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杂歌谣”到“俗曲新唱”

——近代歌词改良的启蒙意义

李静^[1]

清末民初开始的启蒙运动曾采取多种形式。虽然一些国人对其时音乐状况的体认多是“雅乐久亡，俗乐淫陋”，但是一些有识之士并没有放弃“俗乐”。他们认为“俗乐”在民间非常流行，因而可以充当很好的启蒙工具。这些人以“旧瓶装新酒”，利用民间的俗乐形式进行启蒙，并因此产生了大量作品。

对民间俗乐的利用有一条清晰的线索。起初，是梁启超、黄遵宪推动，以《新小说》为阵地，从属于近代“诗界革命”的“杂歌谣”创作。继之而起的是《绣像小说》中涌现的一批“时调唱歌”作品。这些作品不但扩大了民间曲调的使用种类，而且也进一步加深了“歌谣”的影响力。受到这两本小说杂志的启发，近代的一些启蒙思想家开始大量借用流行的民歌、小调、俗曲等艺术形式^[2]，填以新词（“俗曲新唱”），形成了一次以“白话报”为主要发表阵地的创作高潮。“俗曲新唱”配合当时的“戏曲改良”，成为中下层民众说法的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