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史诗影片导演个案：卜万苍与李翰祥

若从《蒋中正日记》所得概略印象，蒋观赏国片（包含港片）的数目增多大概是从1954年起，国片数目渐增，或因片源逐步稳固。以1950年代前期拍片数目最多的农教公司言，农教在拍片资金上，虽有当局拨款，或银行借款及美援运用，但影片成本不易回收，或资本回笼缓慢，使得全年只能拍摄一部或半部影片。1953年5月20日，蒋介石曾指示：“台湾各电影制片厂应即统一起来，（按：中委会）第四组可本此原则邀约有关单位机关主管人员协商进行”，^[50]但研议近一年尚未得出最后方案。1954年3月，蒋介石到台中视察，体认农教公司在上映戏院与资金周转的困难，为加强运用电影的宣传力量起见，便批示将台湾电影公司与农业教育电影公司合并，由蒋经国出任筹备主委，由国民党主控，以戴安国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公司”董事长，情治系统出身的李叶（原农教公司总经理）为总经理。此时兼有制片、发行、映演功能的电影公司在台湾出现，正式开始较具规模的上下游一体作业。台北市国片第一条放映院线也在民间公司运作下产生。^[51]香港影片能够销入台湾，排入院线放映，也是因为台湾争取港九影人，成立相关组织，担负协助工作等所致，最终才有港片拷贝播放给蒋介石看之情况。

台湾民间于1955年起陆续拍摄，为庶民喜好之台语片似未出现在蒋之观影记载，显示蒋之偏好与庶民有所差异及疏离。这一现象或与语言差异及影片在多样题材中夹杂离奇神怪元素、是否受到政府重视（政策辅导、资金补助）及推行国语、电化教育政策均有关联。台语片于1956～1957年拍摄数曾达178部，《征信新闻》举办首届台语片金马奖，至1960年起经历一波下滑后，又于1962～1963年拍片数量回升，1965年甚有报纸举办十大台语片票选，但台语片声势此后逐步下滑，加以电检与电影辅导政策、资金来源不稳定、拍摄环境简陋、急就章拍片等因素，终使台语片归于沉寂。^[52]

台湾官方既有心于国语片制作，台海两岸对峙角力也扩及港九影人及影业。1953年10月起，港九影人陆续访台，甚至由张善琨、王元龙发起成立港九电影戏剧事业自由总会（简称自由总会），以张善琨为首与台湾官方建立亲密关系，该组织亦接受台湾官方及党方经费支助。^[53]蒋介石除接见影人外，亦颁奖《碧血黄花》《小凤仙》等三部影片工作人员。有关方面拨专款拍摄港台合作片、易文导演的《关山行》（1956）。自由影人以义务拍摄《碧血黄花》表忠。张善琨的永华公司获得台湾贷款。^[54]官方为加强该会作用，更规定所有港九自由影人的片子运往台湾，都要有自由总会证明。已映过的影片，如有演职人员未加入自由总会经人检举，也要禁映。后来政策放宽，如在自由总会成立之前设置者，有演职员仍未入会，只要剪除片头姓名就可过关。如在该会成立后摄制者，有类似情况即应禁映。^[55]加入自由总会的公司，对于旗下演员动态就需关注，否则演员万一为左派公司拍片后，原公司将因影片无法获得许可入台播放而造成难以估计之损失。^[56]所以台方用商业市场与电影检查、底片压税办法及影片辅导办法、协会证明等制度相互结合的方式，将影人争取过来，再以商业市场与提供制作基地拉住意欲打开市场出路的影人。电影史研究者相继指出，1960年代台湾公民营电影机构同时存在，共同奋斗，使得台湾电影在1960年代有了首度起飞。^[57]

在这样的背景下，港台两位拍摄古装史诗电影题材导演之执导影片进入蒋介石的观赏片单，并在台湾开拍影片，或许就不用感到太过意外。他们就是卜万苍（1903～1974）及李翰祥（1926～1996）。拍摄及制作影片所需器材、资源、人力等资源整合，不仅是跟随好莱坞片厂的史诗片风潮，显示港台影人的合作，同时也是引进技术人才，补强台湾电影产制欠缺环节，将反共政策与蒋介石着重民族意识予以具体落实的展现。

