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保守绅士的乱世生存逻辑

——以抗战时期的刘大鹏为例

周山仁[1] 马恒[2]

提要 抗战时期，面对日本侵略军的蹂躏，一个保守绅士如何应对从未遭遇过的生存境遇？本文以1937年至1942年的《退想斋日记》为史料，以保守绅士刘大鹏的生存逻辑为研究视角，揭示抗战时期农村真实的生存状态——刘大鹏眼中的“红羊大劫”下的扭曲生存：用泛伦理的概念来解释战乱困苦；通过占卜、望气、谣言和灵异事件来平衡内心的惶恐；在“君子”与“乡愿”之间摇摆；作为一个绅士对乡村社会的守护和失落。

关键词 刘大鹏 抗日战争 《退想斋日记》 绅士

抗战生活史、生存史是近几年抗战史研究的重点之一。2012年在南京举行的“抗战时期都市民众日常生活国际学术研讨会”，标志着抗战生活史研究进入一个高潮。通过学术界近几年的努力，抗战生活史在不少领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如对大后方女性的研究，[3]对根据地特定群体的研究，[4]对文人群体的研究，[5]当然还有对城市民众生活史的研究，等等。但学术界对抗战时期的个体生存研究还嫌不足，尤其是对抗战时期日趋没落的“绅士”阶层的个体生存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作为保守绅士代表的刘大鹏，其生存的最后几年恰值抗战时期。传统的“三纲五常”的伦理观与“华夷之防”的纠结，在匮乏的物质生活与强大的精神压力之下的“君子”与“乡愿”之间的角色游移，使得刘大鹏的抗战生存充满着矛盾和吊诡。因为刘大鹏《退想斋日记》资料的丰富性，近几年对于刘大鹏的研究也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如海外学者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的《中国农村的报纸和民族主义1890～1929》、《梦醒子：一位华北村庄士绅的平生，1857～1942》。[6]因为沈艾娣的中文水平以及刘大鹏晚年日记本身的潦草，沈艾娣对文本的理解多有失误。[7]郝平的《〈退想斋日记〉所见抗战时期的民众生活——以太原为中心》，[8]与本文的研究有相似之处，但郝文所依据的资料主要为乔志强先生标点的《退想斋日记》，在史料方面还有很多不足，本文则以山西省图书馆所藏全部《退想斋日记》胶片为史料依据，[9]而且本文与郝文在视角和对象方面也有很多不同。本文拟以一个乡村——赤桥村的抗战生存为研究对象，以一个保守绅士——刘大鹏的生存逻辑为研究视角，揭示抗战时期农村生活的困苦、民众为抗战做出的巨大牺牲以及一个保守绅士艰难的心理历程。

一 在“华夷之辨”与“借倭复统”之间摇摆：抗战之前刘大鹏的日本观

刘大鹏（1857～1942），太原县（现属太原市晋源区）赤桥村人。字友凤，号卧虎山人，别号梦醒子。太原县地处太原府首县阳曲和晋商汇聚之榆次县之间，商业氛围浓厚。刘氏即出生于亦农亦商的家庭，自小接受科举教育，1878年（清光绪四年）进县学，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中山西甲午科乡试举人，之后几次参加会试未售。到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刘氏科举之梦破灭。因刘举人出身又对地方事务急公好义，1909年被地方推为山西谘议局议员；辛亥革命后，刘大鹏以在地方经商（开煤矿）、教书和务农为生。

刘大鹏是一个学识有限但内心坚定的理学家。因为太原县深处内陆，为应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滥觞于沿海、长江流域的新知识、新思想还到不了这里。由于缺乏与外界的沟通，刘大鹏青壮年时代一直致力于八股科考，所读书目相当狭窄。

按刘大鹏自己的记载，刘氏除没有通读《十三经》外，“至于二十四史，得读者亦未有半”，“所有诸子百家寓目者寥寥”，“天文算学未曾入门”，中年的刘大鹏以此为自己一生的“四大遗憾”。[10]刘大鹏的理学知识，除了他熟读的儒家经典外，主要得自朱熹的《小学》，刘大鹏亲浸其中沦肌浃髓，自然也就“与之同化”了。

基于刘大鹏的理学思想，刘氏在政治方面非常保守。刘氏高度认同伦理纲常，认为“伦理纲常为治天下之大经大法，一日不可离者”。[11]他认为大清之灭亡就在于蔑弃纲常伦理，“自光绪庚子变乱以来，遂不讲伦理纲常，纷纷扰扰，酿成革命之祸。我清社稷沦胥以亡，改变为不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之世界，号为中华民国”。[12]民国建立，废除君主制，刘大鹏以为“蔑弃君主”废弃君臣之纲，成“无君之国”，造成社会动乱。终其一生，刘大鹏都是一个皇权主义者。

进入民国之后，刘大鹏一直以胜国“遗老”自居。刘大鹏认可的以纲常伦理为主要内容的中华文化正统是已经灭亡的大清——但宣统皇帝还在紫禁城，这就给了刘大鹏复辟的无限遐想。因为科举考试的需要，刘大鹏熟读《左氏春秋》，对“春秋笔法”应该烂熟于胸。《春秋》讲正统，表现之一就是纪年。《退想斋日记》现存最早的他的民国日记，当为1913年癸丑日记。刘氏日记纪年为“大清宣统五年 岁次癸丑 春 正月 甲寅”，[13]即奉退居大内的溥仪为正朔。而且《退想斋日记》纪月日都采用中国传统之农历，对民国政府用阳历纪年，多次表示不屑。[14]

