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稿】

侍从室与国民政府的情报工作 [1]

张瑞德 [2]

提要 1933年1月，蒋介石因军事需要，成立侍从室，作为蒋的重要幕僚单位。侍从室以极为精简的人力，处理各方送呈的大量情报资料，使其成为有价值的情报，以便蒋介石及相关机构参考运用。侍从室所建立的一套情报监督管理体制及其运作方式，一直延续至战后台湾，侍从室处理情报业务的相关人员，日后也都在战后台湾安全体系中长期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侍从室的重要性，实不容忽视。

关键词 蒋介石侍从室情报

一前言

1933年1月，蒋介石因军事需要，成立侍从室，由林蔚任主任，下辖四组：第一组警卫，第二组秘书，第三组调查及纪录，第四组总务。南昌行营成立后，于行营委员长办公厅内，置有侍从高级参谋一人，侍从高级参谋室设侍从参谋、侍从秘书、侍从副官各若干人，辅理办公厅事务。1935年1月，南昌行营结束，行营移至武昌。行营内设侍从室，以贺国光为主任，下设两处五组。第一处设三个组，分掌总务、参谋及警卫；第二处设两个组，分掌秘书与研究。

抗战爆发后，侍从室为作战行动便利起见，于1939年2月成立侍二处第六组，掌管原属于侍二组的情报业务，组长初由侍二组组长于达兼任，后由唐纵出任。该组在建制上属于第二处，但是同时也受第一处主任的指导。此外，抗战后期侍从室又成立机要室，由蒋介石直接掌握，并受侍二处主任的指导，专门处理蒋的来往电报。此单位在技术上统一控制各地公私电台，在行政上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

本文拟利用海峡两岸所收藏档案及回忆录性质史料，对侍从室在情报的取得、分析与运用，对各情报机构的管理、考核与联系，以及对军政官员的监察工作等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做一全面性探讨，借以明了该神秘机构的性质。

二侍从室第六组的组成

侍六组为侍从室负责情报业务的最主要单位。1936年1月侍从室改组时，中统和军统的情报，乃是依其内容性质，分别由侍一处、侍二处两处处理，即中统局的情报系用徐恩曾的名义，直接封送给侍二处（第四组）处理，而军统局的一般情报，如对国军部队长官贪污腐化和私生活的密报，均以戴笠的名义分类列表，封送给侍一处（第二组）处理；其他涉及政治、经济方面，如抗战初期四川军系内部矛盾和活动等情报，则由戴笠先送侍二处，经陈布雷、陈方等阅后，会同侍一处（第二组）研究处理。1938年，国民政府撤退至武汉，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力行社的情报系统更为扩大。由于情报来源日趋复杂，蒋介石乃在侍从室内成立第六组，综核一切情报组织的业务。[3]

1939年1月24日，蒋介石手谕：侍从室一、二处情报，着合并整理。[4]侍从室的承办参谋唐纵于是写了一个整理情报的办法，根据蒋的意见，建议成立一组专办情报整理工作，隶属于两个主任，受两个主任的指导，下设参谋、秘书，以为辅佐。该办法2月8日获蒋批准。[5]2月21日，侍从室第二处第六组正式成立，办理情报事宜，组长由侍二处第二组组长于达兼理，事务由唐纵负责。[6]5月20日，唐纵被任命为第六组少将组长。[7]

第六组组长人选的决定，颇经过一番波折。侍一处主任贺耀组和侍二处主任陈布雷原先商议以唐纵、王芃生（时任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萧赞育（侍从室秘书）三人呈请候圈。[8]随即陈布雷又与贺耀组力保萧赞育，[9]但未获得蒋同意，而是批交侍二处第二组组长于达兼理。[10]1939年4月，西昌成立补充训练处，唐纵有意出任此项工作，其组长于达签呈蒋，新上任的侍一处主任张治中也同意，不料蒋于发出委任令后，随即又改变主意。第六组组长一缺，张治中保徐培根（时任兵工署军械司司长）、萧赞育、吴石（时任桂林行营参谋长）、滕杰四人，蒋对此四人均不满意，乃批示：“唐纵不必外调，由唐担任可也。”[11]组长人选，至此才告确定。其间曲折的过程，充分反映出此一职位的重要性。

唐纵有鉴于侍六组业务需常与外界联络，尤其是有关敌情研究的军令部第二厅，于是上任后即赴军令部拜访二厅厅长杨宣诚，[12]不久又进一步与军令部第一厅一、二两处联络，军令部同意日后凡接前方电话，均随时通知侍六组。唐纵自己也认为此种联络，在工作上收效不小。[13]在组内业务方面，唐纵以为情报的综合与审核，尚未上轨道，每日送呈蒋的情报，虽编有目录，但是仍无系统，也无条理，甚至有累积至50余件报告尚未获批的情形。唐乃设法补救整理，规定缮写员缮写报告的时限，以避免延误；情报除有时效性者外，一律定期汇编。又恐每日呈蒋核阅者过少，乃规定编制《次要情报目录表》，每日附呈，一方面可使蒋明了实际状况，另一方面也可避免各情报机构负责人员怀疑侍六组留存不报。此外，唐纵为加强侍从室各部门之间的联系，主动将党政有关情报送第四组参阅，第四组也将有关外交的情报送唐参阅，以资交换。[14]

侍六组成立之初，仅由侍二组调去参谋卢集贤一人和缮写员数人，后来增设秘书，由陈布雷派侍二处秘书王学素前往，[15]负责研究和对外各情报组织的联系。邵毓麟和王芃生均曾在该组担任过秘书，办理有关日本和韩国方面的情报工作。王芃生经常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有关战时经济的文章，也翻译一些日文的论文，不过对外均不用其侍从室的身份。邵毓麟也是个“日本通”，曾负责与当时韩国政府在华流亡组织的联络工作。战时日军行动的情报，系由侍二组处理。中共和八路军的情报，则是侍六组业务的一部分。抗战后期，蒋介石甚为重视此方面的情报，曾调张国疆（军校九期，陆大十八期）任该组参谋，专门负责这方面的工作。[16]1945年8月，侍从室的情报业务又曾做过一次调整。侍二处仅负责党政情报的审阅拟议，第六组掌理事项（由侍一、二处共管）则包括：

1.关于敌情（军事及其他）、伪组织军政状况之综合整理、研究判断（含策反工作）；

2.关于各党派、社团活动之综合研究、判断处理；

3.关于国际外事情报之综合研究、判断整理；

4.关于边疆问题，朝鲜、越南、缅甸、泰国问题之审核；

5.关于贪污不法、军队风纪事项之审核。

6.关于各情报机关之考核、联系与有关问题之处理。[17]

三情报的取得、分析与运用

情报处理的定义，各家说法不一，主要的过程包括取得、分析与运用。本节即拟探讨侍从室在情报取得、分析和运用上所扮演的角色。

（一）情报的来源

侍从室每日收到的情报资料，数量众多，以1944年为例，共收到近20000件情报，来源包括各情报机关（军委会调查统计局、中央调查统计局、技术研究室、国际问题研究所、军令部第二厅、外交部情报司）、前方部队以及各方的举报。

表1 侍从室第六组1944年情报分类统计

表1显示，1944年侍从室所收到的情报，除去业经销毁者（军统局及技术研究室所提供的检译电，经侍从室判定为无价值者）及“非情报”（各机关的人事、组织、经费及工作计划等报告），共为19256件，其中由军统局提供者最多，约占40%，其次为技术研究室和中统局，至于“其他”类（主要为各方举报的情报）也有3000余件。如依情报内容性质分类，以敌伪政治经济情报为最多（28%），国际（17%）、政治（11%）和敌伪军情类（11%）情报次之，贪污不法（8%）、奸伪（7%）和军事（7%）类情报又次之。如做综合观察，可以发现军统局的主管业务为军事、敌伪、海外、经济及防谍情报，但是所送呈的情报，却以敌伪（43%）类情报为最多，政治（11%）、奸伪（10%）、军事（8%）及贪污不法（7%）类情报次之，经济（5%）和党派（3%）类情报最少。显示军事、经济和防谍类情报虽为其主管业务，但是所呈送的情报甚少（防谍类情报仅占1%），政治和奸伪类情报虽并非其主管业务，但是所呈送的情报却颇多，反映出军统局不务本业。是否有揣摩上意投其所好的现象，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至于其他情报机关，则所呈送情报数量大致均与其主管业务相符。此外，由各方举报的“其他”类情报，以政治和贪污不法类情报为最多，军事类情报次之，国际、经济、奸伪类情报又次之，其中贪污不法类情报数量，几乎与所有情报机关呈送情报数量相当；政治类情报数量，与军统局呈送情报数量相差不远；军事类情报数量，约占军统局呈送情报数量的2/3；即使是防谍类情报，也约占军统局呈送情报数量的一半，弥补了各情报机关的不足。

以下拟就各主要情报机关呈送侍从室的情报，简略地加以介绍。

1.军统局

三民主义力行社特务处时期，外勤各单位所收集到的情报，均分类编报总处，在总处则由情报科编审整理上报。这些情报分为报甲、报乙、报丙三种：报甲的情报系报给蒋介石者，报乙的情报系报给参谋本部和有关主管机关者，报丙的情报系报给戴笠核阅者。至军统局时期，情报处所整理摘编而成的情报，则分为报甲、报乙、报丙、报丁、报戊五种。报甲、报乙、报丙三种，与特务处时期相同，新增的报丁，系送交处理机关，报戊则交由秘书室核阅存档。[18]

根据一份军统局的统计，1939年该局共摘呈各类情报13488份，摘呈机关及各类情报分布情况如表2。

表2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1939年摘呈情报分类统计

军统局所编制的情报资料，重要的有《每日情报》和《情报辑要》，次要的则有《市况周报》。《市况周报》系由军统局经济研究室编辑，内容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对过去一周物价变化的特点进行分析，第二部分则是将一周内沦陷区及大后方各大城市的重要商品价格列成统计表。物价行情系根据军统各地情报站发来的密码电报整理统计而成。此一刊物后来改版成为《全国经济行情月报》，每月仅抄整两份，一份送戴笠，另一份则送蒋介石。不过侍六组组长兼军统局帮办唐纵曾表示此一资料“报到委员长那里，一直在桌子上放着，他连翻也没有翻过”。[19]

2.中统局

中统局所编制的情报资料，主要有以下几种。

（1）《政治通报》（周刊）：中统局第二处（党派处）编辑。将每周中共在共区和大后方的重要活动，摘要以代电形式编成。分送对象，除蒋介石外，另包括少数军政领袖，如何应钦、陈立夫、吴铁城等。[20]抗战中期，此刊物改版为《各党各派要人行踪周报》，每周编送蒋一份。根据曾参与指导和编审此项情报之中统人员的回忆，此一监视情报系依蒋介石规定办理，因为蒋需要经常了解各党各派要人的言行，以便必要时可以采取反制措施；需要经常了解各党各派领袖人物的交往对象，借以扩大线索，必要时可以进行破坏。

执行监视任务的单位，包括中统局重庆实验区、军统局重庆区、宪兵司令部特高组、重庆卫戍总部稽查处、重庆市警察总局、中央宣传部等。监视的对象，以中共在重庆公开露面的人士为主，其次则为各党各派的首脑人物、社会贤达等知名人士、国民党内自由派人士、中外自由派记者、左倾文化人、自由派学者等。[21]

（2）《调查专报》（不定期）：中统局第二处编辑。将情报汇总以一个专题或事件为中心内容编写，如《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活动调查专报》、《中共整风运动调查专报》、《民主政团同盟人事调查专报》、《中共外围组织全国文艺界抗敌联合会调查专报》、《国民参政会左倾份子活动专报》等。分送对象，与上述《政治周报》相同。

（3）《党派调查周报》：中统局第二处编辑。内容多为摘录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谈话，《新华日报》、《群众日报》的社论，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的政策、法令等。此刊物封面均注明“内密，阅后焚毁”字样，每期印500份，分送对象除国民党中央委员外，另包括中统局科、处长人员做内部参考之用。[22]

（4）《敌伪经济汇报》（月刊）：中统局特种经济调查处编辑。1939年创刊，至1945年止，为油印刊物。资料主要来自该处调查员的报告，部分来自香港和上海各地报纸上具有参考价值的消息。内容包括敌伪在各地收掠粮食、棉花、桐油、矿产、食盐等物资的动态，敌伪渔业生产、工商生产、贸易、走私、财政、金融汇兑近况，敌伪铁路、公路、水运、电讯情况报道等。

（5）《敌伪经济参考资料》（周刊）：中统局特种经济调查处编辑。1940年创刊，至1944年止，为油印刊物，提供当时日、伪的经济数据。[23]

（6）《民意》（周刊）：中统局第三组编辑。1941年3月，蒋介石手令中统局注意收集民间舆论。[24]徐恩曾乃令该局进行民意调查，除了在重庆市区设立民意调查站外，另指示各省、市、路调统室派遣特工在街头巷尾、茶坊酒肆，听取民众对国事的议论，择出重要者，每周上报一次。第三组根据这些材料编成内部参考资料《民意》，每周向侍从室呈报，侍二处主任陈布雷和该处第六组组长唐纵审编后送呈蒋介石。

根据中统人员的观察，承办此项业务的单位最初尚根据汇报编辑，后来因为各省、市、路调统室不甚重视，汇报至中统局的《民意》几成应付，最后甚至从各地报纸中抄写几则新闻编成。内容大多为反映物价高涨，法币贬值，民众叫苦连天等。有时也记载一些民众对于政府官员的议论，如湖南省主席薛岳为了平抑物价，设立一个平价委员会，但是不“平”尚好，一“平”之后，物价反而更加上涨，因此湖南地方人士戏称薛岳为“薛平贵”。[25]

