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对华政策的特殊性及其对欧盟对华政策的影响[1]

刘丽荣[2]

各成员国是欧盟制定对华政策的核心，是中欧关系发展的主导力量。作为中国在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德国对华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反应。促进德国对华出口，加强德国在中国的经济存在，是德国发展双边关系的主要动力。对外政策和国内利益结构的特殊性，左右德国在欧盟对华政策中的基本利益和政策取向。本文尝试从德国对华政策的特殊性和利益冲突入手，分析德国在欧盟对华政策形成过程和决策机制中的作用。

一 德国对华政策的特殊性

相对于英法等欧洲大国，联邦德国与中国建交较晚。冷战期间，德国对华政策主要受到国际战略力量态势的影响。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德国对华政策中，经济利益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冷战后德国对华政策的重心始终围绕发展贸易关系，政治和战略考量居于次要地位。德国对外政策的特殊性决定德国对华政策的特殊性。

（一）德国对外政策的特殊性：从非常态到新的“建构力量”

二战后德国对外政策经历了数十年非正常状态。两德统一后德国恢复全部主权，对外政策得以向“常态”化发展。但外部世界的迅速变化使“常态”化失去了原有的坐标体系：首先，冷战结束后安全概念不断发展，包括非政府组织和跨国集团在内的越来越多的行为体介入到对外政策决策过程中；其次，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欧盟成员国的对外政策逐渐失去清晰的轮廓。基于内部资源和外部条件的变化，德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处于两难选择之中：既要强调历史连续性，又要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以应对快速变化的世界格局。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德国对外政策的特殊性。

关于德国在全球外交与安全政策中的角色定位，德国国内有多种提法，诸如“民事力量”[3]“国际化的中等国家”[4]“共同领导地位的欧洲力量”[5]“不断增强的影响力”[6]等。欧债危机使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发生了微妙变化。德国近来出现一种声音：统一的德国作为一种新崛起的力量，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一样，应承担更多全球责任，在国际决策进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7]

2012年，德国联邦政府发布政策文件，明确德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定位，是作为一种新的“建构力量”（Gestaltungsmächt）[8]。德国作为“建构力量”的雄心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而非战略安全领域。这份文件界定了德国对外政策的几个维度，把自由与人权、民主与法治、和平与安全、富裕和可持续发展、可承载的双边关系以及有效多边主义界定为德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

基于两次世界大战等历史原因，德国国内民意对德国作为世界舞台上的政治主体缺乏自觉。两德统一后，德国恢复正常国家身份，但与英法等欧洲大国相比，德国在实力运用上比较消极被动。冷战后德国对外政策的基础被界定为“自反性多边主义”（reflexive multilateralism）[9]：规避武力，倚重跨大西洋关系和欧洲共同体，寻求在国际多边机制的框架内执行对外政策，强调作为民事力量的自我认同。德国对外政策的特殊性现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地缘经济利益而非地缘政治利益的角度，致力于全球问题的解决。二是倚重民事手段作为对外政策的工具，除了紧急和特殊情况，放弃使用军事手段。三是在实力运用中，尽可能审慎克制，不做独行者。“强权政治”（Machtpolitik）的提法在今天的德国依然是禁忌。四是强调欧洲化的德国，在区域和全球层面上倾向于多边合作，同时在欧洲和美国之间寻求平衡，加强与欧盟对外政策的协调，同时维护跨大西洋秩序。

（二）德国对华政策的发展主线及其特殊性

冷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变革，各国需重新界定对外政策的优先领域和目标体系。如何协调价值观和利益之间的关系，是欧洲大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冲突：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演进，国家财富的增长对国际市场依赖度的加深，经济利益成为对外政策制定的核心要素和指导方针；另一方面，冷战后，以“历史终结论”为代表，亚洲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被置于对立状态，人权问题成为争议焦点。[10]媒体与网络的快速发展，使价值观对立日益公开和尖锐。在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舆论的影响不容忽视。对外政策的目标冲突在德国对华政策的实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1.德国对华政策的发展主线

科尔时代的对华政策呈现出“重商化”（Merkantilisierung der Auβenpolitik）和“价值观相对主义”（Werterelativismus）特点，价值观因素受到经济因素排挤。1993年科尔政府制定“亚洲战略”（Asienkonzept），明确德国对华政策的三个原则[11]：一是避免公开指责中国人权问题；二是通过经济发展促进中国的政治变革；三是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三个原则后来演变成为欧盟对华政策的德国模式。