因为废帝溥仪的存在，刘大鹏一直对清王朝复辟抱有幻想。1917年张勋复辟，刘大鹏欢欣鼓舞。他在1917年7月4日看到了前两天的《顺天时报》，得知溥仪复辟，感到“中国庶可治安”。[15]当天太原县普降甘霖，刘大鹏将此解读为“天意”——皇上收回大权，“上合天心，下慰民望”。又称赞扶持溥仪复辟的张勋为“千古第一伟人，名正言顺扶植纲常”，“义举炳若日星，史宬载笔必大书特书”。[16]看刘大鹏复辟这几天的日记，大多轻快活泼，充满乐观情绪。到7月18日刘大鹏得知复辟失败，感叹“天不佑清”，“张公谋划遂莫能周”。自此日记中绝少议论复辟之事。从1918年开始，《退想斋日记》中的纪年开始发生变化，如1918年农历正月初一之日记纪年“大清宣统十年岁次戊午，民国七年二月冯国璋代理大总统”，这是刘氏日记第一次出现民国纪年，但字小一号，以示民国的非正统性。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溥仪被冯玉祥驱除出故宫。刘大鹏痛心疾首，大清复辟的希望更加渺茫，他的日记纪年又开始发生变化，如1926年正月初一的日记纪年为“宣统十八年帝困于天津，民国十五年段祺瑞执政”。遗民刘大鹏开始无可奈何地认可民国政权。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中国之后，刘大鹏的日记纪年又开始发生变化，他称南京国民政府为“党国”，如1930年农历正月初一的纪年“清宣统二十二年帝困于天津，民国十九年党国第三年”，国民政府以南京为首都，刘大鹏不屑民国的行政区划，仍沿用清代的行政区划“江宁府”，以示“党国”“得国之不正”。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第二年日本扶持傀儡溥仪建立“满洲国”，刘大鹏内心的复辟情结再次被激发。刘大鹏在1932年3月24日的日记中记载：

报章言：日本侵占关东三省已经半年，今日匡扶宣统帝复大清，名曰执政，年号大同，先在沈阳做都，近又移都长春。郑孝胥、臧式毅、熙洽、张景惠等为之赞助，马占山亦往投焉。天意有在，自可假借日人之力铲除党人，恢复清祚也。[17]

刘氏希望借助日本人的力量，推翻南京国民政府，重新恢复大清正统。于是很纠结的一个问题出现了：以儒家卫道士自居的刘大鹏如何看待日军入侵中国？这可是儒家讲到的“蛮夷猾夏”[18]的大事，士大夫乌可袖手旁观！称日本为“倭奴”，但又希望“倭奴”能一匡正统的刘大鹏陷入了自欺欺人的幻想，他希望“后清必命倭人铲除革党，诛灭群魔，俾后奄有中华，而外洋各国均来享来王”，之后“日本国内乱突起，自顾不暇，非但不能压制后清，势必来请后清往平其国之难”。[19]刘大鹏自己也知道这是痴心妄想，因此深受理学熏陶的刘氏一直在“华夷之辨”与“借倭复统”的矛盾中纠结。这也体现在他的日记纪年中，如1936年农历正月初一的纪年“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党国九年，后清宣和三年宣统帝都关东长春，党国政府都金陵”，[20]刘氏以伪满洲国为“后清”，已然认为伪满洲国为偏安政权，而且纪年格式先提中华民国，说明刘氏开始不得不承认中华民国为中国正统，虽然这种认可包含有很大的不情愿。

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使得年已耄耋的刘大鹏被迫卷入了一场关乎中华民族存亡的大战中。刘大鹏以一个被时代抛弃的遗老身份，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争。在一个保守绅士眼中的乡村抗战生存场景，有民众的苦难，有日军的蹂躏，有伪政权的跋扈，有土匪的横行，还有一个保守绅士对苦难的解释，对民众昏聩的斥责，在无助下的求神问卦，还有谣言、征兆，还有为生存所做的在“君子”和“乡愿”之间的挣扎。

二 1937～1941年《退想斋日记》所记载的赤桥村抗战生活

刘大鹏乡居村落赤桥村位于太原县城以南数里，紧靠省会名胜晋祠。从赤桥村到省会太原大概50里路，从太原出发向西南，有一条通往临汾的官道，[21]通过太原县城、赤桥村和晋祠。从赤桥村到周围数县，如交城、徐沟、清源、太谷、祁县，都没有多远距离。如刘大鹏祖传万义生木店，就在太谷县。赤桥村西边即为山区，所谓“西山九峪”，日军侵占太原后，赤桥村及周围村落民众多往西山避寇。刘大鹏乡居院落紧靠太原往临汾的官道，所以抗战时期一切行为，包括日军到来之前的难民潮、溃兵，还有日军军事行动，刘大鹏都能知晓。

抗战时期，赤桥村有180余户人家，[22]外来造草纸的工人更多，这些客籍最多的是“山西五台人和河南省怀庆府河内县人”。[23]赤桥村人刘姓最多，分为三族，即北刘、南刘和中刘。[24]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时，刘大鹏已经是一个年过八十的老人。刘大鹏一共育有五子两女。日军入侵，刘大鹏几乎被日军飞机炸死，所以刘氏给自己取别号曰“再生”。刘氏年过耄耋而常年持耒劳作，就是他家庭困窘的表现。每过严冬，因为家穷不能购买煤炭，刘大鹏则每日在田野中捡柴火，自嘲为“樵夫”。日记中也常有无米下锅而向邻居和亲戚借米的记录。刘大鹏晚年最大的收入则是其父留下的太谷县的万义生木店的赢利，1942年2月木店余利有340元之多。[25]

赤桥村村民职业，“作草纸者十分之七八，务农之家十分之二三”。[26]赤桥村部分土地，可以被晋水灌溉。村内胜景有兰若寺、兴化洞、风洞，都有固定的祭祀节日。赤桥村地近太原县的商业和风景重镇晋祠，因而各种集会、社火和祭祀活动非常多。

下文将1937～1941年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所记载的赤桥村民众战时生活，分条缕述。

