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中亚民族传统社会结构

第一章 哈萨克民族传统社会结构

第一节 哈萨克民族的族源和族名

一 族源

关于哈萨克民族的族源和民族形成问题，目前学术界暂无定论。从人种上看，哈萨克族是由部分欧罗巴人种中的地中海类型、印欧类型等（约40%）和蒙古人种的西伯利亚类型（约50%）构成，属于混血人种。[1]

以贾合甫·米尔扎汗、何星亮、续西发等为代表的传统观点认为，哈萨克族是由古代许多部落和部族不断分化并逐步融合而成，其中主要有塞种、乌孙、匈奴、康里、可萨、突厥、葛逻禄、阿兰、钦察、克烈、杜拉特、札剌亦儿等。[2]上述观点目前在学术界占据主流地位。

近年来，也有新的学术观点不断出现。新疆社会科学院钱伯泉研究员在《新疆大学学报》上撰文指出：“哈萨克族的主要族源是奄蔡、曷萨和突厥可萨等由东方先后西迁的操突厥语的游牧民族，次要族源为13世纪蒙古汗国和元朝时期西迁的蒙古人和突厥部落人。”[3]中央民族大学耿世民教授指出：“哈萨克族是以古代突厥克普恰克部为核心，融合吸收了原居住在哈萨克地区的古代塞种人、乌孙人、康居人和西突厥诸部，13世纪后（金帐汗国时代）又融合了一部分蒙古部落而发展形成的。”[4]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民族首先是一个共同体，人们发展为稳定的共同体，形成民族。因此，应当指出的是，在哈萨克民族族源的问题上，塞种、乌孙、匈奴、康里、可萨、突厥、钦察、札剌亦儿等古代部落确实融入了哈萨克族，但可能仅仅是部落的一部分融入，而不是整个部落一起并入。以乃曼部落为例，现代民族学发现，在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以及乌孜别克族等民族中都有这一部落，这表明古代的乃曼部落因战争迁移等各类因素，分化成若干部分，分别融入这些民族中，哈萨克民族中的乃曼部落只是古代乃曼部落的一个分支。

（一）塞种

在波斯和古希腊的史料记载上，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时，塞种人就已经出现在当今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土地上，并已经形成部落联盟，以游牧为生。古希腊历史学家斯特拉芬将这些人称为“亚洲的伊斯科甫”。[5]他们善于骑射，工于制造有动物纹样的青铜器。在人种上，塞种人属于深目高鼻的高加索人种，语言属于伊兰语系。[6]

近现代哈萨克族中的克普恰克和阿尔根部落中都有支尔塞克、波尔塞克、别斯塞克、卡尔塞克等氏族部落。在这些名称中，均有“塞克（sak）”一词，与古代汉文史籍中“塞种”一词相符合。

由此可以判断，塞种构成了现代哈萨克族最早的族源，波尔塞克、别斯塞克、卡尔塞克等氏族部落很有可能为古代塞种人的后裔。

（二）乌孙

乌孙一直以来都被学术界认为是哈萨克民族的主要先民之一。直至今日，乌孙的名称仍然在哈萨克民族中存在。乌孙部落被认为是哈萨克民族大玉兹部落联盟的主体。当哈萨克人提起大玉兹时，一般以乌孙作为代表。从语言上看，乌孙部落使用的语言与现代哈萨克语十分相近。这都表明了古代部分乌孙人融入了哈萨克民族。

根据我国历史记载，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乌孙是西域人口最多的部落，生活在巴尔喀什湖东部和南部地区以及楚河和塔拉斯河流域之间。乌孙的统治者被称为“昆弥”。公元前119年，汉武帝第二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合乌孙建立联盟，共同抵御匈奴。并应乌孙昆弥要求，与乌孙进行政治通婚。乌孙作为一个民族，在历史上活动了多个世纪。自公元前2世纪起，乌孙人便繁衍生息于伊犁河谷以及七河流域，融合了当时生活在该地区的塞种人和大月氏人，成为哈萨克民族的先民。

但对此，新疆社科院钱伯泉研究员则认为，哈萨克族源中的“乌孙”并不是上文所述的两汉时期的乌孙人，“两汉的乌孙人在东晋时期柔然汗国强盛时，被柔然人击败，南迁至帕米尔高原及其南方的宾国（今克什米尔地区），成为该地大小诸国的统治者了”[7]。而对于哈萨克民族族源中的乌孙部落，钱伯泉研究员则认为：“‘玉逊部落’是最早在辽朝末年游牧于蒙古高原西北部（的部落），契丹人和宋人虽然译之为‘乌孙’，但其原音当为Usin或husin，它是中世纪形成的一个蒙古部落，13世纪前期才有一部分人随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西征而留居蒙古高原，它是操标准蒙古语的蒙古人，绝不能将其等同于两汉的乌孙。”[8]

（三）匈奴

在哈萨克民族成分中，有不少人是匈奴人的后裔。匈奴是古代北方最早建立国家的游牧部族之一。匈奴兴起于公元前3世纪，衰落于公元1世纪，其生活区域极为广泛，东起辽东平原西部，西至天山，北至贝加尔湖，南抵阴山山脉。在冒顿执掌政权之后（公元前209年），匈奴逐渐强盛，征服了周边30多个国家。今日哈萨克民族所居住的大部分地区当时都在匈奴的控制之下。

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后，部分匈奴向西迁徙至欧洲匈牙利等地。在西迁过程中，不少匈奴人滞留在中亚以及哈萨克大草原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后裔在西域建立起悦般国。有人认为，哈萨克民族大玉兹中的阿勒班部落就是古代悦般的后裔。

哈萨克族学者贾合甫·米尔扎汗认为，如今哈萨克中玉兹的主体——阿尔根部落与古代匈奴有直接联系，甚至认为“阿尔根”一词为“远方或北方的匈奴”之意。[9]学者何星亮曾通过考证“匈奴”的族称为古代突厥语“Kun”一词，来证明阿尔根部落很有可能为匈奴的直系后裔。[10]俄国研究人员曾指出：在后来哈萨克中玉兹的阿尔根部落，被称作匈奴，乃曼、弘吉剌部落是它的组成部分。

在古籍中，匈奴人使用的词语也大多可以在现代哈萨克语中找到对应的词语。从出土的毡制品以及刺绣画上看，匈奴的制品与哈萨克族的制品极为相似。在生活习惯上，根据《北史·西域传·悦般》记载，匈奴后裔日常生活习俗与哈萨克民族也十分相似。

基于上述原因，可以判断，匈奴为哈萨克民族的重要族源之一，同时也是中玉兹主体阿尔根部落的先民。匈奴人在公元5～6世纪从历史上消失，但是其后裔并没有消失，部分融入了哈萨克族，成为哈萨克族的先民。

（四）康里（也称康居）

康居是乌孙同时代的部落国家，位于乌孙国西北部，其具体位置大约在今日哈萨克斯坦境内的锡尔河流域。早在公元前3世纪，康居便出现在各类史籍中。根据汉文古籍记载，历史上康居人口众多，大约有12万户，人口为60万～63万。

在汉朝桓帝时，康居汗王将儿子送往汉朝，汉朝也向康居派遣使臣。张骞曾于公元前2世纪出使西域，并记载康居在当时非常强盛。根据阿比勒哈孜的《突厥史诗》记载，康居由5个部落组成，每个部落都由汗王信得过的人执政。隋唐时期，部分康居人南迁至现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地区，建立政权，汉文史籍称为“康国”，这部分人后来融入乌兹别克族之中，但也有部分人留在哈萨克草原，融入哈萨克族之中。

清代以来，我国不少学者都认为，今日哈萨克是古代康居国的延续。祈韵士的《西陲总统事略》、魏源的《圣武记》以及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著作都认为，哈萨克人为古康居人的后裔。[11]在哈萨克部落中的康里部落，为史籍中“康居”部落的对音。且根据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考证，康居所用的语言，也为突厥语族的一种语言。

直至今日，“康里”一词仍是哈萨克大玉兹中一个重要部落的名称，这也表明这个部落是当时康居人的后裔。

（五）突厥

公元2～4世纪，北方的鲜卑族强大起来，东晋时期，柔然部落开始强盛。在公元6世纪30年代，柔然王国已经接近覆灭，在其统治下的突厥部落变得强大起来。突厥的祖先与匈奴有亲属关系。公元552年突厥首领土门击败柔然王阿那瓌，在草原上建立突厥王朝，并随后击败燕哒、契丹等部落，成为一个强大王朝。至公元6世纪80年代，突厥王朝分裂为东、西突厥两个汗国。7世纪中叶，西突厥汗国并入唐朝。

仅存一个世纪的突厥王朝，由于发明和使用了突厥文字，影响深远，被认为与现代操突厥语民族有紧密联系。该王朝覆灭后，部分突厥人向西南方向迁徙，到达今日哈萨克斯坦的南部地区。因此，突厥人也被认为是哈萨克民族的族源之一。

（六）葛逻禄

葛逻禄最初为居住在阿尔泰山西北部以及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游牧部落，臣服于西突厥汗国。后曾协助苏定方消灭西突厥汗国，并部分迁移至南方。在公元8世纪中叶，葛逻禄部落联盟开始强盛起来，统领原西突厥汗国的疆域。在葛逻禄时代，哈萨克草原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牧业、农业、手工业等出现了繁荣，人口快速增加，各地商队来往频繁，促进了经贸发展。

葛逻禄王朝统治的疆域被后人称为“哈萨克的故乡”。该王朝的统治，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哈萨克作为一个共同体的聚合，也是哈萨克形成一个有影响的民族的第一步。

（七）阿兰

学术界一般认为，哈萨克小玉兹部落联盟的主体是阿里钦部落，而阿里钦部落的先人为中国史籍中记载的“阿兰”。阿兰，又名奄蔡或阿兰聊，是一个以游牧为主、兼营农业的部族。在汉朝时期，阿兰成为中亚地区一个重要国家。

（八）札剌亦儿

在辽金时代，札剌亦儿是居住在蒙古高原上最强大的部落之一。据波斯《史集》记载，札剌亦儿部人数众多，分布甚广。随后札剌亦儿部臣服成吉思汗。在随成吉思汗出征中亚和波斯地区的部队中有不少来自札剌亦儿部落的将士。战后，这些札剌亦儿部的将士驻扎在中亚，并生育后代，成为哈萨克民族的族源之一。

（九）可萨

可萨为公元6世纪后突厥汗国的一个部族，7世纪初曾建立可萨汗国。可萨又称作“曷萨”“阿萨”。一般认为，“可萨”、“曷萨”和“阿萨”等在语音学上最为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哈萨克”一词。

在西方的史料中，可萨被写为“Khazars”，意为东方的铁勒部落。可萨人以牧业为主，牧放的主要牲畜为牛和羊。关于可萨国的历史，史籍记载较少。

（十）钦察

钦察是哈萨克民族中古老的部落之一。有学者认为，钦察在汉代便已存在，是一个与乌孙、康居一样古老的部落。13世纪初开始，钦察部落变得强盛。据称，在当时从额尔齐斯河至伏尔加河、从咸海到黑海以北的广大地区都是其游牧地，因而这一广阔的地区被称为“钦察草原”。

随着钦察部落的衰落，其大部分成员融入哈萨克民族中，钦察至今仍然是中玉兹的一个重要部落，现今一般译作“克普恰克”。也有其他部分成员融入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等民族中。

根据语言学家的考证，当时钦察草原各部皆以钦察语为通用语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钦察文字语言。现代哈萨克语就是在古代钦察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其他可能成为哈萨克民族族源的还包括牙格马、契丹、克烈等，在此不再专门展开阐述。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民族，哈萨克民族的各个部落在数百乃至上千年之前，便在哈萨克大草原上共同生活和劳动，相互影响、相互融合，通过长期不断的交往以及世世代代共同的生活，他们的语言和风俗习惯达成了统一，从而逐步形成了哈萨克民族。

二 族名

关于族名“哈萨克”一词含义的解释，学术界众说纷纭，各类观点不下20余种，至今对族名含义的讨论也未能达成共识。总的来说，对“哈萨克”这个词来源及含义的解读尚没有确切的科学依据。[12]在此，笔者罗列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一）语言词义学说

1.蒙古语

（1）根据《哈萨克族简史》第2章第2节《哈萨克族名称的含义》，“哈萨克”一词来源于蒙古语中“哈萨赫铁尔根（kasa-tergen）”一词，为“帐篷车”之意。因此，“哈萨克”一词的含义可能与帐篷车有直接关联。

（2）有历史学家认为，“哈萨克”一词来源于蒙古语“哈伊萨克”一词，表示保卫国家的勇士。

2.阿拉伯语

一些伊斯兰学者将“哈萨克”一词解释为“哈吉”与“阿克”（Kaze-ak）两个词语的组合，为阿拉伯语中伊斯兰宗教法官之意，因此“哈萨克”一词被解释为“真正的裁判者”。

3.哈萨克语

有观点认为，“哈萨克”为哈萨克民族的自称，意味“勇敢的自由人”“自由自在的人”等，这种观点得到耿世民教授的支持。

4.突厥语

（1）法国学者哈密顿分析，“哈萨克（qazar）”一词为突厥语动词qaz（挖掘、刮擦之意）的过去分词形式，意为“后退的烈马用脚踢地”，在族名中指“爱踢蹬的民族”“暴烈和毫无节制的部族”。

（2）有历史学家将“哈萨克”一词，根据哈萨克族的民族特性，解释为古突厥语中的含义，意为“不服从汗王”“不服从苏丹”之意。

（3）国内有学者将突厥语“kazar”解释为“镔铁”，指铁中色泽和质地极美好者，从而引申为“坚强高贵的人”等含义。

5.回鹘语

回鹘人将黑海一带的突厥可萨人称为“克普恰克”，意为聪明能干之意。

（二）民族学说

（1）有学者认为哈萨克一词为“哈斯（kas）”和“塞克（sak）”两个词组合而成，“哈斯”意为“真正的”，“哈萨克”意为“真正的塞种人”。

（2）有观点认为，“哈萨克”是两个部落名称的组合，即“卡斯比”和“萨迦”部落的合称。

（3）中亚史名著《拉什德史》的作者穆罕默德·海塔尔认为，在阿布尔海里汗王死后，乌孜别克开始分化瓦解，大量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投奔到克拉依、加尼别克那里去避难。……这些避难者，加上从其他部落分裂出来的人们，在一段时间内没有财产和牲畜，因此被称为“哈萨克”（意为“避难者”或者“脱离者”）。[13]

（三）神话说

传说中，在一位古代哈萨克勇士生命垂危之际，天降一只白色天鹅，挽救了勇士性命。后来，天鹅脱下鹅毛皮，变成了一位美丽的姑娘，与勇士结为夫妻，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为“哈萨克”。在哈萨克语中，“kaz”意为“天鹅”，“ak”意为“白”。两词组合成“Kazak”，意为“白天鹅”。据载，“哈萨克”这一名称最初只是一个氏族部落的名称，到15世纪时成为整个民族的名称。[14]