3.国际问题研究所

国际问题研究所除了经常向蒋介石提交各种秘密情报外，还向极少数党政要人提供几种定期与不定期的敌情汇报，包括不定期的《参考资料》和《研究报告》，以及定期的《情报摘要》和《欧战要报》（周刊）。[26]其中《研究报告》和《情报摘要》经过批准，分送美、英、法各国驻重庆使馆的武官。[27]

4.侍从室机要组

1943年，侍从室成立机要组，作为专门处理蒋介石往来电报和蒋直接指挥作战的重要通讯机构，由毛庆祥任组长。组内的秘书和译电人员，均需经过严格挑选。蒋至各地，也需由该组派出的译电人员随行。其他的任务尚包括编制并配发军委会所属各部门通用或专门的密码电本，监听并指挥各公私电台，收发和翻译国内和盟国的密码专电，破译和研究敌方电台发出的密码电文等。

此一单位与军事委员会机要室均由蒋直接掌握，侍从室主任对其只有指导之责而无指挥之权。[28]有些电报（如蒋的私人电报和秘密情报），在军委会机要室或侍从室机要组收译后，并不经由侍一和侍二两处，而直接由毛庆祥送呈蒋介石；凡是蒋发出的私人电报和秘密情报（尾上通常仅注一“机”字，或者不注字），也是交由毛庆祥直接译发。例如1945年吴鼎昌建议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为蒋所接受。蒋致毛的三封电报，均系由吴所起草，经蒋核可后径交机要组主任毛庆祥拍发，因此连侍二处主任陈布雷也不知道。[29]此类电报往往经过一段时间后，由于事件发展逐渐公开，或者与其他业务有关，才由毛庆祥处将电报底稿抄录，送给侍一、侍二两组，以便承办。[30]

（二）情报的整理、分析与处理

经过侍六组审核过的情报资料，处置的方式大约有以下几种。

1.呈阅：凡情报经审核，真确、重要而又有机密与时效等要素者，原件呈阅；如同一问题各情报机构均有报告，而其内容略有不同者，则综合整理汇编呈阅。凡有报告内容简短或性质并不重要而有进呈之必要者，编为《一周要报》。

2.径办：凡情报无重大、新颖、急要内容者，或经奉批而后续发生的事故无重大变化者，或系各主管机关业务范围内的一般情况者，则径交各机构主官参考办理。凡以奉谕方式抄交各机关参考的文件，依事件内容、性质的轻重，分别以“室函”、“处函”或“组函”行之。凡截获电文，如奉批交有关机关参考或研究者，办稿时必须酌予改变原电文语气，以免泄露情报。凡蒋介石对外埠各机关、部队长官的指示，其内容系特别机密者，一律用有线电发出；不能用有线电的地区，而需迅速通知的事项，利用无线电发出，其余一般文件则一律用代电行之。

3.存查：凡情报无呈阅、交办之必要，但有参考价值者，则分别存卷以供参考。

4.焚毁：凡属下列各类报告，经审核后即付焚毁，以免拥塞卷箱。

（1）已见诸报纸、杂志者。

（2）不真确或重复与已失时效的报告。

（3）琐细无关宏旨的报告，如技术研究室所销毁的情报，均为琐细事务方面的材料。[31]

表3 侍从室第六组1940年度情报处理比较表

表4 侍从室第六组1944年度情报处理比较表

一般来说，情报呈阅比例较高的机关，即为较优异者。侍从室对各情报机构的情报质量，也定期进行考核。

表5 侍从室第六组各机关报告处理审核表

续表

在表5所列各情报机关中，当时及事后均罕见人提及者，即为施太乃斯（Walther Stennes）。施氏原为德国纳粹党突击队（SA）指挥官，1933年因参与反抗希特勒行动失败，逃离德国。至中国后担任蒋介石警卫顾问。1938年7月，希特勒下令召回驻华军事顾问团，国府的德国顾问大多离华，只有施氏及其他极少数人因恐纳粹迫害，选择留在中国，[32]施氏曾建议国府仿效德国组织一突击队。[33]后来施氏随国府迁至重庆，除了仍担任蒋的警卫顾问外，还为国府从事情报工作，表5显示其“报告多属旅行杂记，间有敌国政治、经济之分析，但皆空泛无物”。不过近年的研究却指出他在重庆期间另秘密为德国在华情报机关工作，1940年曾提供美军在重庆防空系统的相关情报。[34]

在情报筛选的过程中，侍从室所扮演的角色极为重要，因为蒋介石看情报资料的时间有限，因此情报的数量自然也不能太多。蒋介石曾于1939年1月以工作繁重，不愿多批公事为由，要求呈阅的情报每日不得超过10条。[35]又下令侍从室成立一组，派定有判断识别力与常识，并最能守机密者二三人，将各方情报综合研究，每日将研究结果做一总判断呈阅，以10件为限，[36]也就是希望侍从室能加强情报整理的功能。1941年2月，蒋又规定每星期看公事3次，每次限15～30件，每周六则专看情报。[37]由于规定呈阅的情报数量极少，因此侍从室必须做严格的筛选。上列表3、表4显示侍从室过滤掉的情报数量高达70%～75%，技术研究室呈送的破译密电在侍从室被淘汰不用的比例，甚至高达93%～95%，一位专门分析该室情报的参谋，每日需处理的秘电，少则五六通，多则数十通。[38]陈布雷和唐纵两位主管，由于个性小心谨慎，每日也需阅读约相同数量的情报资料，[39]耗时不少。

唐纵由于长期担任侍六组的组长，在筛选情报的过程中，地位尤其重要。唐与戴笠的关系颇深，因此中统的徐恩曾和顾建中等人即曾一再抱怨唐偏袒军统局，两机构相似的情报送至侍六组，唐每先将军统局的情报摘要向蒋报告；顾建中甚至埋怨侍六组将中统局先报的情报压下去，而将后呈的军统局情报送上去，使蒋产生中统局工作表现不如军统局的印象。[40]在南昌行营时期，徐恩曾与戴笠两情报系统每日呈送给蒋介石的报告，均系由侍从秘书邓文仪整理后再呈阅，而邓与戴关系密切，又同为力行社社员，因此有利于戴笠系统的发展。[41]不过唐纵是否偏袒戴笠，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有关情报筛选与运用的流程，此处拟以珍珠港事变前的情报侦测为例，加以说明。

近代日本所使用的各种密码中，最易为外界（甚至包括本国的其他政府部门）破译者，即为外交密码。日本外交密码，最常用的为LA码，其特点为以两个英文字母代表一个假名字母，有时代表一个汉字，在极少情况下，也用来表示两个汉字以上的词或词组。此种密码通常以LA开头，故习惯上称为LA码。LA码通常用来译发公开性质的信息或是机密等级最低的情报，例如各驻在国重要报刊文章的摘要及驻在国政府、党派和舆论界的政治、军事、经济动态。1935年为温毓庆所主持的密电检译所所破译，不过日本外务省仍继续使用至抗战结束。[42]翌年，密电检译所又破译了“オイテ”密码（PA、K2）。此两种密码在日本外务省与驻中国大使馆、领事馆之间的电报中被广泛使用，约占日本外交密码的70%～80%，因此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中国所收集的日本外务省电报，约有60%～80%能被破译。卢沟桥事变后，中国自日方取得的一些有价值的情报，例如日本对解决中日问题的态度强硬，在给予中国军队毁灭性打击前不考虑和平解决的情报，以及日本对于德国驻华大使托德曼（Oskar Paul Trautmann）所推动中日调停工作的看法，在蒋介石的对日和战决定上，均扮演了一定的角色。[43]

在外务省的密码中，尚有一种更难破译的被称为“津”的密码（美国称之为J系列密码）。此种密码每4～6个月更换一次密码簿，而且每个月会更动三次转置模式，密码键则是每日变动，多用于两国间外交交涉等重要信息的传递。中国方面于1940年夏天成功地破解了“津”密码，[44]不过1940年8月日本外务省更新了“津”密码，给中国破译日本外务省系统的密电，造成很大的困难，破解能力由可以破解60%～70%降至40%～50%，此种情况持续了一年之久。[45]至珍珠港事变前，中国虽仍可破译日方的“津”密码，但情报的解读和分析则是另一个问题，兹举数例加以说明。

1941年秋，侍六组曾接到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所破译的一份日本外务省发给驻美、苏、德、意等国大使的密电，题为《当前局势和帝国国策纲要》。电文开端注明“本纲要限大使本人阅悉，要点可告知陆、海军官。注意保密。”《纲要》内容前一部分为帝国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方针，后一部分则提及为了加紧促使蒋介石政权屈服，将进占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并做好和英、美作战的准备；对苏战争暂不加入，待形势有利时再作北进的考虑。此一密电仅说明了日本有南进的意向，但是并无具体进攻的时间、地点和行动计划。[46]

珍珠港事变发生前几天，技术研究室又侦收到一封密电，系用LA事务性密码所发，为日本外务省12月3日发往香港、马尼拉一带日本使领馆的，电称：“电报密本O密、O密各留存一份，其他全部焚毁之，完毕后，立即以明电Haruna示知，又秘密及重要文件，全部焚毁之。以上系准备不测时而考虑者，仍希宁静。”[47]当时技术研究室负责密电研译的魏大铭由于知识、经验不足，误以为此密电所载内容似非机要大事，而未能体察到此乃表示战争爆发前所进行的准备工作。[48]

技术研究室虽然未能分析出此一密电的重要性，不过仍将其呈报侍从室。侍六组接获此类密电后，通常先由承办参谋（包括张令澳等人）过滤后送请该组少将副组长邵毓麟（时并兼外交部情报司司长）审阅后拟办。不料承办参谋及邵毓麟均未察觉到此一情报的重要性，因此未将此电签请送呈蒋介石或径送有关机构参考，反而仅签请留毁。[49]侍六组组长唐纵见此情报后，惊觉八一三事变前夕日本也有类似焚毁密本的行动，当下即判断日、英、美已濒临战争边缘，[50]乃签注意见：“速送外交部密告美国大使高斯，并电告我驻华盛顿武官郭德权转达美国军方。”蒋介石阅后批“可”。[51]唐纵并于当天的日记中有如下的记载：

查此种电报，“八一三”前夕，日外相亦曾致电青岛、济南、广州等地，着即焚毁密电本。今忽见此电文，其将临于日、英、美战争，可想而知也。[52]

唐纵并且于当日预测：“日本如战，必在英、美准备未完成之前，故其时间当在本月6日以后，明年以前发动。阅Haruna之电讯，则行动之期更近矣。”[53]事隔两年之后，唐纵回想此事，仍觉得侍六组同仁在工作时需“谨小慎微”，主管尤应如此。

每天的时间，实系分配不来。假如普通文卷和电文稿件可以不看，由一秘书代阅，我可以有许多时间来研究问题，但事实上无法办到。今日我在普通卷里，发现几件重要的情报，如果不经目，便不能发现的。前年敌人在准备对英、美宣战时，电令使、领馆焚毁电码本，即我于拟毁卷中找出的。我在那一个将废的情报中，判断敌人将有军事行动，后来不几日，便爆发珍珠港的事件。[54]

不料电文发出后，仅得美方回复：“美日谈判已陷入僵局，国务院已知道日本撤侨计划，美国也准备同时撤侨。”显示美国也尚未意识到日本对其突袭的意图。[55]

近年公布的蒋介石日记，使我们对于此位最高统帅在珍珠港事件前后所掌握的情报及其对这些情报所作判断，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1941年戴笠根据所获情报，判断日本可能采取南进政策，驱除盟国在南洋的势力，掠夺物资，并与德国东进相呼应，于是一面加强滇越、滇缅两部情报部署，一面以滇缅铁路为中国唯一国际路线，运输状况关系抗战前途，乃于9月自渝前往考察，了解各方情况，并报请各有关方面做必要的准备与改进。[56]但是蒋直至11月29日的日记中依然认为日本“南进攻算至多十分之三”。[57]唐纵虽然于12月5日根据日本外务省命令香港、马尼拉一带日本使领馆焚毁密码本的情报，判断日本将于6日以后次年之前发动军事行动，[58]蒋在12月7日（日本发动珍珠港事变攻击前夕）的日记也曾有日本采取关闭美洲、非洲与南洋各地领事馆及停航邮船等紧急措施的记载，但是在当天日记中仍有“美倭战争暂时或可避免，但不久必出于最后之一战”的判断。[59]

我们可以将珍珠港事变前美国情报工作及最高统帅的表现，与中国稍加比较。1941年夏天，美国来自中南半岛的情报显示，日本将向西南发动攻击。1941年10月，来自中国军事机构的情报，预测日军即将攻击苏联。10月15日罗斯福在写给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信中也认为日本将“北进”（“headed north”）。[60]至11月，有关日军部队于中南半岛集结的广泛情报，使得美国政府转而认为日本将南进。美国陆、海军于11月24、27、28日先后发布预警，预测日本将对菲律宾、泰国、马来半岛甚至婆罗洲（Borneo）发动突袭行动，但是未料到是对珍珠港。[61]至于美国的最高统帅罗斯福总统，著名的情报史家David Kahn认为只有少数证据显示罗斯福在二次大战期间曾利用过电讯情报（signal intelligence），他虽然收过一些电讯情报资料，但是没有证据显示他曾根据这些情报资料采取任何行动。[62]这显示中、美两国对于日本突袭珍珠港一事，均无情报，即使能取得情报，最高统帅是否会采信并采取行动，均是问题。