红绿联盟延续了科尔时代的对华政策。施罗德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新变化是引入了一种对话机制，对法治和人权问题进行单独磋商。中德领导人的双边对话得以摆脱棘手的话题，专注于务实的经济合作。2002年德国外交部对“亚洲战略”进行调整，明确德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利益和任务：在发展经贸关系的同时，注重发展政治和社会关系；通过法治国家对话和发展合作，促进人权、民主和公民社会的发展。[12]新的“亚洲战略”强调以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作为德国对外政策的制定框架，但是缺少具体的行动纲领。

默克尔时期的对华政策经历了“以价值观为导向”到“以问题为导向”的转变。政策调整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积极的经济关系；二是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

默克尔上台之初调整对华政策，采取某种对抗的姿态：反对取消欧盟对华武器禁运，反对立刻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2007年，基民盟和基社盟提出自己的“亚洲战略”，强调中德之间价值观对立，认为持久的伙伴关系只能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和信念基础之上。[13]2007年9月，默克尔会见达赖，在德国国内一度被解读为德国对外政策实行战略转变的标志。[14]。

默克尔“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对华政策调整未能持久。迫于经济界压力，德国政府主动寻求修复中德关系，不惜在价值观上做出让步。2008年德国政府首次承认台湾和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前德国政府只强调“一个中国”的政策。在德国学术界看来，这一外交措辞的变化意味着德国政府放弃了一个重要的立场。[15]基民盟和基社盟随后对亚洲战略进行解释，指出价值观和利益无法明确区分，确保长期利益与捍卫价值观同等重要。欧债危机为中德关系的发展带来转机，中国市场被认为是危机期间推动德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机遇。2010年7月，默克尔访华时强调，中德关系进入“全新阶段”，双方寻求“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关注“核心利益”。

默克尔政府现阶段的对外政策强调“以价值观为取向，以利益为主导”[16]。这一定位并未明确解决德国对外政策的两难选择：当利益与价值观发生冲突时，何者为先？主张价值观优先者，批评默克尔为了经济利益出卖价值观；主张利益优先者，批评默克尔放不下道德优越感。2013年9月大选期间，利益优先者明显占据上风。

桑德施奈德（Eberhard Sandschneider）教授指出，德国对外政策不应以价值观主宰世界，对价值观问题横加指责无法取代务实的对外政策，相反会错过进行建设性讨论的机会。当价值观和利益出现矛盾时，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把利益放在首位。[17]基民盟和基社盟议会党团负责对外政策的发言人密斯菲尔德（Philipp Miβfelder）也明确指出：德国对外政策的任务，就是为德国投资者改善所在国的法律框架条件，联邦政府扮演德国经济的辅助角色。[18]

2.德国对华政策的特殊性

科尔和施罗德执政时期的德国是随和的重商国，在政治上与中国相对友好，以换取经济利益；默克尔第一任期的德国是张扬的工业国，在政治上对中国持批评态度，在经济上注意维护本国企业竞争地位；默克尔第二任期的德国已回复到随和的重商国之列。

表1尝试对冷战后德、法、英三国对华政策的基本走势进行梳理和归纳。虽然德国在人权问题和武器禁运问题上立场时有反复，但相对于英国、法国，其对华政策的基本利益更为明晰。无论是科尔政府、施罗德政府，还是默克尔政府，德国对华政策的重心始终围绕有章可循的贸易关系，政治和战略考量相对淡化。

德国现阶段对华政策的制定主要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第一，政府机构，即联邦总理和联邦政府；第二，立法机构，即联邦议会和联邦参议院；第三，社会环境，包括利益集团、政党、舆论和媒体等。[19]作为德国对外政策的国内条件，舆论和利益集团对默克尔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影响。德国是制造业大国，也是出口大国，中国市场对于德国的意义远甚于欧盟其他国家。德国自2011年起连续两年实现对华贸易顺差。中国的发展对德国而言是机遇大于挑战。德国作为国际秩序新的建构力量的角色定位，表明德国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力量，在某些方面，与崛起的中国有共通之处。德、英、法虽然同为欧盟的核心成员国，但德国处于力量上升阶段，在心态上与式微的英、法有所不同：德国不必为了保持地位，用价值观来规范中国。在中欧关系领域，德国主张与中国进一步发展伙伴关系，鼓励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与中国共同解决全球问题。