第二节 哈萨克斯坦人口与民族概况

一 哈萨克斯坦人口结构

（一）人口数量

在历史上，哈萨克民族历经征服与兼并，民族多次大规模迁徙，从而构成了极其复杂而独特的人口结构。20世纪以来，哈萨克斯坦的人口数量经历了快速增长，而后又快速减少，现正处在缓慢增加的过程。具体来看，在苏联时期（1936～1991年），哈萨克斯坦作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人口数量大幅增加。苏联解体、哈萨克斯坦获得独立之后，受移民等因素影响，人口总量开始减少。2002年之后，哈萨克斯坦人口重新恢复了增长（参见图1-1）。

图1-1 哈萨克斯坦人口数量（1950～2008年）

资料来源：根据哈萨克斯坦统计局资料自制。

在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之后，哈萨克共和国的人口数量出现快速增长。在1939～1989年的50年之中，哈萨克共和国的人口数量增长了1.7倍[15]（参见图1-2）。在这50年中，以1939～1959年的增长速度最快，随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据统计，1939年，哈萨克共和国的总人口为608.1万，至1959年，已经达到929.5万，增长了52.9%，年均增长4.33%。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推行鼓励生育政策以及居民生活、卫生水平快速提高有直接关联。1959～1970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开始减慢，年均增长率为3.1%；1970～1979年，年均人口增长率下滑到1.36%，1979～1989年为1.19%，1989～1993年仅为0.67%（参见图1-2）。[16]

图1-2 苏联时期哈萨克斯坦人口数量

资料来源：根据哈萨克斯坦统计局资料自制。

苏联解体之后的10余年内，哈萨克斯坦进入转轨阶段，经济出现严重衰退，居民生活水平快速下滑，直接导致哈萨克斯坦人口生育率降低。同时，由于哈北方地区大量俄罗斯族等斯拉夫民族居民离开哈萨克斯坦返回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的人口数量出现负增长。根据统计，1989年哈萨克斯坦全国总人口为16464464人，而10年之后，1999年全国总人口下降至14953126人[17]，减少了约10%。哈国内俄罗斯族人口减少幅度更大，1989年哈萨克斯坦国内俄罗斯族人口为6227549人，占总人口的41%，而到了1999年，俄罗斯族人口仅为4479620人，占总人口比重的29.8%，下降了12个百分点。

2002年之后，随着哈萨克斯坦经济体制转轨基本完成，经济逐渐恢复高速增长，哈萨克斯坦人口数量出现了新的增长态势。2000年，哈萨克斯坦全国人口为1490万，到了2012年10月，哈人口总量为1690万，在接近11年内，全国人口增加了近200万（参见图1-3）。

图1-3 2000～2012年哈萨克斯坦人口数量

资料来源：哈萨克斯坦国家分析中心，http：//www.nac.gov.kz/en/news/analytics/252/。

（二）哈萨克斯坦人口年龄与性别结构

人口的年龄结构一般是指各个年龄组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最为基础的人口结构，也是社会人口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据统计，2009年，哈萨克斯坦国内14岁以下人口的比例为21.8%，15～64岁人口的比例为70.2%，65岁以上人口比例为7.1%。[18]

从目前的情况看，人口老龄化将会是哈萨克斯坦未来的一道社会难题。根据联合国相关标准，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7%以上的社会，被称为老龄化社会。根据哈萨克斯坦2009年人口普查的结果，哈萨克斯坦65岁以上老年人比例为7.1%，正式跨入老龄化社会的行列。[19]

从地区分布上看，哈北部的北哈萨克斯坦州、库斯塔奈州、巴甫洛达尔州、阿克莫拉州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要高于其他地区。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在北哈萨克斯坦州，每千人中65岁以上老人为156人，库斯塔奈州为144人；而在“年轻”的南部省份曼格斯套州，每千人中65岁以上老人仅为52人。[20]从数据上可以分析出，人口正在逐渐“变老”的，主要是居住在北方的俄罗斯族人、乌克兰族人等，而哈萨克族人因有较高的生育率和出生率，低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较大，仍属于“年轻”的民族。

从出生年份来看，哈萨克斯坦自1950年以来，共出现了三次生育高峰。第一次高峰出现在1961年左右，第二次出现在独立前的1987年，目前正在出现第三次生育高峰。社会人口年龄结构与历年生育水平基本保持一致，0～5岁、25～30岁人口比重明显要高于其他年龄段人口（参见图1-4、图1-5）。

图1-4 1950～2010年哈萨克斯坦生育水平一览

资料来源：哈萨克斯坦2009年人口普查统计结果。

图1-5 哈萨克斯坦社会年龄结构

资料来源：哈萨克斯坦2009年人口普查统计结果。

人口性别比例是社会总人口中男女两个性别群体之间的比例。哈萨克斯坦的男女性别比例相对平衡，女性人口数量略多于男性。2009年哈萨克斯坦人口普查表明，女性人口比例为50.8%，男性为49.2%。在出生性别比例上，男性比例稍高；但统计表明，在20岁以上年龄组中，女性人数要超过男性，特别是70岁以上年龄组中，女性人口几乎是男性的两倍（男女比例为511∶1000）。

二 哈萨克斯坦人口社会结构

（一）现代哈萨克斯坦民族结构

根据2009年哈萨克斯坦人口普查的结果，目前哈萨克斯坦境内共生活着125个民族。其中人口比重超过1%的民族有7个，为哈萨克族、俄罗斯族、乌兹别克族、乌克兰族、维吾尔族、鞑靼族以及日耳曼族，其他民族人口占4.4%。

哈境内人口最多的民族为哈萨克族，人口数量为1009.86万，占总人口的63.1%，较1999年人口普查时增长了26%，其人口比重增长了10个百分点。第二大民族为俄罗斯族，人口数量为379万，占人口总数的23.7%，与1999年相比，人口比重下降了6.2个百分点。其他各个民族的比重变化不大。

（二）哈萨克斯坦语言文化结构

哈萨克斯坦是一个民族众多、语言种类极为丰富的国家，在这里使用着120余种语言。哈萨克斯坦的多民族特征决定了其语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哈萨克斯坦主要语言种类为哈语、俄语等。最新的人口统计表明，在哈国内，93.5%的居民选择本民族语言为母语，6.5%的居民以其他民族的语言为母语。哈萨克族、俄罗斯族以及乌兹别克族居民将本民族语言作为母语的比例分别高达98.9%、98.8%、95.4%；仅有15.8%的乌克兰族居民选择乌克兰语为母语，13%的白俄罗斯族居民选择白俄罗斯语为母语。

时至今日，哈语被哈萨克斯坦官方确定为国语已经有20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语言法》颁布也有10余年，哈官方一直致力于推广哈萨克语的使用，采用法律手段来确保哈萨克语的主体地位。[21]从统计结果来看，至2009年，哈国内有74%的民众能够使用哈萨克语，其中能够良好阅读哈语的民众比例为64.8%。哈萨克族人对本民族语言的掌握程度最高，其次是乌兹别克人，掌握哈语的比例为95.5%；再次是维吾尔族，这一比例为93.7%；而斯拉夫以及日耳曼等民族民众对哈语的认同程度则相对要低，俄罗斯族人中仅有25.3%的人能够听懂哈语，日耳曼族人中哈语掌握率为24.7%，乌克兰族的掌握率为21.5%。

俄语在苏联时期曾经是哈萨克斯坦境内最重要的，也是官方指定的“族际交流语言”。目前，俄语仍然被广泛使用。据统计，94.5%的哈萨克斯坦成年人能够听懂俄语，88.2%的成年人能够使用俄语进行阅读。

相对于1999年人口普查结果，可以发现，近年来哈萨克斯坦官方在推广哈萨克语上的成果较为显著。掌握哈萨克语的民众比例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俄罗斯族、乌克兰族等斯拉夫民族群体中哈语普及程度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在全国范围内，哈萨克语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

（三）哈萨克斯坦宗教结构

由于民族、宗教等各方面的历史因素，哈萨克斯坦国内存有多种宗教，包括伊斯兰教、东正教、基督教、佛教、犹太教等，其中以伊斯兰教和东正教为主。

伊斯兰教是哈萨克斯坦国内最大的宗教，其信众人数有1123万，占人口总数的70.18%。生活在哈境内的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鞑靼族、阿塞拜疆族、维吾尔族等20多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其中，哈萨克族民众信仰伊斯兰教的比例高达98.3%，乌兹别克族的比例为99%，维吾尔族的比例为98.4%。

东正教是哈萨克斯坦第二大宗教，其信众人数有421万，占人口总数的26.3%。俄罗斯族、乌克兰族以及白俄罗斯族民众信仰东正教的比例较高。据统计，俄罗斯族信仰东正教的比例为91.5%，乌克兰族的这一比例为90.6%。

信仰犹太教、佛教的信众人口数量较少。据统计，哈境内犹太教教徒为5281人，佛教徒14663人，无宗教信仰的人口数量为45万。

从地理分布上看，穆斯林居住最为集中的地区为南哈萨克斯坦州以及阿拉木图州，其比例分别为93.4%和80.7%。东正教信徒主要分布在北部的卡拉干达州、东哈萨克斯坦州等地。

从年龄分布看，可以发现，穆斯林的比例随着年龄的降低而逐渐升高。这与哈萨克斯坦国内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鞑靼族、阿塞拜疆族、维吾尔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人口在近年来快速增长有直接关系。但同时也体现出，苏联解体后，伊斯兰教在哈萨克斯坦呈现出快速复苏态势，信仰伊斯兰教的青年人越来越多，穆斯林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参见表1-1）。

表1-1 伊斯兰教、东正教教徒年龄段分布与比例一览

续表

三 哈萨克斯坦人口地域结构

从人口密度上看，大量人口集中于哈萨克斯坦的东南部，该地区人口密度较高。在各州之中，南哈萨克斯坦州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州（21.1千人/平方千米）。哈萨克斯坦西部各州由于地理环境等各方面原因，人口密度则较低。作为城市，阿斯塔纳和阿拉木图两个直辖市的人口密度要远高于其他各州。

以哈国东南部的阿拉木图市、阿拉木图州、南哈萨克斯坦州、东哈萨克斯坦州四个州（市）为例，其面积约占哈国总面积的23%，2009年，上述四个州（市）人口总数达到了703.95万，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44%，其人口密度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而位于西部的阿克托别州以及曼格斯套州平均人口密度不足3人/平方千米，为哈全国人口密度最低的两个州。西部其他诸州，如西哈萨克斯坦州、阿特劳州的人口密度也未能达到哈全国平均水平（参见表1-2）。

表1-2 1999年和2009年哈萨克斯坦各州（市）人口密度比较

续表

从近10年的增长趋势看，主要呈现出两个直辖市以及南部诸州人口增长迅速、北部地区人口出现负增长的态势。相对于1999年，在10年内人口增长速度超过20%的州（市）有：曼格斯套州（54.25%）、南哈萨克斯坦州（24.82%）、阿斯塔纳市（86.70%）以及阿拉木图市（20.79%）。南方的阿拉木图州等地区人口增长也保持较快速度。而在哈萨克斯坦的北部地区，人口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负增长。例如，北哈萨克斯坦州的人口较1999年下降了17.83%，库斯塔奈州下降了12.93%等（参见表1-3）。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哈萨克斯坦国内南北地区人口增长不平衡的局面仍然会持续。受国家政策影响以及民族生育观念的影响，哈族等民族占多数的南部地区将保持较高的人口增长速度；而俄罗斯族等斯拉夫民族集中的北部地区，其生育率仍将保持低位，人口负增长的局面难以避免。

表1-3 1999年和2009年哈萨克斯坦各州（市）人口数量比较

从城乡分布上看，近年来哈萨克斯坦人口的城乡分布状况保持稳定，人口城镇化比例超过50%。1999～2009年的10年中，哈萨克斯坦全国人口城镇化比例没有明显变化。各州城镇化水平也基本保持稳定，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州主要为卡拉干达州（77.53%）、巴甫洛达尔州（67.96%）、阿克托别州（60.84%），主要集中于北部以及中部地区。东南部地区的诸州城镇化水平则低得多，阿拉木图州城镇化比例仅为23.06%（2009年），南哈萨克斯坦州以及江布尔州城镇化率不足40%。且从发展趋势看，从1999年至2009年，东南部地区有进一步“逆城镇化”发展的趋势（参见表1-4）。

表1-4 1999年和2009年哈萨克斯坦各州（市）城镇化比例一览

四 其他国家哈萨克族的分布情况

哈萨克民族是哈萨克斯坦的主体民族，同时也是中国等其他国家的重要民族组成。在中国、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蒙古国、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都居住着大量的哈萨克族人。据统计，全世界哈萨克族总人口约为1660万。

中国的哈萨克族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和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在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和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也居住着不少哈萨克族人。根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2010年中国哈萨克族总人口为1462588人，占中国总人口的0.1097%。

在乌兹别克斯坦，生活着大约110万哈萨克族人，主要分布在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约30万人）以及塔什干州（约10万人）。在俄罗斯的奥伦堡和车里雅宾斯克地区有不少来自小玉兹的哈萨克族人。全俄罗斯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目前在俄的哈萨克族人为647732人。在蒙古国，生活着超过10万哈萨克族人。在伊朗北部的戈勒斯坦省生活着大约4000名哈萨克族人。在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也居住着一定数量的哈萨克族人（参见表1-5）。

表1-5 哈萨克族人在世界的主要分布

第三节 哈萨克民族传统家庭

一 哈萨克斯坦家庭规模分析

根据2009年哈萨克斯坦人口普查，哈全国共有439万户家庭，其数量较10年前增长了5.6%，平均每户人口为3.6人。从户均人数上看，两口之家占家庭总数的30%，三口之家占27%，四口之家占22%，不少于五口的家庭为21%。相对于中国家庭平均规模[22]（3.1人/户），哈国的家庭规模要略大一些；而相对于其中亚邻国塔吉克斯坦[23]（6.3人/户），哈国的家庭规模则要小得多。

从家庭类型分布上看，核心家庭[24]类型的比例最高，占所有家庭总数的半数以上（52.9%）；单亲家庭的比例为14.6%，其中单身母亲家庭的比例为10.3%，单身父亲家庭的比例则为1.6%。

相对于1999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核心家庭的总比例下降了9.4%，夫妻双方组成的核心家庭比例下降了13.2%，而单亲家庭的比例则增加了6.8%。整体上看，在最近10余年中，哈萨克斯坦家庭结构以及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变化不大。