经侍从室审核过的情报资料，最重要者自然会呈蒋介石核阅，至于情报无重大、新颖、急要内容者，或经奉批而后续发生的事故无重大变化者，或系各主管机关业务范围内的一般情况者，则径交各机构主官参考办理。至于侍六组情报分送给哪些机构核办，此处拟以1940年及1944年两年度资料为例，加以说明。

表6 侍从室第六组1940年度收发文件统计

表7 侍从室第六组1944年度情报处理统计

表6、表7由于编制年代不同，分类方法也有所不同。1940年度分送各机构核办情报最多者为军政部、各省府及各战区司令长官，而1944年度分送各机构核办情报最多者，则为军令部、各战区和军统局，差异的产生或许主要是由1940年度资料中未将大量的战报资料列入统计所致。至于各机构收到这些情报后如何处理，则由于受到资料的限制，不得而知。

（三）情报的运用：以蒋介石的川局对策为例

1935年9月，蒋介石将武汉行营移渝，改称为重庆行营，以顾祝同为主任，贺国光为参谋长，主持西南四省（川、滇、黔、康）的对共军事行动。重庆行营内的第三课，即负责收集军事情报和军事静态调查，当时被称为“渝三课”，课长由戴笠兼任，副课长陈绍平实际负责，督察叶道信协助。陈绍平常驻成都，“渝三课”所辖何隆庆的“蓉组”，即附于行营成都办事处内。当时四川高级军事机关及各军、师内，均隐附有特工负责收集前线红军情况与战况变化的情报。“蓉组”接到此类情报后，乃运用复兴社关系，分别就各军事机关进行查证，然后上报“渝三课”。如遇情况严重，陈绍平还用“巡查参谋”名义向“剿匪”总部等作战部门进行复查，然后立电戴笠特务处转报蒋介石。

此项工作，包括对师、团以及在师、团中可产生重大作用的军官进行调查。调查的内容包括各部队的番号、编制、武器、兵种、马匹、车辆、官兵素质、作战能力、训练成绩、部队历史、官兵思想动态，以及主要干部的姓名、年龄、籍贯、学习经历、政治背景、作战与训练方面的能力、个人品格（特别注重是否烟、赌、嫖与吃空缺）、思想倾向等。此项调查无论战时或整训时期均持续进行，至1937年川康整军会议前，所有在川、康的中央、地方部队（包括保安团），均已经过“渝三课”的静态调查。[63]

西安事变结束后，国内暂时没有用兵的需要，蒋介石于是开始筹划召开川康整军会议，解决四川问题。

蒋介石首先需要全盘掌握四川的军事情势。1937年2月11日，蒋电令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四川各军、师驻地，希即详报，以后每月之一日，须将全川各部队调防移动情形，列总表呈报为要。”[64]3月，蒋甚至派侍从室少将高参段鹿鸣，乘飞机专程送一密令给贺国光，要他将全川军队番号、主官姓名及关键时刻对中央的可能动向分析详报。此类文件本应交由行营第一厅主办，不过贺国光为求保密，特地与行营办公室主任谢藻生闭门合撰。根据贺国光的报告，四川军队约有50万人，其中刘湘的部队约占25.5万人。具体情形如下：

1.刘湘的第廿一军辖有第一师师长唐式遵、第二师师长王缵绪、第三师师长许绍宗、第四师师长范绍增、第五师师长陈万仞，另有7个独立旅和5个独立司令，其中周成虎和刘树成二个独立旅现改编为师，为刘湘武器较优良的部队。王缵绪和范绍增原为杨森部下，后投刘湘，并非刘湘嫡系。此二人只讲个人升官，可以运用，正由康泽通过王泽浚与他们联系。唐式遵与刘湘的矛盾甚深，可能见风转舵，但他的三个旅长均忠于刘湘。刘湘最可靠的部队为潘文华、郭勋祺、许绍宗、周成虎、刘树成等部。

2.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辖有3个师；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文辉，辖有2个师。邓、刘二人因于中原大战时附阎锡山反蒋，与蒋芥蒂甚深，必要时可能与刘湘合作，与中央对抗。

3.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辖有3个师。孙早已诚意归依中央，与刘湘结怨甚深，经常派其代表黄骏来行营联系，表示如与刘湘作战，愿任前锋。已令其率部驻德阳、绵阳一带，维护川陕公路四川境内的交通。

4.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辖有4个旅。李与刘湘不合，经常派其代表王永模来行营，表示竭诚拥护中央，可以利用。

5.第二十军军长杨森，辖有5个旅。杨过去想统一四川，为刘湘等联合击败，现仍有野心，盼刘湘垮台后由中央扶植其领导四川，经常派代表李寰来，表示拥护中央之意。杨的态度目前尚不能确定，但可设法使其不投向刘湘。[65]

就在同一年7月，戴笠根据驻川军统人员所提供情报，也向蒋介石呈报《川情机密报告与澈底安川建议》。此一报告首先对刘湘的思想及身心状态，做了深入的剖析：

甫澄（按：刘湘）为地方观念、封建思想及英雄主义之参合结晶品，然颇刻苦自励，富于责任心，重感情，尚稳健并知爱国家、爱领袖之道；而亦私心我见，自大自保，好思虑，多疑忌，以致其吐血、下血之痼疾日益沉重。据医者密传，恐其生命不过一二年耳。当其二十三年冬到京以及二十四年春参谋团入川之际，彼确实具追随钧座之决心，并常以中央军为榜样。亟图感格改善其部下。迨我中央助之剿平赤匪、打销防区制、整理金融、统一财政，并缩编四川各军交其统率，更因委座温语慰勉，予以四川军政之全权，其感激向上之念，益形于言表，无如我中央一部分工作人员未明循循善诱、因势利导之深意，求治过急，责望太严，尤其拉拢四川各军及其内部过于显露分化之作用，致甫澄以渠等之工作专以彼为对象，多疑自保之素质即此转浓，加之两广与西安事变先后爆发，桂方又从而勾煽，彼虽与李、白问鼎中原之观点不尽相同，而思趁机巩固其军政权、增高其地位，并梦想广西组织民众、训练军队之法，亟欲仿效，则为事实。[66]

戴笠在报告中直接点明中央部分工作人员分化四川将领，手法过于粗糙，引起刘湘对中央的疑惧；加上两广事变与西安事变先后爆发，桂系又从中挑拨，才造成目前的局面，否则四川各军的再度缩编，分批出川抗战，或早已实行。报告接着对于刘湘最近的动向及企图，做了以下的推测：

现闻其控制军队重点，以核心社网罗旅、团、营、连长，倚为股肱，而其军、师长等则多不满意，包含众叛亲离之矛盾。又缩减团队百余连，以所部约三旅改编填补，另拨一部作为禁烟缉私队，均就各该原有经费移充饷项，以实地方武力，并短期集训军官及政工人员，其意不外改造部队，重整保安、政训与国民军训等工作而已。但其本身无白健生之锐利，且无有如李德邻为之掩护弥缝之人，而部下更乏干练人才，乃企图效法广西之三大弱点。故彼之志向，亦仅在自保四川，究与其他政治大野心家积极活动有所别也。[67]

报告中所提及的核心社，即为武德励进会。1935年，蒋介石于四川峨眉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调训川、康各军中高级军官，又于成都开办中央军校成都分校，召集川军营、团以上军官和编余军官，入高教班受训，并招收川军中军士和部分青年入学，毕业后派入川军部队任带兵官，逐渐改变川军的成分。刘湘所采取的反制措施，则为成立一核心组织——武德学友会，与中央在川的复兴社势力对抗。西安事变后，刘湘鉴于武德学友会已成半公开团体，乃再于该会中成立武德励进会，其组织与活动均较武德学友会为严密。[68]戴笠于武德励进会成立不久即能掌握其动态，显示其情报收集能力颇佳。

戴笠接着在报告中对刘湘所属干部的派系及素质、刘系以外四川其他各将领的态度，均做了详细的分析。戴再三强调川军将领多自私自利，不能一致合作，此实为川军的惯性，也是以前北洋及滇、黔军队进川误信致败的最大原因。[69]

戴笠最后在报告中提出一些应付川局的具体建议：

1.一方面抬举刘湘的地位与面子，感化其左右将领的思想；另一方面保持川中其他各军的生存与联系，并且慎言谨行，避免予人以任何口实，以待大局稍平再做决策。

2.成都军分校如继续办理，经费可由中央直接负担，轮流调训川、康、黔三省军官，并调整教职、人事，另嘱刘湘介绍人员加入，以消解彼此平日的隔阂。等到刘湘对中央的信任加深后，再逐步与其商议军队如何再度缩编、调整经理与人事，并分批抽派军队出川，渐渐纳入国家体制。

3.以至诚坦白的态度，向刘湘说明利害，以促其将军政、军令所属经理、人事、训练、调遣、军实、编制等权，以及军械、弹药等厂与飞机，完全交给中央，由军政部接收，以达中央化的目的。中央届时再以嘉许语气令其将该省所拟三年计划送呈中央核准施行，赋予其法令上全权建设新四川，暗寓保障其地位之意；但若刘仍不能觉悟，则可运动四川其他各军联名通电拥护军令、军政权统一于中央之举。[70]

从日后中央对刘湘所采取的行动与后续的历史发展来看，贺国光和戴笠的报告确曾在蒋介石应付川局的决策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刘湘与中央的关系逐渐改善，并且愿意配合中央主导的川康整军会议。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整编川军的计划被迫中止，川军将领纷纷表明立场，支持中央抗战。不过10月24日，中央所派四川省政府教育厅长蒋志澄致电侍二处主任陈布雷请转呈蒋介石信函（被侍从室列为“政治情报”）一件，指出川军将领心中仍存保存实力之念，致使出川部队一直延迟其行。报告中并详细分析刘湘当前心态及可能动向，要点如下：

1.出川部队迟迟未行，固然有交通与经费的因素在内，但是最重要的原因，乃是刘湘认为抗战是中央消灭杂色部队的方法；又以为抗战三五个月之后将无法支持，必然会放弃华北，与日本言和。因此最好是川军到达前方时，正是谈判议和之日，如此本身的实力无损，又可获得出川抗敌之名。刘湘之所以请求担当一方面责任，则是在防止其部队被中央消灭。

2.政客、文人纷纷入川，大肆活动，刘湘不但默许，而且纵容其亲信傅常、甘绩镛、陈炳光等，且引以自重；人民阵线分子，尤为活跃。现所谓抗敌后援会、文化救亡协会等已完全失其本义。这些人假借抗敌救亡之名，煽惑教员、学生，受其愚者甚多，以致青年思想浮动，虽然百端设法防治，终觉收效甚微，后患堪虑。

3.四川省政府战时后方统制委员会，拟有后方建设计划，目标为开发五大资源、创办及扩充八大工业、完成三大交通建设，而呈请中央予以金融上的便利（意在由省银行发行纸币或公债）。刘湘并在会议席上公然非议中央统制金融的不当，并且表示若得不到中央的支持，一个月后，将以出川抗战之便，亲自到京陈述利害，一则曰：“若不如此，我就不能抗敌”，再则曰：“若不得请，我也能做。我一面抗敌，一面做；宁使到抗战结束后，再向中央请罪。”此计划书，将派傅常携呈钧长核示。

4.已成立第七战区政治工作委员会，委员15人，以郭春涛为主任。[71]

国民政府于1937年12月从南京撤退至武汉后，蒋介石即开始筹划以四川为抗战的基地，并设法催促川军出兵，参加抗战。蒋除了派张笃伦为西昌行辕主任外，仍是运用贺国光与川军将领的私人关系，进行策划；另一方面透过戴笠的军统组织，收集川军内部的情报，掌握川军动态。

1938年1月20日，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刘湘病故。四川各派系均急欲争夺刘所遗下空缺。刘系将领潘文华、王缵绪等人固然是势在必得，非刘系的将领如刘文辉、邓锡侯等人，也不甘示弱，四川政局顿时陷入危机之中。蒋介石为了安定川局，乃先后发表张群接任四川省政府主席，邓锡侯继任川康绥靖主任。张群以四川内部政局复杂，心存观望，不敢贸然就职。此段时间，川局动荡不安，蒋介石极为关注。

3月中旬，侍从室第一、二两处根据各方情报，汇整了一份调查材料，呈蒋参考。重点如下：

1.刘湘系内部的分裂与斗争。刘湘死后，核心社干部潘文华、王缵绪、王陵基、唐式遵、邓汉祥、傅常等，均争欲继刘湘掌握川局，其中尤以潘文华、王缵绪、王陵基野心最大，活动也最力。刘系部属现形成三派：（1）王陵基、张斯可派：政治方面有刘航琛等，军事方面有周成虎、蔡军识、罗忠信等。（2）潘文华派，有严啸虎、周从化等。（3）王缵绪派，有周守民、萧朗、刘兆藜、彭焕章、王泽浚等。不久潘（文华）、王（缵绪）因失望而合作，又形成王（陵基）、张（斯可）与潘（文华）、王（缵绪）之对峙与争夺。

2.各派系的分析及其动向。四川军政派系原分为以下五派：（1）新派：以师长许绍宗、刘兆藜、潘左，旅长周成虎、严啸虎及蓝田玉、傅常、魏君藩等为代表，均为核心社中坚，刘系实力全在这些人之手。（2）旧甲派：以郭昌明、李根固、钟体乾、稽祖佑等为代表，在军事上与政治上均无力量。（3）旧乙派：以王陵基、刘航琛、何北衡等为代表，在政治上颇占优势。（4）文治派：以邓汉祥为代表，全省县政人员均属此派，颇遭旧派的嫉视与新派的不满。（5）反对派：以王缵绪、范绍增、陈兰亭等为代表，均系中途投刘，其部队历经整编，实力已全被宰割。以上五派，除反对派外，均系刘湘亲信，对中央无拥护诚意，其中尤以新派及文治派为甚。刘湘在世时，各派相互控制，死后则群龙无首。新派及文治派均认为中央将对川局大事更张，前途、地位不保，故虽同床异梦，各具企图，不过面对中央的威胁，又不能不合作与之对抗。[72]

