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革命文学（1920～1927年末）

本篇要略

“五四”文学革命以后，即开始“革命文学”的酝酿时期，或曰准备阶段。

首先是拿来，革命要靠输入。成功进行十月革命、建立劳农政权的俄国是我师。

认识过程，学习过程，演变为蜕变过程。蜕变，就是飞跃。

从事实际革命工作的早期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沈泽民、萧楚女等人首先喊出“革命文学”的口号。

他们是从否定“五四”文学革命、抛弃“五四”文学革命资产阶级道路出发的。

他们看重的是文学的革命精神，文学有鼓励民心、鼓舞斗志、激励情绪的作用。他们众口一词要的是文学的社会作用。在文学的美学方面，他们几乎不置一词，口径也一致。

为此，他们要求有志于建设革命文学的青年，要到工农中去，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要参加革命的实际工作，备尝工农的艰辛，吃革命者所吃过的苦。没有这一番体验，写不出革命文学。

口号响亮，声音激越，只是偏于《中国青年》、《民国日报》附刊《觉悟》等少量报刊一隅，影响不大。

倒是以文学家的身份、革命家或教育家为职业特征的蒋光慈、茅盾、郁达夫、郭沫若、瞿秋白等，他们有旧文学的根底，了解“五四”文学革命，有的本身就是参加者，有宏放的胸怀，看世界的眼光，感知了人类文学发展的动向，求证了苏联、欧洲、日本的探索，他们异口同声喊无产阶级文学，方显视觉新颖，方能振聋发聩。

正在改写新文学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蒋光慈歌颂十月革命，歌颂苏联，赞颂列宁，抗议帝国主义对祖国的侵略，呼唤同胞起来的战鼓之声，诗集《战鼓》《哀中国》如新岁月中的《女神》。《少年飘泊者》《鸭绿江上》，跨过“五四”时“人的觉醒”，直达社会革命、阶级解放，其历史功绩不容否定。

一切都来得匆忙，放弃了渐变。

凡革命，都是理论先行。开导，启蒙。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文章开始译介。

中国革命文学家是从两个方面理解列宁的：（一）评论作家尤其是伟大作家的立场、观点、方法，关键是评价标准是什么，从什么地方切入，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尺寸。（二）认识了伟大作家的长处和短处，从而确立了要当革命作家，普罗作家，自己该怎么做。

不只是列宁，还有先贤托洛茨基，俄共的文艺政策，都是原装原配地输入，原汁原味。

“五卅”分界线。

大革命失败后各路人马齐聚上海。