从城乡分布上看，哈国内城镇家庭的规模相对较小，农村家庭的规模则要大一些。从全国范围上看，城镇家庭平均人口数量为3.2人，农村地区家庭平均人口数量为4.4人。哈萨克斯坦户均人数最多的六个州主要集中在南部地区：阿拉木图州、江布尔州、阿特劳州、曼格斯套州、克孜勒奥尔达州以及南哈萨克斯坦州。其中曼格斯套州农村地区户均人口达到了5.9人。户均人口较少的地区主要集中于北方，户均人口最少的州为北哈萨克斯坦州、巴甫洛达尔州。总体上看，南部地区户均人口数量要大于北部地区。这与北部地区俄罗斯族等斯拉夫民族人口较为集中、南部地区主体民族以及中亚各民族人口大量集中有直接的关联。

从子女数量上看，现代哈萨克斯坦家庭拥有的子女数量较少，较为常见的为1～2名子女。但是拥有3～5名子女的家庭依然比较普遍（参见表1-6）。

表1-6 哈萨克斯坦家庭子女数量分布

二 传统哈萨克民族家庭结构

（一）父系家长制

传统哈萨克民族家庭一般为父系家长制家庭，家庭核心由一对夫妇以及子女共同构成。男性家长在家庭中拥有绝对的权威。按照哈萨克习俗，妻子应当绝对服从丈夫，子女应当孝顺父母、听从父母的指示，并有赡养父母、为他们养老送终的义务。

男性家长的地位源于他们在社会生产生活中承担的角色，并在哈萨克民族习惯法中受到确认。男性在家庭生产、生活中主要从事放牧等重体力劳动，妇女则主要从事普通家务劳动以及子女抚养等。父系家长制对于其家庭成员、财产以及土地所有权的确认，受到哈萨克民族习惯法的保护。在哈萨克民族中最有影响力、使用最为广泛的法律《七项法典》，史称《头克法典》中有如下规定：“妻子有通奸行为被别人告发的，丈夫可将妻子杀死。妇女结婚后，就成为丈夫全家的私有财产。”[25]

“还子”习俗能够反映出哈萨克民族对于“家长制”的尊重以及独特理解。“还子”习俗是指每对夫妇将婚后所生第一个孩子送给男方的父母抚养，以表示尊重，此习俗在传统哈萨克民族中较为盛行。哈萨克人认为自己的肉体为父母所赐，在结婚后未能时刻守护在父母身边，使父母少了生活的乐趣与陪伴。因此，应当将第一个孩子送给父母抚养，增加老人的乐趣，并共同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从父母的角度来看，“还子”习俗进一步密切了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替子女养育孩子，既减轻年轻夫妇的负担，又有利于婴幼儿的成长。一般来说，孙儿女称祖父母即用父母的称谓，同时祖父母也把孙儿女当作亲生儿女，使其与其亲生父母成为兄弟姐妹关系。

（二）婚姻观念

1.一妻制与多妻制

在历史上，哈萨克民族传统婚姻具有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并存的特点。在数量上，主要以一夫一妻制为主，同时有一定数量的一夫多妻家庭存在。

多妻制家庭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1）实行“安明格尔”制度。“安明格尔”制度也被称为继婚制度，对汉族等农耕民族来说较为陌生，但常见于突厥语诸民族以及蒙古族家庭中。一般已婚妇女若丧失配偶，则应当嫁给亡夫的哥哥、弟弟或者是近亲。如果被选中的男性不愿意迎娶，则必须在本部落中另选一名男性。哈萨克民族有俗语道：哥哥去世继承嫂子，弟弟去世继承弟妹。如果该女子坚决选择嫁给外氏族，则会受到整个部落的谴责与唾弃，并可能导致部落间的纠纷。

“安明格尔”制度反映了草原民族生活生产方式的特点，以及与经济结构的高度匹配性，体现了哈萨克民族传统中对于本氏族人口与财产的高度重视，尽力避免二者的外流。但同时这种继婚制度也以牺牲妇女的自由与权利为代价，导致女性的地位远远低于男性。“安明格尔”制度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哈萨克民间的说法：“女人可以离开男人，但不能离开部落。”

（2）宗教影响力。根据《古兰经》的记载：“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对待孤儿，那么，你们可以择娶你们爱悦的女人，各娶两妻、三妻、四妻；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地待遇她们，那么，你们只可以各娶一妻，或以你们的女奴为满足。这是更近于公平的。”因此，很多哈萨克族的部落头人、封建贵族，甚至牧主、巴依（富人）等生活条件较为富足的男性，常常迎娶多位妻子，过一夫多妻的生活；大多数平民阶层即普通牧民则一般过一夫一妻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说，宗教是哈族出现一夫多妻制最主要的原因。

（3）生育障碍。如果妻子无法生育或者无法生育儿子，丈夫可以选择娶第二任妻子。在这种情况下，丈夫应与第一任妻子进行商议，并取得其同意。

2.外婚制

哈萨克民族婚姻还有一个主要特征为外婚制，即同一个氏族内部不允许通婚，禁止七辈以内的男女青年结婚。男性青年必须迎娶外氏族的女子为妻，女子也必须嫁给外氏族的男子。哈萨克民俗中有一种说法：男女必须七水相隔才能结婚。妄图不遵守规矩的青年男女会受到极重的惩罚，甚至会因此被驱赶出部落，乃至被判处死刑。在哈斯木汗制定的《哈萨克草原法》中规定：“同部落七代以内禁止婚配，违者杀。”一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原始的优生优育的思想，提高了生育质量，避免了近亲繁殖；另一方面，在氏族权利体系中，由于妻子来自外氏族，在氏族权利中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使其更容易受到部落中男性成员的支配，巩固了父系家长制。

3.买卖制

传统的哈萨克族婚姻，一般为父母包办的买卖婚姻，青年男女无法自由恋爱。哈萨克民族的订婚形式主要有“白勒库达”、“白希克库达”以及成年订婚三种。“白勒库达”类似于“指腹为婚”，即孩子未出生，便被指定为夫妇；若生下的孩子是同性别，则双方希望孩子们能成为好朋友、好伙伴，继续父辈的友情。“白希克库达”类似于“娃娃亲”，即孩子在婴幼年时期便被定为夫妻。

哈萨克族传统婚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买卖婚姻制度的性质。聘礼的多寡直接决定了婚姻能否建立以及配偶在家庭中的地位与条件。习惯上，哈萨克民族一般以马、骆驼等牲畜作为聘礼。哈萨克民族有俗语道：“美丽的姑娘值80匹骏马，一户人家生下几个女儿，就可以成为一个大巴依（富人）。”据古代文献记载，聘礼一般以“哈林马勒”作为单位，一个“哈林马勒”通常指60只羊或16头牛，或者4峰骆驼。而富裕家庭迎娶新娘的聘礼最多可达10余个“哈林马勒”（见表1-7、表1-8）。[26]

表1-7 小玉兹婚姻聘礼

表1-8 大、中玉兹婚姻聘礼

（三）生育观念

自古以来，在哈萨克民族就普遍存在多子多福的观念。在草原上，有些传统的哈萨克人虽然一贫如洗，却因为生育子女数量众多而感到欣慰与满足；相反，在一些哈萨克叙事长诗中都从不同角度描绘了哈萨克达官贵人或者富人因膝下无子女而闷闷不乐、厌世轻生的心理，或者描绘他们年逾花甲时终于生育一子时欢喜若狂的情景。

从历史上看，传统的哈萨克家庭人口数量要多于现代哈萨克家庭，传统中数代同堂、兄弟结婚不分家以及一夫多妻的现象较为普遍。哈萨克族的毛拉、长辈等对青年人结婚时的祝福词多为：“祝你多子多女、享受子女之福。”哈萨克民族拥有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对劳动力的渴求

哈萨克民族长期从事游牧业，生活艰苦，自然条件恶劣，需要在严酷的大自然中生存；同时牧业对于劳动力数量要求较高，需要人力来看管照顾牲畜，包括喂养、转场、放牧等。因此，哈萨克牧民自古以来力求多胎多育，满足对劳动力的需求，减轻家族成员的劳动负担。

2.为了家族的延续

在苏联之前，哈萨克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较为落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医疗卫生水平比较低下，婴幼儿死亡率相对较高。因此，为防止幼儿夭折，多胎多育的生育观念合情合理，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在哈萨克族的系谱中，以男性直系亲属的延续顺序排列，如果有一代没有男性后代，那就意味着家族的谱系就此终止。因此，哈萨克民族有谚语道：“如无子，父名就要消失。”在哈萨克民众看来，人生在世，唯有儿子才能延续生命、延续家族。

3.为了履行赡养父母的义务

在哈萨克民族的家庭中，子女对父母具有赡养以及送终的义务。一般认为，父母将子女抚养成人，完成婚娶事宜，便算是完成了对子女的养育责任；子女应当报答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要关心照顾父母。多子女家庭的父母自然会得到更多的关怀和照顾，而少子女或无子女的家长则不然。这些现实形成了哈萨克族多子多福的生育价值观。

4.为了满足精神需求，消除孤独与寂寞感

哈萨克民族有谚语道：“有孩子的家好比市场，没有孩子的家好比坟场。”古时，哈萨克牧民在草原放牧时精神文化生活贫乏，从事的牧业较为劳累与单调；同时生活中基本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互相间没有必然的商品交换，散居放牧，同族人间的交流极少，因此拥有较多的子女可以缓解游牧生活的单调与枯燥。

从目前的情况看，哈萨克家庭子女数量有减少的趋势。特别是苏联解体以后，受经济衰退的影响以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哈萨克族的户均子女数量有所降低。根据调查，1984～1986年，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族人育有3个以下孩子的家庭占本族全体家庭的46.2%，育有6个以上孩子的家庭占本族所有家庭数量的27.9%。[27]进入21世纪之后，有3个子女以下的家庭比例已经达到56.8%，有6名以上子女的家庭数量比重下降至11%。

当代人口统计数据表明，哈萨克斯坦妇女计划生育子女的数量与年龄成正相关关系，新一代的哈萨克族女性计划在未来生育的子女数量，相对于年长者有所减少。普查表明：15～19岁妇女计划生育子女的数量（包含已生育人数，下同）为2.1人，20～24岁妇女计划生育子女数为2.4人，25～29岁计划生育子女数为2.6人，30～34岁计划生育子女数为2.8人。

第四节 哈萨克民族传统社会结构

哈萨克民族传统社会结构具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特征。其基本架构主要形成于哈萨克汗国时期，包括汗国、玉兹、兀鲁思、阿尔斯、鲁乌、阿塔阿依玛克以及阿吾勒七个层级。后来，虽然哈萨克汗国解体，但从玉兹到部落，再到最基层的组织单位阿吾勒，这一体系随着游牧生产生活的延续一直被完好地保留下来，成为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弄清楚哈萨克民族部落结构、部落传统和部落文化，对我们了解哈萨克斯坦、了解哈萨克民族很有帮助。

一 哈萨克族传统社会架构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特别是在哈萨克汗国时期（1465～1847）[28]，哈萨克民族根据游牧生产方式特点，形成了独特的传统社会组织结构。其构成具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特点，即以血缘为纽带，在氏族部落社会组织的基础上形成了七个层次的宗法氏族制度。这种制度结构既保留了氏族部落制的基本形式和特点，同时又具有封建制的特征，是一种集生产和军事二者合一的宗法封建制社会管理体系。具体来看，在哈萨克汗国时期，七个层次的宗法氏族制度体系根据层次由高至低分别为：汗国、玉兹、兀鲁思、阿尔斯、鲁乌、阿塔阿依玛克以及阿吾勒。哈萨克汗国消亡以后，在哈萨克民族传统社会结构中变化为玉兹、兀鲁思、阿尔斯、鲁乌、阿塔阿依玛克和阿吾勒六级结构体系，并且一直延续到现代。

这种由血缘联系起来的社会组织结构成为哈萨克民族长期以来繁衍生息的基本保障，它是根据草原特点组织生产劳动、抵御外敌入侵的有效形式。同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其性质也在逐渐发生变化，血缘关系日益淡化。下面我们以哈萨克汗国时期哈萨克民族传统社会结构体系为代表，介绍哈萨克民族七级宗法封建制社会管理体系。

本节将对这个传统社会组织以及组织的首领予以介绍，对哈萨克民族社会结构产生直接影响的宏观社会组织“玉兹”以及最基层社会组织“阿吾勒”将设专门章节研究分析。

（一）汗国

汗国（俄语：Казахское ханство，英语：Kazakh Khanate）是哈萨克民族传统社会中最高的社会组织形式，汗国由哈萨克三个玉兹构成，其头领被称为可汗。学术界不少人认为哈萨克汗国成立于1465年（也有人认为是1456年），当时已经灭亡的白帐汗国最后一位可汗巴拉克的两个儿子克烈汗和贾尼别克汗，率领各部迁至楚河、塔拉斯河流域，建立了哈萨克汗国，“哈萨克”这个词成为该民族的正式称谓，其组织结构真正得以建立。1847年，哈萨克汗国最后一位可汗克涅萨热汗阵亡。1860年，沙俄帝国征服中玉兹，哈萨克汗国灭亡。[29]哈萨克汗国进入被殖民时期。整个哈萨克汗国历史跨越将近400年。

“可汗”是哈萨克汗国的最高统治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各玉兹、各部落都处于可汗的统治之下，服从可汗的命令。可汗也是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管理全国的军队，有权力调动各玉兹、各部落的军队。

可汗的当选，既有世袭的成分，也有推选的因素。可汗人选必须为贵族血统，即“托雷”世系，通常为长子继位。如无已经成年的长子，则由兄弟或兄弟之子继位，同时对古代的推选制度仍然有所保留。可汗在继位前需要经过由各苏丹、毕以及鲁乌巴斯参加的大会推选。[30]18世纪30～40年代，曾经担任俄罗斯公国与哈萨克汗国之间使者的买买提·铁夫克列夫指出：“吉尔吉斯—哈萨克（指哈萨克族）汗国的汗位不是世袭的，而是选举产生的。”1748年8月26日，奥伦堡总督伊·聂夫力耶夫在向俄罗斯外交委员会做正式报告时就有如下表述：“按照吉尔吉斯—哈萨克民族（指哈萨克族）早已形成的传统习惯，历代可汗苏丹不是通过世袭的方式，而是通过选举的方式产生的。可汗圣旨的落实和威望的树立不是与他的可汗地位，而是与他忧国忧民的智慧和卓有成效的业绩紧密相连的。部族的达官贵人和民众喜欢哪个首领，就会推举他为可汗。”[31]哈萨克汗国历代可汗的名称见表1-9。

表1-9 哈萨克汗国历代可汗*

新可汗的继位，需要举行特殊的仪式，新可汗坐在洁白的毛毡上，周围的人们将毛毡和可汗高举三次，并由一名德高望重的长者进行祝福。只有通过这样的仪式后，新的可汗才能得到统治阶级的承认与拥戴。[32]仪式后，可汗骑于马上，民众会大声呼喊，以示拥护，祝愿汗国兴旺发达。两个德高望重的人会牵着可汗的骏马，若干人簇拥着可汗走向专门建造的白色宫帐。哈萨克民间流传的所谓“热闹30天，庆贺40天”指的就是这种欢庆的场面。[33]

