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郭嵩焘对于西洋富强之“本”的认识，体现出有所变化、至少是重心迁移的过程。正如论者所言，早在1875年，郭在《条陈海防事宜》中，即已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6]这一超出时人的观念，自然与郭嵩焘本人的思想通达，以及其19世纪60年代中在上海与广东任职的实务经验尤其是与西人的直接接触有关。《条陈海防事宜》中对于丁韪良、赫德以及英国领事罗伯逊等人之言，均征引为立论依据，可见其思想渊源。传统语境中的“政教”一词，大致可理解为政令与教化的并置^[7]。郭嵩焘以“政教”为西洋立国之本，超出了同时代人关于“富强”的主流话语模式，备受研究者关注。然而自1877年初起亲历英伦尤其是归国后晚年居乡的10余年中，其笔下论及时局，使用最为频繁甚至可说是念兹在兹的关键词实则并非“政教”，而是“人心风俗”。^[8]1879年春致姚彦嘉信中云：

凡为富强，必有其本。人心风俗，政教之积，其本也。以今日之人心风俗而求富强，果有当焉否耶？^[9]

其时郭甫自欧洲归来。“人心风俗，政教之积”的表达，寓示着二者之间的关联与区别。“政教”尤其是教化，与“人心风俗”历来存在着因果上的渊源关系。^[10]直言“人心风俗”为“富强”之本，可见郭嵩焘的注意力存在着从早前所说的“政教”到聚焦于“教”的重心偏移。只是政教的实施者乃在朝廷，而承载人心风俗的主体则是最普遍的民众——稍晚他对此有进一步的阐发：“嵩焘以为吾辈家居，政教之得失，纪纲法度之修废，皆非所能与闻；独于人心风俗，吾辈当同任其责。”^[11]一定范围内的移风易俗，不一定非得来自官方举措，而可以由在野之人自觉进行。这一说法显示了“人心风俗”的取径对于郭嵩焘救世意图的现实意义。与此相应，对于中国人心风俗的频繁、激烈的批评成为其晚年言论中最突出的内容。伦敦居留期间，他即已感叹于西洋风俗之美与中国人心之敝。^[12]1879年归国里居之后，其日记中尤其频繁慨叹中国人心风俗之坏，所谓“中土人心凋敝极矣”，又云：“中土人心之变幻，万不足语富强之基”；具体则涉及“吏治、士习、民情”诸层面^[13]，尤其是吏治的腐败和士大夫的“徇私”与“作伪”，类似“流极败坏”的形容再次出现。英国经验的参照，令郭嵩焘里居时期对乡土人情的观感格外鲜明，致慨尤深。这一观念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末阶段。他并且付诸系列试图改善的实践：在乡先有禁烟公社之设；光绪七年（1881），复开立思贤讲舍，定期集会。诸人会集场所多在曾国藩祠，会上常由郭嵩焘主讲，宣讲内容，自然多与道德风俗的话题相关。

值得一提的是，郭嵩焘批评人心风俗之敝，常将其与天象相对应，潜在理据显然是传统的天人感应之理。而在郭的这类言论中，西洋作为相对照之“他者”始终存在。其用语中通常冠明“中国”“中土”，所谓“中国之天，皆中国之人心为之也”^[14]。“中国”一词的频频使用背后，不难窥见其意中参照系的存在。亚欧风土殊异，气候亦有差别，本是自然之理，郭嵩焘却将此归因于人事。有时他甚且申明：“中土天时反覆，一皆人心为之，泰西无是也。”^[15]“中土”与“泰西”直接对举，潜台词即是对泰西之人心风俗的肯定，与前文所言可相佐证。