此份报告除了分析刘湘死后四川各派系的变化，同时也对各重要将领对中央的态度与企图，做了详尽的描述。

1.王陵基：期盼能以邓锡侯主军，刘系主政，其本人则仍握保安实权，并拟指挥各独立旅。近以中央对之颇表慰劳，态度渐趋缓和。

2.王缵绪：当刘湘逝世之日，留川部队长官中，以王资望较高，核心社各旅长也屡次推王为首领。王认为大势所趋，曾有绥、省两署必占一席之语。至中央发表邓锡侯主军后，王极失望，怨尤颇甚。

3.潘文华：核心社将领曾推其副绥署或主省政，但均未实现，也甚为懊丧。

4.邓汉祥：刘湘旧部对其多不满，核心社又一再声言，主席需于川籍人士中选出，邓觉绝望。[73]

报告最后对中央任命邓锡侯任川康绥靖主任后各方的反应，进行了汇整：邓锡侯在川军中以保定关系颇孚众望，同时刘系将领由于反对张群，也不得不拥邓主军，故邓于3月3日飞蓉时，刘系将领也赴机场欢迎。邓到蓉后，对王陵基等密切联络，曾有保王为绥靖副主任兼保安处长拟议，对潘文华、王缵绪，也表示好感，并动以利害。[74]

正如侍从室此份报告的预测，邓锡侯返川后，调停过程颇为顺利。不久邓即与刘湘系将领商定，推荐王缵绪继主川政，潘文华则为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中央也陆续派刘系将领王缵绪、潘文华、王陵基为集团军总司令，一场政治风暴得以逐渐平息。如王陵基虽未得任省主席，但任集团军总司令也聊堪告慰，与中央的关系反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王缵绪原与中央即有往来，此次出掌川政，与中央的关系更为紧密；邓锡侯出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除可平衡川军生态外，也可抑制刘湘系的发展。至于中央则在风潮平息后，将王缵绪、潘文华、王陵基的三个集团军均调出省外参与抗战，不仅充实了抗战兵力，同时由于刘湘系部队几已抽调一空，川政的中央化也有所进展。[75]此次川省风潮之所以能够平息，固然主要赖中央的斡旋与妥协，而侍从室情报体系所提供的情报，及侍从室幕僚根据各方情报所做的分析与建议，有助于蒋介石清楚地全盘掌握川局，制定出妥善的对策，迨无疑问。

四情报机构的管理与考核

在侍六组成立之前，各情报机构的管理与考核工作，系由侍一处负责。如1937年7月，戴笠奉命修订军统局《特务处考绩奖惩条例》，将加薪与抚恤办法列入奖惩条例，经蒋介石核准交侍一处主任林蔚及中统局局长陈立夫核办。[76]自1939年2月侍六组成立后，各情报机构的考核与管理工作即由该组负责。1943年侍六组内更增设考核股，负责考核各情报机构的业绩，由贺楚强任组长。[77]

侍六组对各情报机构的考核工作，可以由该组于1941年1月提交的《1941年工作总报告》看出。兹将此份报告要点列举如下：

1.1941年各情报机关报告最多者，为技术研究室7800余件，军统局6400余件，各机关总共19000余件。其中呈阅者仅4600余件，约占总数的24%；次要者径交各主官核办，或参考而存查者12400余件，约占总数的65%，多属不正确、不重要、重复与已失时效的报告。

2.技术研究室所呈报的情报，件数虽然最多，不过大半属于馆务琐事，故其存查者也最多。军统局情报网较为普遍，故其报告也较为广泛。国际问题研究所除情报外，并收集图书、杂志，加以研究。就全部情报而言，缺乏周密深入的布置，故对于全般情势的判断，深感材料残缺不全之苦。

3.对于行政机关与军队的贪污不法行为，查报常无结果，交办几成悬案。以目前的政治现况与环境，不得不稍迁事实，实非得已。[78]

对于个别情报机构的考核，固然是侍六组的业务，不过蒋介石有时也经由其他管道对个别情报机关进行考核。例如1939年，蒋即曾命毛庆祥考核军统局。该年12月，毛庆祥完成《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考核报告书》一份，呈蒋核阅。

此一《报告书》全文约3000字，共分为三部分，分别讨论全局一般情况，局本部各单位情形，最后则为结论。首段检讨全局一般情况，指出该局经费不多，环境困难，但仍能刻苦负重，十分难得，其原因包括：（1）负责人戴笠才干、魄力均有特长；（2）制度、法纪尚称严密；（3）一般工作人员对领袖的信仰尚称忠实。至于其缺点则为：（1）局长贺耀组挂名但不负实际责任，副局长戴笠每日到局本部办公时间不多，未免有精神松懈之感。（2）外勤工作人员对人、对事的态度，似欠和平，似有恃势凌人之嫌。（3）外勤人员因缺少掩护，或自诩为特务人员，常至暴露身份，妨碍工作。

《报告书》的第二部分，分别检讨局本部各单位的工作情形，重点如下：

1.秘书室：译电部门工作颇为紧张，编印密本也能随时变化，符合保密的要求，不过加码表未能每日变换，尚需改进，而工作人员待遇太低，尤应稍予提高。

2.管理处：干部训练，均以大规模集体训练方式进行，以特务人事不发生横的关系原则而言，殊不适当，且教官的质量、学生的程度和纪律，均尚有缺点，应予改良。

3.情报处：（1）该处分为军事、政治、外事三科，近拟添设考核科，关于情报的判断、分类、摘呈等工作，尚称迅速妥当，而整理与统计工作，则少进行，似应设法改正。其在沦陷区域者，除南京、天津、青岛外，各地尚能顺利推行，其中以北平、汉口、济南成绩为最佳。（2）关于敌情侦察，尚能完成任务，不过对敌谍侦察，甚不充分，如欲予制裁，颇非易事。（3）至于国内军事、政治侦察，除云南、新疆外，其国内军事侦察，尚有成绩；政治侦察，也尚有把握，唯贪污一项，不甚注意；党派、社会侦察，仅注意于共产党方面的活动，而国际情报侦察，最为缺乏。

4.电讯处：（1）无线电台共有240余单位，虽在沦陷区域，也能照常通讯，其间虽曾被敌伪破坏多处，但均能迅即恢复工作，殊可佳慰。（2）其第三科所辖的侦察电台，在重庆虽曾侦得汉奸电台多次，但至今仍无法破获，此于技术方面，尚应积极研究者。（3）敌电侦译工作，已粗具规模，现在美国顾问指导下，正积极进行中，对敌方的航空密码及普通密电，均已有相当结果，唯最重要的敌方陆军密电，如师团或联队所用者，尚无眉目。[79]

对于局内一些行政支持单位，《报告书》也做了广泛的检讨。

1.会计室：会计制度未上轨道，为该局最大的缺点。预算与结算均未能依照中央所颁布的会计法施行。1934年至1935年间，曾由团体派会计、稽核各1人参加工作，现已无形取消。

2.设计委员会：该会有名无实，现拟增加委员开展工作。查该会如能多物色忠实智能之士参加，对于工作的推进，必多帮助。

3.技术研究所：该所亦有名无实。此种工作对于特务工作的改进极为重要，亟应充实内容，确切推进。[80]

《报告书》最后做了两点结论：

1.综观全部工作情形，优点上多于缺点，若再能振刷精神，力求革新，对部属时时严施各种训练；于办事处处应用科学方法，则效果必更有可观。

2.目前局长既挂名而不务实，似可不必设此虚位，而副局长戴笠既为实际负责人，则尤宜常川驻本部办公。[81]

《报告书》末，附了一份《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会计规程审查报告》，强调欧美列强对于特务工作均极为重视。各情报机关的工作范围，除属于临时性质外，于每年度开始之前，即由最高领袖指示纲要，各机关据以拟定全年工作计划，呈候核定，然后量其需要，拟定全年经费预算，唯为保留预算的伸缩性起见，于经常预算之外，另规定追加预算及非常预算办法，以收把握时机、调济急需之效。《报告》最后指出，“该局似应实行预算制度，至预算之编制方法，自应依据预算法之精神，斟酌行之”。[82]

此两份报告在送呈蒋核阅前，曾先由侍二处主任陈布雷签注意见：“谨按此项考核报告及会计规程审查报告，均极详窍，可备钧察，但其建议部分，如蒙采纳，似以知会该局参酌改正为便，借留原机关斟酌现况运用伸缩之余地，谨附签明。职布雷谨注。”[83]

从上面几份报告来看，侍从室对于各情报机构的缺失均有所了解，例如毛庆祥指出军统国内军事、政治侦察工作，云南、新疆二地并不顺利，乃确有其事。根据晚近学者的研究，军统局在云南虽早已收买龙云身边的机要秘书和收发，对龙的行踪均能掌握，不过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中央除了继续笼络龙云，只能要求当地军统人员将工作重点放在防止汪伪政权与云南接触上。[84]军统、中统局在新疆，也是一筹莫展。根据国府1943年与盛世才达成的协议，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不设中统分支机构，也不设专门电台。国府一直要到1944年将盛世才调离后，才得以在新疆建立起中统和军统的分支机构。[85]至于毛庆祥所批评的军统的设计委员会，委员的人数不固定，大多是临时安置一些高级特工或军政人员，如抗战末期不受戴笠重视的张国焘、曾任广西省代理主席的俞作柏，以及曾任首都警察厅长的王固盘，均以中将设计委员名义坐领干薪而不需做事。[86]

虽然如此，上述各项考核报告对于各情报机构的核心问题所在似乎仍仅是避重就轻，点到为止。即以机构最为庞大的军统局为例，积弊甚深，久已为各界所诟病。一位军统高级官员对于全盛时期军统局在管理上的弊端，即曾做过以下生动的描述：

军统所直接掌握和控制、运用的单位，大一点的有一百多，而由军统打入进去的外围组织和地方组织，则无法统计。当时戴笠常常骂军统局局本部内勤各单位负责的大特务：“你们现在已经和张宗昌一样，有多少人、多少单位都弄不清；有多少钱、多少财产也不知道，看你们怎么得了！”……当时军统有多少单位，有多少特务，主管组织、人事的人事处长龚仙舫的确不能随时拿出一个正确的数字来，甚至连军统局局本部一本花名册也常常弄得错误百出。有几次戴笠临时集合点名，有的已调走了的人，名字还在册上，有些新调进去的，名字却未列上去，气得他把名册丢在地上，索性不点了。……至于主管经费与财产的经理处、总务处，更是一笔胡涂帐。[87]

对于军统局的各种弊病，唐纵其实均有所了解，例如军统局的财政问题，1944年8月唐纵即曾于其日记中提及“该局经费，据说每月亏空千余万，但他（按：指戴笠）并不以此而着急，他是生财有道。生财的方法有四：一是买卖外汇黑市；二是货运局匀补；三是抢运物资弥补；四是伪钞。”[88]后来生财之道尚包括购置山林和土地。[89]唐纵对于戴笠不改善员工福利反而浪费公帑的作风，也十分不以为然。1943年唐纵即曾数度于其日记中表示不满：

启瑞、锡麟向我诉苦。锡麟坚决要辞职，而雨农不肯。启瑞云中美合作所，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竭同志、同事之膏血，而掷于对美人之宴会中。职员无饭无衣，病者累累，而缫丝场（按：军统局乡下办事处所在地，戴笠在此有别墅）之宴会，一餐10万元无吝色。外间谣言戴先生出国，而忠实同志暗中有喜悦。启瑞、锡麟要求我再作忠告，彼不知我已无言可告矣！[90]

近来罗家湾（按：军统局主要办公地点）窃盗甚盛，有一军令兵盗一裤为督察所缉，泣曰，来局工作8年，每月月薪仅13元，家有老母，病不能医，故出此下策，良非得已。夜乘卫兵监视之疏忽，贻信而遁。书曰，穷困出此下策，无以对国家，自杀以谢老板（按：指戴笠）。闻之不胜凄然！……闻罗家湾已二、三月未发饷，而彼个人则挥金如土，言之抚然长吁而已！[91]

唐纵对于军统局的各项弊端虽然知之甚详，但是未能善尽督导之责，固然难辞其咎，不过任何考核工作要想真正收到效果，必须与经费和人事结合。唐纵自接任侍六组组长后，蒋介石即多次要求他加强对各情报机关的考核业务。在各情报机构中，蒋尤其在意的，即为中统和军统。1942年3月，蒋介石在接见唐纵时，即曾吩咐唐对两调统局人员要加考核，并嘱其每日应前往两局视察，协助指导，并接见其工作人员。蒋也了解到掌握此二机构并非易事，因此嘱唐对其经理暂时不必过问，不过其人事必须由侍六组掌握。唐纵则认为此项任务甚难负担而心存抗拒，原因是“他们决不愿我考核他们的人事。做不通，委座以为我没能力；做通了，我也不愿做这工作”。[92]