（二）玉兹

学术界普遍认为，玉兹（英语：Jüz，哈语：жуз）为突厥语中钦察方言“jue”一词的音译，意为“百”“方面”“部分”。

玉兹是哈萨克民族结构中高层的社会组织，其基础是由氏族和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34]，是哈萨克汗国时期部落联盟制度与地区行政管辖相结合的一种统治形式。所谓的三个玉兹，即乌勒玉兹，俗称“大玉兹”；奥尔塔玉兹，俗称“中玉兹”；克什玉兹，俗称“小玉兹”。每个玉兹都下辖若干部落联盟，占据着不同的地域，各有自己的内政和部分外交权利，互不统属，但又松散地保存着哈萨克汗国的形式。[35]

各玉兹的首领被称为“汗”或“小汗”，一般由可汗的宗亲担任，服从于可汗的领导。关于玉兹的具体情况，下文将做详细分析。

（三）兀鲁思

兀鲁思（Ules）是哈萨克民族的中上层社会组织，一般由若干个阿尔斯组织构成。“兀鲁思”一词原为蒙古语，其原意是百姓，后来逐渐被引申为“国家”“领地”等。在哈萨克传统社会结构中，兀鲁思具有地缘的性质，与“领地”一词相通。

兀鲁思的领导者被称为苏丹（Sultan）。苏丹一般由可汗的子弟或者宗亲担任，具有贵族血统，是兀鲁思的行政长官，也是军事首领。通常一个兀鲁思有人口10万左右，军队规模为2万～5万人。根据中亚史学家洛斯别汗·伊斯凡汉尼记载，一旦发生外敌入侵，一个兀鲁思的所有部落都会聚集在一起，商讨抗敌计策。在平时，也会进行充分的战斗准备，时刻保卫自己的家园。[36]

（四）阿尔斯

阿尔斯（Ares），也被称为泰帕（Taypa），是哈萨克民族中层的社会组织，由若干个鲁乌组成。在清朝文献中，一般被称为“鄂托克”或“鄂拓克”。有学者认为，阿尔斯即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部落”。[37]

阿尔斯的首领被称为“毕”。毕是哈萨克民族传统社会结构中比较特殊的官职。毕最初是经过选举而非世袭的方式产生，也就是从平民阶层（“黑骨头”）中推举而出，犹如西方社会的公爵位。毕最主要的工作是负责处理民事以及刑事案件，是哈萨克社会中的执法人员。因此能够担任毕的人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才能：一是有着过人的口才，能言善辩，以理服人；二是精通哈萨克本民族的习惯法[38]以及各种规定，能够公正处理案件；三是具有聪慧才智和满腹学识。

在哈萨克族历史中，毕扮演着汗和苏丹重要参谋和智囊的角色，为统治者的决策出谋划策，直接参与整个部落的管理事务，成为哈萨克封建统治层的中间力量，以及汗和苏丹的可靠支柱。在三大玉兹中，有些著名的毕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权势，如18世纪大玉兹的托列毕、中玉兹的哈孜别克毕以及小玉兹的艾铁克毕等，有些毕甚至直接成为某些部落的头目。1824年，阿勒泰地方总管阔格岱王爷去世后，克烈部落内部曾经公开推选了四位毕来辅佐王爷的公子，当时推选的要求有四点：第一必须是为扩大部族领地，为本族人民争取和解决居住地和牧草地做出贡献者；第二必须是一直从政和管理政务者；第三必须是敢于在蒙古族和哈萨克族的聚会上或者在部落的聚会上，当庭演讲和为人公正的裁决者；第四必须是所在部落人口多，德高望重，受到很多民众支持的人。这四位毕上任后主动处理其各自分内的一切政务，解决了很多的土地、水源等方面的纠纷，使本部落民众纷争大大减少，民心一致，团结互助，整体实力快速增长。[39]

到了哈萨克汗国的后期，由于部分毕直接参与当权者的决策，赢得统治者的重用以及高度信任并握有实权，因此安排其子在其过世后予以继承权位，原来的推举制渐渐演化成世袭制。[40]

（五）鲁乌

鲁乌（Ruw），也被称作“乌鲁”，口语中念作“uruw”，是哈萨克族中下层的社会组织，也被认为是哈萨克族的氏族，同一鲁乌内的成员不得通婚。鲁乌一般由10～15个阿塔阿依玛克构成。

鲁乌具有以下若干特征：一是整个氏族有共同祖先，同一鲁乌成员大多具有血缘关系，即使近代以来许多鲁乌内混杂入一些“外来户”，但绝大部分成员仍然出自同一祖先；二是每个鲁乌有其名称，一般以男性祖先之名来进行命名，极少数以女性祖先来命名；三是同一个鲁乌成员之间不得通婚，必须在鲁乌外寻找配偶；四是每个鲁乌有公有的牧场、草地和土地，每个成员可以使用这些牧场、草场和土地；五是鲁乌一般有自己的口号和印记，在作战以及竞技活动中，呼喊口号，鼓舞士气，在牲畜上铭刻印记，以便区分。

鲁乌巴斯是整个鲁乌的头领，通过选举产生，但通常由富人、宗教头领或者巴特尔（英雄）等来担任，负责各类日常事务。

（六）阿塔阿依玛克

阿塔阿依玛克（Ata aymak），也被简称为阿塔（Ata），意为“祖父”“祖先”。“阿依玛克”（aymak）意为“地区”“地域”“周围”等。阿塔阿依玛克是略高于阿吾勒的社会基本组织。一般由七辈以内的若干具有血缘关系的阿吾勒构成，阿塔阿依玛克内各个阿吾勒常在相邻处进行放牧活动，关系较为亲近。

阿塔阿依玛克首领为阿克萨卡勒（Aqsaqal），意思是“白胡子”，一般指德高望重的老人。担任首领的人主要负责处理阿塔内部的大小事务以及调解纠纷。

（七）阿吾勒

阿吾勒（Awel，ayl）是哈萨克民族最基础的社会组织，一般由血缘关系比较近的几户人家或者十几户人家构成。其头领被称为阿吾勒巴斯，一般由经验丰富的老人或者较为富裕的牧主来担任，主要责任为调动整个阿吾勒的劳动力或者畜力，安排各牧场转场等。关于阿吾勒的具体情况，下文将做详细分析。

为方便读者厘清哈萨克民族传统社会组织结构，制作表1-10以供参考。

表1-10 哈萨克族传统社会组织与其首领称谓一览

二 哈萨克民族传统社会阶层分类

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看，哈萨克民族传统社会大致可分为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两大部分。贵族阶层主要是指可汗、汗、苏丹等统治阶层，平民阶层主要是指普通的牧民、牧工以及奴隶等。

在贵族阶层中，又可细划为三类。第一类为“托雷”世系，即成吉思汗的子孙，被认为是蒙古帝国成吉思汗征服哈萨克草原之后，派到哈萨克草原进行统治的成吉思汗后裔，被称为“白骨头”（ак-суйек）。按照哈萨克传统律法，可汗、汗以及苏丹皆为“托雷”世系出生，具有贵族血统，出身高贵。第二类为宗教世系，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第三类是原阿拉伯统治者的后裔，被称为“稀有的骨头”（асыл суйек）。在哈萨克传统社会中，贵族阶层享有较大的特权，如毕无权对其审判，其也无须缴税和服役等。

平民阶层则被统称为“黑骨头”（κapa суйек）。具体来看，牧主拥有大量生产资料（牲畜等），雇用牧民等进行劳动，相对而言，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牧民一般通过自身劳动，或以为牧主服务为生，服从统治阶层的管理，缴纳各种赋税以及服各类劳役。哈萨克汗国中也有部分失去自由的奴隶，其来源为战俘。男性奴隶被称为“кул”，女性奴隶则被称作“кун”，奴隶主要从事放牧等艰苦劳动。

在平民阶层中，有三种非常特殊的“职业”：毕、巴图鲁（巴特尔，英雄）以及热拉伊[41]（杰出的人）。他们皆为平民出身，但是由于本身知识渊博、管理有方、作战勇猛等各种原因受到统治者的赏识，从而其社会地位大大提高。[42]

三 哈萨克族部落联盟——玉兹

玉兹是哈萨克民族最重要的社会组织之一，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直至今日，每一个哈萨克人都知道自己归属于哪一个玉兹。“玉兹”（juz）一词是突厥语的音译，在哈萨克语中，其原意为“一百”“部分”“方面”等，转意为地域性的部落联盟，在清代文献中常被称为右部、左部以及西部（大玉兹称右部，中玉兹称左部，小玉兹称西部）或者大帐、中帐以及小帐。

哈萨克语中“玉兹”一词还被解释为“面孔”之意。在《哈萨克百科全书》中，玉兹被解释为“面向”或者“方向”的意思，哈萨克民族的三大玉兹得名于其居住的三个不同方向，大玉兹居住在阳面的方向，中玉兹居住在阴面的方向，小玉兹居住在西面的方向。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迁徙过程中，三个玉兹的领土从未发生大的变化。[43]

三个玉兹各有领地，大玉兹的主要领地在巴尔喀什湖南部，以及伊犁河和锡尔河之间。中玉兹领地主要在巴尔喀什湖北部、锡尔河北部，其冬季牧场位于锡尔河流域和卡腊套山地区，夏季牧场在萨里苏河流域等地。小玉兹各部落的领地在哈萨克斯坦西部，冬季牧场位于锡尔河下游、里海西部，夏季牧场则在托博尔河上游以及里海周边。[44]

图1-6 三玉兹所在的区域

资料来源：Примерные территорили кочевый жузов в начале хх века（ru.wikipedia.org/wiki/жуз）。

图1-6中，白色区域为大玉兹，浅色区域为中玉兹，深色区域为小玉兹。应当指出的是，根据区域来划分玉兹并非完全精确。在哈萨克斯坦主要城市以及部分农村地区，都存在不同玉兹居民混居的现象。例如，哈萨克斯坦南部的Shaulder村（Шаульдер），位于大玉兹传统地区南哈萨克斯坦州，全村共计8300人，该村居民绝大部分为中玉兹弘吉剌惕（Qongyrat）部落成员，该村居民与其他村庄的居民以道路、河流为界线，和平相处。[45]

对于玉兹的起源，大致有四种说法。流传最为广泛的说法认为，在古代，锡尔河畔有一位名叫克孜勒·阿尔斯坦的可汗，十分英勇。在一次作战中，他俘获一位美女，并娶其为妻，其妻生下一名男婴。但这名男婴全身长满花斑，这位可汗视男婴为凶兆，将其抛入锡尔河。一名老翁恰巧在下游捡到了这名男婴，并将其抚养成人。因为男婴身上长满花斑，因此被人称为“阿拉什”（Alax，哈语中花斑之意）。阿拉什聪慧过人，同时又十分勇敢。可汗听闻孩子的下落后，欲将其接回，但遭到手下的反对，建议赐予阿拉什100名小伙子以及牧场，让其自由发展。可汗采纳了建议，第一年派遣了以乌孙为首的100个小伙子跟随阿拉什，第二年派遣了以波拉特为首的100个小伙子前去帮助，第三年派遣了以阿尔钦为首的100个小伙子。在阿拉什的带领下，这300人征服了临近的部落，战果辉煌，因此这群人就被人称为“哈萨克”（意为勇敢的自由人）。他们是哈萨克民族的祖先。随后，阿拉什划分了领地，乌孙为首的团队分得了锡尔河上游，被称为大玉兹（意为大一百）；波拉特为首的团队分得锡尔河中游，被称为中玉兹（意为中一百）；阿尔钦率领的团队分得了锡尔河下游，被称为小玉兹（意为小一百）。[46]

第二种说法与上述相似，但三玉兹是由阿拉什的三个儿子在其去世后划分而定。阿拉什长子名为别克阿尔斯（Bekares），掌管大玉兹；次子阿卡阿尔斯（Akares），掌管中玉兹；三子名为江阿尔斯（Janares），掌管小玉兹。[47]

第三种说法认为，哈萨克族的三个玉兹划分是在13～16世纪。哈萨克汗国建立前，一位名为麦科比的领袖给大玉兹象征着“旗帜”的印记，给中玉兹象征着“眼睛”的印记，给小玉兹象征着“剑”的印记。[48]

第四种说法认为，哈萨克汗国的创始人贾尼别克汗将哈萨克族分为三个玉兹，方便其进行管理。指定乌孙部落为大玉兹的领头部落，札剌亦儿为次；阿尔根为中玉兹的领头部落，乃曼部落为次；阿尔钦为小玉兹部落领头，加帕斯为次。

也有俄罗斯学者认为，“玉兹”制度的设立，起源于哈萨克汗国的军事组织，其总指挥为可汗，部队分为左翼（东部）和右翼（西部）以及中部，分别由具有血缘关系的宗亲（汗）指挥。[49]

关于玉兹制度的设立时间，目前学术界暂时未有定论，有的学者认为玉兹出现于哈萨克汗国与准噶尔部交战时期，有的认为出现在金帐汗国衰落之时，也有的学者认为出现在10～12世纪的蒙古时期，甚至有学者认为这种制度可以追溯至匈奴、突厥和蒙古军队组织的三部制。根据俄文文献记载，1616年，沙皇使臣托米尔科·彼得罗夫出使喀尔梅克，便已经得知哈萨克人分为三个玉兹，但是对其详细内容不甚了解。17世纪80年代，哈萨克汗国分裂，三玉兹分道扬镳，这证明玉兹早已存在。到了1731年，俄国军官穆尔扎·捷夫克列夫赴哈萨克，并在其著作《遣使小帐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三个玉兹之间的关系等细节。[50]

玉兹制度的废止一般被认为发生在18世纪之初，俄国完全征服了哈萨克草原，逐步统治小玉兹、中玉兹以及大玉兹，改变了管理体制，废除汗制，用俄国军政体制对哈萨克民族进行管理。从此哈萨克三玉兹的划分就被正式废除，但是这种划分影响深远，已在哈萨克民族历史中留下深深的烙印，直至今日，三玉兹制度在哈萨克斯坦的社会以及政治等领域仍产生着重大影响。

（一）大玉兹

乌勒玉兹（哈语：улы ），即大玉兹（英语：Great jüz，俄语：Старший жуз），分布于巴尔喀什湖南部，以及从伊犁河到锡尔河之间的广阔地区。根据哈萨克民族传说，大玉兹的祖先为别克阿尔斯，他有4个儿子，分别为乌孙、康里、杜拉特、札剌亦儿。以其四子逐渐形成了大玉兹的四大部落联盟，并逐渐分化出其他部落。此处“大玉兹”中的“大”并非指其人数多、实力强，而是由于其成立时间较早，资格较老。[51]

