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如果从2006年准备申报灾害课题以来，我的灾害社会学研究已将近10年，研究经验和理论认知都有了长足进步，心中一直有个总结10年研究成果的愿望。在此激励下，这部聊以自慰“十年磨一剑”的书稿终于出现，我也借此机会将自己的研究历程做一简单交代。

我的灾害社会学研究最初是从社会工作角度入手的，这是因为我所在的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培养的是社会工作本科生，选择这一角度能使社会工作教学与灾害研究有机结合。这一时期的国内灾害社会工作研究几乎呈空白状态，有关这方面情况我在自己的上一本著作《灾害社会工作——介入机制与组织策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有过详细论述。我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灾害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实务技巧及经验反思等层面，相关论文以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介入机制和介入策略等为具体视角公开发表在CSSCI期刊上。在进一步的研究过程中，我发现这一取向有许多局限，受到的束缚也越来越多，因为社会工作毕竟以实务取向为明显特征，理论深度与研究广度难免会有不足。

从此，我将自己的研究重点慢慢转向灾害社会学研究领域，试图将主流社会学理论与灾害研究进行对话，主要从非营利组织、非正式参与途径和集体行动等视角进行了研究。在这一过程中，我发现西方灾害社会学明显形成了三个阶段或流派，即经典灾害社会学、社会脆弱性和社会建构主义。我首先从经典灾害社会学视角，如集体行动和非正式制度等对灾害进行了细致研究。我认为集体行动是经典灾害社会学的新发展，并主要探讨了灾害集体行动类型及形成逻辑，提出了柔性治理的观点。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思想战线》上。目前，国内灾害社会学研究大多停留在第一阶段，即用主流社会学理论解释灾害社会现象阶段，研究视角相对狭窄，而且成果并不多见。这一基础性研究需要重点关注和努力加强。例如，赵延东从社会资本角度对灾害进行了研究，但总体上类似的研究还是比较缺乏。

在开展经典灾害社会学研究过程中，我又对自己的研究产生了不满，总觉得新意不够，我发现若想对灾害进行更为深入和全面的研究，还需要借鉴西方灾害社会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通过查阅国内外文献我发现，社会脆弱性是目前西方灾害社会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它将自然科学研究概念脆弱性引进社会学领域，不仅强调脆弱性的社会表现，而且继承了自然科学操作化与量化研究传统，因而这一范式在西方大受欢迎。国内社会科学界对这一范式的研究非常缺乏，我于是大量收集国外资料，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同一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倩老师在《社会学研究》上也发表了社会脆弱性专文，我还特地就这一问题向她请教，并因此成为学术上的朋友。

对社会脆弱性大约进行了两年的研究，在CSSCI期刊上发表两篇相关论文之后，我认为自己对这一理论范式已经基本掌握，剩下的就是实际运用问题了。这一时期我还对西方灾害社会学整体状况进行了梳理，相关成果发表在《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此后，我将下一个目标放在探索其他新的理论范式上，社会建构主义成为最佳选择。坦率地讲，我早就了解这一理论是西方社会学发展的最新趋势，它表面上似乎不难，细究起来却似是而非，让人不知从何入手。这一范式虽然在社会科学很多领域都被应用过，但想在灾害社会学领域厘清这一范式的理论框架、分析逻辑和研究假设等实际性内容仍异常艰难，不仅国内相关研究缺乏，而且国外研究也不成熟，我只好暂时放弃。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以来，国内重特大灾害频频发生，造成的损失呈日益增长趋势，探索有效的减灾策略成为政府、民众和学界高度关注的话题。我因此接触了西方减灾领域的前沿理论，即非结构减灾范式，随后，我明白了在这一领域需要打破结构式减灾的“神话与迷思”及对工程技术减灾的盲目迷信。过去我们一直强调，防震抗灾技术能够抵抗天然灾害，因此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与物力，老百姓也一直深信不疑。许多例子却证明这一措施效果并不好。例如，雅安地震发生后，许多媒体一直在说，由于借鉴了汶川大地震中的抗震经验与技术，本次灾害损失大为减少，事实果真如此吗？本次只是七级地震，如果遇到更大强度的地震，如八级、九级甚至十级地震，这样的措施还能取得成效吗？在我看来，这种舆论导向非常令人担忧。如果学界、政府与民众不了解、不重视非结构式减灾，盲目地相信结构式减灾，盲目地迷信工程技术，既会浪费大量的社会资源，又可能造成更大的生命与财产损失，一想到这种后果我就感到非常害怕。在欧洲，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非常注重非结构式减灾，甚至有些国家还出现了反结构式减灾倾向，此外，美国的科学技术超过我国，也越来越意识到结构式减灾的局限性，越来越重视非结构式减灾。我国目前减灾模式主要还是以结构式减灾为主，在理念上明显滞后于西方。因此，我们需要转变理念，需要提倡一种更为合理的减灾观。基于这一信念，通过两年的研究，我最终在《中国行政管理》上发表了《从结构式减灾到非结构式减灾：国际减灾政策的新动向》一文，这也是我首次在这一领域的权威杂志上发表论文。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发现，非结构式减灾也存在失灵现象，因此，我提出了“复合型减灾”这一新思路。复合型灾害在近年来时常发生，其破坏力特别巨大，非单一减灾策略能够奏效，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思想战线》上。

