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第一节 亲环境行为理论

城市居民PM2.5减排行为严格来说属于个人亲环境行为的范畴。虽然PM2.5减排行为带有“PM2.5”标识，但是亲环境行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都适用于本书PM2.5减排行为的分析。亲环境行为理论根源是消费者行为理论，该理论的研究假设从“完全理性人”转变到“有限理性人”，因此研究的侧重点也从单一的经济因素逐渐扩展到行为个体的行为选择相关的内在和外在影响因素上，包括内在心理因素的影响以及外在情境因素的影响等。这些因素涉及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交叉共融的研究领域。亲环境行为理论源于西方学者的研究，至今在国外发展的已相对比较成熟，国内相关研究也正逐步展开。关于亲环境行为理论有几个代表性的看法，这些亲环境行为理论是本书理论模型构建的重要依据。它们都是比较经典的亲环境行为理论，各个理论的侧重点各有不同。

一 计划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研究主观心理因素与行为关系的经典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Ajzen在1991年提出。^[1]严格来说，TPB理论是对Ajzen前期提出的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的继承与完善，二者基本一致，只是TPB在TRA基础上添加了“感知行为控制”这一变量。TPB理论强调个体理性的特征，认为人的主观意志会很好地控制其行为。因此，个体会比较、评估各种相关信息，衡量自己的利益和付出成本，然后才决定是否采取行动。

TPB理论指出行为意愿是个体行为的最直接的前因变量，行为意愿又相应地受到三个自变量的影响，分别是：个体态度、主观规范以及感知行为控制，如图3—1所示。根据Ajzen的阐述，TPB理论的核心意思有两方面。第一，个体的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正向影响个体的行为。因此，个体参与特定行为的意愿和行为，会随着个体态度积极性增加而增加，随着其感受到的主观规范压力的增大而增大，也随着其对行为的控制能力的增强而增大。反之，三者越低，转化为行为意愿和行为的可能性越低。第二，个体的感知行为控制能力是一个尤其值得关注的变量，除了直接影响个体的行为意愿外，还间接地调节行为意愿和实际行为的关系。当个人对某特定行为的感知控制能力低时，尽管感知行为控制依旧会影响个体的行为，但通常不是所有的意愿都能转化为实际行为。此时个体行为还感受到行为控制能力的调节，且调节效应较大。例如，一个旅行者会因为入住绿色环保型酒店所需的价格过高或抵达目标酒店的交通不便而放弃入住的选择，即使他对此持有积极的态度。感知行为控制包括传统意义上可能涉及的相关限制条件，如便利性、时间限制、经济条件等（Han等，2010；芈凌云，2011）。

图3—1 计划行为理论

TPB理论自提出以后，受到心理学领域研究的热捧，随后逐步扩展到社会学及管理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Abrahamse等，2009；Chen和Tung，2014；Peters等，2011）。一系列的实证研究证明该理论在行为预测中具有很好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也因此成为诸多亲环境行为研究的理论依据，为心理变量和行为意愿之间搭建了基础理论框架（Donald等，2014；Han等，2010；Yazdanpanah和Forouzani，2015）。Goh等^[2]就证实了态度、社会规范、感知行为控制等因素能显著影响居民的绿色旅游行为，是国家公园得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胡兵等（2014）在桂林和阳朔旅游者参与低碳行为意愿的驱动因素的研究中也说明了该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周玲强和李秋成等^[3]通过分析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251位游客样本，发现感知行为控制会显著影响旅游者环境负责行为意愿，而旅游者的环保行为态度和行为意愿均受到来自景区之间的心理认同和情感纽带的积极影响。在家庭节能行为、垃圾分类行为、绿色旅游行为等领域都得到验证（Abrahamse和Steg，2009；Lizin等，2017；Wang等，2018；Han等，2010）。

二 规范激活理论

学者Schwartz^[4]在1977年提出规范激活理论（Norm-Activation Theory，NAM），这是另一个普遍被接受的亲环境行为理论。相对于TPB理论，该理论是一种利他行为理论，主要用于预测和解释亲社会行为（Onwezen等，2013）。其理论模型框架如图3—2所示。该理论认为个体感知到的环境后果会引发个体的环境责任感，这种环境责任感会进而激发个体参与某种行为的道德规范，最终道德规范会促使个体参与特定的亲环境行为。其中，道德规范是NAM理论的核心变量，指的是一种感性层面的非正式义务，它主要由个体的责任意识自发生成，且当个体没有执行某特定行为时会引发内心的负罪感或内疚情绪。

图3—2 规范激活理论

NAM理论的贡献在于以个人道德规范为核心变量，更多强调了感性因素在亲环境行为中的作用，开辟了亲环境行为研究的另一个视角（Abrahamse等，2009）。鉴于亲环境行为往往具有公共物品的外部性特征，使得个体在参与某种环境行为时，除了理性地考虑个人成本等因素，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参与亲环境行为。当然，前提是道德规范被激活。相对来说，预期的个人成本较小时更容易被激活。NAM在亲环境行为研究中，也得到了普遍的运用。比如，Nordlund等（2016）在对电动汽车或混合动力汽车的推广意愿研究中就强调了道德规范激活的过程至关重要。郭清卉等在探寻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原因的研究中就发现个人规范显著影响其行为。另外，还包括相关节能行为研究（Abrahamse和Steg，2009）、环境保护支付意愿（Guagnano等，1995）和废弃物减量化和再利用研究等（Saphores等，2012；Wan等，2014）。