表1 冷战后德、法、英三国对华政策之比较

续表

二 德国在欧盟对华政策中的作用

欧盟对外政策的制定可以划分为三个子系统：欧盟委员会负责制定贸易与发展政策，采用超国家主义的决策机制；欧盟理事会负责制定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采用政府间主义的决策机制；成员国政府在欧盟对外政策的各个领域施加影响。[20]作为欧盟的核心成员国，德、法、英三国在欧盟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自施罗德政府起，德国开始在欧盟追求明确的国家利益。德国虽不是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积极推动者，但希望借助这一平台输出国家偏好。在默克尔政府的对外政策中，欧洲一体化更多地被视为一种工具而非目标，旨在实现德国自身难以践行、需要在欧盟层面操作的国家目标。[21]欧债危机期间，德国的国家利益居于优先地位，迫于地方政府的压力，德国采取的许多措施并未与欧盟国家进行充分协商。[22]作为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对于欧盟对华贸易政策的偏好具有重要影响；但是国内利益的非中心化，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德国对欧盟最终决策的影响。

（一）欧盟对华政策的决策机制

围绕欧盟对华政策的制定，欧盟层面主要有三个行为体：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此外，欧盟对华政策还受到美国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欧盟理事会是欧盟对华政策的决策中心。理事会内部的主要行为体是成员国政府官员，成员国的利益主导决策进程。次级体系的信息互动，导致成员国在对华政策上的观点不断趋同，但是距形成成员国的共同立场仍有一段距离。[23]

在欧盟对华贸易与发展政策方面，欧盟采用超国家主义的决策方式，即所谓的“有效多数表决机制”。按照现有规定，28个成员国根据人口规模分别拥有3～29票的表决权，其中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各拥有29票。自2007年欧盟东扩之后，有效多数必须满足两个条件：获得74.8%的票数，以及一半以上国家的支持。[24]在有效多数表决机制中，中小国家享有相对于其人口比例较多的表决票数，但德、法、英、意等大国依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实践中，德国以庞大的经济和贸易总量，通过利益集团对欧盟的决策进程施加影响。

2011年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通过新的决策机制，在贸易保护工具的运用方面，赋予欧盟委员会更多的决策权。在此之前，欧盟委员会运用贸易保护工具，必须获得欧盟理事会的简单多数赞同。按新的决策机制，欧盟委员会只需向28个成员国组成的检查委员会（Examination Committee）提出动议，在未获得有效多数支持或反对时，只要没有简单多数反对，欧盟委员会就可以实施动议。未来利益集团将把注意力部分转向欧盟委员会，这是因为欧盟理事会不再是成员国实现利益诉求的主要通道。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隶属于欧盟对外政策的高级政治范畴，采用“政府间主义决策机制”，制定共同战略和共同立场需要成员国一致同意。由于成员国在安全政策方面不愿放弃主权，所谓的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更多的是一个过程而非政策。[25]欧盟致力于发展更为广泛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但是与安全相关的重要决策仍由成员国主导。

贸易是欧盟对华关系的基础，即使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经济利益也往往凌驾于安全政治的考量。中欧关系强调贸易优先：首先，经济一体化是欧洲一体化的推动力，经济利益居于重要地位；其次，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中欧之间距离遥远，中国与欧洲的安全局势无涉，欧洲也无意插手东亚地区安全问题。中欧于2003年确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在安全政策领域，中国很难被欧盟视为战略伙伴。在对华政策方面，欧盟主要负责对外贸易关系，成员国在外交与安全政策方面保留最终决策权。

（二）德国对欧盟对华政策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德国是第一个制定全面亚洲战略的欧盟国家，对于欧盟对华政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欧盟成员国的对华政策现阶段呈现出一种趋同现象，即所谓的德国模式：关注经济事务，避免政治对抗，对人权问题进行单独处理，战略考量发展缓慢。

1994年7月，欧盟委员会制定欧盟亚洲战略文件，在德国埃森举行的欧洲理事会上获得通过。在这份文件中，中国被界定为欧盟亚洲战略的重心。德国在这一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这份文件的基础之上，欧盟委员会拟定了欧盟对华长期政策提案，1995年12月欧盟理事会批准了这一提案。

