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理论基础

（一）人力资本理论：流动是一种重要的投资手段

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它将教育和培训看作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方式，并认为可以通过这种投资提高劳动生产力，进而增加劳动者的收入。个人和家庭因变换就业机会的流动或迁移也被认为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手段之一，这种流动不仅会提高劳动生产力，进而提高收入，还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其他方式（如教育和培训）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力资本理论对劳动力流动的解释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2]。

当个人或家庭能够通过流动到一个新的地方来改善其生活状况时，就会倾向于发生流动行为。流动所发生的成本具有在人力资本上进行自我投资的性质，流动到新的地方之后所获得的金钱和非金钱性的收益即代表未来的利润。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年轻人具有较长的未来时期，能够在这段时间内使自己的投资得到补偿，因此流动的可能性更大。

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通常能更全面地了解各地的就业机遇和工作机会，更好地估计自身的能力、与某项职业的匹配以及流动所需发生的费用等，因此他们的流动行为会比受教育较少的劳动者具有更多的收益。

在一个国家内各个地区经济的增长会呈现不平衡趋势，实际工资也大不相同，流动可以调整这些工资方面的不平等。在停滞的、传统的经济体系中，流动的经济作用十分微小，但是在经济和人口都在不断增长的地方，这种作用却非常重要。

舒尔茨将流动看作一种可以在长期内得到经济补偿的投资，这为之后研究劳动力流动打开了一种崭新的思路，很多学者对劳动力流动的研究都是在人力资本理论框架下进行的探索和尝试。其中，第一位将人力资本理论正式应用于研究劳动力流动且产生深远影响的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Sjaastad，他在1962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上的文章提出，流动是一种具有成本和收益的资源配置方式。流动所引发的成本包括：因流动而需额外负担的交通费、食宿等金钱损失，因寻找、适应新工作而损失的部分机会成本，以及因离开家人、朋友等熟悉的环境而引发的心理成本。流动所能产生的收益包括：名义工资的增加、工作成本的降低、物价的下降等经济收益，以及个体对流动的满意程度等非经济收益。在成本—收益的框架下，个体进行流动决策的关键就在于因流动而增加的预期收益的现值是否超过流动所引发的成本的现值。如果预期收益增加值的现值超过流动的投资成本的现值，人们就会选择流动；反之，人们便认为流动是不值得的。流动净现值的表达公式[13]如下：

其中，VP为净收益的现值；E2为第n年在新的工作地所获得的报酬；E1为第n年在旧工作地所获得的报酬；N为在新工作地工作的预期时间；i为利率（贴现率）; n为成本和收益增长的年份；C为在第n年由于流动所带来的直接和间接成本；Z为流动的净心理成本（心理成本扣除心理收益）。如果VP＞ 0，则意味着预期收益超过货币和心理成本之和，个人就会选择流动。反之，如果VP＜ 0，则个人会选择不流动。一般来说，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流动起始两地间的平均收入差距，差距越大（E2- E1），净收益现值越高（VP），个人就越有可能发生流动；流动所带来的经济成本（C）和心理成本（Z）越高，净收益现值越低（VP），个人流动的可能性就越小。

Sjaastad这一具有开创性的研究为后人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有效的研究工具，也为解释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及其影响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分析框架，此后一些学者在人力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下，通过建立流动方程来分析影响流动决策的因素以及因流动而引发的收益，均证实了流动的积极影响——那些发生了流动行为的劳动者的收入要显著高于未发生流动的劳动者——流动是一种将劳动力配置到更高收入地区的资源配置方式。

尽管人力资本理论对流动行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也遭遇到一些挑战。按照人力资本理论进行推论，劳动力应该一致地由经济收入较低的地区流向经济收入较高的地区，因为两地之间的收入差距是促使发生流动行为的重要原因。而事实却是，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劳动力由经济发达地区流向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理论将这种“逆向”流动解释为相同职业在不同地区的收益差异以及信息的不完全，然而，研究发现，这种逆向流动中有相当比例的劳动力都是返回流动者，即曾经发生过由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而现在又从经济发达地区流回了经济欠发达地区就业。以美国为例，流动者中一年内重新回到原来工作地区的可能性是13%[14]。这种“返回流动者”应该比较了解两地的经济特征以及各类职业的地区收益率，因此所谓的信息不完全和相同职业者不同地区的不同收益，似乎无法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由此看来，人力资本理论并非解释劳动力地区流动的万能理论，仍需其他理论的补充来解释劳动力不同类型的流动。

