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中国政治哲学史研究的范式建构问题

第一章 中国政治哲学史研究的西方政治哲学参照系及其相关问题

我们知道，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而言，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两卷本）无疑具有“典范性”的地位；换句话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确立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本范式。[1]而就中国政治哲学史的研究状况来说，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和参与这一领域的研究，但是中国政治哲学史研究的基本范式并没有被建构起来；换言之，在这一研究领域堪称典范的研究成果尚未出现。大致说来，某一研究领域的基本范式的建构，通常是通过两个方面的探究和努力而得以完成的。一方面，就是通过相关的前提性问题的思考和辨析，确立该领域研究的基本理论原则、问题谱系、概念框架和研究方法等；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例证性的研究为后来者确立可以效法的“典范”。当然，这两个方面的探究和努力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例证性的研究”无疑要以“前提性的思考”为前提，而“前提性的思考”及其结果自然也要落实和体现于“例证性的研究”；缺乏“前提性的思考”的“例证性研究”是盲目的，不能落实于“例证性的研究”的“前提性的思考”则是空洞的。在本书的“导论”部分，我们将主要致力于相关的前提性问题的思考和探究，而本书的主体内容即“先秦政治哲学史”的研究与“附录”对牟宗三政治哲学的研究，则可以被看作“例证性研究”方面的尝试，而两者之间无疑也是相辅相成和相互支撑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