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以上重点对新与旧、激进与保守的晚清文学观念共生共存、竞争互补的文化生态及其意义做出了分析。如果说新与旧、中与西等更多的是从时间和空间上来划分的话，那么，从对文学功能理解的角度而言，还存在着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对峙与互补，这也是晚清文学观念文化生态的一个重要表现。

关于文学功能之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争论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儒家与道家文艺观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对待文艺功能上的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之分，两种文艺功能观的对峙与互补构成了古代文学观念发展的相对均衡状态。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在近代又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本文主要结合梁启超与王国维的具体观点展开论述。

为改变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积贫积弱及内忧外患的现实状况，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分别从科技发展、制度变革、文化改造甚至社会革命的角度寻找救国的道路。梁启超等代表的改良派主要立足于制度与文化改良探讨中国走向富强的途径，他们的主张当然会带有较强的功用色彩，其中的文学观念自然也不例外。

国家主义在梁启超的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理想是建设独立的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他对公德、自由、平等观念的引进也是基于对中国的社会改革和进步有促进作用的认识之上的。戊戌变法后，梁启超一方面致力于中国人精神领域的改造工作；另一方面对西方功利主义学说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国家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近代社会尚功利、言经济的风气，中国近代文学自然而然地被赋予诸多现实的社会功能，它必须承担崇高的历史使命，必须为“救亡”与“启蒙”而呐喊。就近代作家的创作而言，他们自觉投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社会的现实斗争中去，甚至热衷于办实业、经商、办学、办报纸、编杂志、开书店等活动。处于文学改良运动高潮时期的梁启超等文学价值观之功利主义取向的凸显是在情理之中的。

王国维与梁启超的文学思想同样具有现代性特质，但不同的是，梁启超的文学观更多的是建立在理性、科学、社会进步等观念基础上的，王国维文学与美学思想的现代性则重在突出艺术与审美的自主与自律。如果说前者是功利主义的，后者对艺术自律与审美独立价值的强调显然具有极强的非功利主义色彩，两种文学价值观呈对立互补之势。王国维推崇文学与审美的非功利主义，鄙薄学术与文艺上的功利主义。对于鸦片战争以来过分重视物质利益、科学技术的功利主义观点，王国维曾尖锐地指出：“夫同治及光绪初年之留学欧美者，皆以海军制造为主，其次法律而已，以纯粹科学专其家者，独无所闻。其稍有哲学之兴味如严复氏者，亦只以余力及之，其能接欧人深邃伟大之思想者，吾决其必无也……况近数年之留学界，或抱政治之野心，或怀实力之目的，其肯研究冷淡干燥无益于世之思想问题哉！”^[40]显然，王国维的非功利主义价值观是立足于更深刻的精神层面来思考现实问题的，其思想指向是对中国人精神状况的改造。王国维在《去毒篇》《人间嗜好之研究》《文学与教育——〈教育杂感〉》等文章中对国人精神的颓落，旧道德对人的戕害、社会的腐败现象给予深刻揭示，指出中国人吸食鸦片的深层原因在于精神上的无所寄托。他把艺术与审美教育作为重塑中国人精神素质的基本手段。王国维开创的近代非功利主义美学观在后来的美学发展过程中仍然可以找到一条清晰的线索，蔡元培、宗白华、郭沫若等近现代一批理论家与文学艺术家都程度不同地主张过艺术与审美的非功利性。不过，作为足以与功利主义文艺美学思想形成对峙的这一思潮往往处于被批判否定的地位。

近代的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文学价值观虽不像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激烈交锋，但二者的对立以及相互的影响对近代文学观念与美学思想的发展是有着积极意义的。梁启超在后期从政治舞台转向学术研究之后，曾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功利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一切所谓‘新学家’者，其所以失败，更有一种根源。曰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殊不知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而独立生存。”^[41]这对于我们理解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不同价值与意义是有帮助的。

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文学价值观由对立走向融合，这一点在鲁迅与周作人早期的文学思想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周氏兄弟在日本期间倡导文学价值在于“不用之用”。“不用”所强调的是文学的非功利性一面，所重视的是文学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表现，他们主张的“不用”与王国维的非功利主义有相似之处，但二者存在着根本的差异。王国维从文学的超越性出发得出了其价值最终表现为对人生痛苦之“解脱”的结论，有其思想上的局限性。鲁迅与周作人既重视文学的“不用”，同时还强调其“用”，即主张文艺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这个“用”是说文艺影响社会必须首先作用于人的精神领域才能实现其功用价值。从周氏兄弟编译的《域外小说集》对外国作家作品的选择可以明显看出，他们介绍外国文学是要实现用文艺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理想，发展到后来便成为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在这个集子中，鲁迅选择了俄国作家安特莱夫的两篇小说，原因在于他的作品将19世纪末俄国人“心理的烦闷与生活的暗淡”都描写了出来。鲁迅认为，这类“神秘幽深”的作品可以达到“涵养吾人之精神”的目的。鲁迅在后来的文学实践中，继续翻译安特莱夫的小说，进一步肯定他在表现人的心灵方面所作的努力，认为他的创作“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世界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他的著作虽是很有象征印象气息，而仍然不失其现实性的”^[42]。对安特莱夫的选择代表了鲁迅早期的文学眼光，体现出他对文学之“用”与“不用”的深刻理解。

