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和太阳社之间争论谁最先倡导革命文学

1928年3月1日

钱杏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载《太阳月刊》三月号。

自本月起,太阳社和创造社之间展开了一场争论,争论究竟是谁最先倡导革命文学。创造社众口一词,说“革命文学”口号起于1926年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在《太阳月刊》三月号上,太阳社的钱杏邨则说“革命文学”口号最早是由蒋光慈提出的。理由是:

“在《新青年》[7]上光慈就发表过一篇《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在1925年在《觉悟》新年号上就发表过《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并且在1924年办过一个《春雷周刊》专门提倡革命文学。”还说,“他在1920年到1923年所写的革命歌集《新梦》和小说集《少年飘泊者》,在1925年也就先后发行了。……光慈的革命文学的创作《鸭绿江上》,和《死了的情绪》在《创造月刊》2号上也就发表了”。

创造社的观点见下文李初梨《一封公开信的回答》。

关键词:太阳社和创造社谁最先倡导革命文学

1928年3月1日

《太阳月刊》三月号的《编后》又署名编者,不署编者真名了。

这篇《编后》首先说:“现在,我们再郑重的声明:太阳社不是一个留学生包办的文学团体,不是为少数人所有的私产,也不是口头高喊着劳动阶级文艺,而行动上文学上处处暴露着英雄主义思想的文艺组织;我们欢迎一切同情的青年和我们联合起来为新时代的文艺而战斗,共同的担负时代的最大的任务。所以,在这一号里,我们要特别介绍圣悦的创作,绍川的译文,和林林的绘画,他们是用他们的真诚来帮助我们,来和我们一同努力的。”

然后是对本期发表的作品的介绍和评论:“在上期预告中,光慈的文学上的革命与恋爱的问题,因为他病到现在还没有好,不能执笔,《夜话》就不能整理,这使我们对读者非常抱歉。我们怕使读者太失望,所以把他的旧译《寨主》[8]拿来发表了,这是一篇革命战胜恋爱的小说,或者鲁迅看来,又是一件不近情理的反常的事。不过这一篇不是全译,光慈不能执笔,也就无法补译校正,好在删去的仅止于不重要的部分,对于全篇精神毫无损害,全国的青年很久就渴望光慈为他们翻译一些新俄的创作,我们想读者对于这一篇是很能满意的。

“在这一号里,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是值得注意的一篇估定所谓现代大作家鲁迅的真价的文学(章)。很多的人总以为鲁迅是时代的表现者,其实他根本没有认清10年来中国新生命的原素,尽在自己的狭窄的周遭中彷徨呐喊;利用中国人的病态的性格,把阴险刻毒的精神和俏皮的语句,来混乱青年的耳目;这篇论文,实足澄清一般的混乱的鲁迅论,是新时代的青年第一次给他的回音。

“此外,如孟超的《铁蹄下》,虽是他的初次试作的戏剧,但全篇命意的伟大,情绪的跳动,使我们完全可以看到革命青年的血的涌流。一梦的《雪朝》,是一篇写农民运动的创作,使我们看到农村的革命战士是怎样的在军阀的刀斧下挣扎的情形,我们只觉得心痛,只觉得愤激……建南的《蒙达珂的夜》,全文涂满了阴暗的调子,他不仅使人感到悲酸,同时也令人愤发,结构遣词都有独到的地方。”

关键词:《太阳月刊》三月号文章自评 《死去了的阿Q时代》实足澄清一般的混乱的鲁迅论:“其实他根本没有认清10年来中国新生命的原素,尽在自己的狭窄的周遭中彷徨呐喊;利用中国人的病态的性格,把阴险刻毒的精神和俏皮的语句,来混乱青年的耳目”

1928年3月1日

郁达夫《奇零集》(《达夫全集》第4卷),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内收《寒灰集》《鸡肋集》《过去集》没有收录的文字。作者在《题辞》里说,“最近一年中,思想上起了剧变”。这剧变的径路,此集的文字可“窥见一点端倪”。

关键词:郁达夫《奇零集》反映一年来的思想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