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绪论

伊索寓言于明末由耶稣会士传入中国，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最先把Esopo（Aesop，今译“伊索”）译为阨琐伯^[2]，并在其著作《畸人十篇》中引用约6篇伊索寓言或者类似的寓言证道。^[3]而这些带有寓言性质的证道故事利玛窦并未冠以“寓言”之名。直到1614年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1571—1628）的《七克》出版，引介约20则西方寓言，其中6则为伊索寓言，^[4]并且首次将Fabulas（Fables）译为“寓言”。^[5]1625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述，泉州人张赓笔录《况义》在西安出版，共收入伊索寓言及其他寓言22则，如包括流传下来的第二种手抄本后附的16则，共达38则。《况义》被学界认为是第一本汉译伊索寓言集。此后，耶稣会士高一志（Alfonso Vagnoni，1566—1640）、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等著作中也零星引入一些伊索寓言与其他西方寓言。明末关于伊索寓言及西方寓言的引介前后跨度80多年，并都以证道故事的面貌出现，之后则一度停滞。

直到清末19世纪关于伊索寓言的汉译又卷土重来。晚清至辛亥革命前，伊索寓言的中译本有《意拾喻言》（1840，前身为《意拾秘传》，1838）、《北京官话伊苏菩喻言》（1879）、《海国妙喻》（1888）、《海国妙喻》（1898，白话）、《泰西寓言》（1902）、《希腊名士伊索寓言》（1903）、《伊朔译评》（1909）、《伊氏寓言选译》（1910）。^[6]清代最早的一部伊索寓言汉译本是1838年前后出版的《意拾秘传》，由英国人罗伯聃（Rober Thom，1807—1846）与其中文老师“蒙昧先生”合译。据传《意拾秘传》因遭清廷查禁，在华流传时间不长。而后罗伯聃于1840年将此书重新包装以《意拾喻言》之名出版，成为在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案头之书。《意拾喻言》的流传与影响远远超过其前身《意拾秘传》，该书传播甚广，足迹遍布中国的东南与华北地区，甚至走出国门登陆新加坡、日本；版本形式多样，有汉语版、多种语言共存版、方言版。可以说，罗伯聃版汉译本是19世纪最早、最具影响力、流传范围最广的汉译伊索寓言，其翻译呈现出通俗化、中国化特色。^[7]

赤山畸士张焘所辑录的《海国妙喻》，由阿英收入《晚清文学丛钞·域外文学译文卷》。这是他收录的唯一一个清末伊索寓言中译本，足见其重要性。赤山畸士张焘所辑录的《海国妙喻》于1888年由天津时报馆代印，其序言提到“几岁经西人繙（翻）以汉文，列于报章者甚伙。虽由译改而成，尚且不失本来意味，惜为汇辑成书。余恐日久散佚，因竭意搜罗，得七十篇，爰手抄付梓，以供君子茶馀酒后之谈”^[8]，就是把当时“西人”译改并报载的西方寓言（以伊索寓言为主）汇辑成册出版。从《意拾喻言》（1840）到《海国妙喻》（1888）中间夹有“报载”伊索寓言时期，学界一直少有研究，借用王德威先生“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句式，试问一句“没有晚清报刊，何来《海国妙喻》”？晚清报刊与中译伊索寓言之渊源是研究晚清伊索寓言传入中国一个无法逾越的阶段。本论文从爬梳19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的报刊入手，主要集中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遐迩贯珍》《中西闻见录》《万国公报》，统计出其刊载的伊索寓言及译介者，并以当时影响巨大的《意拾喻言》为参照，从伊索寓言的译介与宣传；“寓言”“娱目”“警心”之提倡及影响；伊索寓言的改写与仿写等几个方面，探求晚清报刊与中译伊索寓言之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