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小说的创作为历来文人墨客所不齿，因此发展速度缓慢，魏晋南北朝至宋元时期，小说只是作为说书人的说书稿。即使到了明清时期有了四大名著的出现，但因其数量有限、题材狭隘、样式单一等，中国小说的发展仍存在极大的局限。晚清以来，随着印刷技术的提高，报刊成为小说的重要载体，小说也成为人们文学消费的重要形式而登上大雅之堂。

《大公报》初期只是不定时登载些小评论、杂感或古体诗之类的“杂俎”，并没有专门的文学栏目。但随着报纸版面的扩充、栏目增多，不仅大幅度增加了广告的数量，也开始出现了“白话”等，《大公报》在使用白话方面是走在众报刊前列的。在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中，英敛之是白话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创刊伊始，就尝试使用白话，“不嫌琐碎，得便即用官话写出几条”^[3]。把通行白话看作开通民智的重要手段^[4]，追踪时事，评议新闻，言近旨远，饶有趣味。“中国华文之报附以‘官话’一门者，实自《大公报》创其例，以其说理平浅，最易开下等人之知识，故各报从而效之者日众。”^[5]语言是形式，也是内容，体现了一种观念的变迁和开民智的强烈愿望。经过长期的积累，《大公报》白话小说开始出现。白话小说主要在“附件”“录件”“杂俎”“白话”“小说”栏中刊出，以翻译文学和讽刺文学为主导，其核心是开启民智，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早期《大公报》的10年，正是近代知识分子大力强调小说的社会功用之时，“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披所持”^[6]，“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7]，因此，这一时期的白话小说与现实联系紧密。

晚清社会狼烟四起，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国事衰微，这激发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只有找出病根，才有疗救的希望。《大公报》的一些小说，利用谐音或者隐喻，揭示晚清社会的种种乱象，揭示国民劣根性。《游历旧世界记》写庞冠清、连钟华二人游历旧世界，看到了奇奇怪怪的各种现象和事物。比如，在趋时县，竟有专门销售时务空谈、应酬门面丛话之类的书店；在旧村，人们全都昏迷不醒似的在街上来往行走，全都低着头，常常撞在一处，谁也不顾谁；在一个大河渡口，一条渡船，渡船底部全是窟窿，千疮百孔，共有18个舱，每舱里有好几个伙计，每人抱着一推烂纸，发现哪里漏就用纸堵哪里。船主反对换新船，换了新船，堵窟窿的伙计就会没饭吃，就会拼命。撑船的也有十几个人，全都是无知的蠢汉，有向前撑的，有向后撑的，有向左撑的，有向右撑的，船摇摇摆摆，不知道往哪里走。《守着干粮挨饿》写一个大户人家，曾是抵国之富的大财主，然而子孙不务正业，坐吃山空，家业渐渐衰落，又有恶霸强占房屋，瓜分财产，房子破败，越来越穷，在这种情况下，当家的还不思进取，坐以待毙，结果家越来越没有家样儿了。《傻子当家》讲大户人家钟华，有四个儿子：因循、苟安、保位、忌贤，全是傻子，四个傻儿子最后把家业败光。《观活搬不倒儿记》讲述了吴家三位兄弟吴耻、吴刚和吴心的人生遭遇。本来吴家是北京的望族，家大业大，但三个兄弟不思进取、不懂守业，被两个穿着白色和蓝色衣服的外国人连蒙带骗、威逼利诱，最后完全丢失家业，只好到庙场上扮演小丑。这些小说以浅显的语言、从人名到故事的讽喻方式，影射黑暗腐朽的晚清政府，影射百病缠身的中国社会，隐喻清末中国的社会现实，具有很强的现实批判色彩。

中国社会黑暗之现状亟须改变。受创办者英敛之本人维新思想的影响，《大公报》力倡维新，报纸以各种形式宣传维新思想、维新人物、维新事件。正因为对维新思想的深入理解，《大公报》也批判打着维新的旗号招摇过市的行为，认为维新变法应该落到实处，不是喊口号，也不是追风气。1902年英敛之在《大公报》创刊次日便发表文章犀利地指出，有些人把维新的口号喊得热热闹闹，“不过稍袭皮毛，欺饰耳目，藉以塞责。若是者，仅得谓之变名而已，非变法也”^[8]。《大公报》的文学与报纸整体的宗旨是一致的，文学往往具有很强的时事性，一些小说对这种现象给以讽刺。如小说《烂根子树》，就贾家四兄弟“贾维新”“贾振作”“贾自强”“贾能事”败家的故事，取“贾”与“假”谐音，通过名字的隐喻意义，达到《红楼梦》中假做真来真亦假的效果，在真真假假中达到讽刺的目的；《笨老婆养孩子》借一个笨老婆讽刺照搬西方、食洋不化的治国者，讽刺不从中国实际出发、不脚踏实地的盲目维新者。清末是近代中国新旧交替的转型时期，从各方面留下了新旧交替的烙印。新的事物在不断涌现，旧的事物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大公报》这一时期刊登的小说，并非一味地狂飙突进，认为维新应该落到实处，兴利除弊，开化社会风气，引领社会新气象。

这一时期的小说以讲故事方式开启，并在结尾说理点睛，隐喻生活中的人与事，引人深思，捧腹之余留下深思的余味，以达到“牖民智”的目的。早期《大公报》小说，谈不上名家名作，也缺少纪念碑式的厚重之作，主要是借助报刊，传达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引起对一些社会现象的关注和思考。《大公报》推举小说，是看到了小说的社会功用，利用文艺这种形式表达政治观点、配合社会改革、传播新闻活动，在开启民智、教育民众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社会教育之中尤以小说之功居多。论者谓一国善良之习惯，多由一代小说家造就之”^[9]。相对于诗歌，小说更通俗一些，更好懂一些。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报刊小说，比较突出的就是小说与报刊的互动。往往是新闻版面发表了什么新闻或表达了什么时政观点，小说版面立即跟进相关内容的作品，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大公报》小说的这一特点，其实也是近代报刊普遍的现象，文学担负着启蒙新民的思想功能，文学的审美功能寓于报刊的社会政治功能之中，也可以说文学是外壳，揭露时弊，抨击不良风气，宣传改良思想，对国民进行思想启蒙，最终改良社会才是目的。《大公报》白话小说的功绩还在于“白话”上。在使用白话写作文学方面，《大公报》做出了较早的尝试，正如《大公报》所总结的：“这白话有什么好处呢？一则雅俗共赏，一说了然；二则言简意赅，感人最易。这新闻纸上，最不可没有白话的。”^[10]“予尝见有粗识字而阅《大公报》者，置前几页而不观，单择其后页附件之白话读之，高声朗诵，其得意之态直流露于眉宇之间，予是以知白话之最足开人智也。”^[11]从《大公报》小说的内容可以看出，旧文学的痕迹还很明显，但小说中所表现出的焦虑、爱国、批判的思想，选取的独立立场、角度、观念是值得肯定的，它的爱国主义的话语建构是五四新文学的先导。小说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尚显粗糙浅陋，但幽默、调侃、讽刺、鞭挞中也不乏值得新文学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