卜万苍出身摄影师，转任导演后编导《桃花泣血记》，于1930年代曾与田汉合作《三个摩登的女性》《母性之光》等片，上海成为“孤岛”之后曾为张善琨拍摄历史题材影剧。1948年移居香港，为李祖永的永华公司拍摄明星云集的《国魂》，于1948年11月在南京映演。12月初对徐蚌会战（淮海战役）仍抱一丝希望的蒋介石的确看过该片，并心有所感地在日记上提及读正气歌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心神为之一振。稍后还提到他读文诗“白发三千丈，丹心百炼钢”句，终于在现实情境之下“澈悟此丹心百炼钢之意义也”。^[58]足见在当时他对《国魂》之欣赏，并以文天祥之不屈服于敌人之甘言诱惑为期许。此片与导演对当时因为兵马倥偬而心绪起伏低落、紧张不已的蒋介石，显有振奋意义。如此，蒋即运用电影叙事“不屈”象征鼓舞军心民心，“饬属加印拷贝卅份，运至前线及各地，以发挥先贤卫国精神，而振士气”。^[59]从动机与时机均不令人感觉意外。

由于卜万苍在当时香港影坛中具资深地位，在第一次香港影人访台致敬团中极具代表性，获得蒋介石召见，并且执导向台湾致敬之《碧血黄花》。19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卜陆续接触彩色影片拍摄，为邵氏公司与电懋公司拍摄影片，在拍摄时装片商业票房不佳的压力下，转回擅长的古装片，拍摄李丽华担纲的《武则天》及以台湾大鹏剧团为班底的平剧电影《梁红玉》，后者也是台湾首部彩色京剧戏曲片。前者的女主角则获蒋介石称赞。^[60]台湾首部彩色剧情片亦是古装题材的《吴凤》，制片者台湾电影制片厂厂长龙芳（1914～1964，励志社出身），亦邀请卜万苍执导且来台取景，选用台语片演员张美瑶担纲女主角，蒋介石在上片前先行看过试片，^[61]该片以演员阵容整齐、制作技术相对严谨、漂亮的台湾风景等特色，获得商业市场成功。^[62]

卜万苍自称电影拍摄技巧“得益于平剧之处甚多，如剧本分场分镜头的组合，常可以从平剧剧本中得到良好的启示”，香港电影公司老板“处处为生意眼作想，也是由于市场太小，谁也不肯做赔本生意”。他理想的电影“是要用娱乐性的手法，去灌输教育的目的，如果在电影上板起面孔说教，是不行的。好的电影总是在‘骨子里’带着教育性”。^[63]卜显然希望“寓教于乐”，电影拍摄不能全以商业考量为唯一衡量标准的观点，尝试要在台湾找到发展空间。用中国人熟悉的戏剧素材、忠孝节义人物制作电影，选择强调某些成分以和官方政治文化与政策相融合，期盼此一价值深入观影群众，系台湾公营片厂负担之宣传宿命。卜氏和台湾公营片厂既有共同教育大方向，彼此即可合作。因此，在《吴凤》成功经验及港片古装片风潮影响之后，卜氏以自资新光影业公司投入平剧电影拍摄计划，诉诸富有民族意识及反侵略主题的《梁红玉》获得空军总司令陈嘉尚支持，空军大鹏剧团全体演员是“遵守队规，大家都一文钱酬劳也不要”配合演出。^[64]这种官方关系的建立及全力协助，有几分与大陆新编京剧并摄制影片《杨门女将》互别苗头的味道。两岸在冷战时期的政治角力，同样延伸至戏剧与电影创作，挪用熟悉故事各为己用如出一辙。^[65]竣工之《梁红玉》，据看过试映记者表示“完整地保存了平剧的传统。不过就一个电影观众来说，更好的似乎是动作多于唱工”。^[66]记者从电影拍摄的镜头移动与叙事、动作搭配的流畅性着眼，指出卜万苍拍摄时并未完全从电影角度出发。果真给记者说中，该剧美学基础正对戏迷胃口。而比试片记者还先看到电影的戏迷蒋介石，就给予《梁红玉》“颇佳”的评语。^[67]以时间序列排比，无法排除蒋介石看过试片反应影响影片剪接结果之可能。