1942年4月，蒋介石以戴笠日渐坐大，任唐纵兼任军统局帮办，希望借此对戴能够有所控制。[93]唐因过去和戴有些矛盾，恐戴怀疑他夺其位置，故不常至该局办公，只有在戴离开重庆时，才每周到该局主持周会，并代戴决定该局的重要工作，至于该局的人事、经费均不过问，仍由毛人凤负责处理。[94]1943年2月，蒋介石又手令侍一处主任林蔚，加强第六组组织，担任对各情报机关及考核机关的考核业务。唐纵鉴于此事困难甚多，奉令之后虽然惶恐万分，[95]不过仍是采取拖延战术。一星期后，蒋又催问各情报机关考核名册有无送到。[96]3月，林蔚饬查各情报机关的经费，查明上年度（1942年）各主要情报机关每月预算，军统局为4822000余元，中统局为407000余元，国际问题研究所为375000余元。[97]

至1944年，侍从室开始编列各情报机关人员经费统计表，显示至此时侍六组已能对各情报机关的人员与经费做全盘的了解。

表8 1944年度各情报机关人员经费统计表

侍六组既然掌握了各情报机关的人员与经费数目，自然可以开始做较为“科学的”考核工作。例如1944年3月，唐纵即根据军统局所编制的一张统计表发现，该局人员数目渐有增加，自1932年的145人增至1943年的24575人，但呈报蒋介石的情报数量，则自1938年后，渐次减少至0.68%。该局1942年平均每10人仅有2至3件的报告，如以该局1943年每月经常、临时各费14876000余元计，每一件情报政府需支付13000余元。[98]

由于考核所需的各种统计数字和档案均已完备，戴笠的坐大暂时受到了控制，[99]军统的缺失也受到严格的批判，[100]显示侍从室对于各情报机构的考核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44年7月1日，唐纵于其日记中即曾有以下的感想：

档案已经整理好了，从七月份起，工作应转向一个新的方向。过去做处理工作，今后应作检讨、考核、研究工作。从过去的工作陈迹中，检讨各情报机关之得失，各情报员之优劣，情报内容之价值如何。这是对于各机关之考核，同时也是对今后审查情报之经验教训与判断张本，在个人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反省与学习的机会。可谓一举而数得。因此，审核股可由此而取得珍贵考核之材料，各秘书、参谋可由此而获得宝贵之结论与新的工作经验。所以检讨、考核与研究，是有连贯性的工作价值的。[101]

五与各情报机构的联系

蒋介石为加强控制属下组织，常偏好成立两个性质类似的机构，彼此竞争，相互牵制，[102]在情报工作上，尤其是如此。如何协调联系众多的情报机构，交换情报，避免恶性竞争，即成为重要的课题。

1935年，蒋介石要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陈立夫主持一“调统会报”。陈立夫遂派该局第一处处长徐恩曾为该会报的第一组主任（注重中共在社会方面的活动），第二处处长戴笠为该会报的第二组主任（注重中共在军事方面的活动），第三处处长丁默邨为该会报的第三组主任（负责会报方面总务事宜）。不过此一会报的成效并不佳，根据戴笠的观察，“中央各机关在香港的情报机关即不下10个，效率之低，言之痛心，即如同一军委会调统局之一、二处，关于交通器材之配备、调查工作之对象、各方面人员之布置，无不迭床架屋、散漫重复，矛盾摩擦之现象，不一而足”。[103]1937年夏，调统局局长陈立夫请辞，戴笠乃建议蒋介石将全国情报工作集中于军事委员会，以林蔚或贺耀组为调查统计局局长，并任戴为副局长。至于中央党部的调查统计局，则应纯为考核党员、整顿党纪的机构，如此应可避免再有重复摩擦的流弊发生。[104]王芃生则建议蒋介石设最高情报委员会，由蒋自兼主任委员，各情报机关负责人为委员。蒋最后采用了王的建议，成立了最高情报委员会。该会设会长一人，由蒋自兼，委员若干人，由会长指定，军委会调统局及中央党部调统局局长、副局长，侍从室主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以及中央党部秘书长为当然委员。每周开会报一次，由会长主持。军委会调统局及中央党部调统局均直隶于此机构。此机构所执掌的业务，则分别交由两局办理。两局工作，每月报告一次，由此机构直接审核。[105]最高情报委员会下设办公厅，蒋介石任王芃生为主任。不料各方对此机构的意见不一，王芃生以主任身份企图凌驾于中、军两统之上，两统对王则不买账，王只好知难而退，武汉撤守，最高情报委员会即胎死腹中。[106]因此，由陈立夫主持的“调统会报”，直至1938年1月蒋介石派陈立夫任教育部长才正式取消，会报的第一组改称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局长由朱家骅担任，徐恩曾任副主任；第二组改称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由贺耀组担任，戴笠任副主任；第三组则予以取消。原第三组主任丁默邨后来即跟随汪精卫去担任伪政府的调统工作，对一、二两处在沦陷区的工作不无打击。[107]有趣的是，同一个机构内两个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居然需要另外成立一个会报的组织来进行，一方面显示两个部门各自成为山头对立的情况严重，另一方面也显示会报制度对于不同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确有其必要性。

1939年2月，侍从室第六组成立后，加强各情报机关之间沟通与协调的责任，自然即由其负担。而其间施行时间最长的机制，即为特种会报。

（一）特种会报

特种会报制度始于1940年，全名为党政军联席会报，抗战胜利后改名为党政军干部联席会报。特种会报分为甲、乙、丙三种，召集人和参加者各不相同，各级会报定期举办或临时召集，会后的日常事务由党政军联席会报联合秘书处（简称联秘处）负责处理。

甲种会报由于每次均在蒋介石住处举行，故又称为“官邸会报”。会报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出席人员包括参谋总长、行政院长、中央党部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教育部部长、社会部部长、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军令部部长等，并指定中统、军统负责人列席。[108]每次会议并无一定的讨论范围，不过经常讨论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反共重大案件，以及如何防制共产党活动。会报程序一般先由徐恩曾和戴笠做全面的工作汇报，然后由出席人员发表意见，最后由蒋做出决定，指示如何进行。[109]甲种会报不定期召开，每年开2～3次，会报一旦召集，多有重要问题决定。例如1944年11月10日召开的一次甲种会报，讨论对各党派的态度，即有以下重要结论：（1）对共产党以外的各党派，应采宽放政策；（2）对民主同盟，分合不加干涉，顺其自然发展；（3）民主同盟如成为第三大党时，需派人参加，谭平山为适当人选；（4）各党派要求合法地位时，可在事实上承认，如不与共产党合作，并可允许其公开活动；（5）对各党派均可合作，对青年党更可首先表示，本（国民）党即可通饬各级党部不必与青年党发生冲突；（6）对共产党为唯一有敌性之党，本党应即采取宣传攻势，从侧面、反面进行攻击；（7）对教会可多联络；（8）国际人士应多方联系。[110]会中蒋介石并曾做个别的指示。[111]

乙种会报又称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最初系由侍从室主导，会议的地点在蒋介石的官邸，开会通知也是以侍从室的名义发出。[112]随即改由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主持，开会地点也改为军事委员会。[113]何应钦卸任参谋总长职务后，改由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主持，吴缺席时则由中央组织部部长谷正鼎，[114]或是主管情报业务的侍六组组长唐纵主持。1944年以后，此一会报的业务移由中央组织部负责。[115]乙种会报成立之初约每周一次，[116]后期则较少，正式的会报约每年一次。[117]

由于乙种会报乃定期举行，若不在开会期间发生事故，即不能及时处理；再则会报的日常事务及决定事项，均需有人处理，因此不久即在会报之下设立了一个常设的幕僚机构，名为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简称联秘处。联秘处成员包括中央党政军各部会，如党方面的中央秘书处、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统局，政方面的教育部、社会部、外交部，以及军方面的军政部、军统局等机关，各机构除指派一名高级人员任联络秘书，经常集会外，其负责人也按期集会，共同商决有关问题，可以说是一个交换情报、制定方案、统一对策的决策机构。[118]联秘处设正、副秘书长各一名，先后担任正、副秘书长者包括萧毅肃、阮肇昌、萧赞育、谷正鼎、潘公展、徐复观等。

乙种会报的进行方式，一般为先由军令部的刘斐报告八路军、新四军情况，中统、军统报告共产党活动情形，各机关也间或有报告。曾研究过的重要问题，包括以下几项：

1.中央第一次提示案（关于新四军北移问题）。

2.中央第二次提示案（关于八路军编为十二个军的问题）。

3.处理异党办法实施方案。[119]

除了中共问题，乙种会报偶尔也会对国民党本身进行检讨，如侍三处副主任萧赞育于兼任联秘处秘书长时，觉得国民党一方面对抗中共，但是自己不重视思想，不注意研究，不统一行动；自身力量，不能集中团结。凡此本身缺点亟须根本改正，方足以发挥力量，才是治本之道。经过多次与来自各单位的联秘处同仁商议后，乃提出革新计划，共谋救亡图存。此一构想获会报主席吴铁城的赞同，吴嘱萧于会报时提出，向蒋报告，同时对于党内同志不能仰体领袖意旨，力求团结进步，而或存门户派系之见，故步自封，引为深憾。萧受此鼓励，乃于一次正式会报中，提出国民党必须革新进步，加强组织动员，方足以制胜的意见，向蒋报告。据此一意见所发起的革新运动，当时虽未能从上到下普遍展开，但是在党内仍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如张道藩、余井塘、刘健群、唐纵等，或参与发起，或参加集会，由重庆而胜利回南京，直至大陆易帜，此一运动持续了一段时间。[120]

整体而论，乙种会报由于蒋介石甚少参加，因此讨论的气氛较为热烈，不过也因此效率较差，加以蒋介石既甚少参加，各机构负责人也就较常缺席，如中宣部部长王世杰即不大出席而常由副部长许孝炎代理，军统局副局长戴笠有时由郑介民代表出席，[121]侍二处主任陈布雷也经常缺席，[122]导致一些重大问题无法迅速地做出决定。侍一处主任贺耀组认为会报“并无重大意义”。[123]唐纵由于身为情报主管，因此经常出席，并且在他的日记中留下许多有关会报的记载，例如1941年3月20日：

下午党政军联席会议……多数人对王部长（按：指王世杰）不满。归与陈主任（按：陈布雷）言及，陈主任谓王雪艇顾虑英、美援华态度，不愿多所披露。陈主任亦赞成采用宣传政策。贺主任（按：指贺耀组）则表示同情于王部长，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徒然暴露弱点于国际上，影响友邦之友情。贺主任对于我防治共（产）党之积极办法甚表同情，他认为现在之会报，并无重大意义。共（产）党对于离间何、白之策略，颇有相当影响，如白氏最近不发表意见。[124]

又如1943年5月27日：

下午在军委会党政军联席会报，讨论第三国际解散后本党对中共之态度。有主张解散共产党而许共产党员个别参加国民党者，有主张统一军令、政令后而承认共产党者。发言盈庭，莫衷一是。结果另由何总长召集一小组会议讨论。[125]

抗战后期，由于国共两党摩擦事件日益频繁，出席会报者均感责任重大，认为会报应由蒋介石亲自主持，方能即决即行，发挥应有功能。会报改由蒋主持后，会议地点也再度改至官邸。此一官邸会报至迁都南京后，仍按期举行，其重要性也随着局势的恶化，益渐突出。[126]

丙种会报为省、市、级的联席会报，其职责为：（1）商讨对特种问题的策略；（2）交换情报；（3）分配任务于所属党政军各机关并监督其执行。唯省（战区）已有类似的组织（如特种会报）且著成效者，可准以原有组织执行是项任务，不必更改名称；其尚未成立组织的地区，均应成立。[127]参加单位及人员包括：（1）各地最高军事长官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2）省党部主任委员、书记长、调查统计室主任；（3）省政府主席、秘书长及民政、教育两厅厅长；（4）警备司令及参谋长与三青团部主任或书记；（5）军委会调统局驻当地负责人；（6）其他由会报主席指定的必要参加人员。所有参加会报人员，均须亲自出席，不得派人代表。主席以省政府主席为会报主席，如派在地有战区司令长官，则以司令长官为会报主席。[128]丙种会报也设有秘书处，组织形式与中央级会报相同，会报的秘书由于可以优先取得情报，此一职位遂成为中统和军统角逐的重要场域，许多省、市的会报秘书一职，长期系由中统人员担任。1943年以后，由于党务机关不得捕人，中统乃竭力利用丙种会报的名义执行其行动，如1945年昆明的“一二·一事件”、成都的抢米风潮以及重庆的反苏大游行，均曾在当地的丙种会报有所讨论。[129]各情报机关负责人通常也会出席一些重要城市的丙种会报，如1944年重庆地区一些文艺界人士发起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活动，唐纵即曾参加10月19日于当地召开的丙种会报，会后并于其日记中有以下记载：“晚上丙种会报，对于鲁迅纪念会事，介民主张发布新闻，指出鲁迅曾受日本浪人内山完造之津贴以破坏之。归与布雷先生谈，布雷先生认为不应由中央社发布此项消息。布雷先生乃一极端慎重之人，所见亦远！”[130]

至于各战区（省）辖内一般的县、市、部队、学校、社团及工厂等，依规定也需秘密指定一二可靠人员，专办此项特种业务。[131]不过实际运作情形与成效，由于资料的限制，不得而知。

