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月刊》四月号出版
1928年4月1日
《太阳月刊》四月号出版。
刊载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文有：华希里（蒋光慈）的评论《论新旧作家与革命文学——读了〈文学周报〉的〈欢迎《太阳》〉以后》、钱杏邨的随笔《批评与抄书》、杨邨人的札记《读〈全部的批判之必要〉》。
发表小说6篇：顾仲起的《离开我的爸爸》，建南的《革命的Y先生》，Y.Tchehov作、绍川译《黑暗》，杨邨人的《藤鞭下》，迅雷的《火酒》，赵冷的《唔》。诗歌有任夫的《死神未到之前》。
关键词：《太阳月刊》四月号出版
1928年4月1日
华希里（蒋光慈）评论《论新旧作家与革命文学》，载《太阳月刊》四月号。
本文是针对茅盾的《欢迎〈太阳〉》，谈对革命文学的看法。他认为，“从革命潮流涌出的新作家”，不但是文艺的创造者，还应该是时代的创造者，应该追随时代或走在时代的前面。“革命文学随着革命的潮流而高涨起来了。中国文坛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旧作家不容易甚至不可能转换方向，改变立场。因此，建设革命文学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新作家的肩上。
关于革命文学的题材，蒋光慈说：“革命文学的范围很广，它的题材不仅只限于工农群众的生活，而且什么土豪劣绅，银行家，工厂主，四马路野鸡，会乐里长三，军阀走狗，贪官污吏等等的生活，都可以做革命文学的题材。将一个革命党人的英勇表现出来，固然是革命文学，就是将一个反革命派的卑鄙龌龊描写出来，也何尝不是革命文学呢？问题不在于题材的种类，而在于作者用什么态度，用什么眼光，以何社会团体做立足点，来描写这些种类不同的题材。”
关键词：蒋光慈 建设革命文学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在新时代的新作家身上 革命文学的题材范围很广
1928年4月1日
钱杏邨《批评与抄书》、杨邨人《读〈全部的批判之必要〉》，载《太阳月刊》四月号。
《批评与抄书》写于1928年3月20日，作者称为“随笔”，“可以说是病中杂感”。文章的矛头指向成仿吾、鲁迅和许钦文等。
他嘲讽创造社只会抄外国书，“具着小偷的技能”，以深奥难懂的名词术语吓人。没有革命情绪的人，是创造不出革命文学的。作者一再引用“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革命的行动”的名言，说明既要理论，又要行动。
成仿吾与创造社的一个观点是：“革命运动停顿了，革命文学的空气却高涨了起来。”钱杏邨和太阳社的成员是不这样看的，他们认为现在仍然是革命运动的高涨时期。钱氏的文章写道：
“我们说，革命运动是在进展着并没有停顿。在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底下，革命的势力能不进展么？在一般民众感到经济颠动得生活不安，能不促进革命力量的进展么？各地的革命群众的革命的行动，能不促成民众的革命情绪的进展么？……从每天的新闻纸上去看，革命的运动究竟是停顿是进展，是高涨是低落，总该可以看得出来罢？”（本文第8～9页）
（按：这分明是瞿秋白的观点。一说瞿秋白曾参加他们的会，这倒相吻合。）
钱杏邨说鲁迅以其“和绍兴师爷卑劣侦探一样的观察”对待革命文学作家，藏了“阴险刻毒的心”，“手腕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
（按：这不是理论上的严肃的论争，而是从道德层面，从人格上对人的侮辱。）
他认为许钦文的小说《幻象的残象》正好证明了作者的“没有革命情绪”。因为，“第一，我们可以看出作家是一个革命的旁观者，不是革命的表现者，对于革命只有一种远眺，而这远眺还是戴着趣味的眼镜。对革命没有认识与了解，对革命没有信任与同情，结果，虽然人物都穿着中山服，挂着三角皮带，实际上并没有把革命的实际，无论是病态的抑健全的，表现得一点出来。