近代文学价值观从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对立走向互补与融合，正体现出文学的文化生态规律，显示出各种观念共同生长的平衡发展状态。没有梁启超、王国维的不同取向的文学价值观之间所存在的张力，也就没有鲁迅、周作人“不用之用”的文学思想。“不用之用”是近代文学生态发展的重要产物。

中国近代文学观念处于社会转型期，按梁启超的说法是社会的“过渡时代”，过渡时代有过渡时代的特点。过渡时代的文学与文学观念同样具有转型期的特征。它没有统一的成熟的体系，但充满青春的活力和朝气。梁启超生动地描述过“启蒙期”思想的特质，“其条理未确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间错试验中，弃取未定，故此期之著作，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43]。梁氏所概括的“启蒙期”的思想文化特质同样适合近代转型期的文化观念的发展状况。近代诸多学术大师的出现是近代各种思想文化观念相互碰撞、相互竞争的必然结果，也是近代文化生态所结出的硕果。梁启超在总结晚清学术时有精彩的文字，“学问非一派可尽。凡属学问，其性质皆为有益无害，万不可求思想统一，如两千年来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者。学问不厌辩难，然一面申自己所学，一面仍尊人所学，庶不至入主出奴，蹈前代学风之弊”^[44]。这段话也正可以看作对近代文学观念多元化的文化生态状况的最好注脚。

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审视中国近代文学观念，对于重新反思近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对于纠正过去的某些错误认识都是大有裨益的，对建构我国当前文学批评的文化生态也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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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赵利民，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中国近代文学思想研究。

[2] 佘正荣：《生态智慧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4页。

[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4] 参见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5页。

[5]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6] 《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59—1360页。

[7] 梁启超：《自由书·豪杰之公脑》，《梁启超全集》第1册，张品兴主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页。

[8] 贺麟：《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中国哲学》第2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66页。

[9] 袁进：《重新审视欧化白话文的起源》，《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

[10]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52—153页。

[11] 赵利民：《关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化对话交流的几个问题的思考》，《湖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12] 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13] 《致刘孟容》，（清）李翰章编纂，（清）李鸿章校勘：《曾文正公全集》第四部《书札》，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5页。

[14] 《湘绮楼说诗》，1922年中华书局石印本《新古文辞类纂稿本》卷二十三，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页。

[15] 《八代文粹序》，“词不追古，则意必循今；率意以言，纬经益远”。光绪庚子年间烝阳刊本《王湘绮先生文集》卷三，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页。

[16] 《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钱仲联主编：《龚自珍文选》，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17] 《复罗月川太守书》，方东树：《仪卫轩文集》，清同治七年（1868）刻本，卷七，第118页。

[18] 《欧阳生文集序》，（清）李翰章编纂，（清）李鸿章校勘：《曾文正公全集》第三部《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2页。

[19] 《求阙斋日记类钞》，（清）李翰章编纂，（清）李鸿章校勘：《曾文正公全集》第八部《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451页。

[20] 严复曾提出：“诗之于人，若草木花英，若鸟兽之鸣啸，发于自然，达于至深，而莫能自已。盖至无用矣，而又不可无如此。”（《诗庐说》）

[21] 严复：《与熊纯如书札》，《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03页。

[22] 《斐州烟水愁城录序》，商务印书馆1905年版，《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陈平原、夏晓虹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页。

[23] 《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商务印书馆1905年版，《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陈平原、夏晓虹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5页。

[24] 《周逴〈红星佚史〉序》，《红星佚史》，商务印书馆1907年版，《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陈平原、夏晓虹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2页。

[25] 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6页。

[26]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1页。

[27] 杜维明：《儒学与文化保守主义——杜维明教授访谈录》，载《原道》，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28]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29] 侯鸿勋、郑涌：《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8页。

[30] 侯鸿勋、郑涌：《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8—299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2页。

[32] 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全集》第3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85页。

[33] 章太炎：《四惑论》，《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5—456页。

[34] 章太炎：《俱分进化论》，《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6—387页。

[35] 王中江：《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7页。

[36] 林纾：《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林纾文选》，徐桂亮选注，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页。

[37] 蔡元培：《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页。

[38] 蔡元培：《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页。

[39] 杜维明：《儒学与文化保守主义——杜维明教授访谈录》，《原道》，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40]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

[4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42] 《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5页。

[4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

[4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