（二）年度会报、月度会报与不定期会议

抗战后期，蒋介石为了加强对各情报机关业务的掌控，在特种会报之外，又建立了年度会报。年度会报于官邸举行，并由蒋亲自主持，会议中蒋每有重要指示，因此也被称为“最高情报会议”。例如1944年5月3日于官邸举行的一次最高情报会议，在各机关报告完毕后，由蒋介石训话，他首先指出各机关的缺点，包括缺乏联系，工作技术太差，而且不应随便逮捕人，并指示以后对于情报宣传需充分利用，并需利用情报为主动的宣传与破坏的宣传，以打击敌人的造谣作用。[132]两个月以后，中美合作所即将心理作战计划一份送呈侍六组组长唐纵核阅，内容包括：（1）造谣。散布谣言以引起敌方的疑虑、纷扰和恐怖。（2）神秘广播。伪造播音以扰乱敌方的听闻。（3）印刷。伪造文件、情报或书刊等以滋扰敌方并误导其判断。总之是从心理上打击敌人，使敌人不知武器在何处，而受严重无形的打击。[133]此一会议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在年度会报建立以后，蒋又要求各情报机关负责人每月集会一次，称为“月度会报”。月度会报系由戴笠负责安排，开会地点在漱庐（军统局对外公开会客场所），会议由侍六组组长唐纵主持。他一般是首先发言，传达蒋介石对各情报机关所呈送情报的看法及指示，说完通常是由戴笠接着发言，进行工作报告，接着是叶秀峰、郑介民、张镇等陆续发言，宣铁吾则甚少说话。此一会报至抗战胜利国府迁回南京后，依旧持续进行。[134]

特种会报由于出席人员来自党政军各界，人数较多，又非经常集会；年度会报及月度会报则开会时间固定，如遇突发事件，常显得缓不济急。于是侍从室又定期召集各情报机关负责人参加的情报会议，以加强各机关间的沟通和协调，会议通常是由侍二处主任陈布雷或侍一处主任林蔚主持。[135]蒋介石有时也不定期通过侍从室召集各情报机关负责人在官邸开会，唐纵曾在其日记中留下一些会议讨论的内容，例如1943年2月24日：

8时30分，委座召集各情报机关首长开会。……委座对于廖承志案，责备徐恩曾要功，并责备兼交通部次长未发生作用。对于民意调查，不能放送于我有利之空气以影响社会，极为不满！对于政治上贪污无报告，亦不满意！最后嘱我报告主任，最近召集一次会议，照今晚所表示者调整组织与工作。[136]

1945年1月25日：

上午11时在委座官邸举行情报会议……讨论提案由余宣读并说明。委座训示二点：一、各机关分工不清，应详加研究；二、户口调查、身份证调查，应限期完成。[137]

（三）业务分工

为加强各情报机关的沟通与协调，避免恶性竞争，除了召开各种类型的会议，蒋介石另外采取的方法则是经常调整各机构的业务，使其分工明确，并进行混合编组。例如蒋介石有鉴于中统、军统内斗严重，曾于1941年调整两机构的业务，指定中统担任党派调查、贪污调查（包括役政舞弊）、民意调查三项任务，军统担任军事情报、策反狙击、经济调查三项任务，并指派徐恩曾、戴笠和康泽成立三人小组，每周举行会报一次，以改善彼此关系。

两机构之间也相互合作，如军统局的特种问题研究所，系由军统、中统联合组成，由张国焘主持；国家总动员会议的经济检查机构及中统局的特种调查处，均为军统、中统混合组成。[138]

唐纵也曾于1943年春向蒋介石建议各情报机构应做如下的分工：

1.军统局与军令部第二厅，以收集日军事情报为主，其次为收集中共活动的情报；再次为收集其他党派的活动、海外、经济、社会、学运等情报。

2.中统局以收集中共活动的情报为主，其次为其他党派的活动，文化、教育（包括学运）等情报，再次为社会、经济等情报。

3.特种情报所以收集苏联方面的情报为主，其次为收集中共活动的情报，再次为一般情报。

4.国际问题研究所以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为主，其次为其他的国际情报及中共活动的情报，再次为一般情报。

5.宪兵司令部以收集中共活动的情报为主，其次为其他党派的活动、各地社情的情报，再次为一般情报。[139]

1944年9月，唐纵更依据蒋介石的指示，草拟《情报机关联系办法》，组织谋略会议与行动会议，分别由各情报机关负责人与其重要干部组成。[140]不过实施与否，由于史料的限制，不得而知。

六对党政官员的监察工作

（一）对军政官员不法行为的调查

侍从室平日经常会接到各情报机关或个人对于军政官员不法行为的举报。例如军统局对国军军官贪污腐化及私生活等项的密报，一般均用戴笠的名义分类列表，封送给侍一处或侍二处处理。[141]侍从室人员对于此类举报，通常会先进行审核。凡匿名无地址的举报，均不受理，如情节重大者，得交情报机关复查再核。[142]各方面举报的资料经过侍从室案核后，定期汇整为《公务人员不法行为调查册》与《各部队不法行为调查册》送呈蒋核阅。[143]蒋通常则视情节轻重及涉案人员地位高低，或批示分别查办，或直接派侍从室人员密查。

侍从室所经办的军政人员贪污不法案件，均由侍六组负责追踪考核。根据一项统计，侍六组1944年度经办军政人员各种贪污不法案件，共有832件，违法人员服务机关以前方部队（237件）为最多，省市县党政机关（140件）、后方部队（108件）与中央军事机关（103件）次之，中央党政机关（75件）、保甲人员（70件）与宪警（58件）又次之，教育机关（19件）与驻外人员（14件）最少。违法案件类别则以敲诈受贿（170件）为最多，盗卖公物（94件）、兵役舞弊（94件）、经商营私（92件）、浮报克扣（79件）、走私贩毒（63件）次之，浮征滥派（50件）、劫财害命（46件）又次之，粮政舞弊（16件）最少。如综合观察，前方部队以敲诈受贿问题最为严重，走私贩毒、盗卖公物、经商营私和浮征滥派问题次之；地方党政机关以敲诈受贿问题最为严重，盗卖公物和经商营私问题次之；中央党政机关则以敲诈受贿、盗卖公物和浮报克扣问题较为严重。至于违法案件处理结果，除续查侦讯（156件）的案件外，大多为查无实据（59件），只有极少数的案件获行政处分（26件）和刑事处分（3件）。

表9 侍从室第六组1944年度经办军政人员贪污不法案件统计表

续表

另一项统计资料则指出，侍六组1945年度1～9月经办贪污不法案件，共有529件，违法人员服务机关以前方部队（137件）和省市县党政机关（125件）为最多，后方部队（93件）与中央军事机关（56件）次之，中央党政机关（28件）、保甲人员（24件）与宪警（16件）又次之，显示机关分布与1944年相同。违法案件则以浮报克扣（109件）与敲诈受贿（91件）为最多，盗卖公物（58件）、经商营利（51件）、浮征滥派（41件）、劫财害命（38件）、兵役舞弊（36件）、走私贩毒（33件）次之，粮政舞弊（22件）最少。如做综合观察，前方部队以敲诈受贿（28件）、浮报克扣（25件）、劫财害命（24件）较为严重，浮征滥派（18件）、走私贩毒（13件）次之；中央党政机关浮报克扣（12件）问题较为严重。这显示违法案件的类别与各机关违法案件的类别与1944年相较，均无太大的差异。至于违法案件处理结果，除续查侦讯（112件）的案件外，大多为查无实据（98件），获得行政处分（48件）和刑事处分（34件）案件的数量，虽较1944年有所增长，但是在所有案件中所占比例仍低，显示监察的功能似未能充分发挥，而仅能对各机构主管产生警示效果而已。

表10 侍从室第六组1945年度1～9月份经办贪污不法案件统计表

续表

（二）参事室：监察中的监察

或许是由于中统和军统的贪腐和坐大，令蒋介石忍无可忍，1943年6月，蒋即曾构想成立一“特务之特务”的组织与人选。[144]1944年1月7日蒋介石手谕侍一处主任林蔚及侍六组组长唐纵：“为加强对各机关监察计，现应设计建立一党政军各机关监察网，以及各对特务与缉私机关之监察机构。所谓特务与缉私机关之监察机构，即指特设一机构（但须简单切实），以考核监察各特务与缉私机关，包括中央与军委会两调统局、宪兵司令部及缉私机关与部队，使其成为监察之监察，希即照此研究具体办法与组织呈报为要。”[145]次日，唐纵往见侍二处主任陈布雷，报告此事。陈对于监察之监察工作，表示困难，但蒋一再手令，似又不便推卸。[146]果然蒋于17日又以手令催促：“对于建立监察之监察一案，应迅即依照前令指示之方针策画进行外，希密令俞侍卫长、宣署长、张副司令（镇）参与工作，并会同研拟业务之分工合作办法，于半月内呈报，商讨之初，余可出席指导。”[147]唐纵以此事恐势在必行，乃草拟方案，拟在主任室设一参事，派视察若干人出外访查，但唐由于怕不能达成蒋的期望，不愿由侍六组主持。[148]22日，林蔚约集俞济时、宣铁吾、张镇商讨此案。商议既毕，唐纵乃草拟签呈呈复蒋介石。此组织陈布雷想设于侍六组，唐纵陈明两点困难：（1）因唐与军统局有关系，恐引起其他机关的疑虑；（2）设在侍六组找人不易，设在主任室，较容易物色人选。不料陈布雷不以为然，幸好林蔚谅解此中情形，请侍一处副主任俞济时担任，[149]获蒋同意。侍一处设立参事室后，俞济时以其亲信张晓崧任主任、项昌权任主任秘书，其余30余名视察，也均为其旧部。任务主要为分派至各战区视察中统、军统人员和国军部队主要将领的活动，掌握中共驻渝办事处的活动情况，随时汇整为情报，交由俞济时直接呈送蒋介石。[150]如遇重大贪污舞弊案件或特工人员行动逾矩遭地方投诉事件，蒋介石每多批交参事室签办，因此该室在当时被视为“特工之特工”，[151]或是“监察之监察”。[152]战时侍从室参事室所经办的舞弊案，重要者有程泽润案与军需署舞弊案，兹分别加以讨论。

1.程泽润案

抗战后期，役政弊端日益严重。1944年春，陈诚即曾在中央训练团演讲时，公开指责征兵为抓兵，将新兵视为囚犯，克扣兵饷，没有医药，造成新兵大量死亡；送到部队的新兵，均为病兵，如何作战？8月，兵役署长程泽润被迫辞职，[153]调为军事委员会检校团主任。此时适值四川运输部队第廿九团将新兵送往湖北恩施，交第六战区补充前线部队。部队途经重庆，在朝天门码头等候差船。由于船期不定，只要接到通知，即须立即上船，否则改调其他军事用途，因此部队不能远离。但是在码头附近，既无兵营，也无庙宇或其他较大的公共场所，只得自行寻找住所，临时借住。小梁子为市区热闹街道，一栋大楼遭日机炸毁后，重新兴建，尚未完全竣工，遂遭部队占用，因怕新兵逃亡，乃将四面守卫，只留一道小门进出，烧火造饭、解大小便均在室内，形同临时牢房。天气正热，臭气熏天。夜间又以私刑毒打逃兵，逃兵惨叫，声闻四邻，且有被打死者，停尸于厕所。事经特勤人员密报侍从室，侍一处参事室张晓崧据以签报蒋介石请求严查彻办。蒋见此签呈，至为震怒，立命侍卫长兼代侍一处主任俞济时亲自前往勘查，回报确有此等事实，停尸尚未收殓。蒋立嘱俞当夜发出紧急通知，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于次日至军委会开会。届时蒋突然变更议程，率领与会人员赴小梁子现场视察。[154]

蒋介石突然而至，该部队毫无准备，只有一个排长值日，仓促集合队伍迎接。屋内粪便堆积，病员哀号，内务杂乱。程泽润上前意图申辩，蒋不等程开口，即举起手杖击程，军政部长和后勤部长俞飞鹏等均惊慌失色。次日，蒋介石又派人传兵役署副署长陈凤韶、何志浩至侍从室讯问，经陈、何二人详细解释，兵役署系中央主管兵役的幕僚机构，主办新兵的征集、拨补、复员等业务，至于部队强占民房、虐待新兵，则罪在部队长官，并非兵役署的直接责任。蒋乃派员点验该团新兵，当场宣布，如有不是依法征集的新兵，应即举手出列。当时大多数新兵纷纷举手喊冤，点验员乃一一记录，叫他们加盖指纹，上报蒋介石，作为惩办程泽润的证据。经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签报，将程解交军法会审，以张治中为审判长，又经代参谋总长程潜加注意见，报蒋批准。经军法会审，程获判有期徒刑3年，报蒋批示，蒋批“从严惩办”。此案批下后，张治中等不知所措，只得将原案改判9年，但程潜不满原判3年忽改为9年直视军法为儿戏，乃拒绝盖章，此案形同搁置。程妻此时则四处求人向蒋说情，不过由于求情的人过多，蒋甚至听说有人要找魏德迈讲情，更加生气，于是亲下手令，枪毙程泽润，并派一少将侍卫官，持其手令，监督立即执行。[155]

此案发生后不久，蒋介石即令侍从室研究成立征兵密查组和部队经理密查组，侍一处主任林蔚交六组组长唐纵。唐以为侍从室如果无限制扩充，也不是运用组织之道，因此主张利用原有情报机关加强其工作指导，而由第六组主持办理，如果另立系统，将来恐怕治丝愈棼，难收其效。[156]9月6日，蒋介石于整军会议中交议设立兵役部问题，除冯玉祥外，其余与会人士多期期以为不可，但是蒋仍决定设立。[157]一般以为蒋此举系在表示对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的不满。[158]