（二）预期收入差距理论：对两地收入差异的预期决定了流动决策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提出了预期收入差距模型，解释了城市大批失业人口的存在与农村劳动力相继涌向城市的现象[15]。该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城乡劳动者实际收入的差别，二是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决定城乡劳动力迁移的根本因素是城乡间的预期收入差异，而非实际收入差异。托达罗模型可以用公式表述如下：

其中，M表示从农村迁入城市的人口数目，d表示城乡预期收入差距，ω表示城市平均实际收入，γ表示农村平均实际收入，π表示就业概率，f′＞0表示人口流动是预期收入差距的增函数，即预期收入差距越大，流动的可能性及流动的规模就越大。

如果将托达罗模型的应用范围扩展到城乡流动之外，那么就应该在式（2）中加入流出地的就业概率π，也就是说，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流动情况，不仅取决于两地的收入水平，还取决于在流入地和流出地找到工作的概率。因此，式（2）便可以改写成：

托达罗模型为大学毕业生的区域流动提供了两种解释思路。第一，大学生在由高等院校向劳动力市场过渡的过程中，在面临是否流动以及流向何方的选择时，不仅考虑各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还会考虑其在各地区找到工作的概率。第二，发达地区较落后地区的工资水平较高，但由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工作竞争相对激烈，因此，失业的概率相对较大；而欠发达地区的工资水平尽管相对较低，但由于竞争压力小，找到工作的概率就大。因此会有大学生做出由经济发达地区流入经济落后地区的决策，这为“逃离北上广”“返乡就业”“基层就业”等现象提供了有力解释。

托达罗模型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而提出的，尽管一些学者认为该模型存在一定的缺陷，不完全适合中国劳动力流动的现实情况，但绝大多数学者则充分肯定了托达罗模型的合理之处，将其视为解释区域劳动力流动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经典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适当修正。如有学者提出，托达罗模型还应将工作目的地的生活费用纳入其中，因为生活费水平高低决定了预期收入的高低，这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流动决策的制定。

人力资本理论和预期收入差距理论均是从劳动力的供给方——劳动力角度提出的，且多偏重于对经济因素的考察，还有一种理论侧重从劳动力的需求方——劳动力市场特征以及制度因素的考察，并与前两类理论互为补充，这就是经典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三）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无业可就”与“有业不就”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16]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它的诞生主要源于人力资本理论在解释收入不平等等问题时遭遇了挑战。该理论认为，由于市场竞争的不充分以及劳动力在不同职业和领域存在的不平等，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流动非常困难，甚至是完全不可能的，即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分割。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从工作竞争理论到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再到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而在庞大的理论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二元结构学派。

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被分割成两个非竞争性部门：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其中，主要劳动力市场是指大公司和政府部门所提供的工作，收入高、工作稳定、工作条件好、培训和晋升机会多；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是由小企业、小公司提供的工作岗位，收入低、工作不稳定、工作条件差、培训机会少、缺乏晋升机会。次要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者对自己的工作并不满意，但其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的行为特征使其无法直接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者则由于两个市场在工作条件以及收入等方面的差异，也不愿意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加之一旦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将很难重返主要劳动力市场，因而宁愿选择失业也不愿意到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这种因存在分割性收益而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使得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大、竞争激烈，甚至存在劳动力的供大于求，而次要劳动力市场却人才供给不足。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于大学生流动行为的启示在于：它不仅解释了大学生就学和就业流动方向的原因，还解释了大学毕业生自愿失业的原因。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劳动力市场在城乡、地域、行业以及职业之间的严重分割，会大大增加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流动的障碍和成本，一旦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后就很难再流入主要劳动力市场。于是，对于初次就业的毕业生来说，宁愿暂时失业也要想方设法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成为主流的就业趋势。随着高校毕业生人数的逐年剧增，那些收益较高的地区就业竞争日益加剧，甚至无法提供满足毕业生需求的就业机会，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基层农村尽管存在需求缺口，但考虑到今后重返城市或发达地区的机会渺茫，毕业生仍不愿问津。

