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作为史料、媒介与方法的报刊

晚清以降的中国文学经历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报刊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晚清至民国初年出版的各类报刊，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自成体系，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风貌，其资本运作、人员构成、办刊宗旨和文化趣味本身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特别是对于中国文学转型这一文学史大趋势而言，报刊既起到关键性作用，又在整体上形成合力，而不同立场和派别的报刊之间又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使中国文学在转型过程中，呈现出众水分流、众声喧哗的局面，形成了晚清以来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晚清时期的期刊如《瀛寰琐记》、“新小说”运动中诞生的诸多杂志，报纸如《申报》《循环日报》《大公报》等，都在一定时期内引领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风潮。一些报刊的影响力甚至辐射至今，而彼此间基于改良与革命、激进与保守、新与旧、雅与俗等不同立场的对话关系，尤其值得关注。

同时，报刊是晚清文学异于此前的古代文学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晚清文学史料异于此前的古代文学的独特领域。可以说，对于报刊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是晚清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报刊保存了晚清文学的原生态：晚清文人的创作，特别是在世纪交替期间，往往最先在报刊发表（连载），之后才收录于作品集（或单独刊行）。因此，某一文本的最初形态尤其是能够体现其创作真实背景的最初形态，往往出现在报刊之中，考察报刊才能还原文本发生的历史现场。报刊的出现，使中国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接受的过程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文学作品首先在报刊上发表，而不再是作家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珍存，也不再限于三五知己的小范围流通，而是大大加快的传播速度，提高了作品的时效性，同时又扩大了受众面，提高了作品的影响力。报刊出现并成为文学作品的载体，不仅促成以稿费为生的职业作家的出现，也使文学作品的基本形态发生显著的变化。以上种种，较之晚清以前的古代文学都是新观念和新现象，体现出文学进入“现代”的新特征。何况，报刊自身的资本背景、市场意识、办刊理念、文学趣味，以及版式设计等因素，除具有文学史意义外，还能彰显思想史、传播史、出版史和艺术史的价值。总之，报刊在晚清的出现，及其依托的出版制度，实现了古代文人向现代作家的转型，也培养了职业编辑和出版人，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学的生产与传播方式，称为中国文学进入“现代”的标志，也不为过。

从阿英开始，经过几代学人的探索与实践，注重报刊史料逐渐成为晚清文学研究者秉承的学术传统，并对此产生了学术自觉。其中，夏晓虹先生概括得极为准确：“近代化报刊在晚清萌生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报刊尤其是报纸也因此成为后人了解和体味已经消逝的近代社会各种细节的最重要的资料库。这是因为报纸逐日刊行与追踪时事的品格，使其可以最大限度地逼近社会生活的原生态。……报刊可以是后世研究者返回历史现场的最佳通道。”^[7]事实上，报刊不仅是学者观察晚清文学的窗口，为研究提供丰富的史料，本身也能够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近年来，相关论著层出不穷。^[8]这些成果旨在探讨报刊与晚清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着力于凸显报刊作为媒介对中国文学转型的影响。报刊作为晚清的新生事物，逐渐成为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消费媒介，从而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传播与接受方式，深深地影响着作家、编辑和读者。报刊的出现，使文学作品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从生产到流通和消费的过程大为缩短，也促使中国文学逐渐由小众化传播转向大众化传播。报刊传播的及时性和普及性，又从根本上改变了读者的阅读方式，使文学接受群体呈现出平民化、大众化的特征，促使中国文学开始走出文人狭小的圈子，走向社会和大众。特别是在晚清这一危机与生机并存的特殊时期，报刊促使文人或主动或被动地转变身份，成为报人或商人，在思想启蒙和商业竞逐中，或左右逢源，或进退失据，获得了全新的创作体验。报刊也促使读者身份的转变，读者不再仅仅是文学的被动接受者，还获得对话者和参与者的立场，甚至凭借自己的文学想象与审美期待，影响作家的创作。以上种种，都是作为晚清新兴媒介的报刊对于中国文学转型的重要作用。然而，报刊之于中国文学转型研究的意义，似乎不限于史料或媒介，还可能作为一种方法，在研究过程中彰显其主体性价值。所谓“主体性”，就是强调报刊在中国文学转型研究过程中不是作为一种工具，而是作为研究目的，作为构成问题的关键性因素。也就是说，无论是将报刊视为史料还是媒介，都难以令其摆脱单纯作为研究对象或研究路径的地位。作为研究对象，可能陷入为研究报刊而研究的境地，其结果仅仅是完成一个具体课题；作为研究路径，以报刊为切入点触及某一文学史现象或问题，又可能“得鱼而忘筌”，忽视报刊自身存在的学术价值。由此可见，无论视报刊为史料还是媒介，都可能偏重其工具性作用，未能更有效地将其与文学置于同一层面。在晚清报刊文献与中国文学转型研究中，不能局限于透过报刊看文学的思路，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报刊是如何影响、促进、规范和制约文学转型这一单向度的阐释之中。因此，所谓“以报刊为方法”，就是将其视为观察晚清文化、特别是文学转型的一个基本立场和树立问题意识的出发点，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凸显转型的本质内涵。^[9]

以小说文类为例，不难发现所谓小说转型研究，就是考察小说较之晚清以前获得了哪些新特质，其中不仅包含诸多因素作用下产生的种种新变，也包含对于中国古代小说既有特质的延续、激活与重新整合，而前者往往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之上。因此，小说转型绝非单纯外力作用下的突变，而可能呈现出渐进性和反复性，从而造成转型的高度复杂性。为避免对于转型这一历史现象的简化，必须努力返回晚清独特的历史现场。如前文所述，报刊的出现为晚清小说提供了存在的原生态，这是小说异于既往的新特质。因此，研究者将报刊作为史料或媒介，努力借助报刊回到历史现场，这无疑是一个极为有效的学术思路。然而，对于小说而言，所谓晚清的历史现场，不是仅仅由报刊构成的历史现场，而是报刊与小说同时存在，在主体性的形成过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现场。报刊不仅是促成小说转型的要素之一，也以小说为要素实现自身的转型。报刊和小说是促成对方转型的要素，也是转型的产物。这并非循环论证，而是晚清文化转型的真实景况——转型与其诸要素以及诸要素之间互为因果，从而使转型成为晚清文化的常态和本质。其中，小说的转型及其与报刊互为主体性的关系最为突出，这使报刊能够成为考察小说转型的有效方法。以报刊为方法，就是强调在研究过程中将小说与报刊平等对待的意识，将对于报刊的定位由物质载体转向精神现象，这样才能更有效地考察同为晚清重要精神现象的小说，从而将小说的转型历史化，真正回到晚清小说独特的生存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