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李长莉

2017年8月21—22日，由中国社会史学会近代社会史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与杭州师范大学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承办的“地方文献、区域社会与国家治理暨第七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西子湖畔举办，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各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学者，来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地的海外学者，共计120余人，115位学者提交并发表了论文，可谓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的又一次盛会。

“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自2005年首次举办，此后每两年举办一届，形成系列年会。历次会议的主题大致依据当时学科研究的某一重点领域及承办单位的研究重心而确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科研究重心的趋向变化。此前六次会议主题依次为：近代中国的城市·乡村·民间文化；晚清以降的经济与社会；近代中国社会控制与社会流动；近代中国的社会保障与区域社会；社会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华北城乡与近代区域社会。这些主题从初期比较宏观、笼统，到后来逐渐趋向更为集中的专题，如社会控制、社会保障、社会文化史及区域社会。本次会议主题为“地方文献、区域社会与国家治理”，一方面延续了“区域社会”这一近年来学科研究的重心，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国家治理”，这个新概念也确实是本次会议的一个中心词。

会议提交的百余篇论文涉及内容非常广泛，周东华教授领导的会务组汇总归纳为21个论题，按这些论题分成小组进行发表与讨论。这些论题多为某一专题领域，如：地方档案文献、人物与地方社会、市政与公共领域、水利与乡村、社会救济、基督教的社会事业、日常生活、性别史、教育、概念史等，而在这些列出论题中出现频次最高、最为集中的一个词即是“治理”，如下述论题：

1.近代中国的政府治理；2.近代中国的财政与治理；3.近代早期的文化与治理；4.近代中国的都市治理；5.近代中国的基层治理；6.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社会治理；7.近代中国的边疆治理。

上述涉及“治理”的7个论题，占论题总数的三分之一，“治理”一词这种高频度出现，为以往会议所没有，这个新核心词与关键词的出现，既反映了设计本次会议主题时大家认可的当下研究重心，也反映了会议提交论文的一种不约而同的趋向，实则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重心和研究范式的转移，是学科发展的一个新动向。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迄今已经三十余年，研究重心及研究范式历经变化。研究重心从前期集中在社会结构、社会性质、社会组织、社会关系等宏观问题，以及秘密社会、吸禁鸦片、教案、女性解放、移风易俗等由政治延伸出的专题研究，逐渐转向民间社会、城市、乡村、区域社会、灾荒救济、生活史、性别史等民间社会及民生层面问题，反映了研究视角从上层移向下层，关注重心由政治转向社会问题本位。研究范式也从早期的“现代化范式”，向“本土现代性范式”“国家与社会范式”及近年来的“社会治理范式”转换，“社会治理”成为越来越多社会史研究者的问题起点和分析框架。这一研究范式对一些老研究领域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和解释理路，也超越了此前分析范式的直线进化论、二元价值论等局限，将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推向深入。关于研究范式转换的问题，正是笔者提交会议并被选入本书中论文的主题。

会后我们依照历次年会的惯例，编选一些论文汇集成册，刊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辑刊”第九辑，为本次会议留下了集体探索的印迹，并与此前系列辑刊连接为记录学科的探索历程。但由于篇幅所限，只能选取与会议主题比较相近的论文，仅从这些论文中也可看出，多篇论文的内容也都涉及社会治理问题。这里选的论文只占参会论文的五分之一，读者仅可作为了解会议论文情况的一个窗口，借此一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新成果和新趋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室主任赵晓阳与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周东华两位教授主持筹办了本次会议，并编选了这本论集，感谢他们付出的心血。感谢被收录论文的各位作者，为读者提供了他们的最新成果。也感谢参加本次会议的海内外同行同人，从年逾八旬的资深前辈，到二三十岁的青年才俊，老中青三代学人同聚一堂，借助这个会议平台，相互结识，彼此交流，思想碰撞，学术交锋，结交学友，获取新知，凡此种种，都会在每个人学术年轮中留下印纹，学术流脉也借此而传承与发展。笔者作为亲历社会史兴起、带领团队搭建起这一年会平台的“老一代”，对此有切身感受，学科学术的发展及个人学业的进步，就是这样靠一代代学人的共同努力、相互交流、彼此激励，相信借年会及论集形成的学术纽带，成为承接中国近代社会史学术事业继往开来、不断发展的津梁。

是为序。

2019年6月1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