩的天真与可爱。那回，我带着妻小给一位文化界前辈拜年。他说我孩子养得好！接着，又叹息说道：“台北已经很难看到像这样的小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