（四）推拉理论：流动受推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

高校毕业生的流动从广义上来讲，也是人口迁移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除了从劳动力供给方和需求方入手研究流动问题，还可以借鉴人口迁移的相关理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流动是劳动力市场运行的核心，与劳动力市场调节紧密相关。19世纪末，Ravenstein对工业革命以来英国人口迁移的特征进行了系统总结，并从人口学的角度提出了人口迁移七法则，如女性的流动率高于男性，长距离的流动基本上是向大城市的流动，每一次大的人口迁移也带来了作为补偿的反向流动等[17]。这些研究被认为是研究人口迁移的起源，为后人研究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Push and Pull Theory）是研究流动人口和移民的最具影响的理论之一，最早由 Bogue[18]提出。他认为，人口迁移和流动是在流入地的“拉力”和流出地的“推力”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在人口流出地，起主导作用的“推力”因素包括农村劳动力过剩、较低的经济收入水平等；而在人口流入地，起主导作用的“拉力”因素则包括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教育和卫生设施等。事实上，在流出地存在“推力”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拉力”因素，如生活习惯、气候条件等，只不过相比“拉力”,“推力”占主导地位。同样，流入地也存在抑制人口流动“推力”因素，比如就业歧视、激烈的竞争环境等。

在推拉理论提出后，很多学者利用这一理论来分析人口迁移问题，并不断地对该理论进行一些修正。比如有学者在“拉力”和“推力”之外又补充了第三个因素：中间障碍因素，主要包括距离远近、物质障碍、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移民本人对于以上这些因素的价值判断。人口流动是这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流动的潜在成本也在成倍增加[19]。不难推测，在年龄、教育背景等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单身劳动力比已婚劳动力的流动成本更低，流动的可能性更大；而已婚的劳动者当中，若配偶不工作或工资收入较低，则流动的成本相对较低，流动的概率也相对较高。此外，是否有正在读书的孩子也会影响流动的心理成本和经济成本，从而影响流动的可能性。与家庭流动决策相关的实证研究验证了这些推测：（1）未婚人口较已婚人口流动的可能性更大；（2）配偶（主要指妻子）的工作年限越长，家庭流动的可能性越小；（3）家庭中有学龄孩子会降低流动的可能性[20]。

（五）小结：理论述评

以上四种理论尽管研究视角互不相同，但都为解释大学生为何流动、如何流动以及流动的影响提供了有益的解释。其中，人力资本理论是最具解释力的研究视角。它将流动视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方式，并将流动的决策过程纳入成本—收益的分析框架中，认为只有当流动所带来的收益现值大于因流动所发生的全部成本时，个体才可能选择流动。这一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大学毕业生为就业所发生的流动行为：大学生在毕业时，是选择留在院校地就业，还是返回家乡，抑或继续流动到其他地区，取决于流动是否能带来超过成本的额外收益。相比较而言，继续流动所产生的成本最高，因为留在院校地和返回家乡的心理成本会相对较小，生活成本也可能相对较小，于是，那些选择继续流动的学生必然是能够通过流动获得超出各类成本的更多收益；而那些选择留在院校地和返回家乡的学生，则是认为继续流动收益无法弥补所产生的各类成本。

人力资本理论还能解释大学生在入学选择时的流动行为。尽管就学流动是为了追求更高受教育水平而进行的流动选择，但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通过这种流动和接受这类教育来增加未来的收入，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将其看作一种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式。是否选择异地就学，取决于是否能够通过流向异地来获得未来可能带来更多收入的教育，如果预期未来收益能够弥补到外地就学所产生的交通费用、通信费用等各类成本，即学生认为就学流动“有利可图”，便可能选择到外地就读大学；反之，则选择留在当地就学。人力资本理论除了解释流动的原因之外，还能解释学生流动所能带来的影响。既然流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高的预期收入，那么流动的群体基本上代表了一个积极选择的群体，流动可以给个体的未来收入带来的积极影响，此外，从地区的层次来说，因为流动使得个体流动到更高回报的地区，也就带来了人力资源更为有效的配置。