2.军需署舞弊案

抗战后期，一次国民参政会开会，宁夏省主席马鸿逵上台报告，携来数套军服，当场表现试穿。马身躯硕大，而布质粗劣，一穿便告裂破，他指责军需部内主管应拿出良心办事，衣服此种质量，绝非战时物资缺乏所致，而是有人揩油。当时蒋介石也在场，深感痛心，事后即指示参事室立派专机，分赴重要被服工厂进行突击检查，分别在仓库抽取布匹、成衣作为样品，携回检验。经张晓崧主持检查结果，发现有1/3的经纬线遭偷工减料，即一次500万套军衣，约有近200万套的价值，落入私人腰包；唯军需署长陈良清廉自持，对家属约束，并未引用任何私人，所有厂长、库长，站、所主任，均为某方指名交给他照派。饬查事项虽有若干措施失宜，均为忠于主官而有所偏颇。由于张晓崧在报告中为陈剖白，陈得以在此事件中全身而退，但仍导致军政部的全面改组。[159]

侍一处参事室虽然发挥了一定的监察功能，不过也因此与中统、军统经常发生矛盾，尤其是引起前方将领的不满，认为俞济时的参事室有如明末的宦官监军制度，对上蒙骗最高统帅，对下涣散军心，于是纷纷向蒋介石告状，蒋基于全盘考虑，乃对于参事室的活动加以限制。[160]

抗战胜利后，侍从室撤销，俞济时被任命为军务局局长，掌握原侍一处业务。1947年，由于国防部所属机关、部队及各地兵站机构，贪污舞弊事件层出不穷，影响部队军心，俞济时乃重施故伎，向蒋介石建议组织视察组，派赴各地监督检查各机关、部队的工作，规定他们直接向军务局密报，另秘密派遣一批视察官，对军统在各地的分支机构进行调查。[161]

（三）侍从室经济情报组

为了从经费开支上掌握国民政府高级官员或地方高级将领的政治动向，侍从室第二处第四组（主管财经事务）曾设立经济情报组，利用经济情报，对侍从室视为不甚可靠的军政领袖进行监控。

经济情报组并无固定的编制与人员，由侍二处主任陈布雷指定该处第四组组长陈方负责。其中一般性的经济资料，系由陈方指定第四组1～2名秘书负责整理；较重要的经济情报，则由陈方、李惟果和陈良（军需署署长）共同分析、研判，最后交由陈布雷审阅。他们在业务上进行分工：军需方面经济情报的分析与研判，由陈良负责；党政方面经济情报的分析与研判，则由陈方、李惟果负责。由于有关经济情报组如何运作的档案史料极为有限，此处仅以对张治中的监控活动为例，加以说明。

1941年，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张治中面嘱陈良，代表物色人选，充任三青团中央团部财务组组长，陈遂将军需署设计委员魏锡熙介绍给张。由于张治中与陈良之间的关系密切（张任中央军校教育长时，曾任陈为该校经理处处长，后来陈又经张的支持，先后担任军政部会计长及军需署署长），因此张对魏锡熙也深信不疑，将所有团部的财务业务，均交魏负责处理。

张治中由于政治态度较为开明，曾多次访问延安，与中共领导人较为接近，因此被陈布雷视为“不放心的人物”，必须加以提防，以免发生不利于蒋介石的行动。1943年初，魏锡熙经由陈良和李惟果的介绍，与陈布雷见面，接受了从经济上监控张治中的任务。6月，陈布雷秘密指示魏锡熙，要求将张在三青团的政治性经费开支与各项专款和私人机密费等项情报，及时报送经济情报组。魏接受任务后，乃先后将发展三青团组织、建立各级团部及各地青年营、举办各地青年夏令营、召开三青团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等经费预算、工作计划、开支情况，与张治中个人的特支费等情报，密送经济情报组，以供陈从经费开支上了解张在三青团的政治动向。

抗战胜利后，侍从室改组，由于经济情报组的工作系由陈布雷所直接经管，不仅人事一仍其旧，业务与活动也一直未曾中断。[162]1946年3月，蒋介石任张治中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以授其以处理新疆问题的全权。[163]魏锡熙不久也被任命为新疆省政府会计长，兼西北行营迪化办公厅第六组（财务）组长。陈布雷密嘱魏一如既往，随时报送有关张治中在新疆的经济情报。魏锡熙乃先后将张治中统一新疆全省币制，拨给伊犁、塔城、阿山三区改善邮电、公路运输的经费，“三区”少数民族军粮饷，召开新疆省参议会经费，视察伊犁及南疆的开支，新疆军垦计划及经费预算，修筑迪（化）哈（密）机场经费，西北民生实业公司资金，西北文化建设协会基金，张治中致赠各少数民族领袖的犒赏，民族运动费，以及张治中个人机密费等，均向经济情报组做了详细的呈报。1947年，张治中以强硬态度对付“三区”，陈布雷见其行动符合国民政府在新疆统治的利益，才命令魏暂时停止监控工作。魏锡熙自从为侍从室经济情报组工作，由于送缴情报有功，曾先后收到陈布雷以年节津贴名义致赠款项，约合黄金10两左右，直至1948年陈布雷逝世以后停止。[164]

七结论

综前所述，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侍从室以极为精简的人力，处理各方送呈的大量情报资料，使其成为有价值的情报，有利于蒋介石及相关机构参考运用，如战前及抗战初期蒋介石对于川局的成功因应，固然有赖于中央的斡旋与妥协，而侍从室情报体系所提供的情报，及侍从室幕僚根据各方情报所做的分析与建议，有助于蒋介石清楚地全盘掌握川局，制定出妥善的对策，迨无疑问。不过在情报处理的过程中，所牵涉的环节甚多，情报的取得、分析与运用，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稍有失误，即可能前功尽弃，如西安事变及珍珠港事变前的情报系统失灵，未能事先产生预警作用，均为具体例证。此外，侍从室对于各方举报的材料，能够经由适当的追踪查核，整编成为有用的情报，弥补了正式情报机构的不足，贡献甚大。

第二，侍六组在成立初期，由于唐纵个人的职位低微，面对强势的各大情报机构，实无法做实质有效的管理与考核。不过在戴笠的坐大引起蒋介石的疑忌，而对其做出有效的控制后，唐纵也得以开始建立各种档案及统计数字，以“科学化”的方式，对各情报机关进行考核与管理，不过侍从室考核的盲点，在于不重视各情报机关的反情报能力，以致泄密的情况严重，始终未能改善。[165]

第三，侍从室试图经由各种会报制度，加强各情报机关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并且扩大了情报的分享范围，同时也减少了恶性竞争。不过其成效似乎与侍从室本身地位的强弱有关。

第四，侍从室对于党政官员贪污不法行为的调查，侵犯了正规司法机关的职权，而且调查结果每多未做进一步的处分，因此其功能如同监察院，未能充分发挥，而只能对机构及个人产生吓阻的作用。

第五，侍从室所建立的一套情报监督管理体制及运作方式，一直延续至战后台湾，侍从室处理情报业务的相关人员，日后也都在战后台湾安全体系中长期扮演重要的角色，[166]因此侍从室的重要性，实不容忽视。

[1] 本文系2000～2001年台北中研院主题研究计划“侍从室与战时中国（1936～1945）”项下的部分研究成果，谨此注明，并致谢意。

[2] 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

[3] 秋宗鼎：《蒋介石的侍从室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1982年7月，第128～129页。

[4]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以下简称《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1939年1月24日。

[5] 唐纵：《日记》，1939年2月8日。

[6] 唐纵：《日记》，1939年2月21日。

[7] 唐纵：《日记》，1939年5月20日。

[8] 唐纵：《日记》，1939年2月8日。

[9] 陈布雷：《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以下简称《日记》），台北：东南印务出版社，出版年不详，1939年2月12日。

[10] 唐纵：《日记》，1939年2月14日。

[11] 唐纵：《日记》，1939年5月10日。

[12] 唐纵：《日记》，1939年5月26日。

[13] 唐纵：《日记》，1939年6月16日、24日。

[14] 唐纵：《日记》，1939年7月14日。

[15] 陈布雷：《日记》，1939年2月15日。

[16] 秋宗鼎：《蒋介石的侍从室纪实》，第129页。

[17] 《钱大钧、陈布雷呈今后办公办法与侍从室工作办法（1945年8月31日）》，《国民政府组织编制》，《国民政府档案》，台北某机构藏档案（下引未注明出处文献均如此），档号：0421/0077.01-01。

[18] 黄康永：《军统特务组织的发展和演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特工组织（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第667页。

[19] 秦丰川：《军统局的经济情报机构》，文闻编《我所知道的军统》，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第238页；陈盛智：《在军统特务组之中的一般经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特工组织（下）》，第194页。

[20] 李英：《中统在成都的“秘宣”内情》，《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特工组织（上）》，第163页；张文：《中统二十年》，《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1987年8月，第73页。

[21] 中共人士在重庆遭监控者，包括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潘梓年、王炳南、王若飞、陈家康、胡乔木、徐冰、张晓梅、韩幽桐、李卓然等。被监视的重要场所则包括曾家岩50号（十八集团军办事处）、重庆市上清寺桂园（周恩来公馆）、重庆市红岩子新华日报社、重庆市中一支路新华日报宿舍、重庆市枇杷山苏联大使馆、重庆市青木关车站（中共人物往来重庆与延安的总关口）等。当时在新华日报社附近设有茶馆，在曾家岩50号附近设有纸烟摊贩，在苏联大使馆收买有卒役内探，对上列人物，每日均有详细的行踪报告，汇报上级。参阅胡性阶《中统特务机构在重庆的活动》，《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特工组织（上）》，第133页。

[22] 李英：《在重庆期间的中统局本部》，《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特工组织（上）》，第120页；李英：《中统在成都的“秘宣”内情》，第163页。

[23] 伍杰编《中国期刊大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206页。

[24] 唐纵：《日记》，1941年3月5日。

[25] 李英：《在重庆期间的中统局本部》，第129页。

[26] 潘世宪：《回忆王芃生与国际问题研究所》，陈尔靖编《王芃生与台湾抗日志士》，海峡学术出版社，2005，第120页。

[27] 潘世宪：《回忆王芃生与国际问题研究所》，陈尔靖编《王芃生与台湾抗日志士》，第47页。

[28] 张令澳：《蒋介石侍从室见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虹口区委员会，1994，第10～11页。

[29] 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第171～172页。

[30] 秋宗鼎：《蒋介石的侍从室纪实》，第149页。

[31] 《1940年各情报机关报告本室处理结果比较图》、《第六组1944年度情报处理比较表》、《侍从室第六组办事规程（1943年9月23日）》，侍从室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762。

[32] Hsi-huey Liang，The Sino-German Connection：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Assen：Van Gorcum，1978），p.134.

[3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34] 陈郴：《德国在华军事情报机关（1941～1945）》，《台大历史学报》第44期，2009年12月，第173～174页。

[35] 唐纵：《日记》，1939年1月10日。

[36] 《蒋中正电令贺耀组等关于戴笠、王芃生、王季弼等情报应派专人研究统计》，《筹笔——抗战时期（十九）》，《蒋中正总统档案》，典藏号：002-010300-00019-041；唐纵：《日记》，1939年2月8日。

[37] 唐纵：《日记》，1941年2月6日。

[38] 张令澳：《蒋介石侍从室见闻》，第81页。

[39] 系根据笔者阅读二人日记所得印象。

[40] 戴笠对唐纵一直极力拉拢。在1945年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改选时，戴虽未参选，但积极为唐活动，请客拉票，终于将唐选为中央委员，因此有些人即认为徐恩曾与顾建中的埋怨，并非毫无根据。参阅赵毓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人事内幕》，《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上）》，第4页。

[41] 金以林：《蒋介石的用人与选才》，吕芳上编《蒋介石的亲情、爱情与友情》，第243页。

[42] 霍实子、丁绪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电检译所》，《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特工组织（下）》，第807～808页。

[43] 岩谷将：《蒋介石、共产党、日本军：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国民党情报组织的成立与展开》，黄自进、潘光哲编《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形塑》，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第20～21页。

[44] 岩谷将：《蒋介石、共产党、日本军：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国民党情报组织的成立与展开》，黄自进、潘光哲编《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形塑》，第21页。

[45] 霍实子、丁绪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电检译所》，《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特工组织（下）》，第812页。

[46] 张令澳：《蒋介石侍从室见闻》，第81～82页。

[47] 唐纵：《日记》，1941年12月5日。

[48] 魏大铭：《珍珠港事变之研究（一）》，《传记文学》第39卷第6期，1981年12月，第66页。

[49] 唐纵：《日记》，1941年12月6日；魏大铭：《珍珠港事变之研究（一）》，第66页。

[50] 唐纵：《日记》，1941年12月5日。

[51] 张令澳：《蒋介石侍从室见闻》，第82页。

[52] 唐纵：《日记》，1941年12月5日。

[53] 唐纵：《日记》，1941年12月5日，《上星期反省录》。

[54] 唐纵：《日记》，1943年12月16日。

[55] 张令澳：《蒋介石侍从室见闻》，第82页。

[56] 国防部情报局编《戴雨农先生年谱》，台北：编者印行，1966，第116～117页。

[57] 蒋介石：《日记》，1941年11月29日。

[58] 唐纵：《日记》，1941年12月5日，《上星期反省录》。

[59] 蒋介石：《日记》，1941年12月7日；郝柏村：《郝柏村解读蒋公八年抗战日记：1937～1945（下）》，台北：远见天下文化公司，2013，第849页；岩谷将：《蒋介石、共产党、日本军：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国民党情报组织的成立与展开》，黄自进、潘光哲编《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形塑》，第21～22页。

[60] Waldo Heinrichs，Threshold of War：Franklin D.Roosevelt and American Entry into World War II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fess，1989），p.191.

[61] Roberta Wohlstetter，Pearl Harbor：Warning and Decision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p.44-46.