“第二，我们可以看到不能深入革命群众，而只客观的瞻仰革命的作家，他们无论如何是没有方法捉到革命的生命，这正等于徒托空言的理论家不能做实际工作，提起笔来写创作一样。所以《幻象的残象》一书，我们把里面人物的衣服一换，几个口号一除，是彻头彻底的一部恋爱小说，他何曾表现得一点革命精神来！
“第三，我们看到没有深入革命的力量里的作家作品的空虚，《幻象的残象》一书的内容，实在说来，是贫乏得不堪的，有的只加上几个革命的名词，有的全部是恋爱，只在收梢加上一个被捕的尾巴，有的只人物换了衣服，有的连革命的尾巴都不加……一切都足证明作者的不接近革命。
“第四，我们所看到的行动，只有单纯的恋爱的行动，没有革命的行动。除去一两页愤慨的话而外，民众的革命心理是丝毫找不着的。杭州的革命青年的行动，在许钦文的笔下是如此的可怜，如此的贫乏。”
总之，“一是没有革命情绪的作家是写不出忠实于革命的文学来的，二是不深入革命力量里的作家，是没有力量表现革命的”。（本文第13～14页）
杨邨人不同意成仿吾在《全部的批判之必要》中的“革命运动停顿了，革命文艺运动的空气却高涨起来”的论点，而“认定现在革命运动是更为高涨”。“只有那一班投机，堕落的人，利欲熏心，眼睛昏聩，他们才会发出这么一种‘无知反动的言论’。”（本文第3页）
关键词：钱杏邨、杨邨人都认为现在是革命运动更为高涨的时期，在对形势的看法上与创造社严重对立 钱杏邨诬鲁迅“卑劣”“阴险”“刻毒” 说创造社只会抄书，以深奥难懂的名词术语吓人 许钦文的小说《幻象的残象》“没有革命情绪”
1928年4月1日
顾仲起《离开我的爸爸》、建南《革命的Y先生》、杨邨人《藤鞭下》、迅雷《火酒》、赵冷《唔》、绍川译《黑暗》6篇小说，载《太阳月刊》四月号。
顾仲起《离开我的爸爸》是革命者“我”向爸爸的告别词，也可以说是独白。他对自己的爸爸表示“憎你，恨你，怨你”，要做一个思想、意志都自由的人。他否定法律、人道主义和宗教，说人道主义“不过是资产阶级欺骗第四阶级的滑稽把戏”，他讨厌法律家、资本家，以至于文学家、艺术家。
（楼）建南《革命的Y先生》（写于1927年7月11日）描绘一个投机者的嘴脸。他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改变自己的颜色：基督徒、北军（军阀）、南军/革命党（北伐军）、CP分子（共产党）、农会，甚至可以一日三变，毫无节操。
杨邨人《藤鞭下》写南海渔民的艰难生活。八爷出海打鱼空手而归，但必须缴“爱民清×捐，混×捐”。有谁不缴，治“罪”的办法多得很：对有钱人，说你读书的孩子有反动嫌疑；对无钱人，说你通农会。作品暗示：只有真投农会才是真正的出路。
迅雷《火酒》写小资产阶级在实际革命行动中的恐惧心理。常委郑秋南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多是摇动的”，“多是临阵脱逃的”。但还是派仲豪去放火，考验他；仲豪不敢不接受，但恐惧万分。不免要想到漂亮的女友：“同时一个苗条的少女，团团的脸儿，流动的双眸，在他面前一跃，——牺牲了！怎样对得起她呢？”在紧要关头，他自责，又豪情满怀：“我是火攻的指挥者，竟然抛弃了群众，怎样对得起群众呢？怎样的对得住自己呢？怎样的对得住党呢？难道是没有阶级的觉悟吗？难道是对于时代还没有认识吗？哦！哦！羞辱的生存！”“勇毅起来！抑制小资产阶级的习气……起来！起来！用铁一般的意志，去执行我们的策略。一起来！一起来！”“报仇！报仇，一定去报仇！……用不到害怕，也用不到痛哭，只要加紧我们的力量，用铁与血向敌人阵线上冲去，黑夜终有黎明的时候，胜利终属于我们。”小说鼓吹杀人放火。
赵冷《唔》（写于1927年12月6日）写一个40多岁的老农民在南方土地革命运动中觉悟得晚，但一当觉醒，就坚定不移。他“铁青着脸，咬着唇”，对什么问题、一切拷打，都只是一声“唔”，没有多的话。他内心却是有思考、有决断的：“在他心中，也无所谓生，也无所谓死，只有仇恨！永生的仇恨！死了也还是要仇恨！”
关键词：顾仲起、楼建南、杨邨人、迅雷、赵冷的创作 《离开我的爸爸》否定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