1.抗战初期刘大鹏个人及家庭的逃难生活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乡居的刘大鹏对此茫然无知，他还评价当时“大局尚平安无乱，只是经济困难。公家常向百姓要钱，晋人莫不盼其（阎锡山）身死”。[27]到7月13日，刘大鹏才在报章中得知“有日寇围攻北平京城，又在卢沟桥与官兵激战”。[28]自此，赤桥村一带开始紧张，先是出现由省城逃出的逃难人群，最早在7月19日的日记中有记载：“里西汽车自省出来源源不断。”[29]之后难民连绵不断地涌来。8月17日，日军飞机三架飞临省城太原抛掷炸弹，省城人莫不惊慌。[30]9月13日大同沦陷，山西全省震动。从太原省城涌出的难民连续不断：“汽车路上自省逃出的男女向南而行，接踵不断，且有搂抱幼童之妇女徒步南行，其单身徒步之妇亦多。”[31]逃难人群之多，致使拉人的东洋车脚价比平时高了数十倍。[32]

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源源不断的军队开始驻扎晋祠附近，政府征用民工到南堰镇、阳曲县、郑村、黄陵村等处挑挖战壕。[33]同时，日军飞机在太原附近“放机关枪，恐吓人民，令众颤栗”。紧接着，溃兵涌入晋祠赤桥等村。附近村落民众为避乱兵、日军，开始相继往西山避难。留下的看门的，都把门户全部封闭，以防溃兵进入。11月6日，刘大鹏开始安排家人逃难：“凌晨三男唤众收拾一切，俾其妻及四媳奉其继母入明仙峪避难。孙媳子昨朝被其父招去入其朱环村避之。四孙吉忠随其嫂入柳峪，长孙亦于昨日引导四男之两女先入明仙峪，到瓦窑村赁屋而居，为阖家避难之所。”[34]家中只剩下刘大鹏和疯癫的二子刘瑄。到11月8日，三天之内，刘大鹏家被三次骚扰，另外还有三次骚扰未遂。

11月8日下午，日军开始进村，“有枪炮声自东北来，一入吾村放了几声，即往晋祠。系敌军开路，恐村有官军埋伏以邀击”。[35]11月10日，太原县城升起日军旗帜，赤桥村无溃兵乱窜，街上开始有人行走，互相问答。躲避在山里的开始派人下山，探访家中是否受害。[36]之后，随着天气的寒冷和乡村秩序的相对安定，另外还担心日军入山“清剿红军”躲避在山中的民众开始逐渐返回村子。到1937年12月2日，在明仙峪躲避日军的刘大鹏家人都返回赤桥村。[37]

2.日军对乡村的侵扰和破坏

日军在11月8日进入赤桥村，第二天上午“号声大作”，邻居告诉刘大鹏这是日军坦克车由村西公路向南进击国军，“见兵立毙，幸不杀民，明仙峪汽车桥上坐一妇女未曾杀害”，刘氏对日军一开始还抱有幻想。但很快，日军的野蛮本性就表现出来。11月19日，又有日军住宿村中，“在各家民宅烧火做饭，村人支应一切”，“日军将各家木器作火柴造饭，吾之桌椅板凳几尽，村庄被牵去毛驴两头”，刘大鹏狠狠地骂道：“日军不啻贼也！”[38]之后日军对于乡村的骚扰不断，如向南城角村要猪数十头，向小站营要藕根数百斤等等。这些记载不绝于书。而且刘大鹏本人很快就受到了野蛮日军的骚扰。1938年3月14日，20余日军闯入刘大鹏家中，毁坏物件，翻箱倒柜搜索财物，刘氏感叹：“（日军）概无纪律，兵等贼匪，开战必死于枪炮者。”[39]当天晚上，刘大鹏为村公所厨房担水，一日军不许，将年过八十的刘氏推倒在地。幸亏有另外一兵“发慈悲之心用手扶起，受日军之害多，兵即贼也”。1940年9月6日，日军在柳子峪窑头村，掠夺晋丰公司煤场的财物，强行取走煤油两桶，汽灯一盏，将大洋票、纸币剪碎。并把账房先生绑票，最后用款才赎回去。[40]同年12月10日，驻晋祠日军向晋丰公司要一万大洋为饷，驻清源的日军则向晋丰公司勒饷三千大洋。[41]

日军兽性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强奸。1938年3月27日记载：“传日军奸淫牛家口村牛禄之三女。牛禄被打死。”3月28日记载：“人言日军肆行，前三日在西邵城村轮奸幼女两名。日军一见妇女即行轮奸，人亦无可奈何。不止三处五处，恶亦甚矣！”[42]1938年4月8日记载：“晋祠南堡数十名日军不守纪律，每日肆行入民宅调戏妇女，掠夺财物，伤人命。今天又枪击平民。镇公所报告日军队长，以受伤之人身穿灰色衣服为借口，遂不追究。”[43]

以上只是日军的骚扰，更严重的是日军对乡村社会的破坏和对村民的屠杀。

如1937年12月15日记载：“围剿红军，未闻剿一红军而三峪之山村均被焚”，“日军围剿红军，把口儿村房屋，放火延烧，莫管有人与否。到窑头村烧房屋几尽，又烧数个山村……予闻是言痛彻于心。”第二日，继续围剿红军，风峪山村多被放火焚烧，八村烧了六村，枪决死人不知多少。[44]1938年8月2日记载，日军焚毁孙家寨之庙，死伤四五十人。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日军也经常滥杀无辜。1940年4月12日，日军汽车无故碾死一赶驴驮煤之瓦窑堡村20余岁青年，刘大鹏骂道：“观日军残杀华民，谓为贼寇，谁曰不宜！”[45]到1942年日军为防止八路军袭击，在西山各山口修建炮楼，“将山中人民催逼下山，将山中之财物（掠夺），又焚房舍。山人多下山来避日军之捣乱，明仙峪人迁移居我赤桥村者纷纷”。[46]