[62] David Kahn，“Roosevelt，Magic，and Ultra，”in Cipher A Deavours et al.，eds，Selections from Cryptologia：History，People，and Technology （Boston：Artech House，1998），pp.123-153.最近的研究也指出罗斯福对破译密码不感兴趣，即使是在珍珠港事变后，他仍只愿采用加派间谍的方式，增强情报能力。参阅Erik J.Dahl，Intelligence and Surprise Attack：Failure and Success from Pearl Harbor to 9/11 and Beyond （Washington，D.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2013），p.64。

[63] 周震东：《戴笠特务“渝三课”、“蓉组”及“西康组”在军事方面的活动（1935～1936年》，《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280～282页。

[64] 王正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0册，2010，第124页。

[65] 谢藻生：《蒋介石与刘湘的勾心斗角》，《湖北文史》2007年第1期，第54～55页。

[66] 戴笠：《川情机密报告与澈底安川建议》，《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川康滇黔政情（一）》，典藏号：002-080101-00038-010。

[67] 戴笠：《川情机密报告与澈底安川建议》。

[68] 田一平：《以刘湘为中心的反蒋秘密组织——武德励进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1985，第1～11页。

[69] 戴笠：《川情机密报告与澈底安川建议》。

[70] 戴笠：《川情机密报告与澈底安川建议》。彭宗诚：《刘湘的崛起及其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硕士论文，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1999，第253～267页。

[71] 《蒋志澄报告刘湘以为抗战是中央消灭杂色部队方法并纵容政客文人入川活动》，侍从室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762/1576。

[72] 秋宗鼎：《抗战初期蒋介石侍从室对四川军阀的调查材料》，《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第135～137页。

[73] 秋宗鼎：《蒋介石的侍从室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第138～139页。

[74] 秋宗鼎：《蒋介石的侍从室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第139页。

[75] 杨维真：《1938年四川省政府改组风潮始末》，《国史馆学术集刊》第4期，2004年9月，第115～131页。

[76] 修订后的条例详列考绩评比及奖惩的标准，其中奖励分为5级，包括嘉奖、记功、休假、奖金及加原薪15%；惩处则分为6级，包括申诫、记过、罚原薪（一次）20%、减原薪15%、停职查办及处死刑。参阅《戴笠呈蒋中正报告（1937年）》，《特种情报——军统（一）》，《蒋中正总统档案》，典藏号：002-080102-00034-006。关于军统局对于工作人员纪律的要求，详见萧李居《戴笠与特务处情报工作组织的开展》，吴淑凤、张世瑛、萧李居编《不可忽视的战场：抗战时期的军统局》，2012，第20～32页。

[77] 据一位侍六组人员的观察，侍六组设立考核股乃是为了平衡军统与中统的势力。贺楚强系由陈果夫所推荐，1943年8月进入侍六组后，为唐纵所收编，在考核工作上完全听命于唐，失去了CC派他入侍从室的用意。抗战胜利后侍从室撤销，成立军务局，由俞济时任局长，唐纵尚曾向蒋介石推荐贺楚强任副局长，分管原来侍六组的情报业务。参阅张令澳《蒋介石侍从室见闻》，第233页；陈布雷：《日记》，1943年8月3日。

[78] 唐纵：《第六组三十年度工作总报告》，《蒋中正手令及批示（六）》，《国民政府档案》，典藏号：001-016142-0013。

[79]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考核报告书》，《特种情报——军统（一）》，《蒋中正总统档案》，典藏号：002-080102-00034-009。

[80]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考核报告书》。

[81]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考核报告书》。

[82]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会计规程审查报告》，《特种情报——军统（一）》，《蒋中正总统档案》，典藏号：002-080102-00034-009。

[83] 《戴笠呈蒋中正调查统计局考核报告书及会计章程》，《特种情报——军统（一）》，《蒋中正总统档案》，典藏号：002-080102-00034-009。

[84] 杨维真：《从合作到决裂——论龙云与中央的关系（1927～1949）》，2000，第190页。

[85] 黄建华：《国民党政府统治新疆的政策》，民族出版社，2003，第100页。

[86]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93页。

[87] 沈醉、文强：《戴笠其人》，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第101～102页。

[88] 唐纵：《日记》，1944年8月18日，《上星期反省录》。

[89] 1945年3月30日唐纵曾于其日记中记载：“据雨农向委座报告，军统局组有协济合作社，在福建浦城以北之仙阳乡官后地方，置山林一处，有松山10余万株，并将进行购置田产800余石；贵州息峰置有田产400老石；重庆乡下缫丝厂置有田601亩，地622亩又2716万丈，林山300亩，荒山1602亩。”参阅唐纵《日记》，1945年3月30日。

[90] 唐纵：《日记》，1943年9月8日。

[91] 唐纵：《日记》，1943年1月18日。

[92] 唐纵：《日记》，1943年3月26日。唐纵夹在蒋介石与戴笠之间左右为难的处境，另可参阅罗久蓉《从军统局到保密局》，吴淑凤、张世瑛、萧李居编《不可忽视的战场》，第266页。

[93] 唐纵：《日记》，1942年4月4日。

[94] 郭旭：《我所知道的戴笠》，第411页；唐纵：《日记》，1942年4月4日。

[95] 唐纵：《日记》，1943年2月24日。

[96] 唐纵：《日记》，1943年2月24日。

[97] 唐纵：《日记》，1943年3月10日。

[98] 唐纵：《日记》，1944年3月2日。

[99] 1943年6月，蒋介石下手令解除戴笠所兼财政部缉私署署长职务，改由宣铁吾接任。7月，又对侍一处主任林蔚表示，要戴专负特务责任，不要带兵，忠义救国军和别动队也要整理。参阅蒋介石《日记》，1943年6月27日；唐纵《日记》，1943年7月21日。

[100] 1944年6月5日唐纵曾于其日记中记载戴笠对上年军统局工作总报告的批示，对唐非常不满意。参阅唐纵《日记》，1944年6月5日。

[101] 唐纵：《日记》，1944年7月1日。

[102] 金以林：《蒋介石的用人与选才》，吕芳上编《蒋介石的亲情、爱情与友情》，第238～239页。

[103] 《戴笠呈蒋中正请于林蔚、贺耀组择一任调查统计局长并予职为副局长等人事调动及组织工作、经费运用等关于特务组织建议》，《特种情报——军统（一）》，《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102-00034-003。

[104] 《戴笠呈蒋中正请于林蔚、贺耀组择一任调查统计局长并予职为副局长等人事调动及组织工作、经费运用等关于特务组织建议》，《特种情报——军统（一）》，《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102-00034-003。

[105] 《最高调查委员会组织规程及最高调查委员会处务通则草案》，《特种情报——军统（一）》，《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102-00034-004。

[106] 邵毓麟：《追念一个大平凡的国民党员》，陈尔靖编《王芃生与台湾抗日志士》，第99～100页。

[107] 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第106～107页。

[108] 李约勒：《难产的中央党员通讯局》，《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268页。

[109] 张文：《中统二十年》，第68～69页。

[110] 唐纵：《日记》，1944年11月10日。

[111] 陈布雷：《日记》，1944年11月10日。

[112] 张文：《中统二十年》，第69页。

[113] 陈布雷：《日记》，1941年2月6日。

[114] 萧赞育：《怀铁老·谈革新》，《梅园文存》，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85，第202页。

[115] 张文：《中统二十年》，第70页。

[116] 唐纵：《日记》，1941年1月至4月。

[117] 张文：《中统二十年》，第69页。

[118] 萧赞育：《怀铁老·谈革新》，《梅园文存》，第202～203页。

[119] 康泽：《狱中自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特工组织（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第672～673页。

[120] 萧赞育：《怀铁老·谈革新》，《梅园文存》，第203～204页。关于抗战时期及战后的国民党各次革新运动，可参阅王良卿《改造的诞生》，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2010，第1、2章。

[121] 康泽：《狱中自白》，《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特工组织（下）》，第672页。

[122] 陈布雷：《日记》，1941年3月20日。

[123] 唐纵：《日记》，1941年3月20日。

[124] 唐纵：《日记》，1941年3月20日。

[125] 唐纵：《日记》，1943年5月27日。

[126] 万亚刚：《从平江事件到昆明事件——“联秘处”成立的经过》，《国共斗争的见闻》，李敖出版社，1990，第95页。

[127] 《军事委员会电韩德勤等防制奸伪事宜为求步骤统一应即组织该省及战区党政军联席会报其职权为商讨特种问题对策交换情报并分配任务等请查照》，《领袖指示补编（二）》，《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106-00002-060。

[128] 《军事委员会电马鸿逵各省党政军联席会报组织办法请查照》，《领袖指示补编（二）》，《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106-00002-059。

[129] 张文：《中统二十年》，第70页；李约勒：《难产的中央党员通讯局》，第268～269页。

[130] 唐纵：《日记》，1944年10月19日。

[131] 《军事委员会电蒋鼎文为处理中共问题各省应仿中央成立党政军联席会报以商讨问题交换并分配业务此会议对外绝对秘密除不得以联席会议名义行文外所有文书往返应妥审处理以免泄露等》，《领袖指示补编（二）》，《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106-00002-065。

[132] 唐纵：《日记》，1944年5月3日。

[133] 唐纵：《日记》，1944年7月2日。

[134]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05～106页。

[135] 会议的记录通常是由侍二处秘书张令澳担任。参阅张令澳《蒋介石侍从室见闻》，第82页。

[136] 唐纵：《日记》，1943年2月24日。

[137] 唐纵：《日记》，1945年1月25日。

[138] 徐远举等：《军统局、保密局、中美合作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特工组织（上）》，第541页。

[139] 郭旭：《我所知道的戴笠》，第409～410页。

[140] 唐纵：《日记》，1944年9月4日。

[141] 秋宗鼎：《蒋介石的侍从室纪实》，全国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第935页。

[142] 《侍从室第六组办事规程（1943年9月23日）》，侍从室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762。

[143] 《蒋中正电戴笠查办五、六月份公务员及部队不法行为等事（1935年7月19日）》，国民政府档案，档号：0510/2770.01-01，缩影号：408/1641-1642。

[144] 蒋介石：《日记》，1943年6月23日。

[145] 唐纵：《日记》，1944年1月8日，《上星期反省录》。

[146] 唐纵：《日记》，1944年1月8日。

[147] 唐纵：《日记》，1944年1月8日，《上星期反省录》。

[148] 唐纵：《日记》，1944年1月17日。

[149] 唐纵：《日记》，1944年1月22日。

[150] 张令澳：《蒋介石侍从室见闻》，第245页；项德颐：《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个侍卫官往事漫忆》，《档案春秋》2005年第1期，第38～39页。

[151] 裘轸：《轨迹寻痕录》，台北：嵊讯杂志社，1993，第228页。

[152] 张令澳：《蒋介石侍从室见闻》，第245页；项德颐：《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个侍卫官往事漫忆》，《档案春秋》2005年第1期，第39页。

[153] 刘国铭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第2289页。

[154] 陈布雷：《日记》，1944年8月30日；唐纵：《日记》，1942年8月30日；裘轸：《轨迹寻痕录》，第229页；徐文山：《国民党兵役署中将署长程沛民之死》，《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政人物（上）》，第885～886页。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蒋介石正由于与史迪威关系的恶化，面临美方强大的压力，而有辞职的打算。详见王建朗《信任的流失：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美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231～232页。

[155] 徐文山：《国民党兵役署中将署长程沛民之死》，第886～887页。根据军法总监何成浚1944年10月4日日记所载：“晨奉委座申感四侍秦代电，据报程泽润兼任兵役班主任时，曾派总务组长叶克勋赴涪陵买木材二十万元，建筑该班营房，后因价涨，该署乃以半数木材建筑营房，报销二十万元，其余半数木材，移建该署长私室等情；又申感五侍秦代电：唐仲儒陈诉兵役署人事科科员江接天，利用职权，索取贿赂报告一件，希迅办具报。兵役署前此弊端百出，尽人皆知，军队不能相当补充，民间受其扰害特烈，物议沸腾，当局者殊若听而不闻。今幸委座略有所悉，赫然震怒，实时加以整饬，但事实内幕，委座仍丝毫无从窥见也。电示各件，可见为兴薪中之一叶。”侍从室这两封电报的内容，或许也促成蒋介石做出枪毙程泽润的决定。参阅何成浚《何成浚将军战时日记》，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第484页。

[156] 唐纵：《日记》，1944年9月5日。

[157] 唐纵：《日记》，1944年9月6日。

[158] 方秋苇：《抗战时期的兵役法和兵役署》，《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第13页。有些学者甚至指出蒋介石扣程当天中午，即告诉何应钦，兵役署须自军政部独立，另成立一兵役部或兵役总监部。何应钦见蒋如此不信任自己，乃萌生辞意。参阅李仲明《何应钦大传》，团结出版社，2008，第233页。

[159] 裘轸：《轨迹寻痕录》，第185、228页。

[160] 张令澳：《蒋介石侍从室见闻》，第245页。

[161] 秋宗鼎：《蒋介石的侍从室纪实》，第957页。

[162] 魏锡熙：《我通过经济情报活动监视张治中之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第175～176页。

[163] 叶健青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5册，第189页。

[164] 魏锡熙：《我通过经济情报活动监视张治中之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第177～179页。

[165] 军统内部的中共地下党活动情况，可参阅马振犊《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九州出版社，2008，第163～166页。

[166] 有关20世纪50年代台湾情报体系的建立，可参阅刘熙明《蒋中正与蒋经国在戒严时期“不当审判”中的角色》，《台湾史研究》第6卷第2期，1990年10月，第146～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