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报刊与文学的共生性繁荣与世界的“图像化”

耿传明^[1]

近现代文学不同于古典文学的一个重要差异在于其传播媒介的变化，即以传统版籍传播为主的方式向以现代报刊传播为主的方式的转变。这种转变带来的优势突出表现为印刷品价格的低廉，以通俗小说为例，据相关研究，明代万历年间出的一套《封神演义》售价为纹银二两，而“万历时期的米价，平均约为每石七钱二分七厘，这样一本《封神演义》约值米2.75石，竟相当于一名知县月俸的三分之一强”^[2]。这种高价位一直延续到清代中期，也就是说要购买这类无关紧要、消遣性的“闲书”，不是一般家庭能够轻松支付的，而用西方引进的印刷机大批量印刷的《申报》的价格则只有“每份八文钱，外地十文钱”，图书价格也有大幅降低，使报刊书籍开始成为一种大众消费品。现代印刷技术为文化知识的生产、普及、走入大众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美国学者爱森斯坦·伊丽莎白认为印刷机的出现给欧洲人的生活带来了迅速而深远的变化：“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印刷术的扩散撕裂了西欧的社会生活结构，并用新的方式将它重新组合，从而形成了近现代模式的雏形。印刷材料的使用促成了社会、文化、家庭和工业的变革，从而推动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3]报纸作为印刷机制造出来的一大新型产品，兼具新闻和娱乐功能，这使其成为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推动社会和政治变革的一大利器。由此，报纸的兴盛也就推动了文学的兴盛，二者具有一种共生关系，两者相互需要，报纸需要文学来吸引读者，而文学需要报纸来为其插上翅膀，报纸取代文学的传统传播模式担负起了催生现代文学的“孵化器”的作用，非牟利的文学也由此开始具有了可直接流通、交换的商业价值，从而推动了稿费制度的出现，催生出现代的职业作家群体。报刊与文学的结缘也使文学走出了个人狭小的周遭经验世界，关注更为开阔的外部世界，营造出一种超出个人直接经验之上的共有的现实，从而推动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及生存态度的变化。报纸和文学在整体性的现代性社会改造进程中担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海德格尔将“世界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主体”视为代表现代性本质的两大进程，也就是说，现代性就体现为人之于世界的主客体关系的确立，它意味着人不再是在“世界”之中，而是跃出世界之外，将自我之外的一切界定为客体，从而确立起自己的主体性，人就此成为客体化、物质化世界的认识者、主宰者、改造者，要实现如此重大的文化转换，没有现代报刊传媒的出现和与其共生的文学、文化的繁荣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