3.日伪政权的建立以及对民众的剥削

1937年11月8日太原陷落，当时太原县“大小官吏全行逃遁，不知到于何处！”[47]当时乡村处于无政府状态，刘大鹏的朋友薛乐善以为日军以“安民为要”，与正避在晋祠的管狱员商量，准备迎降日本，并要刘大鹏“拟一迎降表文”，刘大鹏满口应承。这是刘大鹏等地方绅士准备善后的初步举措。11月13日，刘大鹏携张宝三、王景元“进县查看城人情形，组织一临时地方维持会议”。[48]县城关帝庙已经有县城绅士10名，开会谈论善后问题。当天没有决议——斯时县政府人员全部逃匿，日军也没有组织政府，城中秩序由四街长暂时维持。到11月下旬二三百名日军入太原县驻扎，县人供给饮食，县城成立临时维持联合会，“在城人民入会者多”，并召集阖县各村村长到县开会。[49]这应该是最早的太原县伪政府。而山西省和太原县的伪政府的建立，则在1937年的12月了。[50]

1938年元旦，太原县文庙举行伪政府成立大会，新县长为武元恭。[51]晋祠镇设立伪镇长，镇长为孙恕。[52]为增强对民众的控制，1939年2月2日，伪政府在晋祠设立第四区区长。为防备八路军偷袭，晋南南堡驻有百十来名日军，并成立所谓“宣抚班”，[53]驻在“各商号以及家户，共7处”。[54]

日伪政权的建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抢夺民众财富，实现日军“以战养战”的目的。太原县维持会建立之初，刘大鹏就担心日伪组织“对地方非徒无益而且有害”，结果很快就言中。在1938年春节，刘大鹏就对新县长充满了失望：“县长未越半月即出征收税务之布告，县民见此布告莫不怨恨武元恭。”[55]

当时民众的负担，一是劳役，为日军修筑公路或者炮楼；二是繁重的赋税和摊派；三是管制经济。

1938年6月5日《退想斋日记》记载：“村公所起夫修筑汽路，各村各修各界。”[56]6月29日：“日军令起夫修路，本村起夫前后300名。”[57]1939年3月19日，村里鸣锣改赤桥村村中街道为马路。[58]1940年6月8日，日军在小店召集各村长开会，系在小店镇汾河上建立汽车桥，令各村出民夫和木料。[59]为入山“围剿”八路军，日军还经常强迫村中劳动力充当差役，给日军扛各种军用物资。随着晋祠日军和山中八路军形成对峙，从1940年起，晋祠镇附近村落村民的主要劳役就是修建炮台。刘氏日记中有关日伪拉夫劳役的记录甚多，以晋祠镇为例：“晋祠镇堡自大乱以来，日本设立宣抚班及部队，平时修葺房屋均为民产。凡动工均向各村要夫前往做工，每日三五十名，八九十名不等。南堡院宇占了大半，中堡尚少，北堡未占。于今五年，无一日不动工，即无一日不起夫。竟向各村轮流摊派支应夫卯之饭费。……人人皆畏日军之威，如狼似虎，莫敢一撄其锋。各村人民无一户不受日军之骚扰，甚至向各村摊派，谁敢违抗！”[60]

赋税是日伪政权掠夺民众财富的另外一种手段。为顺利搜刮民财，村公所经常鸣锣示众赶紧缴纳，过期则加重处罚。[61]1939年4月3日，太原县政府贴出公告征收钱粮，每一两征收3元大洋。[62]到1942年，每两钱粮征收增加为7元8角。[63]1940年8月13日，村公所给各户送来派单，刘大鹏一家负担，计有庆祝会花费、保卫团费、高等科费、祭瘟疫费、修汾河桥木料建筑费，共合大洋1元4角。限两日内送到。

日伪掠夺财富的另一个手段就是统制经济。刘氏日记中最早出现的统制经济机构是稻米合作社，1940年9月17日，刘大鹏在日记中写道：“刈稻之家均受窘困，由合作社要把稻米入社购买，不准农家自主。”[64]1941年秋季太原市场米价为一小斗7元，合作社只给农家3元。[65]另外，日伪控制下的三晋公司在晋祠开设分处，将赤桥村、纸坊村制作的草纸由其统制购买，村民不得自由买卖。[66]1941年9月23日，日军统制一切食物。同年的11月14日，刘氏日记又记载，西山成立煤炭组合社，一切煤窑均不能自由开采。请一日本人为组合社顾问，每月月薪600大洋。[67]

4.各种日伪协会和奴化教育

在日伪政权建立的同时，各种日伪扶持下的协会和组织纷纷成立，以便麻痹和奴化人民。

1938年5月13日，伪太原县署邀请刘大鹏做顾问，参加是日下午两点在太原县文庙举行的男女青年会成立仪式，“抽暇互讨中日文学之精奥”。[68]1938年12月11日，太原县伪政府召开反共救国敬老会，邀请刘大鹏参加。刘大鹏获得寿衣衣料一件，最后到文庙明伦堂聚餐。[69]1940年4月26日，晋祠日军也举行敬老会，赏给每一位老人纸烟四枚，给敬老会条。为奴化妇女，晋祠还多次召开妇女会，1940年初，就有三次妇女会召开。[70]

日军之奴化教育之另一重点对象就是学校的学生。1938年6月19日，日本人在晋祠召开运动会，召集各村学生表演体操，由在场的日本人经办。[71]1938年7月15日，伪太原县署召集各村小学教员到县训练一周，训练员为日人，以日文为主，中文次之。报名费3元。显然这是日伪对小学教师进行的奴化教育训练。[72]据刘氏记载，这种训练多次进行。日军还在小学生中间建立少年团，以腐蚀儿童，[73]并选15～25岁青年到晋祠训练，组织青年团，以便对抗八路军。1940年初，刘大鹏目睹在晋祠训练的青年有百名之多。[74]