事实上，在欧盟首个对华政策出台之前，欧盟成员国中只有德法有亚洲战略。欧盟对华政策的内容与德国的亚洲战略极为相近，只是更为详细。欧盟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与德国大致相同：首先，通过政治对话，推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承担更多的责任；其次，支持中国向开放型社会转变，以法治国家和尊重人权为基础；最后，促进中国与世界贸易体系的融合，支持中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改革。[26]

1.贸易政策

欧盟对华贸易政策的最终决策者是欧盟理事会，理事会负责与欧盟委员会进行协调。《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洲议会在对外贸易政策方面的作用和影响得到加强。欧盟贸易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包括：共同关税、进口配额、反倾销措施和自愿出口限制。

德国作为出口大国，是贸易自由化的受益者，传统上倾向于自由市场，主张减少贸易壁垒。作为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对于欧盟对华贸易政策的取向具有重要影响。但是国内社会利益的非中心化，导致政策网络难以整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德国对欧盟最终决策的影响。

（1）贸易政策取向

在对外贸易政策领域，欧盟成员国强调自身利益，对贸易政策工具的运用有不同的偏好：一派主张自由贸易，包括德国、英国和北欧国家；另一派奉行贸易保护主义，包括法国、意大利等南欧国家；还有一派介于其间，摇摆不定。[27]欧盟贸易保护工具的运用受到不同阵营力量构成及成员国偏好的影响，同时顾及成员国的利益。欧盟委员会的偏好现阶段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倾向于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第二，倾向于合作而非对抗。这两点与德国的政策偏好如出一辙。

在欧盟28个成员国中，中国市场对于德国的意义远甚于其他国家。在欧盟对华贸易和投资领域，德国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与英、法不同，德国没有海外殖民地。在投资和市场的选择上，没有优先殖民地的倾向。削减贸易壁垒、发展中欧自由贸易，符合德国在欧盟对华贸易政策中的基本利益。

围绕德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冲突，经济界代表提出“以贸易促转变”[28]的战略：通过发展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经贸联系，推动中国国内的社会变革、政治改革以及法制体系的现代化。这一观点后来演变成为欧盟对华政策的目标之一。

（2）国内利益分散制约德国对欧盟决策的影响

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取决于国家与社会利益的中心化程度。[29]法国长期实行中央集权制，强调精英教育，政界和经济界的领袖大都拥有共同的教育背景，国家和社会利益高度中心化。在欧盟框架内处理贸易争端问题时，法国政界和经济界容易达成共识，协调行动，对最终决策施加有效影响。与法国不同，德国实行联邦制，政界和经济界的决策者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社会利益多元而分散；面向欧洲内部市场的企业与面向全球市场的企业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德国是中国在欧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是社会利益的非中心化，导致德国在欧盟贸易政策工具的运用方面难以形成统一力量，稀释了德国对欧盟决策结果的影响力。

2.外交与安全政策

德、法、英三国对欧盟对外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影响力。但围绕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领导权问题，相对于英国和法国，德国缺乏主动性。英、法是欧盟两个核大国，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国均倾向于在海外部署兵力。欧盟东扩后，德国在地缘政治上成为欧盟的心脏。作为欧盟预算最大的净支付国，德国在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获得提升。但基于历史原因，德国在安全政策上倾向于审慎克制。

在德国和欧盟的对华政策中，安全政策并不具有突出作用。对于东亚地区的安全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德国一向主张交由美国处理。20世纪90年代，法国不顾中国反对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幻影战斗机，德国则以禁止向危机地区提供武器为由，拒绝向台湾地区出售潜艇和护卫舰。台湾方面一再敦促欧洲在北京和台北之间进行斡旋，但欧洲始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欧盟及其成员国迄今为止不曾在东亚地区问题上扮演任何积极的安全政策角色。在南海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上，德国和欧盟立场审慎。2012年6月，欧盟理事会发布《欧盟对东亚地区的外交与安全政策纲领》，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30]欧盟一方面对东亚安全问题表示关切，另一方面强调美国的军事存在是维护该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

在对华武器禁运问题上，施罗德曾与希拉克联手，在欧盟内部推动解禁进程，但未能获得全体成员国的支持。2005年默克尔上台，重视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反对取消欧盟对华武器禁运。2007年中欧峰会，欧盟表达了向解禁道路前进的意愿。美国等外部因素的干预，是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主要障碍。