三 价值—信念—规范理论

学者Stern^[5]创建了价值—信念—规范理论（Value-Belief-Norm Theory，VBN），此理论整合了新生态范式理论、价值理论和规范激活理论三大理论的内涵，也是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亲环境行为理论。Stern在该理论中阐明：个体的环境价值观、信念以及个人的道德规范三者承上启下的连续作用对亲环境行为的发生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整个过程共有六个因果链，以三类环境价值观为起点，然后三类环境价值观依次作用于“新生态范式”（New Ecological Paradigm，NEP），使得人们对环境问题的信念得以激发，进而个体的道德规范又被激活，最终落实到行为这一终点上，形成积极的环境行为。其中，信念包含“新生态范式”、环境后果以及环境责任感，是规范激活理论的范畴。VBN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作为一个系统的概念模型框架，很好地厘清了个体亲环境行为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为研究环境行为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理论框架如图3—3所示。

图3—3 价值—信念—规范理论

根据Stern的阐述，VBN理论的核心思想主要有两层。第一，6个前因变量的因果关系。尽管模型中包含了6个前因变量的行为因果链，但需指出6个变量之间并不是单一的连续路径。就某一个前因变量而言，它可以直接对邻近后续变量施加影响，也可以越过邻近变量对后面的变量施加影响，还能以后续变量为中介变量借之作用于环境行为。第二，该理论对价值观、新生态范式、道德规范等核心变量进行了强调与阐述。（1）价值观。价值观借鉴自价值理论（Value Theory），在此，Stern将价值观分成三个维度，分别为：生态价值观（Biospheric Value，BV）、利己价值观（Egoistic Values，EV）以及利他价值观（Social-altruistic Value，SV），目的是针对性地探索特定类型价值观对环境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区别。利己价值观是基于个体自身的利益关注环境问题；利他价值观关注社会与他人公平，基于社会利益层面保护环境；生态价值观承认自然环境具有其内在价值和权利。（2）“新生态范式”。此概念由Dunlap和Van Liere在1976年共同提出，旨在强调人类亲环境行为源自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平衡与和谐，地球的负荷能力有限，人类要有保护环境、保护地球的信念，人类行为要以生态系统平衡为前提。（3）道德规范。道德规范源于NAM理论，强调一个人采取利他行为就是源于个人规范被激活。

VBN理论在亲环境行为研究中同样受到学者们的热捧。Han（2015）在个体的绿色旅游酒店选择行为中证实VBN理论的重要作用。岳婷（2014）和杨树（2015）在城市居民节能行为研究中使用了VBN理论作为理论模型构建基础。芈凌云（2011）和韩娜（2015）分别在城市居民低碳化能源消费行为和消费者绿色消费行为研究中肯定了VBN理论的作用，为环境行为研究开辟了新视野。Fornara等（2016）、Kiatkawsin和Han（2017）以及Nordlund等（2016）也先后在家庭能源使用、绿色交通工具选择和个体绿色旅游行为等领域对VBN理论给予借鉴和尝试。

四 态度—行为—情境理论

态度—行为—情境理论（Attitude-Behavior-Condition，ABC）由学者Guagnano等^[6]提出，是对Stern和Oskamp的环境行为模型的提炼和改进。Guagnano指出，个体的环境行为除了受个体对特定行为所持态度（Attitude，A）的影响外，还要特别关注环境行为实施的诸多外部条件（Condition，C）。态度和外部条件共同对亲环境行为（Behavior，B）施加影响，详见示意图3—4。图3—4中，外部条件在横轴上呈现，泛指个体实施环境行为所可能接触到的所有外部资源，涵盖经济、物质、社会以及法律政策等主要相关方面。其中，正轴指积极的，能给予支持的正面外部条件；相反，负轴指消极的、会给予阻力的负面外部条件。个体态度在纵轴上呈现，包括一般的和特定的环境态度和行为意向等。同样，正轴指积极的、主动参与的正面态度，是个体在非强制情况下主动实施环境行为的态度；而负轴指消极的、需要外界施加压力的负面态度，是个体只有在强制的情况下才可能实施环境行为的态度。

在此ABC理论中，Guagnano着重强调，态度与外部条件共同对特定环境行为施加影响，二者在期间相互依赖、此消彼长。图3—4中的135°线是行为发生与不发生的分界线，分界线以上意味着外部条件和态度二者累积效应为正，此时行为发生（岳婷，2014），反之，行为不发生。当外部条件的影响比较中立或者微乎其微时（C接近于原点O），环境态度对环境行为的预测和解释能力最强；当外部因素对个体影响极为明显时（C远离O），外部因素对个体环境行为的影响极为明显，此时环境态度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力和解释力就会显著变弱。具体而言，当外部条件对个体影响极为有利时，会促进个体环境行为的发生。反之，当外部条件对个体影响极为不利时，会严重阻碍个体环境行为的发生。这种情况就很好地解释了在不同行为的研究中由于外部因素的不同而导致态度的作用不稳定的特点。

图3—4 态度—行为—情境理论

ABC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两点：第一，基于之前理论对态度等心理变量的研究外，着重强调了外部情境因素的作用，指出环境行为是态度和外部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政策情境因素（芈凌云，2011）。第二，具体阐述了外部条件对态度与行为关系的影响作用。Stern指出，态度作为亲环境行为的预测变量存在着边界条件，而外部因素正是这个边界条件。外部因素作为一个调节变量，影响态度和亲环境行为的关系。当个体认为行为实施的难度很大时，如需耗费更多的金钱或不方便实施，则态度就难以影响此行为，外部条件就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反之，当外部条件相对较弱时，行为实施不构成困难，态度变量会显著影响行为的改变，这正是传统实证研究中态度作为心理变量往往存在的情况。该理论也被广泛应用于亲环境行为，如绿色食物购买行为、私家车出行、居民节能行为以及绿色消费行为（韩娜，2015）。Hildingsson和Johansson（2016）就在其研究中指出气候和环境政策对可持续的低碳能源转换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