另外日军还不时召开拥护大会、庆祝大会，以奴化民众。1938年8月24日，驻扎在晋祠的日军召开反蒋反战拥护促进大会，召集邻近各村民众以及小学男女学生四五百人。[75]同年10月30日，晋祠日军召开庆祝占领汉口大会，到会者学生为多，男丁为少。[76]每年7月7日，日军都要举行卢沟桥事变纪念会，要求各村社火到晋祠去闹红火。[77]1939年10月30日，日军在晋祠为战死在太谷的日军举行纪念会，各村小学生到场参加。[78]

为收买人心，日军还不时搞一些慈善事业。如1939年6月，晋祠一带痢疾流行，27日20余名日军在赤桥村观音堂为患痢疾者治疗，免费给医药，并给每户一斤机器面。[79]1941年5月21日，日军在晋祠设立防疫会，到晋祠高小为校长、教员、小学生打防疫针。[80]

抗战期间，在民间社会中，一贯道大肆发展。1940年一贯道头目张光璧被日伪政权聘任为“外交部”顾问，由此在日伪庇护下更加肆无忌惮。[81]1937年12月13日，有阳曲县关姓者劝刘大鹏加入一贯道，刘大鹏以“守孔门之道，攻乎异端”为由拒绝。1941年6月1日，刘大鹏老友郝景星家开一贯道会，刘大鹏妻子史竹楼偕邻居妇女参加。[82]

三 一个保守绅士的乱世生存逻辑

当抗战爆发时，刘大鹏已经年过八十，科举时代训练出来的传统思想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世间的战乱使得刘大鹏内心悲苦异常，儒家“修齐治平”的责任感和对现实的无力，使他精神高度紧张。他数次通过梦来缓释自己的情绪，有两次梦到自己参加会试，第二次竟然梦到他中了第四名传胪。[83]还曾梦到自己组织一个团体，帮助人民解决善后工作。[84]他用伦理纲常的紊乱来解释当下的困境；在对现实软弱无力时，他通过望气、征兆和占卜，还有乡间的灵异事件和谣言来安慰自己；刘大鹏一直强调自己的“良心”未泯，品德高洁，然而面对现实，他曾多次妥协；他一直以地方绅士的身份认同自我，希望能做一些“兴利除弊”之事，而且他也经常这么做，但随着乡村政治的逐渐官僚化，刘大鹏的努力往往无疾而终。

1.用伦理纲常的紊乱来解释抗战与纷乱

儒家的历史观是“法先王”，容易向后看，得出“今不如昔”的感叹。整部《退想斋日记》都充满了这种悲情的格调。刘大鹏觉得晚清光景，按照他父亲的说法，不如道、咸时期；民国又次于晚清；到了抗战时期，那更不及民国初年了。而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终极原因就是“蔑视纲常伦理”。如他在1937年12月11日的日记中说：

自民国以来伦理纲常全行破坏，孝弟忠信，学校不讲，礼义廉耻，竟皆打倒。平等自由毫无秩序，男女混杂，父母无恩。[85]

这是刘大鹏对于战乱发生的经典表述，在日记中不止一次出现。如1940年所记：“民众受二军之苛虐，其无故欤？盖由民国二十六年秋冬受过一大兵燹祸患，仍皆昧昧昏昏不自觉罪孽深重，依然不孝不弟，不忠不信，无理无义，寡鲜廉耻，竟在黑海暗海中过活，迷魂阵里治生。”刘大鹏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八字真言，民国是个“忘八”的社会，要想救世，必须从八字真言做起。

更令人感到残酷的是，刘大鹏对于在战乱中不幸死亡者的看法：

晋省大乱为日颇久，人民死伤已经不少，大约皆是破坏伦理纲常之徒，肆意妄为而无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者也。若夫本心克正，贤良方正，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之君子，天必佑之。[86]

儒家的这种“反求诸己”的认识论，固然对于个人修养大有益处，但苛求别人则显残酷，用于救世，则为迂腐。晚年的刘大鹏年老多病，如1940年9月，刘浑身瘙痒，往晋祠求狐仙给药。但当天晚上瘙痒大发，为染病以来最厉害的一次。刘以为是大仙神术扫除此病的副作用，或者是疾病加重，他反思疾病加重的原因是“因为未曾做一件善事，罪恶浩大乎？”

2.望气、征兆、占卜和灵异事件、民间谣言——弱者对于强权的无力反抗

记日记是理学家进行自我反省的重要途径。《退想斋日记》的前数年，基本上是刘大鹏躬身反思、反求诸己的理学语录杂烩。阎锡山总结日记的题材时，说日记有纪理有纪事，阎氏以自己日记纪理而自诩。但随着刘氏对于世事的失望，《退想斋日记》中纪事的成分便多了起来。但理学的味道，还不时地在日常生活中酝酿发酵。

刘氏是一个学识并不深的乡村理学家，他的知识非常庞杂甚至可疑。虽然他自诩自己坚守孔孟之道，而且“攻乎异端”，但他和天龙山寺庙的住持是好朋友，天龙山举行佛教仪式，他要赶过去参加。而这些都是佛教的东西，作为理学家的刘大鹏并不排斥。

“望气”几乎是刘大鹏每天的“功课”。只要身体允许，刘大鹏每天“昧爽”即起，登高望气，[87]而天气的好坏则直接影响到他的情绪。如1937年4月12日刘氏日记：

风号不一，通宵达旦，令人不安。今朝风仍大号，下了几点雨，霾雾纷纭尚是黑暗世界。高瞻远望，令人闷闷不乐，致生忧世忧民之念，徒唤奈何！[88]

但当天朗气清时，哪怕是世事再艰难，刘大鹏的情绪也会非常高涨。如1940年2月9日刘氏日记：

崇朝天清气朗，余对光辉耿耿存心，殊觉兴会淋漓，有眼空四大，念□千秋之态度。浑忘自己为忘国奴已数年矣。[89]

除天气外，刘大鹏非常注意节气和时令的关系。在他看来，春暖、夏溽、秋凉、冬寒是正常气候，如果出现意外，则以《礼记·月令篇》为依据，进行猜测。如他在1937年4月12日的日记中记道，《礼记·月令篇》云：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病，时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则天多沉阴，淫雨早降，兵革并起。写此日记时，太原地区阴雨连绵，甚至有降雪，刘氏以为这是“季春行冬令”，要发生叛乱，大为惊恐。