3.人权政策

欧盟奉行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对外政策。在全球范围内捍卫人权和基本自由，是欧盟对外政策的核心内容。相对于成员国，欧盟在人权问题上的态度比较强硬。围绕对华人权政策，欧盟内部分为两派：一派强调规范的力量，另一派倾向于务实合作。德国比较接近后者。

20世纪80年代，施密特政府对华合作只谈经济，不谈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分歧。科尔政府在人权问题上，避免与中国直接交锋。1989年后欧盟对华实行经济制裁，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压，德国是第一个打破僵局的西方国家。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欧盟的人权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根本性转变。1990～1996年，美国和欧洲联手，每年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交制裁中国的决议草案。1997年，德、法反对继续提交这一提案。进入中国市场的竞争削弱了欧盟成员国在人权政策方面的合作。其后施罗德政府在人权问题上更为克制，避免直接介入中国的人权事务和西藏问题。

德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冲突，同样是困扰欧盟对华政策的两难选择：欧盟的人权政策长期在价值观与利益的外交考量之间徘徊。积极规范型欧盟对华政策强调价值观分歧，试图以对华军售禁令和市场经济地位作为制衡机制，迫使中国在人权和法治问题上接受欧洲价值观。欧洲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一政策已宣告失败。

三 结语

欧债危机以来，欧洲一体化进程遭遇挫折，新的欧盟对华政策迟迟没有出台。欧盟内部围绕对华新战略的讨论，在认识上并没有大的突破：对欧盟而言，中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既是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贸易领域的挑战者和资源领域的竞争者；中国与欧盟在价值观和原则方面存在分歧，但是又对欧盟一体化进程和欧洲共同货币的稳定具有积极作用；中国的崛起对于欧洲大陆的价值和生活标准构成挑战，同时为欧洲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商机。

过去十年，德国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和劳动力市场改革，经济竞争力得以保持强势。中国的崛起对于德国而言，是机遇大于挑战。

冷战后德国的对外政策追求“自反性的多边主义”。在对华政策领域，德国政府有意识地与欧盟进行整合，力求与欧盟的政策、战略和伙伴关系保持协调一致。德国政府2012年对外政策纲领性文件[31]强调德国对华政策与欧盟对华政策在内容和实践上的相关性：在与中国等伙伴关系国家交往时，德国兼具民族国家和欧盟成员国的双重身份。默克尔政府把中欧战略伙伴关系视为加强中德合作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德国追求欧盟在对外政策领域的共同影响力，把维护欧洲价值观的重任交付欧盟层面；另一方面，欧盟作为国际秩序的建构力量，也离不开欧盟最大的经济体的支持。德国对华政策与欧盟对华政策的相互影响未来有望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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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为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整体推进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后危机时代欧盟政治、经济、社会格局的调整及我国的应对”（2012SHKXYB10）。

[2] 刘丽荣，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教授、博士。

[3] Sebastian Harnisch/Hanns W.Maull，Germany as a Civilian Power？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Berlin Republic，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1.

[4] Matthias Geis，“Die Armee，die nicht verweigern darf，” Die Zeit，Nr.31，27.07.2006，http：//www.zeit.de/2006/31/Afrika_Historie，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5月2日。

[5] Carlo Masala，“Möglichkeiten einer Neuorientierung deutscher Auβen-und Sicherheitspolitik，”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43/2008，S.22-27，hier S.27.

[6] Stefan Fröhlich，“Deutsche Auβen-und Sicherheitspolitik im Rahmen der EU，”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43/2008，S.15-21，hier S.21.

[7] Eberhard Sandschneider，“Deutsche Auβenpolitik：eine Gestaltungsmacht in der Kontinuitätsfalle，”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10/2012，S.3-9.

[8] Deutscher Bundestag，Unterrichtung durch die Bundesregierung. Globalisierung gestalten-Partnerschaften ausbauen-Verantwortung teilen，Drucksache 17/8600，8.2.2012.

[9] Michael E.Smith，“Sending the Bundeswehr to the Balkans：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Reflexive Multilateralism，” German Politics and Society，Vol.14，Winter 1996，p.65；Peter Katzenstein，“The Smaller European States，Germany，and Europe，”in Peter Katzenstein（ed.），Tamed Power：Germany in Europ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pp.251-304，here p.289.