卜万苍拍完古装剧情影片《赵五娘》转往香港电视圈发展，蒋介石也看过该片，给予评语“剧情颇佳”。^[68]显然夫妻分离、历经离乱重逢、有否变心与最后的选择，对蒋介石有其吸引力。从几部影片的观感来看，他也对于卜万苍在国片的艺术成就与长处何在有所体认。

当时从影资历不深，学艺术出身，却颇肯下功夫学习的李翰祥，也已创出票房佳绩，从香港永华公司起家，养成对剧本写作的兴趣以及对视觉艺术的讲究和软调传奇题材的喜好。李之后转入邵氏公司，拍摄彩色国语歌舞片《貂蝉》《江山美人》《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片，前二片及演员在亚洲影展中均获奖，后者更获票房成功，在自由影人中有“金牌导演”之称。^[69]李氏此时拍片显有取材自中国历史情节的古装史诗片走向，他因与邵氏公司爆发财务纷争，决意出走，希望在台湾建立更为理想的制片环境。^[70]这也使得李翰祥势必要寻求台湾政界的支持以达成其目标，他显然体会到张彻所言“在台湾搞电影不能摆脱政治关系”之个中三昧。^[71]1963年11月，蒋介石在为国民党九全代表大会中副总裁产生方式烦心之余，仍不忘观看香港电懋发行新片《谍海四壮士》解闷，并给予颇佳评语。会期间，他召见邵邨人“谈台港电影事业之合作意见”，四天后看了该公司的《杨乃武与小白菜》。^[72]与往后事情对证，或许已有撮合港台影人在台合作之想法，并有所行动。

李翰祥在台准备扩张新成立的国联影业，与陆运涛（1915～1964）的香港电懋合作发行时，即与蒋经国见面，获得后者嘉勉李翰祥“发展自由祖国的影业的决心”，欢迎他“多拍摄具有民族意识的影片”。^[73]这个见面是有意义的，当时李翰祥与香港邵氏公司合约未满，又欠片款未清等于双重违约，因此邵氏聘请律师向香港法院提告，并对台湾三家公营制片厂发函要求不可收容李在台拍片。台制厂龙芳不理邵氏要求，收容李翰祥，并且台制获得省方拨款提供拍片资金。^[74]如果光用龙芳“惜才”一语，或难精确涵盖此举所蕴含之政治与经济层意义。李翰祥必须寻求并掌握政治背景作后盾，以利在台拍片，他就直接打到蒋介石父子这一层。蒋介石看过《武则天》《杨乃武与小白菜》《梁山伯与祝英台》，也亲自和李翰祥见面，由各公营电影公司经理陪见。^[75]这些小事或许也反映李当时在党政人士心中确有分量。过两天，李翰祥在《中央日报》发表《“街头巷尾”观后》，在应景话语之外，以专业角度说出：该片具有浓厚的人情味，可牵动观影者的心；更重要的是富有浓厚的写实风格，导演李行吸收国外手法而巧妙消化使用于影片中，在当时台湾拍摄影片中可说突出。^[76]巧合的是，在李翰祥这篇文章发表三天后的晚上，蒋介石也看了《街头巷尾》，四天后蒋召见中影公司主持人。^[77]李翰祥在报纸上的推荐可能有些作用，让蒋想看一下这部话题之作，只是无法知道蒋之观后感。不过，从李行因为该片获得龚弘主动约晤，^[78]日后在中影作为“健康写实”路线的执行大将，内外环境因素多重交织可能超乎后人所想；高层的许可，当不可忽略。