刘氏的“望气”和通过气候占卜，很不符合宋明以来理学家的修养和习惯。这些“妖妄”的东西更像两汉儒家的“谶纬”观念。他似乎非常执着于“天人感应”之类的今文经学的东西，他读过《公羊春秋》，1882年曾在太原府崇修书院读过书，当时山西闻喜的今文经学大师杨深秀曾做过他的老师，这估计是刘大鹏望气和占卜的思想渊源。但今文经学的“变通”思想，刘氏没有学到；他一生都诋毁康梁和他的老师杨深秀开创的维新事业，刘氏学到的只是今文经学的糟粕。刘氏的“谶纬”观念，使他深信征兆之说。

当个体面对战乱时，往往软弱无力。传统文人于此时只好借助扶乩、占卜来缓解心中的紧张和无奈。《退想斋日记》数次记载刘大鹏的占卜活动。1937年11月，局势日益紧张，刘大鹏入县城找县长未果，到老友陈寅庵家中，“占卦问吾县日军扰乱否？”得山天大畜卦，批曰：“世持鬼爻安静，心上忧愁。但鬼之原神入墓，鬼不得生我处。定无损害。”但11月8日，日军即攻陷太原。刘大鹏在1939年1月9日读到1939年元旦的《新民报》，上载有汪精卫与日本和谈的消息。[90]刘大为兴奋，以为只要和谈成功，日军就可撤军。于是在1月12日，刘氏到晋祠朝阳洞吕祖前拈香抽签，“问两国和谈与否？予意盼和谈甚切，欲救两国之性命”。占得“坎为火”卦，“光明美丽之象也”。[91]

刘氏非常热衷占卜，尤其对吕祖庙擎签非常虔诚。在他的日记中还保留着几张吕祖卦签。从效果上看，刘氏的占卜多归于无效。但可能占卜本身就是一种心理安慰，弱势群体面对暴政，也只能如此自我安慰了。

在《退想斋日记》中还有很多灵异事件和谣言值得注意。如1941年11月2日刘氏日记记载，新民会会长在旧县署中被神鬼播弄，将日人“头栽于地足上顶天，昏迷不醒。又听人说，警备队先占西街隆恩寺，开正殿取足踏小车，见殿中卧一大蛇，长有三丈，粗有水桶。该队拜跪祷祝，蛇忽不见。于是警备队移出城，占晋祠晋恒造纸厂。”[92]

现实的日军蹂躏，民众无可奈何，灵异事件中的鬼神捉弄日军，符合一般群众的心理。

另外日记中还有很多谣言。如1938年4月，有童谣曰：“日军及早赶快走，尚有娘子关一口；若仍在晋乱横行，决定死在红军手。”当时日军在中国奸淫掳掠，民众痛恨至极，有此童谣之流传。灵异事件和谣言之所以能够传播，是因为一般都符合民众彼时的心理需求。面对残暴的日军，民众只能逆来顺受，他们只有寄希望于鬼神和童谣，希望日军早日失败，自己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3.在“君子”和“乡愿”之间

刘大鹏一直以“君子”自期，在日记中，刘大鹏一直说自己内心尚存一颗“良心”未泯，以此可以上质苍天，下对父母。但面对残酷的现实，刘大鹏为生存往往只能做“乡愿”，以图苟且偷生。

以君子自期的刘大鹏，痛恨汉奸，但自己的很多行为几乎踩在汉奸的红线上。如日军攻陷太原不久，刘大鹏就往县城参加维持会议，虽然没有成功。1939年元旦，日伪太原县署成立，刘大鹏赴县城参加庆祝仪式。[93]1938年元月初二日，日伪政府聘请刘大鹏做自治委员会县民代表，刘亦答应。对日军恨之入骨，但参加了日军组织的“反共救国敬老大会”，并津津乐道他获得的奖品。刘大鹏对日伪太原县知事武元恭非常不满意，但当武元恭六十寿诞时，虽然刘“大费踌躇，不愿为之”，但还是写了祝寿词，还参加了寿宴。[94]对日伪政府公务员的腐败深恶痛绝，但又让自己的四子参加伪省署的“训练佐治班”，[95]后来其四子在文水县署和太原县署为日伪政府工作。对村公所的贪污行为一直不屑，但有机会到村公所揩油时，刘也不推辞。在1938年7月18日的日记中，刘大鹏承认自己是“乡愿”。

1940年刘大鹏家乡流行瘟疫，6月27日村公所祭祀瘟神，并请刘大鹏与祭。刘大鹏在日记中写道：“村公所祭祀瘟神，延僧诵经，雇乐工鼓吹，一切费用皆公款。村人请予与祭，早午到村公所用餐。村中之吃庙贼亦是村中之蠹也。老而不死为贼，岂虚语哉！”[96]刘大鹏以蠹虫和贼自责，一方面是儒家所谓的“天良”未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的两难处境。

刘大鹏一直蔑视名利之徒，但清夜自问，还是跳不出名利圈，他自道：“予今年八十有四，虽系再生于世，率不能摆脱名利两端。夙与夜仍在争名夺利中过活，愚昧孰甚焉！”[97]

刘大鹏曾著《晋祠志》，对晋祠文物最为熟稔。所以经常有日伪官员来赤桥村询问，刘大鹏一般都积极给予帮助，在日记中不下数处有类似的记载。但1940年4月13日，有日人来访晋祠古迹，刘大鹏躲避日人，“家人答予不在家”，显得颇有气节。[98]但另外一件事情就令人啼笑皆非了，1940年8月14日刘大鹏与晋祠区公所伪区长发生争执。之前伪区长要求刘大鹏带《晋祠志》见他，刘大鹏以病推托。8月14日中午，伪区长派区警请刘大鹏带《晋祠志》去见他。刘大鹏无奈，但在区公所等了两个小时才得见面，刘认为是屈辱，居然以日军都对他恭谦来自抬身价。最后，伪区长亲自将刘大鹏扶上驴车，这才作罢。之后山西省日伪政府两次祭祀赤桥村附近的风洞，刘大鹏都积极参与。