从组成结构来看，大玉兹以乌孙部落联盟为主体部落，其他部落联盟包括康里（康居）、杜拉特（咄陆）、撒里乌孙（突骑施）、札剌亦儿、阿勒班、苏万、恰普拉什特、亦斯提、乌沙克特、千希克勒、色尔格勒等。根据我国学者考证，大玉兹中乌孙、杜拉特、札剌亦儿部落是蒙古族的后代。其祖先为钦察汗国左翼白帐汗国的统治阶层，因与当地的钦察、康里、阿不旦、葛逻禄、回鹘等突厥部落共同生产和生活，成为哈萨克族的族源之一。大玉兹中的阿勒班、恰普拉什特、苏万等部落则为突厥后裔部落（大玉兹下属部落情况见表1-11）。[52]

表1-11 大玉兹部分下属部落联盟译名一览

根据《西陲总统事略·哈萨克源流》记载，清朝时期，哈萨克汗瓦力之弟阿德勒苏尔丹所管理的乌孙部落共有25个，包括齐莫尔、色和穆、加纳斯、博特拜、阿勒占、色克斯萨拉、察劈拉西提、和色勒博罗克、索宛、哈斯哈鲁、洪乌尔博罗克、赫斯特克、塔玛、沙拉、前齐赫里、扎里雅尔、杭勒、塔克图、锡尔格里、爱休博索姆、库库扎尔力克、西尔卓玛尔特以及札哈勒拜等。[53]

大玉兹形成的时间估计在16～17世纪。1732年，一名效忠于沙皇的鞑靼官员与阿布勒海尔汗进行谈判，并做了官方记录，这是大玉兹第一次被载入史册。根据俄国学者尼古拉·阿瑞斯托福的观点，到19世纪中叶，整个大玉兹的人口有55万左右[54]。

沙俄民族学家和游历家瓦里汗诺夫、韦纽科夫曾经通过实地调查，记录了哈萨克大玉兹的居住地及其人口情况：“大玉兹为三个部族，是札剌亦儿、阿勒班（包含苏万）和杜拉特，有很多分支。其中一部分从楚河向塔拉斯河和博罗尔台山脉（卡拉套山脉东南方）方向游牧。人口最多的部族是杜拉特，其占据了从楚河东北、阿拉套山脉（塔拉斯的阿拉套山脉），直到巴尔喀什湖南部和阿勒坦额默勒山口等地区，从那里又延伸到图尔根河，进而向东发展，分布于伊犁河右岸。占领此地的是阿勒班部族，其一部分游牧于清朝领土内，支付牧草税……大帐的人口有：阿勒班（包含苏万）2万人，杜拉特和乌孙约7万人，总数为11.5万人。”

历史记载，大玉兹下辖的各个部落中，原以乌孙人口数量最多，经济、军事实力也最强，杜拉特部落其次。其他人数较少的部落，皆依附于乌孙，所以史籍中经常将大玉兹称为乌孙部。但至准噶尔部大肆侵扰哈萨克大草原之后，乌孙部落的实力大减，反而需要依附于杜拉特部落，杜拉特居大玉兹诸部的首位。

杜拉特是大玉兹中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部落。19世纪初，俄国的一份官方调查报告指出：“大帐的杜拉特部族由4个分支组成，有4万人口。他们有自己的常住牧地，即在清朝国境及喀什噶尔等各城附近，游牧于塔拉斯河、安格连河、成吉思·察罕山（巴尔喀什湖南）附近。”[55]1805年沙俄军官瓦里汗诺夫上尉也在其调查报告中指出：“伊犁河一带被大帐的两大部族，即阿勒班和杜拉特（包括恰普拉什特部落的一部分）所占领。杜拉特的哈萨克人在人口、战斗力、财富方面比大玉兹的其他部族都要优越，他们是阿勒班部落的5倍，札剌亦儿的3倍。杜拉特和阿勒班的几个分支，以及恰普拉什特部落的大部分都游牧于伊犁河西岸……杜拉特还分布在楚河、塔拉斯河流域。”[56]

（二）中玉兹

奥尔塔玉兹（哈语：Орта жуз），俗称“中玉兹”。中玉兹（英语：Middle jüz，俄语：Сре＇дний жуз）也被称为“鄂尔图玉兹”“右部哈萨克”或称为“中帐”。其版图在哈萨克中部丘陵一带，北至鄂木斯克，西至咸海，东至阿尔泰山的塔尔巴哈台与额尔齐斯河，南至锡尔河。

从结构上看，中玉兹的组织结构较为清晰，由其祖先阿克阿尔斯的6个儿子发展而来，主要由6大部落联盟组成，即以阿尔根部落联盟为主体，包括乃曼、克烈、瓦克、弘吉剌惕以及克普恰克（参见表1-12）。在20世纪初，中玉兹人口为130万～135万。[57]

表1-12 中玉兹部分下属部落联盟译名一览

1.阿尔根部落联盟

阿尔根部落联盟是中玉兹的主体。有学者认为，其与古代匈奴有直接联系。“阿尔根”一词有“远方或北方的匈奴”的含义，极有可能是匈奴的直系后裔。[58]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从词源上分析，哈萨克语很有可能来自“那边+匈奴”。按照清代史籍《西陲总统事略·哈萨克源流》中的记载，在当时瓦里汗所管辖的阿尔根部落是中玉兹中最强大的部落，内辖44个小部落（鄂托克）：阿塔海、瑚兰索、额克叶克、辉拉塔海、巴巴散、阿克萨克萨赉、巴巴阿塔海、瑚岱博尔替、哈台阿尔、哈拉库库鲁克、哈尔玛克奇、绰巴拉特巴赉、巴噶纳赉、巴尔塔赉、塔斯达尔、巴尔台、枯树柏、赫尔德、瑚宛德克、库穆克依、东逊、迈里、崇固尔齐、嘉克萨的克、嘉塔尔、闷图克、萨拉阿、嘉赫尔格斯、拜赫尔格斯、巴噶斯、哈拉克色克、拜散替音、土尔克勒、博尔齐、默充、喀拉克伊等；另外还有16个小部落，分别为阿塔海巴噶斯、乌瓦克、克勒、汗济哈赉、塔拉克图、额色木巴克图、洪郭拉特、诺海、赫博克图、纳丹、库克齐、专达雅克、赫伯克察克、渣哈尔迈里等，共计下辖60个部落。

2.乃曼部落联盟

乃曼部落联盟是中玉兹6大分支中的重要一支。在结构上，乃曼部落联盟可以分为9大部，因此也有“九印乃曼”的说法。9大部是指：喀拉克烈、杜尔吐吾勒、萨多尔、马塔依、艾尔克尼克特、巴晏那勒、巴勒塔勒、铁热斯唐巴勒、契尔契提。

目前，乃曼部落联盟主要居住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在中国境内的乃曼部落主要包括喀拉克烈、杜尔吐吾勒、萨多尔、马塔依4个部落。喀拉克烈部落居住在博尔塔拉、温泉和布克赛尔等县，杜尔吐吾勒部落住在塔城，萨多尔部落住在哈巴河县，马塔依部落中的黑宰（克扎伊）主要居住在伊犁地区的霍城、伊宁、尼勒克、巩乃斯各县。

乃曼部落联盟在我国古代史籍中较为常见。《黑鞑事略》中记为“乃蛮”；《北使记》《圣武亲征录》《蒙古秘史》等中称为“乃满”；《元史》有“乃蛮”“乃满”“乃马”等译法；《南村辍耕录》中有“乃蛮歹”的译法。近代学者将其译为“乃曼”或“奈曼”。

3.克烈部落联盟

历史上克烈部落联盟一直生活在蒙古高原以及哈萨克草原上。在公元前3世纪时，该联盟已经在乌拉尔东端到阿尔泰以北的广阔草原上进行游牧。至公元7～8世纪，克烈部落迁徙至哈密等地。1203年克烈王汗吐合热勒之子桑坤遭到成吉思汗的突袭身亡后，克烈部落联盟四分五裂，部分部落投靠了阿尔泰山以南的乃曼部。在18世纪以前的500年间，克烈部落联盟居住在哈萨克斯坦东部斋桑、塞米以及额尔齐斯河到奥木布河流域。[59]

关于“克烈”一词的起源，据14世纪波斯学者热西丁记载，古时候有汗，生7子，皮肤呈褐色，后来这7子组成了一个名为“克烈”的部落。在哈语中，“克烈”一词表示褐色的含义。

从结构上看，克烈部落联盟可分为两支：一支为阿恰玛依勒克烈（Ashamaily），主要生活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另一支为阿巴克烈（Abaq），主要生活在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根据哈萨克史民族系谱记载，阿巴克烈内又分12个部落：①姜太开（Jantekei），下辖3个部落，素云巴依、素云得克、区云也勒；②贾迪克（Jadik），下辖4个小部落，依特木根、贾那特、马力克、蒙柯里；③杰鲁西（Cherushi），下辖3个部落，沙尔特、查普巴什、乌朱克；④哈拉哈斯（Qaraqas），下辖3个部落，霍森姆、纳扎尔、巴依姆；⑤莫勒合（Molqy），下辖3个部落，库勒、玛善、姜吉格特；⑥萨尔巴斯（Sarbas），下辖4个小部落，伊尔斯、西雅克、朱兰、朱里沙拉；⑦西巴尔爱依格尔（Chubar Aighyr），下辖3个小部落，巴里达、咯里帕、都日克；⑧加斯塔班（Jastaban），下辖2个小部落，阿里西特、穷巴什；⑨蔑尔乞提（Merkit），下辖4个部落，库沙里、阿里麻木毕特、沙那艾尔、里培斯；⑩昆萨达克（Kon Sadaq），下辖 4个小部落，阿哈巴克特、克伊克、细山、沙尔满；⑾歧莫因；⑿依铁勒（Iteli）。[60]在这12个部落中，以姜太开、贾迪克两个部落最为强盛，人数最多。

（三）小玉兹

克什玉兹（哈萨克语：Кiшi ），俗称“小玉兹”（英语：Little jüz）或小帐哈萨克，清代史书中称为“西部哈萨克”，也被称为“阿尔希斡”（英语：Alshyns，俄语：Алшын，哈萨克语：Alşn）。小玉兹的领地集中于哈萨克斯坦西部。在1917年苏联革命之前，小玉兹是三大玉兹中实力最强、人数最多的玉兹，其次为中玉兹。[61]

关于小玉兹的起源，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据《哈萨克系谱》记载，小玉兹的祖先为江阿尔斯，他的儿子为阿里钦，阿里钦生3子，分别为拜乌勒、艾里木乌勒、节特。3子逐渐发展成为小玉兹的3大部落联盟。根据H.A.阿里斯托夫的观点，小玉兹的起源为中玉兹阿尔希斡部落。A.E.列夫申指出，在初期小玉兹的主体部分是由阿尔希斡部落构成，随后与节特部落相合并。但对此，学术界和历史学家存在异议。在木哈买提江·特涅什巴叶夫（Мухамеджан Тынышбаев）的著作《哈萨克民族历史材料》中指出，在12～14世纪，阿尔希斡部落主要活动在俄罗斯草原东南部，在其东南方向散布着两个其他部落，分别为节特部落和喀喇克色克部落（каракесек）。[62]

从结构上看，小玉兹由3个部落联盟组成：拜乌勒（俄语：байулы，英语：Bayuly，也译作巴依乌勒），艾里木乌勒（俄语：алимулы，英语：Alimuly，也译作阿里木乌勒），节特（俄语：жетыру，英语：Jetiru，也译作哲德乌勒）[63]。各个部落联盟由若干个部落共同构成（详见表1-13）。[64]

据俄学者考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小玉兹人口数量为110万左右[65]，占当时哈萨克总人口的2/5，是三大玉兹中人口数量最多的玉兹。[66]在1917年大革命之前，艾里木乌勒部落联盟的人口为30万～35万；拜乌勒部落联盟总人口为50万～55万；节特部落联盟的规模相对要小一些，总人口在27万～30万。

表1-13 小玉兹各部落联盟组成及人数

四 哈萨克族传统社会最基层组织单位——阿吾勒

（一）阿吾勒内部血缘关系

阿吾勒（Awil）是哈萨克传统社会中最基本和最底层的社会组织单元。哈萨克民族按季节游牧时，一般按阿吾勒来分布和居住。各阿吾勒的牧场是固定的。它最初是以血缘为纽带，即由同一个部落或氏族中血缘相近的人员构成，其经济基础是牧场公有、牲畜私有。一般由若干个家庭组成，少则两三家，多则20多户，甚至有超过30户的阿吾勒。一个阿吾勒内包括富人和穷人，是为进行有效的互助和共同抵御天灾人祸而建立和形成的。

每个阿吾勒都有一个头目，被称为“阿吾勒巴斯”（阿吾勒长）。阿吾勒巴斯不是通过选举产生，也不是通过委任，而是在生活中被大家所公认的，一般由经验丰富的老人或有威望的人或牧户担任。阿吾勒巴斯可以决定在各季牧场上迁移的时间。有的阿吾勒巴斯可以自主使用阿吾勒成员的人力和畜力，决定派遣各户牧民所出的差役，调解阿吾勒内部纠纷，代表本阿吾勒交涉与其他阿吾勒之间的争执。一般来说，阿吾勒巴斯的名字即为该阿吾勒的名字。

从阿吾勒内部关系来看，国内学者主要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由出于同一祖父的近亲所构成；第二类主要由具有血缘关系的氏族成员所构成，近亲比重小，血缘关系较远；第三类主要由外氏族、外民族成员构成。[67]总的来看，第二类阿吾勒是最多的，第一类比较少，第三类是最少的。大部分阿吾勒中，存在外氏族成员与主体氏族成员结婚的现象。

血缘与婚姻关系对阿吾勒的组成与维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血缘以及婚姻关系，阿吾勒成员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情感更加亲密。某些成员出现困难时，更容易获得帮助。在与外人发生争执时，整个阿吾勒将非常团结。同时，由于存在血缘关系以及受氏族观念的影响，索取报酬被认为是不符合习俗的。

（二）阿吾勒内部经济关系

一般而言，在传统哈萨克阿吾勒组织内，财富分布较为集中，富有牧户占有大量的牲畜、洋犁、草场等生产资料，而大部分普通牧民则只占有少量的牲畜以及生产资料，贫富差距比较悬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具有草原游牧特点的阿吾勒内部经济关系。

阿吾勒内部的经济关系，一般表现为贫苦牧民对富有牧户在生活和生产上的依附关系。对于贫苦牧民而言，拥有的牲畜数量少，不便单独放牧，生产资料严重缺乏，特别是在夏季时，奶类制品短缺，无法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因此，他们需要依靠富有的牧户进行生产，如通过帮助富有牧户搬家、照顾牲畜、接羔、除草、剪毛、挤奶、捣酸奶子、割草等生产活动，换取口粮（奶制品）和其他生活资料。