进而论之，郭嵩焘以人心风俗为中西差别与富强之“本”所在，固属来自英国经验的直接观感，更是其自身学养的内在反应。清季道咸以降，今文经、诸子学潜滋暗长，论学一意尊汉黜宋者已不多觏。郭嵩焘于汉学宋学，并无严苛的门户之见，但其论学言辞之间，往往流露尊宋之意，又处处以“理”为处事准绳，若为其划分阵营，仍须归入理学之列。此亦为论者共识^[16]。在词语上拈出“风俗”与“富强”相对应，亦未尝不是宋学思路中的条件反射——朱熹曾批评王安石变法云：“意欲富国强兵，然后行礼义；不知未富强，人才风俗已先坏了！”^[17]荆公变法，正以富强为标的。宋代改革家与理学学者之间的观念对峙格局，在19世纪后期的现实诠释中仍然具有丰富的有效性。

若为更进一解，则郭嵩焘于宋学的心仪之中，仍更有深一层的分别在。宋学内部的朱、陆之别，乃学术史上一段著名公案，余英时先生在关于戴震与章学诚的讨论中就其“道问学”与“尊德性”之别曾有精彩论析^[18]。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特标“朱、陆”篇，拈出两派之“末流”交攻的学术史实。这一朱、陆流别之分同样也在郭嵩焘的视野之内。郭嵩焘并无门户之见与攻伐习气，其对于训诂考据之学的“博闻强力，实事求是”，不无肯定之意；于朱子大儒，更是屡屡加以赞语，正与章学诚平时议论、“偏朱多于袒陆”相类。但章心中仍以陆学后传自期，“隐然自许为当世的陆象山”^[19]；郭嵩焘对于朱子，实则也并未推尊于至高地位。其标举宋儒表彰《中庸》《大学》之功，虽然首推程朱，但郭嵩焘对于朱子《章句》实则颇有微词。光绪七年（1881）十二月十九日日记中云：“朱子《大学》《中庸》章句，原未能尽善也。”^[20]章学诚评论朱学特色，乃云：“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21]而郭嵩焘的评语，竟然在字面上与章氏明合：“顾窃疑章句之书，求之过密，析之过纷。”因而有《中庸章句质疑》与《大学章句质疑》之作。《中庸》《大学》作为理学经典，素为郭嵩焘所重视，其著述以“质疑”为名，作者立场可见。郭质疑朱子《章句》，背后隐含的学术理路，自家实则早已有所申明：

用其书以求朱子之学，深味而力行之，可也；强《大学》之书以从朱子，比类而附之，循章以求之，则亦徒见其陵越而已。当朱子时，陆子寿氏谓论语、孟子《集注》，纯实精洁，传世之书，而疑《大学》《中庸》为未至。嵩焘心契其说，而谓朱子之言理，后人无能有易也，而求之过密，析之过纷，可以言学而不可以释经。^[22]

此段文字，首句强调《大学》本文之高于《章句》的经典地位，继而道出自家对于陆九龄之于《大学中庸章句》的批评竟然是“心契”之。理由乃朱子虽然长于言理，但方式过于讲究“求”与“析”——正是朱熹偏于“道问学”的直接表达。“言学”与“释经”的对举，未尝不可视作朱、陆治学取向的风格差别所在。郭嵩焘尊朱，更多是貌合，于陆才是真正的“心契”。其所作《质疑》的思路，正是要“就经以求其义”。联系该篇前文，可知郭氏心中，乃存在着“郑注（汉学）→《章句》（朱学）→经义（陆学）”这一层级递进的价值评判序列。学有汉宋，亦如诗有唐宋，其各自表征的含义，早已超越了以朝代命名的时间性意义，而意味着风格与取径之分。郑、朱、陆所各自代表的，既是传统经学的研究方式的不同，也蕴含着学者学术趣味与取向的差别。

《大学章句质疑》之《序》作于光绪十六年（1890）夏，可以说代表了郭嵩焘一生于传统学术的最终见解。而其在朱陆之间的偏向，实则从对“心”的注重也可窥见端倪。郭氏重“理”，但仍以“心”为归，一再申明“理之在人心，析之而愈精，研之而愈出”^[23]。又云：“人生大要，莫如治心。持身应事，及当大任，皆以一心为之准则。言心而万事万物具其中，可谓持其本矣。”^[24]明言以“心”为“本”，即是郭嵩焘偏向陆学的证据，复令人想起其对于中国人心风俗的频频致慨。因之，郭嵩焘比较中西之别与富强之道、以人心风俗为“本”的取径，正是其论学主宋尤其是宗陆、重在“尊德性”的内在思路的自然反映。

