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漢魏時期，是中國文化從混沌走向覺醒時期，是中國文學“詩的覺醒”、“文的覺醒”時期，更是“人的覺醒”時期。漢末以降，天下紛爭，戰亂頻仍，在多變複雜的政治動蕩、朝不保夕的殘酷生涯中，個人之命運如狂風之飄蓬、如洪水之落葉，無法自主。漢魏時期的士子開始對傳統的儒學思想產生懷疑，逐漸思考個體之價值、文學之獨立、自然之道理，越明教而任自然，好莊老而薄周孔，這在漢末文人詩《古詩十九首》中、在建安文學慷慨悲涼之生命讚歌中、在魏晉玄學思想中皆已體現。而人的覺醒，不僅僅是文學的覺醒、文化的覺醒，也是自然的覺醒、“水的覺醒”^[1]。面對蒼茫之宇宙、遼闊之大地、綿長之水道，覺醒中的世人開始去觀察周圍之水道、山川等地理之形勢，而成書於北魏孝昌年間《水經注》一書^[2]，正是漢魏時期世人“自然覺醒”的典範之作。

酈道元爲漢桑欽《水經》作注成《水經注》四十卷，其以水道爲綱，綜述流域內水文、地貌、地質、土壤、植物、動物之分布，以及物產、交通、城邑建制沿革等地理狀況。據今人趙永復《水經注通檢今釋》（复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整理，《水經注》中記載的河流水道達两千五百九十六條，則與《水經》所記載之水道，殆過數十倍。《水經注》四十卷，其篇幅較《水經》三卷，注多於經，達二十餘倍矣，可見道元注《水經》之勤。

酈道元以注釋水道地理之需要，無論其“石作粗拙”^[3]，或是“文辭鄙拙，殆不可觀”^[4]，只要是符合其內容之需要，舉凡藝文古蹟之所關，苑囿橋樑之所在，莫不巨細畢陳，本末可觀，皆廣收博引，從而使《水經注》所收録的石刻文獻資料極爲豐富，基本上搜羅了秦漢以降至北魏中期絕大部分石刻文獻。今酈氏《水經注》其書幸存，碑版遺聞，賴以不墜。酈氏所録古碑，往往有顯於後世者，又或現存古碑，可以取證於諸書者。凡此之類，皆酈書勝出，蓋碑版之學取資者，隋唐以前，宜以此書爲淵藪。

《水經注》中收録石刻文獻，其內容之豐富，涉及之廣泛，蔚爲可觀。其中多取自陵墓祠廟，亦有出自摩崖題刻、經界石刻者。內容或記載歷史人物之事跡，或描述城邑、古蹟之沿革，或記載河川水利之變遷等，對於今人研究古代城址的原貌、建築遺跡以及古代水文地理、考古發掘和歷史考訂等提供了豐富的史料。從形式而言，以墓碑、墓表、墓誌、墓碣、祠廟碑、銘刻爲主，也有少數爲畫像石、石碣、石人銘記、懸甕素書、摩崖題刻、石室題刻、刻甓書、墓磚文、石槨銘、界石銘等。

施蟄存先生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撰著《水經注碑録》一書，收録《水經注》所載碑録二百餘處，考論精要、詳備，然其文獻資料終於1980年^[5]，隨着近三十餘年新的考古發掘及大量出土文獻問世，其考釋亟待補充。本書在施蟄存先生《水經注碑録》一書基礎上，選取《水經注》所載石刻文獻二百餘處，以石刻所涉及內容及其用途爲標準，分爲陵墓、祠廟、城邑、河嶽、水利、古蹟、道路橋樑、經界、佛道神怪、歷史十類，逐一考證，其中又以陵墓、祠廟類石刻爲主，結合新出土考古文獻成果，以歐陽修《集古録》、趙明誠《金石録》、洪适《隸釋》、陳思《寶刻叢編》、王昶《金石萃編》、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等歷代金石文獻著録情況爲綱，以實證文獻考證方法爲主要研究方法，並參用中國古代文學以及史學、金石學、歷史地理學等多種研究方法，對每一石刻考辨其名稱，所處方位，立石年月，石刻形制，書撰者姓名，石刻之源流演變及存佚情況，拓本之流傳，歷代著録傳承，碑刻拓本之辨僞等，並對碑主之生平、碑文之釋讀予以考辨，從而較爲全面、翔實地研究《水經注》所徵引大量石刻文獻，基本可以使眾多亡佚石刻文獻得以恢復其歷史原貌，以充實酈學研究之內容，亦拓展金石學研究之領域。

---

[1] （北魏）酈道元著，葉當前、曹旭注評《水經注·前言》：“河流，你以爲是單純的河流嗎？它流過的田地稱地理，流過的莊稼稱經濟，流過的山原稱風景，流過的都邑稱人文。疏通河流，就是疏通地理、疏通經濟、疏通風景、疏通人文——這就是桑欽、郭璞、失名氏和酈道元《水經注》性質的精髓。”鳳凰出版社，2011，第1頁。

[2] 拙作《酈道元年譜考略》，《湖北大學學報》2006年第4期，第479～481頁。

[3] 《水經注·陰溝水》載曹操父曹嵩墓前所列石馬“石作粗拙”，“不匹光武隧道所表象馬也”。

[4] 《水經注·淮水》載大復山南有兩碑，“並是漢延熹中守令所造。文辭鄙拙，殆不可觀”。

[5] 施蟄存撰《水經注碑録·後記》：“右《水經注碑録》十卷，脫稿於一九六一年。續有新知，隨時改補，書中所用文獻資料，實止於一九八○年。”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第44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