对于富有的牧户而言，他们所占有的牲畜数量多，生产资料充足，但由于草原上缺乏“市场”，多余物品无法进行买卖，因此，他们给予牧民粮食以及畜产品，以换取他们的劳动力来进行生产。在平时，大量的牲畜也需要人来管理和放牧，牲畜的副产品需要人来制作，饲料等需要劳动力来收割。富有的牧户一般不直接参与劳动，而是通过其他人员来从事劳动，自己则负责管理与经营。

当然，各个阿吾勒中贫苦牧民对于富有牧户的依附程度各不相同。通常牧业经济比重越大的阿吾勒，其依附程度也就越高。在农业比重较大的阿吾勒内，牧民对富有牧户的依附主要体现在土地和房屋上。

在阿吾勒内，如果某户牲畜增加得很多，则自动会从阿吾勒中分离，另外组成一个阿吾勒，原有的部分牧民也会跟随而来；如果阿吾勒内富有的牧户破产，该阿吾勒则自动解散，其成员会加入其他的阿吾勒中。

一年四季中，阿吾勒的形式也略有不同。在春夏秋三季，哈萨克牧民一般以阿吾勒的形式一起居住、放牧生产。到了冬天，则一般选择分散定居，有的家庭选择定居于河谷森林地带，有的定居于山间牧场等。秋季到来时，整个阿吾勒的牧民会从夏季牧场转至秋季牧场；到了冬季，阿吾勒内的牧民逐渐开始分散，居住在“冬窝子”内，其户数要少于夏季。在春夏秋三个季节中，牧民和牧户的牲畜经常合群放牧，但到了冬季，由于成员分散，牲畜也随之分散。

第五节 哈萨克民族部落传统与当代社会

一 部落传统在哈萨克斯坦政治和社会中的重要性

哈萨克民族的社会结构较为清晰，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以氏族部落社会组织为基础的六个层次的宗法氏族结构。其中血缘关系是社会结构中最根本的纽带，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发展出阿吾勒、阿塔阿依玛克、鲁乌、阿尔斯、兀鲁思以及玉兹等各类社会组织形态。

玉兹是哈萨克社会传统结构中顶层的社会组织形态，也是哈社会部落传统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所谓玉兹，来源于突厥语中钦察方言“juz”一词的汉字音译，意为“方面”“部分”，其基础是氏族和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68]，是哈萨克汗国时期部落联盟制度与地区行政管辖相结合的一种统治形式。三个玉兹分别为：乌勒玉兹（俗称大玉兹），清文献称为右部，主要分布于巴尔喀什湖以南的楚河、塔拉斯河、伊犁河流域；奥尔塔玉兹（俗称中玉兹），清文献称为左部，分布于大玉兹以北，哈萨克斯坦中北部地区；克什玉兹（俗称小玉兹），清文献称为西部，主要分布于西哈萨克斯坦。[69]每个玉兹都下辖若干部落联盟，占据着不同的地域，各有自己的内政和部分外交权力，互不统属，但又松散地保存着哈萨克汗国的形式。

根据哈萨克传统，每一个哈萨克人都应该牢记自己七代系谱与祖先的名字，了解自己的系谱以及氏族情况。因此，在哈萨克传统社会中，人们的氏族、部落意识极强，具体表现为部族中成员有着强烈的群体身份意识，其成员在政治与经济上互相支持，竭力维护家族和部落的利益。这种部落意识对哈萨克社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因哈萨克民族三个玉兹的划分而产生的“玉兹风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哈萨克斯坦社会政治斗争的重要因素。[70]

应当指出的是，哈萨克民族的部落意识以及“玉兹风气”，自哈萨克民族形成以来便存在，在历史的各个阶段有着不同的发展，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总的来看，部落意识以及“玉兹风气”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可以通过它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在社会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它有时又会变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

部落主义、玉兹意识通常关心的是保护和争取本部落、本玉兹的利益。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以集体的方式与其他的部落、玉兹进行竞争，其目的包括保护本部落成员免受损失、增加本玉兹的收益等。部落和玉兹观念对哈萨克人具有深刻意义，只有哈萨克本族人才能深刻理解其中的奥妙。比如，如果出生在大玉兹的哈萨克人获得一个比较重要的职位，对大玉兹和所有出生在大玉兹的人来说，不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一种胜利，是一种利益分配的结果。[71]从某些角度上看，民众心目中对于部落、玉兹的认同甚至超越了对于国家的认同。

部落、玉兹属性问题长期以来是哈萨克社会一个“非公开”的话题。直至今日，在哈官方报纸、电视等媒体中都很少有与玉兹相关的报道与材料。对于公众人物而言，身份和出生地是公开的，而部落、氏族以及玉兹的划分则既不体现在官方的正式记录中，也不会出现在官方网站上。[72]有西方学者分析认为，对于官员而言，在私人场合表明部落属性会带来更多的机会以及利益，获得更多来自本部落的认同与支持；而在公开场合，则意味着会带来更多的责任以及来自部落内外的双重批评。[73]哈萨克斯坦学者认为，在玉兹以及部落主义庇护下的受益者，都会选择对玉兹问题保持沉默并“隐藏自身的部落身份”。

在哈萨克斯坦官方看来，氏族以及玉兹在哈萨克斯坦的影响被过分夸大，然而对于这种观点，哈萨克斯坦的一些学者并不赞同。总统战略研究所学者森拉耶什金认为，干部任命的范围没有扩大，因为人们只有通过氏族、部落和家庭关系才能进入上层权势集团。哈萨克斯坦科学院哲学与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卡登尔扎诺夫博士认为，现在哈萨克斯坦的权力明显具有玉兹和氏族特点。[74]

哈萨克斯坦普通民众对于部落主义以及“玉兹风气”多有怨言。民众抱怨道：“不必生得漂亮，只要生在大玉兹。”“可惜没有出生在南方（大玉兹所在地）。”“所有的势力都表现出强烈的部落、氏族主义，这种风气始终飘荡在哈政局的上空，并产生负面的影响，同时也渗入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环节。”[75]但是同时，民众对于此类风气也无可奈何。一位普通哈萨克民众写道：“原则就是玉兹、部落和家族的属性，谁无视这一原则，谁就迟早会被遗忘并被挤出火热的生活。离开氏族简直就无法生存下去。你要么接受氏族游戏的规则，按照上述原则把哈萨克人分成自己人和他人，要么接受谁也不理你的现实，没有第三条路。”[76]

二 不同历史时期各玉兹间的相互关系

在国家层面，哈萨克传统社会组织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各个玉兹对于国家权力的竞争上。在各玉兹成立后的各个时期，在多数时间内各玉兹都能相互团结，相互联合，共同战胜困难；但在有些情况下，相互的关系也并不顺利。

（一）哈萨克汗国时期各玉兹关系

1456年哈萨克汗国建立后不久，汗国内部就出现矛盾，各玉兹之间缺乏稳定的经济、政治联系。其中，中、小玉兹之间的政治联系比较紧密，大玉兹的独立性则相对更强。[77]

1718年头克汗死后，哈萨克内乱不止。[78]1723年春，哈萨克汗国遇到大灾害，准噶尔趁机入侵哈萨克汗国。

1728年，哈萨克族三个玉兹的可汗、苏丹们聚集在西门凯特附近的奥尔达巴斯山上，决定建立共同抗击入侵之敌的联盟，并推选小玉兹可汗阿布勒海依尔为哈萨克军队的指挥。

1730年，以中、小玉兹首领为主的哈萨克汗和苏丹又在奥里阿塔举行联席会议，会议的主题是重新确立哈萨克汗国大汗的人选及汗国的前途，但在会议上各方最终未能达成一致，不欢而散。自此开始了中、小玉兹各自独立行事的局面，在大玉兹大部分领土遭到准噶尔侵占的形势下，三玉兹的对立格局就此开始。

1731年，出于抵御准噶尔入侵的目的，在沙皇俄国的政治压力和军事威胁下，小玉兹首领阿布勒海依尔汗向彼得堡派出了请求归顺的使者。从动机上看，阿布勒海依尔汗既有为民族整体利益考虑的原因，也有为部族政治斗争而寻求外援的需要。小玉兹成为俄国的被保护者。[79]

1738年，准噶尔部进攻大玉兹和中玉兹部分地区。俄国史学家在描述这时期哈萨克人的境况时指出：“吉尔吉斯人（指哈萨克人——引者注）的破产景象极为凄惨，他们惴惴不安，仓皇逃命于各游牧地之间，结果畜群倒毙，人们饿得奄奄一息，男人抛弃妻子儿女，让他们听天由命。”[80]

1741年，准噶尔部派出两路军队，一路进攻中玉兹，一路攻打小玉兹。中玉兹的阿布赉汗在这次攻袭中被俘，直到1743年9月，经过双方谈判，阿布赉汗才获释。[81]

1753年后，趁着准噶尔内乱之机，哈萨克的大玉兹逐渐摆脱了准噶尔的控制。

1757年，中玉兹阿布赉汗遣其11部的头人组成使团，前往北京朝觐乾隆帝。乾隆帝颁发了册封阿布赉汗的诏谕和给予优厚赏赐，并以中玉兹为整个哈萨克三玉兹之首。[82]哈萨克大玉兹首领也臣服了清廷。

1778年2月，阿布赉汗向俄国政府呈文，申请批准其可汗头衔，要求俄国承认其为整个哈萨克三个玉兹的大汗[83]。他在信中指出：“整个吉尔吉斯—哈萨克各帐即大玉兹、中玉兹和小玉兹的汗及苏丹以及塔什干的大小城镇、突厥斯坦地区于1771年在土尔克斯坦城我们穆斯林圣徒和卓·阿合买德的陵墓旁按照我们的习惯念颂祈祷时，一致同意我为整个哈萨克三个玉兹的汗并真正把这个称号授给了我。”[84]

1781年，阿布赉汗去世后，中玉兹内部无人能服众。随后，瓦里汗借助沙俄的力量取得了汗位，并完全接受了沙俄的册封。在此期间，大玉兹乘中玉兹内乱之机占领了中玉兹大片牧地[85]。

1792年，俄国以武力对中玉兹地区实行占领。不久之后，大玉兹地区也沦为俄国的殖民地。1822年和1824年，俄国相继颁布了《西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86]和《奥伦堡吉尔吉斯人条例》，在哈萨克草原的北部和西部建立了新的俄式行政管理体系。经过一系列的行政制度改革，哈萨克汗国原有的汗政权、人民大会、汗议会、部族关系等旧式的社会管理制度与社会组织结构被废除，苏丹、毕等上层的特权被取消。俄国的军政管理体制彻底替代了哈萨克汗国的传统制度，表面上看三玉兹的划分至此消失。

从历史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多数时间中，三个玉兹之间矛盾不断；只有面对外敌入侵时，才能短暂结盟。但即使这种时期，仍然会发生“兄弟阋于墙”的惨剧，甚至希望通过外部势力来保存自身实力，征服其他玉兹与部落。从哈萨克汗国内部看，中玉兹的实力更强大一些，并且中玉兹领导人多次通过外交等手段，获得汗国可汗的地位。

（二）苏联时期各玉兹关系

加入苏联之后，哈萨克斯坦的经济、文化、教育等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哈萨克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快速提高。1960年，库纳耶夫成为哈萨克共和国共产党总书记。[87]

从部落属性上看，库纳耶夫属于哈萨克民族中的大玉兹亦斯提部落（俄文：Ысты，英语：Ysty），其父亲是一名普通哈萨克文员，母亲为鞑靼人。两年后库纳耶夫被解除哈共总书记的职务，由维吾尔人伊斯麦尔·玉素甫继任。1964年，库纳耶夫官复原职，重新担任哈共总书记。在1964～1986年的22年中，哈萨克斯坦进入了“库纳耶夫时代”。在这个时期内，哈萨克斯坦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了较快的提高。同时，哈萨克人对三玉兹的区分观念又有所复苏。

根据相关材料介绍，库纳耶夫本人来自大玉兹，所以他着力维护大玉兹人的政治利益，提拔了大量来自大玉兹的干部，大玉兹政治精英在政治利益分配上占有一定的优势。同时，为了与中玉兹政治精英相抗衡，库纳耶夫有意建立大玉兹和小玉兹间的政治联盟，以抗衡中玉兹势力。

同时，苏共中央为保证哈萨克国内政局的稳定，不激化玉兹间矛盾，在党内高层职位的人选上，努力保持三玉兹之间的力量大体上平衡，尽量将大玉兹、中玉兹以及小玉兹的干部人选保持在1∶1∶1的比例上。在“库纳耶夫时代”，哈萨克斯坦政治最高层的人选结构一般为，总书记由来自大玉兹的库纳耶夫担任；第一书记一般由苏共中央选派的斯拉夫人担任；部长会议主席由中玉兹阿尔根部落的成员担任[88]；哈萨克最高苏维埃主席由来自小玉兹的C.尼亚孜科夫（С. Ниязбеков）担任。苏共中央通过高层职位人选的安排，尽可能维持哈萨克各玉兹之间的力量平衡。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新政，立志“打击党内腐败”现象。因此，失去了勃列日涅夫“庇护”的库纳耶夫很快就被免职。在继任者的人选上，大、小玉兹内部产生了矛盾。其中，两派各自推选的人分别为来自大玉兹恰普拉什特部落的纳扎尔巴耶夫和来自小玉兹的卡马利杰诺夫。纳扎尔巴耶夫时任部长会议主席，受到同样来自大玉兹的库纳耶夫的推荐与支持；而卡马利杰诺夫时任哈萨克斯坦克格勃系统负责人和掌管意识形态领域的书记。[89]

由于各派始终未能达成一致，苏共中央最终选派了俄罗斯族的科尔宾（Геннадий Колбин）来担任哈共总书记。科尔宾到任之后，纳扎尔巴耶夫作为部长会议主席，掌管哈加盟共和国内部事务，其影响力不断增大。1989年，科尔宾离任之后，纳扎尔巴耶夫成为哈的实际领导者。在此期间，大玉兹变得更加团结，对哈萨克斯坦政治以及经济领域各种资源的掌握也更加牢固。

苏联时期，在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中玉兹的影响力要远高于其他两个玉兹。据统计，在苏联时期，哈萨克斯坦的中小学课本内，90%的经典作家和诗人来自中玉兹；近代哈萨克斯坦文坛中最有名望的作家基本来自中玉兹，20世纪的哈萨克文学界人士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哈北部、中部地区[90]；在“哈萨克作家协会”中，中玉兹的成员超过了半数。[91]在科技领域，两名获得苏联“列宁科学技术奖”的哈萨克族科技工作者，皆来自中玉兹。

从整体上看，在苏联后期，相对中玉兹以及小玉兹来说，大玉兹在政治领域具有一定的优势力量，在上层社会中大玉兹成员的比例明显高于来自其他二者的成员比例[92]。在文化科技等领域，中玉兹的影响力较大。受苏共中央“均衡”思想的影响，大、中、小玉兹之间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均势。在这一时期，哈萨克斯坦政治高层层面大致构成了以大玉兹为基础，小玉兹为盟友，中玉兹较少参与的三玉兹格局。[93]