尚需指出的是，郭嵩焘固然自许理学宗传，尤其心契陆学，但亦并非不重视学问。他沐于乾嘉朴学的余风之中，对“学”亦多有强调。其“尊德性”，乃是“道问学”中的“尊德性”^[25]。对于如何挽回人心风俗的问题，郭嵩焘举出的正是学校这一途径：“宋儒出而言理独精，培养人才亦独盛，其功在学校。”^[26]但其所最心契者，仍然是德行之学，所谓“学者致知诚意，极于修身止矣”^[27]。“学”在此具有的是工具性价值，通向个人道德完善的终极目标。思贤讲舍之立，正是此意。

以人心风俗为富强之“本”、主张道德救世，并非只是郭嵩焘的独见，实是晚清思想界的一股重要支流。而以郭为中心、在湖南聚集起的一批理学人物，正是这一流别的代表性群体。郭嵩焘与友人论及时局，常有相近见解。如辑有《濂学编》《道学渊源录》的黄嗣东，谈及富强问题时说道：

即富强二者，未尝无策，然决非今日所能行。无他，天下万事万务，根本人心。人心流极败坏，以有今日，直无复可以有为之理。^[28]

此言与郭嵩焘的思路如出一辙，自然深相契合，后者在日记中评论云：“此真名言矣。”郭氏好友朱克敬论思贤讲舍章程，乃云“必不能外宋贤遗规”；又云：“今日之大患在人心风俗，非一二能词章考据之求，而人才之求；求人才必自整顿人心风俗始。”^[29]彭丽生在禁烟公社集会时开讲，亦云：“自乾嘉以来，学者一意诋毁宋儒，直将作人的规模，毁坏净尽。人心风俗，安得不坏？”^[30]更是站在宋学立场对乾嘉汉学的直接批评。至民国初年，湘人刘人熙在思贤讲舍遗址上设立船山学社，仍持道德救国的主张^[31]。斯学之传承流衍，于此可见一斑。

“人心”与“风俗”，亦可合而为一。郭嵩焘尝自言：“人心之积为风俗。”^[32]与“人心”的连用，寓示着郭所注重的乃是“风俗”的道德性内涵。“风俗”一词，难于精确定义，概言之，除自然风土的含义之外，在涉及人为治理问题时，它偏重于“俗”也即其社会性内涵，指向的是一定群体中具有普遍性的伦理准则、行为方式、思维特点乃至心理状态。其概念的核心在于道德，但范畴又大于道德。郭嵩焘以理学背景偏重的固然是其德行内涵，但英国经验作为其心目中正面参照的存在，使得这一内涵早已暗中更新，不复纯然是传统伦理标准，而不乏异国经验形成的新内容。郭嵩焘并未对“人心风俗”的概念予以明确阐释。风俗人心往往从细节处体现，涵盖着人群中小至一举一动的行为习惯。^[33]郭在日记中大量记载异域闻见的具体内容，对中西民情的细节性比照亦曾出现。^[34]就其大端而言，郭嵩焘在批评中国风俗时，常举出国人之“徇私”——这一观念在严复处曾得到更为明确的表达：《论世变之亟》中，严复即指“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为西人“命脉”之一端；又云“德育当主于尚公”^[35]，与郭嵩焘对“私”的批评恰相呼应。从而郭嵩焘所反复言及的国人之“私”，意中同样存在却未曾言明的正是西人之“公”。“公”在命名上虽仍与宋儒重合，却令人联想到本土传统素来匮乏的公共意识^[36]，寓示着其“人心风俗”所具有的“现代”意蕴。而这正是郭嵩焘的意义所在。其思想中的传统学术资源与旅欧的时代性经验相遇合，从而得出西洋富强之“本”乃在人心风俗的结论。今日回望晚清的思想脉络，这一颇为寂寥的观念别具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