预期收入差距理论的视角，同样能较好地解释大学生就学和就业流动的动机，还弥补了人力资本理论在“逆向”流动现象上的缺陷。在经济学效用最大化的研究框架下，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是影响流动决策的重要因素，但是，并非所有个体都能通过流动来获得这种收入差距，因为个体特征的差异会导致在不同地区获得工作的可能性的差异以及获得工资水平的差异。因此，个体在选择流动时，便会考虑因流动所能获得的额外收益的可能性，也就是流动到新地区获得工作的可能性。于是，个体在各地区的预期收入就是当地的实际工资收入乘以在各地找到工作的概率。当个体对新地区的预期收入高于所在地的预期收入时，就有可能发生跨地区流动。对于“逆向”流动的学生个体来说，之所以从经济较发达地区流向经济欠发达地区，是因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获得工作的可能性较大，尽管在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平均工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但找到工作的概率较小，也不能实现更高的预期收入。

除此之外，预期收入差距理论也能较好地解释大学生的就学流动选择。个体在进行入学选择时，不仅会考虑各地区高等教育资源的规模、层次、质量以及与自身成绩和兴趣的匹配，还会考虑被各地区院校录取的可能性。于是，两个地区就学的预期效用之差就是影响大学生是否选择就学流动的重要影响：当流入地的预期效用大于流出地的预期效用时，个体就有可能发生就学流动；反之，则选择留在当地就学。

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理论视角，是从劳动力市场自身特征出发的理论，它不仅能够解释大学生自愿失业的现象，也能较好地解释大学毕业生流动方向高度一致的原因。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存在，劳动力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自由流动遇到很大障碍，一旦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就很难再重返主要劳动力市场。而主、次要劳动力市场由于在收入水平、工作环境、未来发展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导致劳动力对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高度偏好。已有研究证明了国内的劳动力市场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分割，于是，对初次择业的大学生来说，积极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地区、行业和职业，就成为就业的首选，这也就是大学毕业生就业流动方向高度一致的原因。另外，由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容纳范围有限，且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规模逐年增加，大学生在择业上的相对优势有所下降，于是，便有一部分毕业生不能在毕业时顺利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如果选择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那么由于市场分割的存在，将来可能很难再重返主要劳动力市场，出于这种考虑，一部分大学生就选择自愿失业从而进一步寻求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的机会。

与预期收入差距理论相比，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解释毕业生流动动机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预期收入差距理论认为，个体在进行流动选择时会充分考虑在各地区找到工作的概率，一个平均收入很高但很难找到就业机会的地区，与另一个平均收入较低但就业概率很大的地区，在权衡预期收入的差距后，个体可能会选择进入后一个地区，因为后者的预期收入更高。但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出发的个体，则有可能因担心日后不能再重返前一个地区，从而不顾失业风险积极努力进入前一个地区。这两种理论的解释，尽管可能会造成选择结果的不同，但各自代表了一定的群体。个体究竟如何选择，不仅会受个体特征的影响，还会受劳动力市场特征的影响。

推拉理论可以有效帮助我们理解影响高校毕业生流动的地区因素，从推拉理论的视角来看，高校毕业生在流入地的拉力和流出地的推力的共同作用下做出就学流动和就业流动的决策。流出地农村劳动力过剩、较低的经济收入水平，以及流入地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教育和卫生设施会促进毕业生发生合理的流动。当流入地的拉力和流出地的推力作用大于流出地舒适的生活习惯、气候条件，流入地激烈的竞争环境、就业歧视等成本时，毕业生则会选择发生就学和就业流动。

因此，总的来说，以上四个理论互为补充，为解释大学生的区域流动行为提供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