（三）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各玉兹关系

独立之后，纳扎尔巴耶夫赢得选举，成为哈萨克斯坦的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通过宪法以及对议会制度进行改革等手段，确立哈萨克斯坦为总统制共和国，建立了以“强总统，弱议会”为格局的“威权”体制。在此背景之下，原有各玉兹间的“平衡均势”被打破，传统上各玉兹之间的互相制衡消失了，总体看，大玉兹处于相对优势地位。

在独立的最初阶段，哈萨克斯坦国家政治权力保持着苏联时期的格局，“平均分散”在各个民族、各个玉兹之间。时任哈萨克斯坦总理是俄罗斯族的谢尔盖·捷列先科（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Терещенко），最高苏维埃主席起初为来自中玉兹的叶瑞克·阿桑巴耶夫（Асанбаев，Ерик Магзумович），随后由同样来自中玉兹的谢里克鲍尔申·阿布基尔金（С. Абдильдин）继任。

至1994年时，哈萨克斯坦国内经济状况恶化，经济转轨的“阵痛”显现，议会内党派斗争激烈，各类社会矛盾凸显。特别是在北部地区，大量斯拉夫民众返回俄罗斯，出现了移民潮。北部邻国俄罗斯在双重国籍、俄语地位等问题上向哈方频频施压，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分离倾向。三玉兹之间的矛盾转化为次要矛盾。

面对困境，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干部人事安排方面主要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在国家各层面中，巩固本民族官员的主体地位；二是在一定程度上团结中、小玉兹的政治精英，使他们有机会参与政权建设，引导他们参与“改组后”的议会活动。

首先，其他民族的干部逐渐退出哈萨克斯坦权力的最高层。1994年10月，由于未能带领哈萨克斯坦走出经济困境，总理捷列先科被迫辞职。哈萨克斯坦形成了总统、副总统、总理、最高苏维埃主席全部由哈萨克族人担任的局面[94]。自此之后，包括俄罗斯族在内的其他民族的人士获得政治高层职位的数量日益减少。1998～2001年的131个议员中，有100个哈萨克人，占76.34%；27个俄罗斯人，占20.61%；日耳曼人、白俄罗斯人、鞑靼人和维吾尔人各1人。据哈萨克斯坦“Бриф”协会提供的资料，在哈萨克斯坦的14个州长中有12个州长是哈萨克人，仅2位州长为其他民族人士；在州下属的各区区长中，134人为哈萨克人，32人为其他民族的成员。[95]

其次，在一定程度上团结中、小玉兹的政治精英，使他们有机会参与哈政治进程。1995～1997年，来自中玉兹瓦克部落的政治精英阿克然·卡热格尔金被任命为哈总理。1997～1999年，小玉兹成员努尔兰·巴尔金巴耶夫被任命为总理；国务秘书为小玉兹成员科基巴耶夫；众议院（马日利斯）议长由来自中玉兹的奥斯帕诺夫担任。以南哈萨克斯坦州1997年12月的情况为例，在该州下辖的各地区行政长官中，来自大玉兹的官员有7名，中玉兹6名，俄罗斯族1人，朝鲜族1人。[96]

1997年12月，纳扎尔巴耶夫下达总统令，北部城市阿斯塔纳（原名阿克莫拉市）取代阿拉木图，正式成为哈萨克斯坦新首都。关于迁都的原因说法众多，[97]但是有一点不容置疑：迁都中部地区阿斯塔纳将“极大地推动哈地区间政治经济的平衡发展”，便于总统对北部地区进行管理。同时，首都由南部的大玉兹区域（阿拉木图）迁至中玉兹区域（阿斯塔纳），在客观上有利于将更多的中玉兹政治精英纳入政权建设，破除三玉兹隔阂，达到加强民族内部整合的目标。[98]

1997～2001年，一项针对481名哈国家层面重要职务的任命人选背景调查表明，大量来自中玉兹的政治、经济界精英进入国家政权以及行政机关之中。分析发现，在绝对数量上，中玉兹精英任职的数量甚至超过了大玉兹精英，而小玉兹精英的人选则远远少于大玉兹以及中玉兹。

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大玉兹精英依旧占据着哈国内最重要的一些职位，包括总统顾问（Nutai Abykaev）、副总理兼总统办公室主任（Akhmetzhan Emimov）、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Alnur Musaev）、外交部部长（Kasymzhomat Tokaev）、工业与能源部部长（Mukhat Abliazov）、上议院议长（Omirbek Baige’di）、国家出版与大众媒体部部长（Altynbek Sarsenbaev）等。在对上述481人的调查中，考虑到各玉兹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这一相对因素，[99]则发现大玉兹在人口数量上要少于中玉兹和小玉兹，而其精英任职的比例则远高于人口比例，这体现出大玉兹成员在政治领域的较高地位。

总的来看，在哈萨克斯坦独立初期，政权职位较为“均匀”地分布于哈俄两个民族中；在三个玉兹中，大玉兹成员在政治领域具有一定的优势；同时，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运用其个人魅力，尽量团结大、中、小三个玉兹的精英，从而稳定和巩固了国家政权；虽然给予中、小玉兹政治精英更多参政的机会和权利，但在重要岗位上，大玉兹的成员仍然占有很大优势，苏联时期的“均势”格局被打破（详见表1-14）。

表1-14 哈萨克斯坦重要职务任命人选背景统计一览（1997～2001）

进入21世纪之后，哈萨克斯坦国内局面有较大改善，民族关系问题的压力大为减轻，特别是在俄、哈民族关系大大缓和的情况下，哈萨克部族（玉兹）间的关系成为哈萨克斯坦民族问题的重要内容。[100]大玉兹在政治领域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在哈国内重要岗位上，大玉兹成员的精英数量不断增长，甚至超过了中玉兹和小玉兹成员的总和，大玉兹的领导地位得到巩固。哈萨克斯坦国内学者努尔兰·艾穆利库勒夫（Нурлан Амрекулов）曾对2000～2004年哈萨克斯坦政权重要职位的人选进行了背景分析，发现大玉兹成员占据了国家行政机关，特别是总统体系中的多数领导职位（详见表1-15）。

由中玉兹精英担任的国家重要职位数量较以往有所减少（参见表1-16）。按照哈萨克斯坦学者的观点，自2001年起，以A.卡热格尔金事件为开端，出现了对中玉兹成员不利的局面。[101]原哈萨克斯坦总理A.卡热格尔金、原医疗保险机构负责人T.伊曼巴耶夫遭到了缺席审判；原能源与工业部部长M.阿布利亚佐夫[102]以及原巴甫洛达尔州州长等中玉兹精英遭到了逮捕与审判。[103]

相对于大玉兹和中玉兹，小玉兹成员担任重要职位的人数要少得多，反映出小玉兹在政治领域的地位仍然与其人口比例不符的现状（参见表1-17）。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小玉兹集中的地区位于哈萨克斯坦西部，靠近里海地区而远离阿拉木图以及阿斯塔纳，对于哈萨克斯坦的政权建设参与程度较低。哈迁都之后，小玉兹人发出了如下的评论：“现在国家拥有两个首都，大玉兹首都——阿拉木图，中玉兹首都——阿斯塔纳；根本没有我们小玉兹什么事……”

表1-15 大玉兹成员部分职位一览

表1-16 中玉兹成员部分职位一览

表1-17 小玉兹成员部分职位一览

近年来，哈萨克斯坦能源经济飞速发展，但是油气资源最为丰富的小玉兹地区却收益甚小，因为其在政治、经济领域缺少相应的“利益代言人”。小玉兹民众曾经这样比喻当前哈萨克斯坦三玉兹的形势：“当我们坐下来分钱时，50%的钱被大玉兹分走了，40%的钱被中玉兹拿走了，剩下的10%被投入流通并对小玉兹人说，要是可以，你们就自己去拿吧！”2011年12月16日，哈萨克斯坦曼格斯套州扎瑙津市发生大规模骚乱事件，造成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有报道指出，该地区的石油工人大多属于小玉兹阿达依（Адай）部落，该部落素以勇猛好斗而著称。[104]这个事件反映出，由于民众诉求无法被满足，从而引发负面情绪；这种情绪有可能被相关利益集团利用而成为社会动员的资源，进而转化为危害哈萨克斯坦社会稳定的负面因素。[105]

（四）各玉兹差异原因分析

哈萨克斯坦民族发展进程有其独特性，大、中、小三玉兹在历史进程、宗教习惯、经济发展、受外部势力影响等因素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从历史角度看，1723年，大玉兹大部分地区和中玉兹部分地区被准噶尔占领，大量哈萨克人逃难至与俄罗斯相邻的小玉兹地区。1732年，小玉兹在沙皇俄国的政治压力以及军事威胁下表示愿意臣服，成为俄国的“被保护者”；1818年，俄国完成对中玉兹的吞并；1876年，大玉兹被俄国吞并。[106]由此可见，三玉兹被俄国吞并的时间差距较大，最早被吞并的小玉兹和最后被吞并的大玉兹在时间上相差了一个多世纪。因此，在俄罗斯化的进程中，程度也各不相同。

从移民的角度看，实行了“边区俄罗斯化”的政策，使得大批俄罗斯移民随着沙俄军队来到哈萨克草原，仅1891～1892年，就有10多万斯拉夫移民迁至哈萨克草原。移民主要移居靠近俄罗斯的哈北部地区，也就是传统的中玉兹地区。在中玉兹地区，俄罗斯移民成为城市、企业、学校等设施的建设者和管理者。这在客观上对中玉兹地区文化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也促进了中玉兹地区人民与俄罗斯族人民的联系。

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南部大玉兹地区，人口密度要大于哈其他地区，受伊斯兰教的影响较深。而北部中玉兹地区为多沙漠的草原地带，人口稀少，从而弱化了南部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明的影响。同时由于受到北部俄罗斯族的影响，中玉兹地区信仰东正教的信徒更多些。小玉兹地区位于哈西部，靠近俄罗斯的领土，同时也紧邻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伊斯兰教氛围较为浓厚，所以这一地区宗教信仰较为复杂。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大玉兹所在的哈南部地区气候较温暖，土地以平原为主，适合农牧业发展，因此，大玉兹地区素来被称为哈萨克斯坦的“粮仓”。中玉兹地区以丘陵和山地为主，煤矿和铁矿等矿产资源较为丰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大量工业设施从苏联的西部地区运至中玉兹地区。因此中玉兹地区工业基础较为雄厚，矿业、电力工业发达。哈萨克斯坦独立前，小玉兹地区农业与工业基础较为薄弱，但是独立后利用其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小玉兹迅速成为最为富有的玉兹。

三 部落因素对哈萨克斯坦干部任用机制的影响

在地区层面上，传统社会结构对于政治的影响，主要体现为较强的部落意识，在地区政权以及行政、执法机关中普遍存在部落关系。这主要反映为纯粹的部落政治模式：一些地方领导利用部落关系、裙带关系建立起关系网，巩固自身权力与地位；部落其他成员利用地区领导的“庇护”，获得利益与好处，并以一定的形式进行报答。

虽然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人事任命上具有绝对的权力，但地方官员的部落身份仍然显示出其独特的重要性。[107]这主要表现为地区行政长官一般由在该地区“占有统治地位”的部落首领或精英担任。在民众看来，只有这样，这名官员才能充分代表该部落的利益，其合法性才能被充分认可。例如，南哈萨克斯坦州州长一般来自杜拉特（属大玉兹）部落，西部阿特劳州州长一般来自小玉兹。

根据哈萨克斯坦的相关法律，州行政长官拥有较大的人事自主权，无须通过上级或法律部门的同意，即可解雇或聘用低层次官员及雇员。因此当地方长官走马上任后，通常会解聘部分原有的官员，并以本部落、氏族成员代替。南哈萨克斯坦州首府奇姆肯特市的一名资深官员在接受采访中指出，新上任的州长一般会替换50%以上的下属官员，而“替代者”通常与州长出自同一部落。[108]1995年，江布尔州新任州长阿·科·特尚诺夫一上任就撤换了140名下属官员，而新任命的官员中有80%来自他自己所属的杜拉特部落让内斯氏族。1994年，热·科萨巴耶夫任图尔盖州（现已并入库斯塔奈州）州长，上任后大量安插自己的同族、同乡，搞乱了该州的稳定局势，使州政府机关陷入无休止的争吵和纠纷之中。为了稳定局势，哈萨克斯坦当局无奈之下于次年撤换了该州长。[109]甚至在很多政府机关内部，公务员们也被要求填报“关于自己部落属性”的表格，以检测该雇员是否值得被“信赖”。那些拒绝填报这一内容的公务员会被扣上“不合作或不服从命令”的帽子遭到解雇，或者被批评为“不知道自己系谱的俄化哈萨克人”[110]。

对于地方权力以及行政机关中部落意识盛行的现象，以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为首的中央政权采取多种措施，力图消除“部落主义”在地方上的影响力，严格防范部落主义演变成地区势力，从而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

1997年4～5月，哈萨克斯坦行政区划发生了变化。哈萨克斯坦各州的数量由19个变为14个，有5个州被合并。[111]对此，哈官方的解释是为了“有效降低国家运行成本”。但有分析指出，此次合并是为了打击“以部落为基础”的地区主义。具体来看，随着油气经济的发展，地区实力上升，小玉兹地区的阿特劳州以及曼格斯套州的部分部落，已逐步建立起以小玉兹为基础的“统治联盟”，不服从中央的命令，出现了地区主义势力的苗头。因此中央政权对于这些地区的行政区划予以调整，强化中央管理，消除隐患，防止地方主义和分裂主义在部落基础上发展。[112]

同时，对地区官员岗位的定期轮换，也是消除部落主义的有效途径。据统计，1991～2000年，哈萨克斯坦各州州长的平均任期为23.5个月。以西部小玉兹地区曼格斯套州为例，9年间，累计有6名州长曾经主政，是全国州长调动最频繁的州之一。[113]通过官员轮换，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牢牢掌握了人事任免权，铲除了官员在地方长期主政而造成的“地头蛇”现象，保证了中央政权的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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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努尔加纳提·拉扎提：《简析哈萨克族伊斯兰教信仰中的原始信仰遗迹》，《金田》第302期。

[2] 何星亮：《新疆民族传统社会与文化》，商务印书馆，2003，第79页。

[3] 钱伯泉：《哈萨克族的族源和族名含义研究》，《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4] 耿世民：《哈萨克历史研究（二）——哈萨克汗国与哈萨克族》，《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5]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史》第一卷，阿拉木图（哈文版），1959，第34页。

[6] 耿世民：《哈萨克历史研究（二）——哈萨克汗国与哈萨克族》，《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7] 钱伯泉：《哈萨克族的族源和族名含义研究》，《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8] 钱伯泉：《哈萨克族的族源和族名含义研究》，《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9] 贾合甫·米尔扎汗：《哈萨克族历史与民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第228页。

[10] 何星亮：《匈奴语试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11] 何星亮：《新疆民族传统社会与文化》，商务印书馆，2003，第80页。

[12] 贾合甫·米尔扎汗：《关于哈萨克族族源与民族形成问题》，《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

[13] 贾合甫·米尔扎汗：《关于哈萨克族族源与民族形成问题》，《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

[14] 续西发：《哈萨克族的族称、族源和系谱》，《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15] 根据苏联官方统计，1939年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境内人口数量为608.1万，1989年人口数量为1653.6万。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Казахстана. -Алматы，1996.