有关非结构式减灾的研究告一段落之后，我又回到未能完成的社会建构主义研究上来，我觉得时机成熟了——由于前期从事了大量的和多角度的基础性研究，对这一领域已比较熟悉，因此有信心完成这一难度较大的研究。但如果要将这一理论范式说清楚，就必须呈现其理论框架和基本模型，这谈何容易。我查阅了大量的国内外文献，绘制了多个理论模型，却一直没有将这一理论讲清楚，只好在反复斟酌后一改再改。但我清楚研究再困难，也要坚持下去，因为这一范式非常重要。如果说灾害社会学研究焦点是考察灾害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那么社会建构主义应成为最不可或缺的视角，它有利于解构不当或错误的灾害治理理念，如片面抗灾观、人定胜天观、技术绝对有效观、科技主义和理性主义迷思等。如果不重视人类社会与灾害相互建构的事实，就会遇到“灾害社会魔咒”。在1908年到2008年一百年间死亡人数最多的世界十大灾害中，我国就占了将近一半。重大灾害的频发引起了民众对社会安全的强烈担忧，云南鲁甸地震和2015年6月1日湖北境内发生的东方之星特大灾害的血淋淋现实再次促使人们思索灾害形成的社会建构性因素。国内欠缺的恰恰就是这一方面的研究。建构主义认为灾害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与传统研究思维有很大冲突，似乎有唯心之嫌，但是这一范式能引起人们正视自身不当的社会行为造成的恶果，促使人类深刻反思自身行为，从而有利于形成正确的减灾、救灾和防灾观，有利于扭转传统思维误区及拓宽研究视野。这也是其成为当今国际灾害社会学研究前沿和重要议题的原因所在。经过近两年艰难努力，我终于完成了这一框架构建，并试图将分析框架、研究假设和理论内涵厘清，同时将社会脆弱性、非结构式减灾、灾害风险、集体行动和灾害话语等前沿议题整合进这一框架。研究非常具有挑战性，其中每一个议题本身的研究就相当有难度，把这些前沿议题整合进一个框架，难度就更大了，非有长期研究积累难以完成，这一成果最终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

社会建构主义研究完成之后，我还先后完成了无察觉危机、社会情绪共振、风险管理策略、离灾、永续社区减灾、生态保育、永续发展和雾霾新型生态灾害等方面的研究。这一时期，我已经注意到在校内与校外组建学术团队的重要性，因而积极搭建学术平台，开始进行跨校和跨学科的学术合作，并开始规划灾害社会学课程设置、进行灾害社会学专题研究及协办灾害社会学学术会议。此时的我已经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我的灾害研究认识水平和写作水平也呈迅速提高态势。

时间一晃就到了2015年，在研究中，我继续紧盯西方灾害社会学最前沿，发现在西方又出现了社会生态韧性范式，这一范式可能会引发另一次重大转型，因为经典灾害社会学强调灾害过程中社会结构功能的被破坏与重新恢复，但社会系统的重新恢复意味着当灾害再次来临时，人类将面临相同的命运，显然这一理论假设存在自我背反的悖论。实际上，灾害尤其是重特大灾害一旦爆发，社会系统就很难再恢复原貌了，而会形成另一种新的甚至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平衡。社会脆弱性范式研究了人类社会脆弱的一面。有效弥补人类社会脆弱性，进而提高人类应对灾害的能力，避免再次受到伤害是最终目的，而在把握人类社会脆弱性的基础上培养社会韧性，使人类就像“打不死的蟑螂一样”极具顽强的生命力是更为重要的目的。社会建构主义范式也是如此，它虽然讨论了人类社会如何建构了灾害，但对于人们如何解构自己不当行为的研究明显不足，在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基础上重新建构新的社会韧性的研究更是没有涉及，而社会生态韧性为灾害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建立新范式的可能。

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大致将我这些年来的灾害社会学研究历程说清楚了，同时对著作的思想脉络、写作依据和研究背景做了初步交代，这有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著作内容。我虽然对西方灾害社会学进行了较长时间的研究，但因个人研究能力和认识水平非常有限，相关研究还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敬请学界同人批评指正。

是为自序。

周利敏

2015年5月6日

广州市白云区麓景路423号广州大学广园校区教师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