4.逐渐褪色的乡村绅士角色

刘大鹏是中国乡村社会的维护者，是民众拥戴的“绅士”。在《退想斋日记》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乡村社会对刘大鹏的尊重，譬如乡村红白喜事、附近寺庙道观法事、村落祭祀社火，都离不开他的参与。而深受儒家理学熏陶的刘大鹏也以“兴利除弊”、“救万民于水火”自诩。他以他的乡村利益为重，只要是有害于乡村的事情，刘大鹏都要呼吁发声。但自阎锡山的村政建设之后，国家政权逐渐渗透进了乡村，村公所的建立进一步挤压了绅士的权威空间。村公所是村落执行村务的行政机关，是山西省政令得以在乡村贯彻的保证。阎锡山非常重视这一机构，他说：“村公所不健全，村本政治等于空谈。”[99]刘大鹏讨厌阎锡山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1937年初，山西省准备在生产草纸的赤桥村和纸坊村之间建立新华、晋恒机器造纸厂。刘大鹏以为如果造纸厂建立，则肯定要影响到两村的手工造纸业。[100]于是到纸坊村联络众人，共谋抵抗之策。刘大鹏甚至将控告信寄往南京国民政府，被国民政府又转给山西省政府，当时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专门给刘的上控信以批示，[101]但最终未能阻拦造纸厂之建设。

日伪政府成立后，刘大鹏以绅士之身份，还是可以自由出入县署，谒见县知事。1938年4月22日，刘大鹏入县城谒见县知事武元恭，建议“释放关押罪轻之犯，以‘罪疑为轻，功疑为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古训言之”。结果“县长不以予为重”。[102]之后刘大鹏感叹“近年来风靡俗坏，鄙弃老成”。1938年6月12日，刘大鹏赴县署参加绅士会议，绅士到会者十五六人。县公费不足，“众议不准向民筹款，由商会暂借1500大洋救急”。[103]绅士代表民众利益，为当权者不喜。1941年5月13日，太原县新任崔知事召集绅士会议，“可称绅士者无几”。会议讨论修建塌毁的县署，刘大鹏以当下世局民贫财拙，制止之。“众皆不听，只是建议修建费向民筹款，大拂予意。”[104]

在阎锡山时代，刘大鹏就以绅士身份参加太原县的“古物保存会”，参与保护天龙山石窟、编撰县志等工作。1941年5月11日，太原县日伪县署成立“古物保存会”，以刘大鹏为会长。[105]这个组织有新民会次长、县公署顾问两个日本人为会员，每月给刘大鹏车费5元。刘大鹏推辞不受。通过古物保存会，刘大鹏主持修复了县城孔庙大成殿，印县志书；[106]要求县政府保护风洞，并参与风洞祭祀。另外最大的举措，就如上文所提，保护晋祠的古树和文物避免被日军破坏。

四 结语

刘大鹏生活在一个“礼乐崩毁”的时代，他的理学修养和世界观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他诅咒民国的政治，尤其是阎锡山的政治。因为阎锡山的“村本政治”严重压榨其在乡村作为绅士的生存空间。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将刘大鹏推向另外一种困境：一个保守绅士如何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民族灾难，而这个灾难的制造者一直是他复辟前朝的希望所在。刘大鹏身后留下的《退想斋日记》为我们观察刘大鹏的抗战生存和当时的乡村实景，提供了最丰厚和真实的资料。在日军蹂躏之下，民众生活困苦；刘大鹏用他泛伦理的认识论来解释战乱和周边的一切；在无能为力时，他通过占卜、望气、灵异事件和童谣来纾解内心的紧张；为生存，他游移在“君子”和“乡愿”之间；儒家的“修齐治平”思想让他成为乡村社会的代表，作为绅士的他一直想兴利除弊，但近代以来，国家政权日益深入乡村，刘大鹏处处碰壁。尤其在日占区，作为“亡国奴”的刘氏更得小心翼翼地生存，他能够做的的确非常有限。

在阅读资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退想斋日记》有数处批语，以1938年二月初二、初四和初六为例，批语在日记的空白处。分别是：（1）“此老不仅是地主，还兼商业买卖。”（2）“傅作义部队远在黄河边，此地主之幻想也。”（3）“有何民族观念。”还有一处批语，直指刘大鹏为汉奸。这些批语皆为繁体字，当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历次政治审查的批语。按此批语，刘大鹏阶级身份为地主，《退想斋日记》中他雇用工人的证据很多。但刘大鹏以80多岁高龄，持锄荷担，亲自劳作，一方面是他家的子孙多在外边做教员，另一方面是因为刘氏家庭经济的困顿。日记中多处记载刘家借米，亦是刘氏经济状况的体现。刘大鹏地主身份与他的经济状况不相符合。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刘大鹏是否为汉奸？刘确实准备参与组织临时维持会，但没有成功。之后刘大鹏参与的组织，多属社会性质，通过古物保存会，刘氏还做了不少好事。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后人似乎应该对先人存一些理解和敬意，就是陈寅恪所言的“同情之理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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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2]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3] 吴楠：《女性与抗战：试论大后方话剧中的女性生存》，《艺术广角》2009年第5期。

[4] 郑立柱：《华北抗日根据地抗属的生存状况与地方政府应对》，《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2期。