[16] Динамика численности и состава населен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ХХ века，Демоскоп，Е.П. Зимовина.

[17]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е итоги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1999 года по областям，городам и районам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Алматы，1999.

[18] 本节数据如无特殊说明，皆引自哈萨克斯坦2009年人口普查统计结果，Публикации по итогам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2009 года，资料来源：哈萨克斯坦统计局。

[19] Results of the 2009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20] 参见“Results of the 2009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21]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语言法》规定：哈萨克语是哈萨克斯坦的国语。国语是国家机关、法律、法律文书和公文的使用语言，是在全国各个社会关系领域运用的语言。掌握国语是每个哈萨克斯坦公民的义务。Закон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т 11.07.1997 N 151-I，《О языках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Казахстан》.

[22] 数据来源：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

[23] UNICEF：“Tajikistan：Living Standards Measurement Survey 2007（TLSS2007）”，Dushanbe，2007.

[24] 核心家庭是指由一对夫妻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是一种家庭结构形式。这种家庭只有一对配偶，并以夫妇婚姻联系为主，同血族家庭相对称；它对亲属关系网络的依赖性比其他种类的家庭为小。很多社会学者认为，核心家庭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产物，是与近代以来工业化社会相适应的。但也有学者认为，核心家庭有久远的历史，早在工业化以前便已成为社会的基本家庭结构形式。核心家庭中只有夫妻关系和父母子女关系，结构单一，规模不大。一切权利集中在夫妻手中。核心家庭除了上述这种标准形式外，还有以下两种特殊的或不完整的形式。一是配偶家庭，即一对无子女的夫妇。这种无子女的情况包括两种类型，一类是尚未生育；另一类是空巢家庭（即孩子均已长大成人另起炉灶或各奔东西）。二是单亲家庭，由于配偶的一方死亡或离婚而只剩下夫妇中的一方与未婚子女。

[25] 《头克法典》，《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科学出版社，阿拉木图，1979，第334页。

[26] 〔哈〕阿尔根巴耶夫：《哈萨克家庭习俗》（俄文版），阿拉木图，2005，第112页。

[27] Состав семьи и структура внутрисемей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сель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Семиречья，Вестик КазГУ им.аль，1996.

[28] 哈萨克斯坦将哈萨克汗国建立时间定为1465年，计划2015年隆重庆祝哈萨克汗国建立550周年。

[29] 王建雄：《哈萨克汗国的习惯法》，《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7期。

[30] 贾合甫·米尔扎汗：《论哈萨克汗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西域研究》2000年第2期。

[31] 木合塔尔·马镐银：《哈萨克历史入门》，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第134～146页。

[32] 《哈萨克族简史》编写组：《哈萨克族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第188页。

[33] 昆波拉提：《哈萨克汗国推举可汗传统初探》，《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34] 〔哈〕A.库泽姆巴尤雷：《远古至20世纪20年代的哈萨克斯坦》（俄文版），阿拉木图，1996。

[35] 参见《新疆民族辞典》中与“玉兹”相关的词条。

[36] 《哈萨克族简史》编写组：《哈萨克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第188页。

[37] 黄中祥：《哈萨克英雄史诗与草原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38] 主要包括《哈斯木汗法典》《额什木汗习惯法》《七项法典》。

[39] 《阿巴克克烈依氏族部落的四位毕》，天山网，http：//culture.ts.cn/content/2008-09/27/content_3135644.htm。

[40] 贾合甫·米尔扎汗：《论哈萨克汗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西域研究》2000年第2期。

[41] 俄语为Жырау，主要负责向当权者提出合理建议，被认为是重要的参谋。

[42] Артыкбаев Ж.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Астана：ИКФ “Фолиант”，1999. c. 123.

[43] 巴格拉：《论哈萨克族系谱的产生及其历史价值》，《黑龙江史志》2013年第4期。

[44] 何星亮：《新疆民族传统社会与文化》，商务印书馆，2003，第85页。

[45] Edward Schatz，Modern Clan Politics：The Power of Blood in Kazakhstan and Beyond，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4，p.78.

[46] 黄中祥：《哈萨克英雄史诗与草原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47] 《哈萨克族简史》编写组：《哈萨克族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第18页。

[48] Alma Kunanbay，The Soul of Kazakhstan，http：//www.silkroadhouse.org/papers/The%20Soul%20of%20Kazakhstan@Saudi%20Aramco%20World_by%20Alma%20Kunanbay%20（aka%20Kunanbaeva）.pdf.

[49] Турсунов С.，Казахское ханство и казахские жузы // Энергия，1998，№ 10.

[50] 孟楠：《哈萨克三玉兹历史考略》，《新疆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51] Нурлан Амрекулов，Жузы 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Жизни Казахстана，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2000（3）.

[52] 吐娜：《哈萨克汗国大玉兹境内的蒙古部落研究》，晓克、何天明、云于等主编《朔方论丛》第1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1。

[53] 参见《西陲总统事略·哈萨克源流》，汪廷楷始编，祁韵士补撰。

[54] 参见维基百科中“大玉兹”词条，Great jüz，http：//en.wikipedia.org/wiki/Great_j%C3%BCz。

[55] 〔俄〕瓦里汗诺夫、M.韦纽科夫：《中亚的俄罗斯人》，约翰·罗伯特·米切尔译自俄文版，伦敦，1865，第249页。转引自〔日〕佐口透《新疆民族史研究》，章莹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第337页。

[56] 〔俄〕P.费勒钦科1805年3月21日写的报告，见〔俄〕A.吐列诺夫《封建土地关系和哈萨克历史概述》，阿拉木图，1961，第105～106页。转引自〔日〕佐口透《新疆民族史研究》，章莹译，第336页。

[57] Масанов Н.Э，Истр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народы и культуры.Алматы，2001，с79.

[58] 贾合甫·米尔扎汗：《哈萨克历史与民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

[59] 哈德斯：《哈萨克族克烈部落及其王汗吐合热勒》，《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60] 《新疆哈萨克族迁徙史》编写组：《新疆哈萨克族迁徙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3。

[61] Нурлан Амрекулов，Жузы 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Жизни Казахстана，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2000（3）.

[62] Тынышпаев М.，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казах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Алма-Ата：《Алтын-Орда》，1990.

[63] 铁木尔·达瓦买提：《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西北地区卷》，民族出版社，1999，见“小玉兹”词条。

[64] Шакарим Кудайберды-улы，Родословная тюрков，киргизов，казахов и ханских династий / с переводом и примечаниями Б.Г. Каирбекова. — Алма-Ата：“СП Дастан”，1990.

[65] Масанов Н.Э，Истр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народы и культуры.Алматы，2001，с79.

[66] Тынышпаев М.，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казахского народа.Алма-Ата：Алтын-Орда，1990.

[6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丛刊编辑组：《哈萨克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2009。

[68] 〔哈〕A.库泽姆巴尤雷：《远古至20世纪20年代的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1996。

[69] 《民族词典》编辑委员会：《民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第215页。

[70] Максат Жампеисов，Кто есть кто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Казахстане？Часть 2. http：//www.zonakz.net/articles/1731.

[71] 张宏莉：《哈萨克斯坦国家权力分享和分配中的民族关系》，《新疆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72] 〔德〕J.库兹涅尔：《哈萨克斯坦石油精英及其对能源政策的影响》，《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1期。

[73] Edward Schatz，Modern Clan Politics：The Power of “Blood” in Kazakhstan and Beyond，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4，p.23.

[74] 张宏莉：《哈萨克斯坦国家权力分享和分配中的民族关系》，《新疆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75] Edward Schatz，Modern Clan Politics：The Power of “Blood” in Kazakhstan and Beyond，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4，p.3.

[76] 胡尚哲：《“玉兹习气”浅析》，《世界民族》2006年第2期。

[77] 马大正、冯锡时：《中亚五国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第84页。

[78] 祁杰：《准噶尔与哈萨克关系述略》，《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79] Феоктистов.А，Русские，казахии Алтай.Москва-Усть-Каменогорск：Альфаи Омсга.1992：С.29.

[80] 〔苏〕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第87页。

[81] 参见《准噶尔汗国史》第309、366、399、352、356页。引自祁杰《准噶尔与哈萨克关系述略》，《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82] 参见《哈萨克斯坦简介》，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际一体化基金会驻西安代表处，http：//www.ifico.com.cn/cn/aboutView.asp？ID=240&SortID=32。

[83] 昆波拉提：《哈萨克汗国推举可汗传统初探》，《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84] 〔苏〕基列耶夫：《18～19世纪（1771～1867）哈萨克与俄国的关系》（文件与资料集）俄文版，阿拉木图：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出版社，1964，第87页。

[85] 参见《俄罗斯扩张史（4）——沙皇俄国对哈萨克和中亚地区的征服》，http：//wyxj70.blog.163.com/blog/static/38886932201191614831793/。

[86] 在突厥语民族中，哈萨克人与吉尔吉斯人关系最为亲近。在吉尔吉斯人与哈萨克人内部，都有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是亲族的说法。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俄国人错误地将哈萨克人称为吉尔吉斯人，而把吉尔吉斯人称为嗜拉柯尔克孜。直到19世纪初期，俄罗斯学者A.H.列夫申专门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并予以阐述，才正式将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予以区分。

[87] 参见维基百科中“库纳耶夫”英文版词条解释，http：//en.wikipedia.org/wiki/Dinmukhamed_Konayev。

[88] Максат Жампеисов，Кто есть кто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Казахстане？Часть 3. http：//www.zonakz.net/articles/1731.

[89] Нурлан Амрекулов，Жузы 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Жизни Казахстана，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2000（3）.

[90] Максат Жампеисов，Кто есть кто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Казахстане？Часть 3. http：//www.zonakz.net/articles/1731.

[91] Писатели Казахстана：справочник. - Алма-Ата：Жазушы，1982. - С.38 -39.

[92] “根据1990年西方专家的统计，上层社会中哈萨克人占多数，为 29.3%，其次为非哈萨克人，占25.4%。在哈萨克上层人士中，来自大玉兹和中玉兹的比例基本不相上下（分别为17.3%和17.5%），而大玉兹和中玉兹在哈萨克居民人数中的相应比例分别为24.63%和41.24%。就此，笔者得出结论，来自大玉兹的上层人士比例占明显优势。”А.Г.加里耶夫：《当代哈萨克斯坦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区域和民族人口因素》，《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93] 杨雷：《论哈萨克斯坦三玉兹的关系》，《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1年第1期。

[94] 常庆：《哈萨克斯坦：仍不轻松的一年》，http：//103.247.176.77/upload/file/20061213150908_8660.html。

[95] Курганская В·Д，Дунаев В·Ю，Казахстанская модель межэтниче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Алматы，2002，с841.

[96] Edward Schatz，Modern Clan Politics：The Power of “Blood” in Kazakhstan and Beyond，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4，p.105.

[97] 关于迁都的理由有很多种说法，官方认为阿拉木图20年内会有强烈地震，因此应当迁都。其他说法还有距离边境过近、高山阻碍城市发展等。Edward Schatz，When Capital Cities Move：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Nation And State Building，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Carbondale，2003（2）.

[98] 杨雷：《论哈萨克斯坦三玉兹的关系》，《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1年第1期。

[99] 该时期，三玉兹人口占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族总人口的大致比例为：小玉兹33.96%，中玉兹41.24%，大玉兹24.43%。数据来源：Cynthia Werner，“The significance of Tribal Identities in the Daily Life of Rural Kazaks in South Kazakhstan”，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

[100] 杨雷：《论哈萨克斯坦三玉兹的关系》，《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1年第1期。

[101] Максат Жампеисов，Кто есть кто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Казахстане？Часть 3. http：//www.zonakz.net/articles/1731.

[102] M.阿布利亚佐夫于2001年9月遭警方扣留，随后被释放。2002年3月，因建立犯罪组织，进行非法商业活动遭逮捕，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2003年4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对其赦免。Sindelar，Daisy.“How Far Will Nazarbaev Go To Take Down Mukhtar Ablyazov？”. Radio Free Europe Radio Library. Retrieved 13 June 2013. http：//www.rferl.org/content/kazakhstan-nazarbaev-ablyazov/25010488.html.

[103] Максат Жампеисов，Жузовский фактор выдвигается во главу угла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е，http：//www.zonakz.net/articles/1700.

[104] Fuad Hilalov Baku，From Novyy Uzen To Zhanaozen，http：//www.regionplus.az/en/articles/view/323.

[105] 雷琳、罗锡政：《“扎瑙津事件”：哈萨克斯坦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拐点》，摘自《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2012年年会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06] 也有观点认为，大玉兹遭俄罗斯吞并时间为1824年，说法不一。见〔俄〕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

[107] L.T Zhanuzakova，“Problemy vzaimootnoshenii akima oblasti svyshestoiashchimi i nizhestoiashchimi organmi ispolnital noi vlasti”，Izvestiia Akagemii Nauk RK4（1997）pp.14-18.Edward Schatz，Modern Clan Politics：The Power of “Blood” in Kazakhstan and Beyond，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p.212.

[108] Interview with an anonymous officer by Edward Schatz，Bakhyt，Shymkent akimat 28 May 1998.

[109] 关于上述两个案例的中文内容，请参考胡尚哲《“玉兹习气”浅析》，《世界民族》2006年第2期。英文文献参考：Edward Schatz，Modern Clan Politics：The Power of “Blood” in Kazakhstan and Beyond，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p.105。俄文文献参考：Казахские жузы：“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й” трайбализм XXI века，neweurasia.info/archive/book/sbornik23.html。

[110] Interview，Darkhan Kaletaev，director Depatment of Youth Policy，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Social Accord，Astana，Tselinogard oblast，14 September 1998.

[111] 有五个州被撤销，并且有一些州的边界线做了调整：塔尔迪库尔干州并入阿拉木图州；图尔盖州并入库斯塔奈州；塞米巴拉金斯克州并入东哈萨克斯坦州；杰兹卡兹甘州并入卡拉干达州，原卡拉干达州的西部则并入阿克莫拉州；科克舍套州并入阿克莫拉州和北哈萨克斯坦州。

[112] А.Г.加里耶夫：《当代哈萨克斯坦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区域和民族人口因素》，《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113] Edward Schatz，Modern Clan Politics：The Power of “Blood” in Kazakhstan and Beyond，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p.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