李翰祥来台拍片，确实让台湾电影界不管资金、人才、市场，都能与香港、南洋等其他地区联系，并由香港引入新技术。针对后者，资深影人沙荣峰曾表示：李从香港带来大批邵氏的木工、漆工、雕工及水泥工，搭设布景又快又好……李来台初期，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圈内人去观摩，他拍摄《七仙女》使用干冰，制造祥云朵朵效果。从此台湾拍片，也有人使用干冰。^[79]至于前者，最重要的应该就是香港电懋（老板陆运涛亲台色彩浓厚）与邵氏集团在历经十年来抢拍相同题材与争取影人的恶性竞争后，在胡晋康出面调停，与李翰祥让步还款后，终于协商谈判息争：不竞拍相同题材影片、不做恶性宣传、李翰祥拍竣《七仙女》可在东南亚上映。^[80]李翰祥与陆运涛有机会大展身手，台湾官方在资金网络得以流通的条件之下，也确有要当亚太电影制作中心的雄心壮志。

1964年6月间，陆运涛夫妇来台参加亚洲影展。蒋介石特颁书面致辞，表示：“电影事业……启发性灵、传播知识之功能，及其阐扬伦理与博爱之深远影响，从而坚定吾人对自由生活方式之信念，并增进各国人民间感情与文化之交流”。“影展之竞赛观摩以提高制作之普遍水准，加强各国间之文化合作与交流”。^[81]这段发言确实展现以影展促进交流，隐隐流露让台湾成为东亚在日本之外的影业中心的壮志，且其已透过公营制片厂体现。官方的确希望在东南亚事业甚大的陆运涛带动国片事业繁荣，也能进一步促进与新马的政治、经济交流关系，对其到访安排高规格接待，并安排喜好古文物与摄影专精的陆运涛至台中参观故宫古文物。^[82]但1964年6月20日晚间，台湾丰原上空发生的空难，导致电懋的陆运涛伉俪、周海龙、王植波，台湾制片厂厂长龙芳，台湾联邦公司夏维堂，港九自由总会主席胡晋康和台湾省新闻处处长吴绍璲重要人士丧生。事后国民党中常会开会检讨时，蒋介石盛怒并斥责力保中影公司总经理龚弘的“新闻局长”沈剑虹，^[83]沈剑虹跟龚弘的职位最后仍然保住。

李翰祥也因为陆运涛等多位支持之影界要人殒命而元气大伤。香港电懋——国泰制片公司收缩电影制作业务，李翰祥丧失港方及东南亚资金联系与院线网。台湾方面，台制厂新主管杨樵因影片摄制期及影片过长不断追加预算而资金不足，获得沙荣峰主持的联邦支助才又决定拍摄。李翰祥信誓旦旦地跟省方黄杰保证靠国际市场销售可打平预算，并提升台制厂的国际能见度，加以省府与高层之政治考量才取得增资。《西施》拍摄期间蒋经国曾视察清泉冈拍摄现场。耗资新台币2600万拍竣的《西施》，分上下两集，后发行浓缩版，在台北首映观众计37余万人次，票房收入达506万元，为当年十大卖座国片第一名。李翰祥也获得金马奖最佳故事片导演奖。但李原定计划以外埠销售抵偿其出资之构想成效不彰，造成原订与台制厂合作计划取消。但省府因政治考量而不敢如民间公司一样以诉讼催讨李氏积欠资金。^[84]1967年间，李翰祥又动用政治关系向省方求援时，省方曾与国民党文宣高层协商，最后介入整顿李翰祥的国联公司，执行银行贷款，并引进侨资和国联公司合作拍片，力图维持其运作。^[85]李翰祥以新养旧的财务杠杆技巧支撑不住庞大开销，终因重复拍卖所获日本片额度而官司缠身，1970年国联公司宣告歇业，李翰祥返回香港重入邵氏公司旗下拍片。以港台合作拍摄史诗片模式，将台湾公营片厂当作华语片电影工业生产基地的计划，也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