[5] 刘顺文：《西南联大文人群生活文化之研究》，台湾政治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6] Henrietta Harrison，Newspaper and Nationalism in Rural CHINA 1890-1929，Past and Present ，Feb，2002；沈艾娣：《梦醒子：一位华北村庄士绅的平生，1857～1942》，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7] 刘大鹏抗战生活见沈艾娣所著《梦醒子》一书之“尾声”。但沈著刘大鹏的抗战生活细节与《退想斋日记》多有不太相符处，笔者以为当是沈艾娣之中文水平与日记手稿之模糊所致。更关键的是，沈著将刘大鹏抗战时期跋前踬后的矛盾行为解读为亡国奴的“妥协”（见沈著第135页）——缺乏对一个保守绅士的学术思想的解读——似属皮相之见。

[8] 郝平：《〈退想斋日记〉所见抗战时期的民众生活——以太原为中心》，《史林》2005年第4期。

[9] 《退想斋日记》手稿胶片现存山西省图书馆。《退想斋日记》从1891年开始记载，一直持续到1942年8月25日即刘氏去世前5日，共计51年时间，毅力不可谓不强，颇见刘氏理学之修省功夫。早年受过严格科举训练的刘大鹏，能写一手比较漂亮的“馆阁体”小楷。但在抗战期间所写日记，笔迹潦草，模糊之处甚多，这可能和刘大鹏的身体逐渐衰弱有很大关系。

[10]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4年八月廿四日。

[11]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5年七月初三日。

[12]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5年三月廿八日。

[13]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年一月一日。

[14] 与刘大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身为清末权贵的那桐。在《那桐日记》中绝少见《退想斋日记》中的那些悲观情绪，如对胜朝的依恋，对于民国的愤懑与诅咒。1912年为中国民国元年，那桐日记书曰“新正月”，并在初一日记载“此后遵照临时大总统通告，改书阳历”（《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第709页）。身为权贵的那桐竟然对胜朝的感情远逊乡下村儒刘大鹏，殊可惊骇。究其原因还得推之于传统理学之濡染，虽然那桐亦是举人出身，但满人之功名获得容易，更谈不到理学之修养了。

[15]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6年五月十六日。

[16]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6年五月十九日。

[17]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1年二月十八日。

[18] “蛮夷猾夏”出自《尚书·舜典》，中国传统士大夫以“蛮夷猾夏”为耻。如曾国藩在“致诸弟”信中说：“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人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此君子之所忧也。”《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卷二，页三。

[19]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3年二月初一日。

[20] 此时伪满溥仪的年号为“康德”，刘大鹏误为“宣和”，推想应是东北与山西悬远，信息不畅所致。

[21] 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晋商史料全览·太原卷》，山西人民出版社，第331页。

[22]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8年十二月三十日。

[23] 怀庆府府治为河内县，为清代河南地方区划。民国2年废府存县，并改河内县为沁阳县。刘大鹏或者不知道民国初年的这次区划变化，或者不认可民国的行政区划。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9年六月初五日。

[24]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31年正月十三日。

[25]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31年正月廿十日。

[26]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31年七月初九日。

[27]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6年六月初一日。

[28]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6年六月初六日。

[29]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6年六月十二日。

[30]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6年七月十四日。

[31]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6年八月十七日。

[32]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6年八月廿九日。

[33]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6年九月初二、初七、廿一日。

[34]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6年十月初四日。

[35]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6年十月初六日。

[36]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6年十月初八日。

[37]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6年十月三十日。

[38]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6年十月十七日。

[39]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7年二月十三日。

[40]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9年八月初十日。

[41]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9年十一月十二日。

[42]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7年二月廿七日。

[43]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7年三月初八日。

[44]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6年十一月十五日。

[45]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9年三月初五日。

[46]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31年三月初一日。

[47]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6年十月初七日。

[48]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6年十月十一日。

[49]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6年十一月初一日。

[50] 刘泽民等主编《山西通史大事编年》（下），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第1586页。

[51]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6年十一月三十日。

[52]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7年二月二十日。

[53] 所谓宣抚班，就是日军的特务进行奴化教育的机构。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室：《山西文史资料》第56辑，第4页。

[54]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6年十二月初一日。

[55]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7年元月初一日。

[56]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7年五月初八。

[57]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7年六月初二。

[58]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8年元月二十九日。

[59]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9年五月初三日。

[60]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30年三月二十八日。

[61]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7年六月初六日。

[62]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7年二月十四日。

[63]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31年七月初一日。

[64]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9年八月十六日。

[65]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30年十月初十日。

[66]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30年二月二十二日。

[67]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30年九月二十六日。

[68]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7年四月十六日。

[69]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7年十月二十日。

[70]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8年十二月十三日。

[71]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7年五月廿二日。

[72]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7年六月廿五日。

[73]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8年十月三十日。

[74]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8年十二月初一日。

[75]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7年七月廿九日。

[76]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7年九月初八日。

[77]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7年七月廿九日。

[78]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8年九月初八日。

[79]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8年五月十一日。

[80]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30年四月廿六日。

[81] 山西公安厅：《山西一贯道》（内部资料），1991，第4页。

[82]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30年五月初七日。

[83]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30年七月初一日。

[84]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7年六月十二日。

[85]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6年十一月初九日。

[86]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6年十月廿四日。

[87] 刘大鹏于1942年8月30日去世，8月25日他记了最后一篇日记，当天阴雨连绵，刘氏当然不能出门。前一天即8月24日，刘氏还“登高远望”，可见望气已经深入刘氏骨髓。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31年七月十三日。

[88]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6年三月初二日。

[89]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9年元月初二日。

[90]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7年十一月十九日。

[91]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7年十一月廿二日。

[92]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30年九月十四日。

[93]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6年十一月三十日。

[94]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8年元月三十日。

[95]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8年四月廿三日。

[96]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9年五月廿二日。

[97]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9年六月十四日。

[98]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9年三月初七日。

[99] 《阎司令长官手谕》，《村本政治》半月刊，第1卷第5期，1924。

[100]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6年三月初四、初五日。

[101]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6年五月初二日。

[102]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7年三月廿二日。

[103]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27年五月十五日。

[104]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30年四月初七日。

[105]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30年四月初五日。

[106]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30年四月初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