[10] 参见Christoph Neβhöver，Die Chinapolitik Deutschlands und Frankreichs zwischen Auβenwirtschaftsförderung und Menschenrechtsorientierung（1989 bis 1997）：Auf der Suche nach Balance，Hamburg：Institut für Asienkunde，1999，S.17-19.

[11] Deutscher Bundestag，Unterrichtung durch die Bundesregierung-Asienkonzept der Bundesregierung，Drucksache 12/6151，25.10.1993.

[12] Auswärtiges Amt，Aufgaben der deutschen Auβenpolitik：Ostasien，Berlin：Auswärtiges Amt，05.2002，S.5.

[13] CDU/CSU-Fraktion，Asien als strategische Herausforderung und Chance für Deutschland und Europa：Asienstrategie CDU/CSU-Bundesfraktion，Beschluss vom 23.10.2007，http：//www.cducsu.de，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5月2日。

[14] Thomas Heberer/Anja Senz，“Die deutsche China Politik”，in Thomas Jäger et al.（Hrsg.），Deutsche Auβenpolitik，Wiesbaden：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2011，S.673-692，hier S.681.

[15] Thomas Heberer/Anja Senz，“Die deutsche China Politik，”S.681.

[16] “Deutsche Auβenpolitik ist werteorientiert und interessengeleitet，”Auswärtiges Amt，Schwerpunkte deutscher Auβenpolitik，http：//www.auswaertiges-amt.de，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4月30日。

[17] Eberhard Sandschneider，“Raus aus der Moralecke！Die deutsche Auβenpolitik sollte der Welt nicht ihre Werte diktieren，” Die Zeit，Nr.10，28.02.2013，S.13.

[18] Philipp Miβfelder，“Handlungsfähigkeit in einer globalisierten Welt，”in Josef Braml et al.（Hrsg），Auβenpolitik in der Wirtschafts-und Finanzkrise，München：R.Oldenbourg Verlag，2012，S.376-381，hier S.378.

[19] Kai Oppermann/Alexander Höse，“Die innenpolitischen Restriktionen deutscher Auβenpolitik，”in Thomas Jäger et al.（Hrsg.），Deutsche Auβenpolitik，Wiesbaden：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2011，S.44-76，hier S.47.

[20] May-Britt U.Stumbaum，The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Baden-Baden：Nomos，2009，p.48.

[21] Gunter Hellmann et al.，“Selbstbewusst und Stolz.Das auβenpolitische Vokabular der Berliner Republik als Fährte einer Neuorientierung，” 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48（4），Dezember 2007，S.664.

[22] Simon Bulmer/William E.Paterson，“Germany and the European Union：from ‘Tamed Power’ to Normalized Power？” International Affairs5（2010）：1071-1073.

[23] May-Britt U.Stumbaum，The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p.121.

[24] 《里斯本条约》对“有效多数表决机制”进行了调整，按照双重多数表决机制，决议的采纳必须获得至少55%成员国的支持，且支持国人口总和须达欧盟总人口的65%。鉴于成员国对此表决机制存在分歧，现有《尼斯条约》表决机制有可能沿用到2017年3月。参见欧盟官网有关有效多数表决机制的介绍，http：//www.eurofound.europa.eu/areas/industrialrelations/dictionary/definitions/qualifiedmajorityvoting.htm，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7月1日。

[25] 参见May-Britt U.Stumbaum，The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p.117。

[26] 参见欧盟对外行动署公布的欧盟对华政策目标，http：//eeas.europa.eu/delegations/china/eu_china/political_relations/index_en.htm，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5月3日。

[27] 参见May-Britt U.Stumbaum，The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p.106。

[28] Sebastian Hellmann，“Grundelemente deutscher Chinapolitik，” China Analysis，No.14，08.2002，S.7.

[29] Peter J.Katzenstein，“Conclusion：Domestic Structures and Strategies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Internaitonal Organization4（1977）：890-907.

[30]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Guidelines of the EU’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East Asia，Brussels，2012，pp.15-16.

[31] Deutscher Bundestag，Unterrichtung durch die Bundesregierung. Globalisierung gestalten-Partnerschaft ausbauen-Verantwortung teil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